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中國”是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早年提出的一個概念，並出了一本文集，是由作者於上世紀四十年代在西南聯大和雲南大學所講授的《鄉村社會學》課程的內容輯錄而成。
在此書中，作者用通俗、簡潔的語言對中國基層社會的主要特徵進行了理論上的概述和分析，較為全面地展現了“中國基層社會”的面貌和狀況。
鄉土中國，並不是對中國農村社會一個簡單的素描式的概括。而是包含在具體的中國基層傳統社會里的一種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的結構體系，其支配和影響了中國人社會（結構）、生活的各個方面。
費孝通認為中國社會從基層上看是“鄉土性”的。以土地為本的鄉土社會人口流動率極低，從而導致村落之間的孤立和隔膜，“鄉土社會在地方性的限制下形成了生於斯、長於斯、死於斯的社會”。人們在熟悉的環境中長大，代代相傳的風俗習慣指導著他們的言行。
比如，由親緣和地緣關係所決定的“差序格局”、“阿波羅式”的男女有別、宗法制的道德判斷和約束、長老統治下的“無為而治”等，在這種社會里，“語言而非文字”就足夠傳遞世代的經驗，“全部文化可以在親子、婆媳、兄弟之間傳授無缺”。
這本書其實很薄，就是一個小冊子，讀起來也比較枯燥。但是，仍可以從費先生廣博、深邃、睿智的角度與筆觸之中，充分認識在幾千年農耕與禮儀文化（文明）的薰染下，大多數中國人的生存狀態，從而瞭解整個中國社會。
換言之，所謂“鄉土中國”也可謂是中國（基層）社會的一個縮影，或曰之較為具象的一種概念化的表達和展現。
關注“鄉土中國”這個文化題材的作家、作品有很多。比如魯迅先生的《故鄉》《祝福》，沈從文的《邊城》，陳忠實的《白鹿原》，莫言的《紅高粱》，賈平凹的《高興》，蘇童的《妻妾成群》等等。
不過，費孝通所分析的“鄉土中國”則是以一個學者的冷靜和思考所呈現出來的樣子。故而，或只有匹配上典型人物的生平與命運的描繪，那麼在若干文學作品中，才可以讓人們有更加深刻的瞭解與體會。
但是，諸如像祥林嫂、翠翠、白嘉軒、頌蓮這類人物似乎還是被作家塑造的過於典型了，大概都成了一群“被迫害妄想症患者”，或是結局都太過於悲慘。雖不能否認，時下很多人亦皆有類似於“當代閏土”之嘆。可是，在心理上，至少在潛意識裡，我想，我們仍是不大能認同與接受的。
個人認為，《人生》裡的高加林，《圍城》裡的方鴻漸與《活著》裡的福貴，這三個經典小說作品中的人物，則大抵上代表了“鄉土中國”裡的三種社會階層的人群分類，以及大部分中國人生存乃至生活境界的層疊狀態。
無獨有偶，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講，治學乃至於人生亦有三種境界。第一層曰：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第二層曰：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層曰：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這“三層境界”或許不少讀者朋友都有不同的理解和感悟，我也曾膚淺的解讀過一二。今天，我則結合上述三部作品裡的三位主人公，與費先生的相關論點，再來談一談。
《人生》裡的高加林自然是中國鄉土社會當中，第一層裡的代表人物。出身農村，代表著許多平凡人，他們具備一定的文化、能力和理想，渴望改變自己的人生與命運。這類人大多數是處於社會底層的年輕人。
在“高加林們”的奮鬥歷程中，必然充滿了各種誘惑和挫折，人生的起起落落。可是，他們積極進取、不屈不饒、鍥而不捨的精神成為中華民族最積極意義上的一種“文化信仰”。
但是，我們能夠很清楚的在費孝通的“鄉土中國”之《文字下鄉》兩節文章中明顯得出一個結論：在鄉土社會中，“面對面的往來是直接接觸，為什麼舍比較完善的語言而採用文字（文化）呢？”其實，還有更多的不需要聲音和文字參與的“特殊語言”可用來作象徵的原料，如表情、動作、物件等，它們比語言更有效。
在小說中，當“沒文化”的劉巧珍第一次到縣城去見高加林時，路遙便這樣寫道：“一走進加林的辦公室，巧珍就向加林的懷裡撲來。加林趕忙把她推開，說：‘這不是在莊稼地裡，我的領導就在隔壁......你先坐椅子上，我給你倒一杯水。’他說著就去取水杯。......”
