為什麼有些人越活越累越痛苦，就是這個世界越來越非線性，靠二元論思維越來越想不通太多事，在非此即彼思維控制之下，挫折與失敗感與日俱增。
——坤鵬論
一、如果定義不了，就說它不是什麼
之前坤鵬論多次提過，想要什麼，最好從定義它開始。
比如：你想戰勝恐懼，就應該先定義出自己恐懼的是什麼。
不過，現實中，越強大的事物，越是難以用人類的語言進行描述。
這種時候，對於你不能準確表達的事物，其實可以用逆向的否定法。
也就是，至少可以描述它不是什麼，這是一種間接而非直接的表達。
在神學領域，最初正是為了避免直接描述而衍生出了否定法。
就像表達上帝是什麼，它只表明上帝不是什麼，通過排除法向目標推進。
還記得坤鵬論介紹過的法國著名天才數學家、思想家布萊茲·帕斯卡吧？
他是概率論的奠基人之一，並開啟了人類的決策理論——當你不確定將要發生什麼時，決定做什麼的過程。
《與天為敵》的書作者彼得·伯恩斯坦認為：“做出決策是風險管理重要的第一步。”
在帕斯卡的著作《思想錄》中記載了帕斯卡的賭注，其結論是：
我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但是我知道，如果他不存在，我作為無神論者沒有任何好處。
但是，如果他存在，作為無神論者我將有很大的壞處。
所以，我寧願相信上帝存在。
這其實也是逆向思維的否定法實踐。
人家帕斯卡還給出了期望價值公式（expected value, EV）。
也正是該公式為帕斯卡的賭注賦予了——歷史上第一次將不確定性決策的問題系統化、公式化地上升為理論。
而帕斯卡對基督徒生活的分析論證，在學術界普遍認為是歷史上首例風險決策分析。
坤鵬論大致為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明確一下：帕斯卡的賭注的前提是，在哲學爭論中難以證明上帝是否存在的情況下，人們過基督教徒的生活是否值得？
假設可以給過基督教徒生活與過常人生活的結果賦予價值：
死後得到解救＝100
受詛咒＝-100
正常生活＝0
輕微不便＝-5
過基督教徒生活：EV (期望價值)= 0.5 ×(得以解救的價值)+ 0.5×(輕微不便的價值)＝ 0.5×100 + 0.5×(-5)= 47.5
過常人生活：EV(期望價值) = 0.5 ×(受詛咒的價值)+ 0.5×(正常生活的價值)= 0.5 ×(-100)+ 0.5 0 ＝-50
顯然，過基督教徒生活的價值大於過常人生活選項的價值。
只要上帝存在的概率不是太小（在上述賦值的情況下，只要不要小於0.025），過基督教徒生活便是值得的。
帕斯卡的賭注用EV模型計算信上帝/不信上帝的總價值：
EV模型中高度抽象的結果代表獲益和損失，概率代表上帝存在與否。
帕斯卡將虛幻的信教問題，簡單明瞭地描述為風險選擇的科學問題。
他對風險決策理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促成幾代風險理論發展。
當代最有影響力的風險決策理論——預期理論的核心公式算法便源於帕斯卡的賭注。
不過，坤鵬論請大家一起思考以下問題：
帕斯卡假設天下只有一個神。
但現實世界是多神的。
而且，每個神有著嚴格的排它性，讓其信徒只信他一個。
我們該如何怎麼辦？
傳說，教皇曾問米開朗基羅，他成為天才的奧秘在哪裡，尤其是他如何雕刻出大衛雕像，這個被視為傑作中的傑作的雕像。
米開朗基羅的回答是：“這很簡單，我只是剔除了所有不屬於大衛的部分。”
由此，我們可以聯繫到槓鈴策略背後的邏輯——必須先清除脆弱性。
二、很多都是好心辦壞事
俗話說得好——好心辦壞事。
干預主義者也常常出於正向，他們本心也是想把事情做好。
正是這樣的初心，他們會放手去做，因為問心無愧。
