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界抗日統一戰線先行者

“一·二八”事變爆發前後，在上海這座素具反帝愛國傳統的城市，迅速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民眾抗日救亡運動。上海文化界一批革命的、愛國的知識分子，為開闢和推進抗日戰爭的另一戰場——文化抗戰的戰場，發起組建了上海著作者抗日會。

“左聯”出版的部分刊物

抗戰烽火中應運而生

上海著作者抗日會，是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的號召下，在民眾抗日救亡運動興起的大潮中，以革命的左翼文化運動為基礎，中間派知識分子民族覺醒顯著上升的條件下誕生的。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隨著民族危機的加重，一場席捲全市各界群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很快在上海興起。一大批文化界精英以由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和支持的革命文化團體——左翼作家聯盟為中心，發動成立各種反日組織。同年12月19日，以左聯作家為主的進步文藝界在上海四川路青年會舉行談話會，發起組織“文化界反帝抗日聯盟”，與會人士一致決定，聯盟的任務是：“團結全國文化界，作反帝抗日之文化的運動，及聯絡國際反帝組織。”12月28日，《文藝新聞》第42號以《反帝！！！抗日！！！在侵略加緊中，在外交屈辱中，文化人的大聯盟》的醒目標題，對此作了專題報道。

1932年1月17日，上海35名著作家召開了中國著作者協會發起會，經過4小時的討論，決議通過了“爭取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絕對自由；反對一切對於著作者的壓迫；提高著作者一切工作報酬；反對帝國主義文化、封建文化以及文化上的‘法西斯’政策，以集團的力量促進文化事業的發展”等4條綱領。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聯盟和中國著作者協會的成立，表明上海文化界形成了初步的反帝抗日聯合陣線。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動進攻上海的戰爭。2月3日，魯迅、茅盾、葉聖陶、郁達夫、胡愈之、陳望道、何丹仁（馮雪峰）、丁玲、田漢、袁殊、沈端先（夏衍）、顧鳳城、鄭伯奇、穆木天、沈起予等43位左翼作家和進步文化人發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書》，抗議日本侵略之暴行，並莊嚴宣告：“我們堅決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戰爭，反對強加於中國民眾的任何壓迫，反對中國政府的對日妥協，以及壓迫革命的民眾。”呼籲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文化團體和作家們“運用全力，援助中國被壓迫民眾，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慘無人道的屠殺，轉變帝國主義戰爭為世界革命的戰爭”。

“一·二八”抗戰爆發後，為尋求文化人救國之道，上海文化界著名人士陳望道、胡秋原、王禮錫、樂嗣炳等人，在當時中共在上海負責文化界方面工作的領導人馮雪峰的支持和幫助下，聯絡上海許多思想進步和富有愛國心的著作家，計劃發起組建一個更大規模的抗日救國團體。經過多方籌備，2月8日，在十九路軍抗戰的隆隆炮聲中，上海著作者抗日會宣告成立，一個以反帝抗日為紐帶的上海文化界抗日統一戰線組織正式形成。上海著作者抗日會會員達200餘人，其中屬於左聯繫統的左翼作家就佔了一半以上。左聯作家是抗日會的主導力量，他們在各項活動中發揮了骨幹作用。為加強中共對這一團體的領導，馮雪峰還派了35名黨團員、左翼作家加入其中，包括周揚、丁玲、石凡、樓建南、錢杏邨、袁殊、謝冰瑩等。

高舉抗日救亡的旗幟

成立大會推舉17人組成執行委員，戈公振被推選為主席，陳望道為秘書長。2月9日，戈公振、王禮錫、胡秋原、嚴靈峰、何畏、丁玲、梅龔彬、鄭伯奇、施復亮、陳望道、王亞南、陳代青、汪馥泉、沈起予、樊仲雲、樂嗣炳等十餘人出席執行委員會首次會議，戈公振主持會議。抗日會下設組織、宣傳、總務三個部，總務部正副部長為汪馥泉、戈公振，組織部正副部長為樂嗣炳、樊仲雲，宣傳部正副部長為王禮錫、施復亮，並由秘書長及各部正副部長7人組成常務委員會，執行經常會務。組織部下設立民眾運動委員會，是抗日會活動的中心，丁玲任主任，委員薛鐵珊、陸晶清、蔡慕暉、鍾復光、漆琪生等35人，其中黨團員和左翼作家佔了大多數，負責聯絡各團體，組織全國民眾抗日機關。宣傳部下設立國際宣傳委員會，委員鄭伯奇、郁達夫、梅龔彬、樊仲雲、彭芳草、何畏，陳代青、魏以新、方天白、穆木天、袁持中、胡仲持等十餘人，負責徵集上海戰事資料，並設法擴大國際宣傳。總務部下設立經濟委員會，委員有戈公振、潘光旦、李石岑、葉紹鈞、陸晶清、樂嗣炳等人，負責籌募經費及物品。各委員會分別執行會務，開展抗日支前活動。

上海著作者抗日會高舉抗日救亡的旗幟，發表了《為日軍進攻上海，屠殺民眾宣言》《致全世界著作者及文化團體書》《致全世界被壓迫民眾書》等三大宣言，表達了上海著作者抗日會堅定的愛國主義立場和政治主張，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戰爭。宣言還被翻譯成英、法、德、日、俄等國文字，向海外揭露日本侵略中國的罪行，尋求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對中國抗戰的支持。