高加林在愛上了“城裡人”黃亞萍之後，他被人告發“走後門”又被打回到了農村。而彼時的巧珍，在理想之光幻滅以後，她以無愛的婚姻表示了自己對命運的抗爭，恰恰再度陷入了傳統道德觀念的桎梏。
費先生說：“在鄉土社會中，不但文字（文化）是多餘的，連說話都不是傳達情意的惟一象徵體系。”《文字下鄉》說的是傳情達意的空間之隔，《再論文字下鄉》則說的是時間之隔，包括個人的今昔之隔和社會的世代之隔。由於鄉土社會是一個很安定的社會，一個人所需的記憶範圍本來就很狹窄；而同一生活方式（道德觀念）的反覆重演，也使得語言足夠傳遞世代間的經驗而無需文字（文化）。
所以，“高加林們”的人生奮鬥，終究難以如願，不管是事業上的，還是愛情上的。這不僅僅是“城鄉差別”這一文化表象上的原因，而是城市和鄉村作為兩個基本對立的觀念和生活方式被凸顯了出來，並在現實社會發展中這個核心矛盾一直存在。
《人生》雖然在城市的場景中展開故事，似乎一切都處於城市的控制之下，甚至鄉下人天生就應該在城裡人面前低人一等。這種強烈的等級觀念、文化反差在小說中被強化，但反過來，恰也證明了這正是“鄉土中國”的典型文化特徵之一。
《圍城》裡的方鴻漸是第二層裡的代表人物。他們是廣大的知識分子，拿現在的話講，類似於中產階級。已具備了一定的條件、資源和優勢，但實際上只有他們自己內心清楚，不過是一群“偽小資”。
關於女人的各類花花草草的問題，對於“方鴻漸們”而言只是一個“小圍城”。人生的不完滿，更直白一點說，慾望的不滿足才是“大圍城”。更多的是處於社會中層的中年人。
費孝通則在《家族》《男女有別》兩節文章中，也深刻闡明瞭這個問題的核心原因。在西方，家庭是團體性的社群，這個社群能經營的事務也很少，主要是生兒育女。但在中國的鄉土社會中，家並沒有嚴格的團體界限，可以沿著父系這一方面擴大。當其擴大成為宗族和村落時，其功能顯然不只於生育，而賦有了政治、經濟、宗教等複雜的功能。
在中國的鄉土社會，家是個連綿延續的“事業性社群”，它的主軸是在父子之間、婆媳之間，是縱向的。所以，對於兩性之間的、橫向的交流，中國人就矜持和保留得多，“禮法”排斥了私情，禁錮了真愛。
鄉土社會是一個男女有別的社會。浮士德式的戀愛精神，在鄉土社會中是不容存在的。因為鄉土社會不需要新的社會關係，更害怕舊的社會關係被破壞。鄉土社會是阿波羅式的文化觀，男女關係必須有一種固定安排，使他們之間不可以發生自由愛情。這便是男女有別的原則，即乾脆認為男女之間不必求同，更不必瞭解，在生活上加以隔離。
然而，中國的傳統女性卻不意味著就是一味的順從和妥協，她們總會以另一種隱忍和權謀的方式，尋求自己的人生寄託，大多數表現為試圖主宰家庭、家族的一切事務，進而影響下一代。
在小說中，方鴻漸所糾纏的四個女人：鮑小姐、蘇文紈、唐曉芙、孫柔嘉，都可謂是在鄉土社會浸染和影響下的幾位代表女性，雖然出身、個性有所不同，但她們或多或少的都存在著渴望來自於方鴻漸這樣一位留洋歸來的不同於古板青年的“愛情訴求”。
尤其是唐曉芙，她與方同屬理想青年，是方的最愛。但她偏執於女性的所謂徹底解放。縱是滿腹詩書也枉然，在面對柴米油鹽的時候不堪一擊。
《圍城》人物譜裡最有獨特意義的是孫柔嘉。這個怯生生的小女生，似乎沒有什麼主見的小女生，這個小鳥依人地交付方鴻漸照顧的小女生，卻是個最工於心計的人。這個既柔又嘉、能以柔克剛的女人，就像一個甜蜜的圈套，卻暗自掌控著自己的婚姻、生活和命運，也掌控著方鴻漸的婚姻、生活和命運。這是一個極具中國鄉土文化內涵的女性人物形象。
可是，方鴻漸本人亦不能逃脫“男女有別”的鄉紳屬性，他骨子裡的自負、軟弱和玩世不恭的人生態度，決定了“方鴻漸們”一邊陷入“圍城”，一邊又想竭力跳出的人生格局。
《活著》裡的福貴，我曾撰文提及，他是一個“省者全無”的人，換言之，即第三層裡的代表人物。也可謂代表著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終極生存（狀態）乃至生活境界。
毋庸贅言，餘華竭盡全力的、刻畫出的這個歷盡滄桑，甚而有些大智若愚的人物，也可以說，無論在窮人階層還是在富人階層（上層社會）當中，都具備了在更普遍意義上的一種現象級文化內涵。
“福貴們”的人生軌跡也代表了在鄉土中國，一種主要循環治理體系下的社會發展沿革，一種核心生存（結構）意識直接影響下的文化大背景，甚而是一種“宿命論”。