這也提醒我們，看人看事，不要二元論，做的好，就是好人好事，做不好，就是壞蛋幹壞事。
就像官員，他們可能並不像我們想的那樣，總在考慮自己才能貪贓枉法，中飽私囊。
拋棄我們心中揮之不去的嫉妒，換位思考一下。
如果是你，你特別渴望在仕途有所作為，前進不止，提升不斷。
那麼，你必然會定義得非常清楚，什麼樣的事和行為對於你的目標最具傷害。
然後就是在工作生活中避之不及。
因此，坤鵬論認為，很多官員之所以做錯事，並非本心。
反而是因為他們過於執著地想有所作為，卻忽視了最不該做什麼。
這其實和投資很像，投什麼不是最重要的，不投什麼才是最重要的。
老子說，無為而治。
有個著名的例子就是，蕭規曹隨。
蕭是蕭何，西漢第一位宰相。
曹是曹參，接任蕭何，是西漢第二任宰相。
蕭何去世後，曹參成為國相。
他只頒佈了一個政策——不改變政策，繼續延用蕭何的政策。
此後的曹參，無所事事，每天不是喝酒，就是睡覺，睡醒了接著喝酒，喝醉了又接著睡覺。
漢惠帝受不了了，叫來曹參興師問罪質問他為什麼不作為。
曹參問：“陛下，您覺得你與先帝（劉邦）誰更聖明呢？”
漢惠帝答：“我怎麼敢和先帝相提並論。”
曹參又問：“我和蕭丞相誰更有才能呢？”
漢惠帝輕笑地說：“依我看，你不如蕭何。”
最後，曹參說：“陛下您不如先帝，我不如蕭丞相，那我們為什麼要改變他們制定的政策呢？”
漢惠帝無言以對。
讓我們回顧一下中國歷史。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稱皇帝始，到1912年“末代皇帝”溥儀退位。
不足2132年中，中國共有皇帝422人。
如果算上邊疆胡人政權君主（單于、可汗、贊普）、歷代農民造反建元立國稱帝（王）者、裂土稱王稱帝者（如安祿山），總數超不過900人。
請問明君都有誰？
我們可能掛在嘴邊的無非就是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吧。
一琢磨，不對啊！
2000多年，這不是說，中國“庸君”和“昏君”的數量遠比明君多得多嗎！
換言之，2000多年，至少超過七成的時間主宰這片大地的人都是“庸君”和“昏君”。
為什麼他們可以支撐起璀璨的中國封建社會2000多年？
就是因為他們中大部分一直秉承了一個詞——不折騰！
但是，我們的考核體系，從來不會為“無為”設立獎項。
就像我們總是表彰在事故中表現突出的英雄，卻忘記了保證不發生事故發生的那些人才是最重要的、才更應該獎勵。
這種問題也廣泛地存在於醫藥行業到商業的許多領域，前面舉過例子。
所以，越是影響到的人多，越需要否定法，不停地逆向思考自己需要在哪裡地方必須無為。
無為，絕對不是什麼也不做，而是不妄作為。
老子提出無為而治，其無為就是道，道就是規律，凡事要遵循客觀規律而為，也就是以無為而有為。
他認為：“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慾，而民自樸。”
相反，過多人治，過多人為干預，社會秩序則亂，靠規律治，靠法（法同道）治，則井然有序。
三、騙子在哪裡？
塔勒布認為，騙子是可以識別的。
因為，除了不甘寂寞多動症的干預主義者外，騙子往往也會把自己打造成正向的化身。
他們都會給你正向的意見和建議。
而且只有正向，也就是你該如何如何做。
他們從來不會說，你不該做什麼。
他們充分、巧妙地利用了人類對所謂秘籍、捷徑的輕信和熱衷。
所以，聽他們一說，我們頓時會覺得某件事再明白不過了。
但是，在你忘了它們時，那樣的感覺也隨風而去了。
其實不僅是騙子，現在不少所謂的培訓、講座也多多少少是這樣的套路。
坤鵬論一直在寫由0晉身200%價值投資高手的專欄，到目前已經寫了107篇文章，還差一些沒寫完。
在寫作和再學習的過程中，我特別明白，真想全面學習（還不談掌握）一門知識，根本就不可能幾天速成。
