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疫”說理】危機下的韓國疫情治理亟待破解多維難題

  1月20日,韓國第一例新冠病毒患者確診①,2月3日,韓國政府發佈了中國湖北地區旅遊紅色預警,採取禁止來自中國湖北省的外國人入境,禁止無簽證中國人到濟州島等措施。截至2月18日,韓國國內確診新冠病毒感染共計31例②。截至3月26日0時,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發布最新統計數據顯示,韓國新冠肺炎累計確診病例為9241例,死亡131例,治癒4144例。可以說,近一個月來韓國的防疫工作相對及時。然而,2月19日一名新天地教會的女性教徒出現病症後,依然先後兩次參加教會禮拜活動,導致韓國疫情形勢升級,大規模聚集性感染暴發。韓國疫情態勢也由前期的輸入性病例,轉變成了以教會和醫院為中心的聚集性感染,目前進一步出現了社區感染擴散的勢頭。

  積極舉措防範疫情升級

  針對疫情的蔓延,韓國採取了一系列積極舉措防範疫情升級。


【戰“疫”說理】危機下的韓國疫情治理亟待破解多維難題


  首先,及時修訂“新冠三法”規定。2月26日,基於禁止進入傳染病流行區的理由,韓國國會通過了《傳染病預防管理法》、《檢疫法》和《醫療法》等三項法律的部分修正。其中,《傳染病預防管理法》規定,拒絕衛生當局的檢查、隔離和治療,要處以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1000萬以下韓元的罰款,而之前此法並沒有拘留條款內容,且最高罰金也只有300萬韓元。《檢疫法》修正案規定,保健福祉部長官可要求法務部長官禁止來自疫區或疫情風險地區的外國人入境。可以看出,此次修正案明確強化了外國人的入境要求,只要是從傳染病流行地區來到韓國的外國人都可能被禁止入境。《醫療法》規定,當醫生在醫療過程中發現傳染病疑似患者時,醫療機構應通過向當地政府或衛生主管部門申報的方式來預防和阻止傳染疾病的流行。

  其次,提高法律的強制力和權威性。韓國《集會示威相關法》第6條規定,對集會和遊行採用登記備案制,即集會前20至48小時內在所屬警察署進行登記備案即可。雖然已登記備案,但是因疫情蔓延,首爾市長以《傳染病預防管理法》第49條的規定禁止了聚會的舉行,而且以涉嫌違反選舉法的罪名逮捕了韓國牧師全光勳。

  不得違背信仰自由,並不意味著不能處罰具體的違法行為。《傳染病預防管理法》規定,對故意隱瞞事實、妨礙疫情控制的,處以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2000萬以下的刑事罰金。也就是說,如果新天地教會的信徒們在明知自己感染的情況下故意與其他人接觸,就可以按照故意傷害罪直至故意殺人罪受到相應處罰,若不是故意傳播造成他人身體侵害的,可以按照過失傷害罪或過失殺人罪予以處罰。在民事方面,被新天地信徒感染的患者,可以針對新天地不及時提供名單、不配合當局調查等情形提起民事損害訴訟賠償。目前,大邱市政府以提供虛假資料、隱蔽事實等事由,首爾市政府以涉嫌謀殺和違反疾病防控法令為由,分別向大邱檢察廳和首爾中區檢察院提起刑事訴訟,要求對新天地教會領導人展開調查。

  再次,加強政府勸誡和干預。疫情暴發之後,韓國政府官員親自指揮、解散集會、勸告安全等行為,是履行行政服務和告知責任和義務的具體表現。另外,韓國政府提供緊急融資支持旅遊、餐飲、海運和航空業,通過補償的方式鼓勵民間組織、志願者及個人的愛心奉獻,這些都體現了政府以人為本的政治態度。首爾越來越多的大學院校正尋求用線上教學取代線下教學的工作方式。

  在教育部的建議下,韓國從幼兒園到高中已紛紛宣佈將春季開學時間推遲到3月23日;韓國外交部建議儘量取消或延期訪問發生疫情的國家。法務部長官要求檢察機關對有組織地拒絕、妨礙衛生部門檢察的行為進行強制性調查,強調對新天地教會的所有設施位置及相關信息調查,並迅速將他們的秘密傳播行為列為防疫對象,中斷其傳播③,針對新天地教會韓國政府進行了全面干預。

  疫情防控存在諸多困難

  目前韓國的疫情防控仍然存在著一些困難,主要表現在:

  第一,醫療資源不足矛盾比較突出。在韓國私營醫療機構(9萬多家)相對較多,公立醫療機構(224個)相對較少的情況下,私營醫療機構能否很好配合政府抗擊疫情、來自私立機構的醫護人員能否願意捨生忘死奔赴前線,迫切需要各種有利政策支持和利益性協調。

  第二,民眾不滿情緒升級給抗疫帶來困難。隨著新冠病毒蔓延,青瓦臺國民請願網站27日要求文在寅政府下臺的請願人數已達100萬人,請願書嚴厲批評了總統文在寅既沒能採取有效措施防止疫情進入該國,也未能在疫情進入韓國之後採取有效措施加以遏制,加上大選承諾到2020年把最低時薪提升至1萬韓元仍無法兌現等,都使韓國民眾對政府的不滿情緒不斷攀升。

  第三,宗教活動對防控工作的阻礙。韓國沒有針對宗教信仰的法律規制,宗教自由導致政府無法取締教會,導致此次新天地教會大量人員聚集、密切接觸確診病例者四散到公共場所等,加大了疫情防控的難度。

  第四,多部門之間意見分歧嚴重造成難以同心協力。執政黨強調對新天地教會的強制措施,但是檢疫機關和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部卻擔心強行措施會帶來教徒秘密活動的擴大,沒有違法證據之前,取得他們的自願合作最為重要④。如此,韓國各部門之間的意見分歧直接導致防控時機錯失,國民遭殃、政局動盪。

  疫情發生後,中國與韓國在疫情防控與醫療救治兩個方面一直保持密切交流,多渠道及時分享信息和技術防控措施,兩國衛生部門共同建立了新冠肺炎臨床和防疫委員會,進一步深化疫情應對合作。在根本上來看,韓國需要結合本國實際制定適合自己國情的防控措施,切實解決諸多現實困難。但是,在疫情面前,保障民眾的健康和平安還是體現國家的民主和自由,二者究竟誰更具有現實緊迫性和價值優先性,仍然值得韓國在開展有效政府治理過程中進行深入思考。儘管韓國選擇了前者,但這個危機下的選擇還是來得遲了。

  (作者系天津師範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社會學系副教授,韓國歸國博士)

  註釋:

  ① 新浪科技,“韓國首例新冠病毒確診患者18天出院:來自中國,感謝‘醫者仁心’”,2020.2.6,https://tech.sina.com.cn/roll/2020-02-06/doc-iimxyqvz0783901.shtml。

  ② 百萬莊通訊社,“疫情當前,別在中韓兩國人民的傷口上撒鹽”,2020.2.26,http://www.sohu.com/a/376010586_433398。

  ③ 미디어 오늘, “추미애, 방역당국 우려에도 신천지 강제수사 ‘강경’”, 2020.3.2, http://www.mediatoday.co.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205587.

  ④ 미디어 오늘, “추미애, 방역당국 우려에도 신천지 강제수사 ‘강경’”, 2020.3.2, http://www.mediatoday.co.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205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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