鄉土社會中的人們主要基於宗法制家庭、家族、村落為單位進行道德判斷和約束。鄉土社會治理方式是“人治”而非“法治”。可是，“所謂人治和法治之別，並不在於人和法這兩個字上，而是在於維持秩序時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據之規範的性質。”
在鄉土中國社會，人際關係（矛盾）不是靠法律來調節，而是靠“禮”這種社會規範來調節。而維持“禮”這種規範的是傳統習慣，它正是與鄉土社會的“差序格局”（即由親緣和地緣關係所決定的有差等的次序關係）相互配合適應的，通過不斷重疊化、蛛網式的社會關係網絡影響到所有人，進而在整個社會當中營造一種合適的統冶秩序。
費孝通也在《禮治秩序》《無訟》兩節中進一步闡述，“在鄉土社會中，維持禮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獄（法律）。”在中國社會傳統的差序格局之下，原本不承認有可以施行於一切人的統一規則，而現在的法律卻是採用個體平等原則的。
不過，現行的司法制度，雖然破除了原有的禮治秩序，但並未能有效地建立起真正的法治秩序。
所以，在小說中的建國以後，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福貴的命運並未隨之真正改觀。仍是道德而非法律的力量依舊強大無比，從而最終決定了“福貴們”孤獨終老的悲情人生。
一言以蔽之，境界即理想，文化即意識。每一個人的人生，或多或少都會經歷高加林的第一層，方鴻漸的第二層，直至福貴的第三層。
但是，人生的境界不管到了那一層，都脫離不了中國社會賴以維繫的親緣和地緣關係，並由親緣和地緣關係所決定的有差等的次序關係。這種中國人獨特的“私”的民族性，造就了中國社會獨特的——“差序格局”。
這也是費孝通先生在他的書中著重強調的一條極其重要的社會學和人類學觀點。我在拙作《中國人的文化屬性》相關文章中，也提及一個類似的觀點，即在“社群之學”影響之下的中國人的生存哲學，亦是揭示其根本原因所在。
不同於西方社會有如“捆柴式”的團體格局，費孝通將中國的這一社會格局特點比作“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
每個人都是他的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聯繫。每個人在某一時間某一地點所動用的圈子不一定相同。每個網絡都是以“己”作為中心，每個網絡的中心也各不相同，這就是一個差序格局，一個家、國、天下三者的倫常關係的格局。
簡單總結一下，所謂鄉土中國，乃至於整個中國社會就是一個“熟人社會”，這才有了所謂“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的生存空間，但在我看來，卻非生活追求的一種群體化生活方式。
反觀現在，除了北上廣深等一二線大城市，大部分的三四線城市以及縣城、鄉鎮，基本上仍然處於這一結構體系之下。換言之，大多數中國人最後的人生選擇，也無外乎就是“落葉歸根”罷了。
由鄉土中國衍生出的“鄉愁情結”，則深深的植根於一代代中國人的內心深處，揮之不去。
也無謂你是躊躇滿志，還是萬念俱灰；是在“城裡”，還是在“城外”。中國社會的“鄉土性”這一生存結構的客觀規律與“差序格局”文化屬性的這一重要核心特徵，決定了大多數中國人理想化生活（境界）的終極破滅（趨向）。
這同樣也是弱勢文化的“遮蔽性”趨向所造就的整個弱勢群體（即大多數中國人）的一種必然性選擇及結果。當然，假如你是認真的閱讀了這些作品與費孝通先生的著作的話。
文學實際上就是人學。文學作品乃至於各種文藝載體所呈現出來的影像，就交織彙集而成我們這個民族文化及文明的整體印象（特徵）。我們也根本不要談什麼“強者”罷，至少，在“鄉土中國”之下，只有諸如老者、長者、掌權者。最多，再加上一個隱者。
唯有真正自由的文化（意識）才能影響人們的存在方式。然而，我們從始至終都曾有高加林的初心，但都漸漸活成了油膩的方鴻漸，最終演變為一個個福貴。
張鋒 庚子春寫於啟東翠彧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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