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清麗優雅又性格倔強，
她溫潤簡樸又堅強勇敢，
她是舊中國聲名顯赫的大律師，
也是新中國走上司法部長崗位的巾幗英豪。
史良，
一代傑出的女性，
救國會的堅強戰士，
民主同盟的卓越領導人，
婦女運動領袖中的佼佼者，
新中國司法工作的開拓者之一。
史良（1900年3月-1985年9月），我國著名法學家、政治家，新中國司法部首任部長，抗日救國“七君子”中唯一的女傑，曾任全國婦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盟中央主席等。
今天，
2020年3月27日，
是史良先生誕辰120週年紀念日。
她影響了歷史，
也留給世人一份永恆的美麗，
我們永遠懷念她。
01“愛鬧風潮的傢伙”
1900年3月27日，
史良出生於江蘇常州
一個清貧的知識分子家庭。
八姐弟中，她排行老四，
取名時，意為“良心、良知”。
青年時期的史良與全家合影。前排右一為史良，前排兩位老者為其父母。
史良曾自稱“我是個愛鬧風潮的傢伙啊”，
“鬧”也成為了其性格中不可或缺的關鍵詞。
青年時期的史良，
受新文化運動啟迪，
參加了五四運動，
曾是常州學生愛國運動的領導者之一。
她當年的老師和同學曾回憶說，
“史良的學習成績很好，
在同學中很有威信，
做事樣樣要搶在前頭。
她的宣傳鼓動能力很強，說話做事爽脆，
是女子師範學校的主要人物。”
史良有見地、有抱負，
想作一番事業，改造環境。
她考入上海法科大學，攻讀法律，
積極參加上海工人和
學生反帝愛國的五卅運動。
當朋友問及為什麼學法律、
從事律師職務時，
她回答說，
“我曾看見多少被陷害的有著
革命意志的青年，
弄得有冤無處訴，
他們沒有錢，
沒處請律師，
我便感到不妨在這方面試一試，
做一個不出賣靈魂的律師。”
大學畢業後，
因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專橫
史良被捕入獄。
在獄中，
她勇於鬥爭、不肯屈服，
因與革命者同時被捕關在一起
而引以為榮。
她認為，
“一個正直的人，
是有高尚情操的，
寧可冤屈而死，
也不會在任何情況下同惡勢力妥協。”
02以“人權保障”自勉
1930年11月，
史良領到了律師證書，
開啟了她的律師職業生涯。
在史良律師事務所的辦公桌上，
擺放著一個銀盾，
上面鐫著“人權保障”四個大字，
史良以此自勉。
當談及自己的辦案情況，
史良說，
“單來找我的，
有時為了他們的貧窮，
我可以不拿訟費，
還要貼掉雜費和當事人的住旅館錢，
當然不能做生意（似）地淨圖利。
有時替貧困的當事人爭得了勝利，
心裡真比什麼都快活。”
年輕的史良
史良的名聲吸引了婦女們前來求助，
她深知婦女地位的低下和痛苦的處境，
總是全力以赴為她們辯護。
她奔走呼號，
聯絡全國各地婦女協會，
作婦女的代言人。
“九·一八”事變後，
國民黨政府一面對日不抵抗，
一面加緊反共，
史良不滿國民黨大肆迫害共產黨人
和愛國民主人士，
就以律師身份，
盡力為愛國志士提供法律辯護，
並進行營救。
史良盡力營救鄧中夏，
但鄧仍被國民黨殘酷殺害。
“每想起鄧中夏同志的犧牲，
就很難過”
史良說，
“它使我明白，
靠統治者的法律來爭取
人民的政治權利是不可能的。
我就是在這個思想背景下，
參加到愛國救亡運動的行列中來的。”
從此，
史良逐步成為一個
關心政治和民族命運的女政治活動家。
03救國“七君子”之一
1935年8月1日，
中共中央發表了
《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
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
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下，
上海的抗日救亡運動蓬勃發展，
上海婦女界救國會率先成立，
史良就是其主要領導人。
在1936年“三八”婦女節紀念會上，
史良登臺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說。
著名女記者彭子岡曾在一篇文章中
描述當時的情景：
“史良這個名字曾激烈地響在群眾口裡，
曾有多少雙眼睛注視著聽她發言，
曾有多少個臉子對了臺子的那個
誠懇的臉子騰了歡躍，
像是要由她得到一些
群眾所靠得住的話語。”
同年5月31日，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
發表了宣言，
通過了《抗日救國初步政治綱領》。
史良以大無畏的愛國主義精神，
與沈鈞儒等救國會的領導人一起，
領導全國各地的救亡運動。
有人稱：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是
抗戰前夕國民黨統治區一面
抗日救亡的大旗，
沈鈞儒是掌握這面大旗的偉大旗手，
史良則是沈鈞儒的左右手。
不久後的11月23日，
南京國民政府以“危害民國罪”
悍然逮捕了救國會領導人