1932年2月7日發表的《為日本進攻上海屠殺民眾宣言》，聲討了日寇侵略中國、進攻上海的罪行，熱情頌揚了十九路軍英勇抗日的愛國行動，指出“現在是我們生死存亡的關頭，是我們血肉抗爭的時候！……只有積極抗日到底，才能在這次血戰中，爭取中國民族自由獨立之光榮”。號召“全國民眾武裝起來一致抗日！反對一切對日妥協及無抵抗政策！……以我所有的力與血，與日本帝國主義抗爭”。魯迅、茅盾、郁達夫、何丹仁（馮雪峰）、丁玲、田漢、謝冰瑩、穆木天、鄭伯奇、張天翼、孟超、顧鳳城、戴平萬等129位作家在此宣言上簽名。

2月27日，在國際宣傳委員會的會議上，通過了由鄭伯奇起草的《致全世界著作者及文化團體書》和施復亮起草的《致全世界被壓迫民眾書》。在《致全世界著作者及文化團體書》中，上海著作者抗日會作為“一文化機關”向世界各國文化界揭露了日軍“利用大炮、機關槍、飛機、炸彈及軍艦等新銳武器攻擊中國軍隊，同時對於一切都市設施及文化事業極力破壞”“對毫無抵抗之人民，肆行殺戮，雖婦女孺子老人病夫，均不能免其毒手”的滔天罪行，號召“全世界民眾一致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擁護中國革命”，並“以最熱烈之誠意，要求全世界著作者、思想家、文學家及一切文化團體一致興起，共同奮鬥”。

勇立文化抗戰的潮頭

著作者抗日會盡自己之所能，積極開闢抗日文化宣傳陣地。自成立起，上海著作者抗日會便站在了抗日宣傳活動的第一線，利用各種傳媒和形式，積極深入地開展抗日宣傳和勞軍募捐等活動，發揮了其特有的作用。

袁殊等左翼作家主辦的《文藝新聞》週刊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外圍刊物，自2月3日起專門發行戰時新聞特刊《烽火》，逐日報道戰事實況。該特刊共發行13期，是“一·二八”淞滬抗戰期間號召力很強的刊物。《文藝新聞》編輯部還編輯出版瞭如實記錄日本帝國主義在滬暴行和十九路軍英勇抗日事蹟的《上海的烽火》等書。戈公振、鄒韜奮等以《生活》週刊為陣地，發表了大量宣傳主張團結抗日的文章，這些文章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生活》週刊也因此成為全國著名的抗日救國刊物。為鼓舞士氣和民心，胡秋原等人決定由《讀書雜誌》《文化評論》兩社合作趕印《緊急號外》，並印行《抗日戰爭號外》《抗日救國號外》《軍中日報》等抗日宣傳品，及時報道了十九路軍奮勇抗擊日軍侵略的戰鬥和取得的勝利，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批評南京當局的妥協退讓態度，宣傳全民抗日。1月30日，數萬份《抗日戰爭號外》在上海公開發售，市民們爭相購閱。

王禮錫所著的《戰時日記》

上海著作者抗日會的著作家們撰寫出版了大量抗戰書籍。王禮錫所著《戰時日記》是一部生動記錄“一·二八”戰爭的散文集。該書以日記形式真實、形象地記錄了作者自戰事發生的第二天1月29日到3月4日中日雙方宣佈停戰為止的所見所聞和思考，文筆生動而犀利。錢杏邨編輯、南強書局出版的《上海事變與報告文學》，收錄了《大晚報》《時事新報》《大美晚報》《時報》等報刊發表的關於“一·二八”淞滬戰役的報告文學近30篇，其中包括左聯作家夏衍、丁玲、樓適夷、白薇等深入前線所寫戰地報道，真實地反映了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殘暴罪行，歌頌了上海軍民英勇殺敵、保家衛國的英雄氣概。茅盾所著的《林家鋪子》是根據作者在“一·二八”事變後，回鄉所見所聞創造的，講述了上海附近一個小鎮上的小商店在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以及戰爭的影響下，雖再三苦苦掙扎，但仍生意蕭條，最終破產的故事，真實再現了中國20世紀30年代初那個民族危亡、經濟衰落、人心惶惶的黑暗社會，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和社會現實意義。

開展募捐慰勞及戰地服務工作是上海著作者抗日會的重要工作之一。2月9日，在上海著作者抗日會成立的第二天，“執委會通過了丁玲、蔡慕暉諸女士的提案，決定於今日，即該會成立的第三日，派隊赴前線慰勞。慰勞隊是由民眾運動委員會主持，會員可以自由參加”。第一批慰勞隊到閘北前線慰問，給十九路軍官兵送去了30打手帕和一面寫有“抗日先鋒”四個大字的旌功旗。物品雖微不足道，但代表了文化界人士的拳拳愛國之心，鼓舞了抗戰將士的鬥志，堅定了他們必勝的信念。

上海著作者抗日會在淞滬抗戰宣告停戰以後，它的活動也就隨之告一段落而趨於結束。上海著作者抗日會雖然存在的時間比較短暫，但不可否認，它在“一·二八”抗戰中作出了自己的貢獻。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它為上海文化界結成抗日統一戰線作了有益的嘗試，在實踐中獲得了聯合抗日的可貴經驗，成為上海文化界抗日統一戰線歷史上的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