如果有人說，幾小時就讓你學會價值投資，不是騙，是什麼？！
實際上，人們都是通過負向方法尋求成功的，這是進化過程的選擇，比如：
下棋的高手通常通過不輸棋而取勝；
人們通過避免破產而致富，尤其是當別人破產時；
宗教大多制定了許多禁忌；
生活的經驗主要是關於我們應該避開什麼事；
價值投資的基石是不虧錢，以此為安全邊際。
再比如：在這個充滿高度隨機性的世界裡，我們無法真正判斷一個成功的人是否確定有能力，或者一個有能力的人是否能夠成功。
但是，我們幾乎總能夠預測到相反的情況，也就是一個完全沒有能力的人終將失敗。
三、減法知識
古人曰：滿易損，謙受益。
上面的否定法，其實是在告訴我們，人要有自知之明。
在這個世界面前，即使最聰明的人類，也是無知的。
前面永遠還有前面，更多永遠還有更多。
即使我們已經找出了一萬條路，永遠還有一條路沒有被我們發現。
所以，對於知識，最大、最有力、最正確的做法，就是消除我們認知中錯誤的東西。
這就是塔勒布所說的減法知識。
他主張的認識論的核心宗旨是——我們知道錯誤的事情遠多於知道正確的事情。
或者就脆弱、強韌的分類來說，負向知識（什麼是錯的，什麼不起作用）在錯誤面前，比正向知識（什麼是正確的，什麼起作用）更強韌。
因為，我們今天所知的知識可能會被證實是錯誤的。
但是，讓我們能夠認識到知識是錯誤的，還相信它還不可能變正確，確實不那麼容易。
所以，如果人們通過減法獲得的真正知識，肯定遠遠比通過加法獲得的真正知識多。
這個認知論背後的支撐就是波普爾的證偽理論。
當我們不確定某個事物就是什麼，證明它為假，總比證明它為真，更容易找到依據。
就像只要找到一隻黑天鵝，你就能推翻天鵝都是白色的這個理論。
但是，如果非要用加法的方式，就得看遍世界上每一隻天鵝的顏色，這基本很難做到。
據塔勒布考證，波普爾並不是證偽理論的創始者。
這一理論可以追溯到很久遠的時代，它是東地中海後古典主義時期醫學懷疑經驗主義學派的核心理論之一。
19世紀的法國學者重新發現了這些作品， 由此將這一理論傳播開來。
總的來說，失敗和證偽比成功和證實能帶來更多信息，這就是負向知識為什麼更強韌的原因。
智者說：與一個無知的人保持距離相當於與一個聰明的人為伍。
正如，我們無法知道誰真正有能力，但我們卻能知道誰沒有能力，然後避開他。
喬布斯曾說過：“我對自己未曾做過的事情和對自己已經做過的事情同樣感到自豪，創新就是對1000個理念說不。”
四、面對非線性的世界也必須做減法
隨著複雜性的增強、各部分之間相互依存度的增加、全球化的推進，以及所謂的效率這種讓人們違背規律行事的野蠻概念的出現，世界越來越非線性，黑天鵝效應自然勢必增加。
非線性就是錯綜複雜、交織糾葛，一個地方出現問題可能直接影響到整個事件。
甚至，千里之堤毀於蟻穴這種最薄弱的一環決定成敗的情況，時有發生。
再加上我們越來越依賴於錯誤的高科技技術，這些技術的相互影響更難估計。
如今，即使事件真切地發生，但我們往往很難找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只能靠專家事後諸葛亮一般的瞎猜。
瞎猜肯定猜不準，猜不準就無法預測，猜不準更談不上預防，結果就是錯誤不斷重複，搞得我們真像只有7秒記憶的金魚一樣。
從歷史業績看，專家從來沒有猜準過，否則，也不會危機不斷，越來越大了。
而且，非線性造成的結果，絕對不是簡單的線性加法結果。
非線性中各影響因素之間的關係是乘法，還有變量、函數、指數……
2＋10＝12；
2×10＝20。
但是：
2^10＝1024；
10^2＝100。
同時，我們要明白，錯誤往往都有一個單向結果，也就是負的結果。
比如：航班往往會延遲到達，而非提前；
戰爭往往變得更糟，而不是變得更好；