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
沙千里、王造時、史良，
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 1937年7月31日，“七君子”在蘇州監獄被釋放。左起：王造時、史良、章乃器、沈鈞儒、沙千里、李公樸、鄒韜奮。
當時，
國民黨當局到處張貼繪有她肖像的通緝令，
懸賞5萬元捉拿她，
有一次，
史良特意在通緝她的佈告下拍了一張照片，
“立此存照”，
嘲弄當局，毫無畏懼。
在獄中，
“七君子”堅持救國無罪，
在法庭上，
史良慷慨陳詞：
“抗日二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除非檢察官是日本帝國主義者，
才會判救國有罪！”
在全國人民的聲援和中共中央的敦促下，
在包括杜威、愛因斯坦等
在內的國際知名人士的關切下，
才被宋慶齡、何香凝、胡愈之等營救出獄。
宋慶齡與史良（右）
04被毛澤東譽為“女中豪傑”
史良在其自述中說：
“一九四一年以後，
我的政治生活的特點是，
通過救國會和民盟發生了密切的關係。”
1942年1月，
史良隨救國會集體加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
（後改稱“中國民主同盟”）
並隨之成為民盟盟員。
張瀾（中）史良（右二）在一起
在重慶談判中，
史良擔任中國民主同盟代表團的顧問，
她和民盟其他領導人一道，
同中國共產黨密切合作，
為爭取民主、反對獨裁，
爭取和平、反對內戰，
同反動勢力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
在白色恐怖下，
史良機智頑強地從事地下工作，
在宣傳民主、保護民盟組織、
聯繫群眾等方面
做了許多工作。
上海解放前夕，
國民黨反動派密令逮捕她，
在這危難時刻，
上海解放了，
史良才免遭毒手。
為了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勝利，
史良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被毛澤東譽為“女中豪傑”。
05司法部長與婚姻法
史良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時與宋慶齡等人的合影。（最右為史良）
史良作為民盟代表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
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親切接見。
10月1日，
她和她的許多戰友、朋友
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開國大典。
十八天後，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的
第三次會議上，
史良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首任司法部長、
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委員。
她在任職司法部長的8 年內，
為新中國的民主與法治建設，
做了大量的奠基和開創性工作。
1950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
的制定和推廣、
新中國司法制度的奠定、
現行律師與公證制度的建立和推行，
都是由史良主持開拓。
06為人民共和國辛勤工作
史良曾任全國婦聯副主席、
全國政協副主席、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1979年至1985年，
史良連任兩屆民盟中央主席。
雖然身體日漸衰弱，
但她仍全身心地領導民盟
重新恢復了各級組織，
完成了民盟工作重心的轉移，
各項工作都出現了開拓性的進展。
史良在工作
她嚴於律己，自奉甚儉。
解放後，
她將自己在1948年承辦一件大遺產案獲得的
上海十餘幢房屋報酬全部獻給國家，
另一棟三層樓的60餘間房屋
撥給民盟上海市委會作辦公用。
1985年9月6日，
史良因病逝世，
身後沒有給親屬留下任何遺產。
鄧穎超和史良
史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為社會主義祖國服務，
正如鄧穎超所說：
“史大姐從三十年代中期就同情、支持我們黨。
幾十年來，
她一直擁護我們黨，和我們黨合作，
是我們黨的一位忠誠朋友。”
（本文綜合自網絡素材）
作者 ：《團結報》見習記者 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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