交通中的變數（汽車）增加只會增加時間成本，而不是縮短……
所以，只要有一個因素錯了，或是出現問題，結果絕對不止加法中少了一個數，甚至都不是乘法缺了個乘數。
塔勒布認為，所有的小概率在差錯面前都是非常脆弱的。
我們所作假設的一個微小變化就可以大幅提高事件的發生概率，從而百萬分之一上升到百分之一。
事實上，概率往往被低估一萬倍。
既然，如此我們該怎麼辦？
第一個，明智的選擇就是減少影響因素，做減法，用奧卡姆剃刀——剃掉一切複雜！
事物的本質永遠都不是複雜。
永遠緊緊圍繞著本質做事，成功率才會高。
這就是減法。
可惜經濟工程師們總在以複雜應對非線性的複雜性，模型越搞越複雜，事情越搞越複雜。
當他們發現模型不靈光時，總是往上面做加法，而不是減法。
這也為我們提供了檢驗模型脆弱性的方法，只對假設做一個小小的變更我，然後看影響有多大，以及這種影響是否會持續加劇。
如果影響持續加劇，就像2008年次貸危機那樣，依賴於該模型的人會在黑天鵝效應影響下遭受毀滅之災。
塔勒布說：“我現在可以說的是，經濟學與計量經濟學課上教授的很多東西，包括公式，都應立即摒棄，這就解釋了為什麼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門騙人的學科。脆弱推手，總是帶來脆弱！”
第二個，永遠留出冗餘，比如：駕車外出，總是留出一定的緩衝時間。
但是，人類的政府在估算赤字時卻對此不作考慮。
五、成功是個多變量的複雜函數
前面說過，我們無法說得清一個人成功的原因，甚至成功的人自己也難以完全搞明白。
成功是典型的非線性，是典型的複雜性。
所以，如果將成功寫成一個公式，它也將是個多變量複雜函數，而不是單變量函數。
決定成敗的從來不止一個選項，對此有清晰認知的人很少。
所謂偏激和窮人思維，就是總將事情看成單變量函數。
你一定見過那些聽風就是雨的人。
炒股最典型。
聽說某某炒股賺了很多錢，啥也不問，就覺得機會不容錯過，於是一頭紮下去。
他從來沒想過，某某賺錢是否可靠？說話的人是否值得信任？
還有風口。
聽說某件事是個大趨勢大風口，看了幾篇網文，聽了幾位大咖的忽悠，就All in，信誓旦旦顛覆這個顛覆那個，顛覆全人類。
但是，想過這個判斷的可靠性嗎？自己的實力是否勝任？到底是風口還是呼喚接盤韭菜的陷阱？判斷錯誤的後果自己是否能承受……
如果有人問，到底努力重要還是運氣重要，幾乎可以肯定，他是一個單變量思維的人。
坤鵬論曾專門講過，二元論、三元論、多值論、無窮值論。
非黑即白的二元論是這個世界99.99%的人一生固守的思維模式。
三元論則在黑與白之間尋找到一條灰色之路，想到問題的正面和反面時，再想想它的灰面。
具有三元論思維的人，最差也會小有成就。
多值論就是懂得世界是複雜性系統，會有N多選擇。
就像狡兔三窟，如果狡兔五窟，狡兔十窟，它被抓到的機率就會翻倍地下降。
無窮值論思維，對於科技更有啟迪，可以讓科學家不斷前行，去發現更多未知的未知。
對於普通人來說，它的哲學意義更大——“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為什麼有些人越活越累越痛苦，就是這個世界越來越非線性，靠二元論思維越來越想不通太多事，在非此即彼思維控制之下，挫折與失敗感與日俱增。
前兩天，坤鵬論聽到一句話——在全球化之下，你和我就是一架飛機的距離，病毒也是。
是啊，複雜性之下，非線性之中，黑天鵝什麼時候來臨，未知！
但只要降臨，蔓延速度之快，也就一架飛機的距離。
危害之大，總是遠勝人類的戰爭。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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