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工人在武漢張公堤上裝卸泥土，加固堤壩。資料圖片
武漢的城市史流淌著水與治水的旋律。在治水、擋水的過程中，城市一步步擴大，也是在與水的交道中，武漢的城市精神逐漸養成了以至柔而至剛的氣質，既可火辣作響，也能溫柔以待；可以瞬間爆發澎湃，也能經久地堅持與承受。在歷史進程的每一個拐點，都可以看到這座城市性格的鮮明彰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戰中，無數武漢人挺身而出，以實際行動築牢著阻擊病毒的堤壩。
長堤
大多數城市的崛起都與政治、軍事因素緊密相關，但江漢平原的城市、江湖之濱的城市不一定是這樣。比如，大漢口的崛起。1929年漢口稱“漢口特別市”，這是它第一次有獨立的行政含義，在此之前，漢口只是漢江與長江交匯處的一個碼頭、一片灘塗、一個貿易市場。在地域管轄上，它屬於漢陽。
但一條大堤的修築，將它從歷史中托起。
正如葉調元在《漢口竹枝詞》中所說“五百年前一沙洲，五百年後樓外樓”，漢口的崛起得之於漢江改道。明嘉靖《漢陽府志》卷二《疆域志》對“襄河”的描述說，“離漢口北岸十里許，即古漢水正道。漢水從黃金口入排沙口，東北轉折，環抱牯牛洲，至鵝公口，又西南轉北，至郭師口，對岸曰襄河口，約長四十里，然後下漢口。成化初，忽於排沙口下、郭師口上，直通一道，約長十里，漢水徑從此下，古道遂淤。今魚利略存，舟楫已不達矣。呼襄河者，水自襄陽來也。”關於這次漢江改道的準確時間，有幾種說法，不管按哪種說法計算，這次漢江歷史性的改道距今已有五百多年，這也是漢口的城市年齡。
改道之後的漢江從龜山北麓直接匯入長江，從而把漢口與漢陽分開，成為今天所見的漢陽、漢口、武昌兩江三地的地理格局。為阻擋漢口以西、以北的洪水，1635年漢陽通判袁焻主持修建了一條5公里的大堤。
1635年，為應對洪承疇等大兵圍剿，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等13家72營的首領聚會滎陽，商討迎戰策略。會後，高迎祥、張獻忠率東路軍一直打到安徽鳳陽。然後李自成、張獻忠或向西，或在安徽、河南、湖北一帶打游擊。
袁焻卻決意要在西起礄口、東到堤口修築一條5公里的大堤，把漢口集市圍起來，以絕水患。今天很難查找到袁焻修築大堤的細節，但有一點可以確信，對修築大堤這件事，內外憂患的朝廷，既沒有財力支持，也沒有精力操心，而且起義軍頻繁的活動，極有可能讓漢口集市和大堤毀於戰亂。但袁焻把這件事做成了。為了獲取修築大堤用土，在大堤的外圍挖出了一條壕溝，歷史稱為“玉帶河”。在隨後的歲月裡，河上架起了30多座小橋，今天的礄口、保壽橋、廣益橋、六渡橋等都是玉帶河上的橋。
漢水改道之前，漢口並沒有常住居民，在蘆葦和沼澤中出沒的多半是漁民、飛鳥，水澤大地並不適合定居生活。浙江南潯人範鍇（1765年—1844年）在沿四川、湖北到江蘇一線經營鹽業的30年中，居住武漢多年。根據他的《漢口叢談》記載，漢口這塊荒洲之地直到明天順年間（1457年—1464年）才有人居住。半個多世紀的船來人往，到1525年時，乾隆《漢陽府志》記載，漢口有居民1395戶，一個濱水集市的雛形已經映在漢水和長江邊。
但只是在長堤擋住了襄河故道的水，擋住了後湖、黃孝河的水之後，各地的商品和貨物才都向漢口彙集而來，兩湖轉運到北方的糧食，江淮轉運到川、陝的淮鹽，以及竹、木、油、茶、皮、藥材、棉花等，南來北往、五花八門、種類繁多。如此多的人流和貨物，原來的沿河碼頭和沿漢水而建的河街，顯然已經不能滿足貿易需要，於是，碼頭、河街發展到正街，正街之後又有了內街、夾街、黃陂街，以及與街緊密相連的里巷。
在長堤的託舉下，漢口這個臨江集市終於與佛山、景德鎮、朱仙鎮齊名，並稱四大名鎮。
漢口城
漢口因商貿而興起，但並沒有通常的城市格局，如城牆、護城河、城門等，而且其明末形成的以漢正街為依託，以兩側街巷為支撐的碼頭市場在明清之際反覆遭受戰爭重創。但到1796年時，漢口居民已達3萬多戶，人口超過12萬，它又一次崛起。
章學誠在《湖北通志檢存稿》中說，湖北所有鎮市中“其最大者莫如漢鎮”，“上自礄口下自接官廳計一十五里，五方之人雜居，灶突重沓，嘈雜喧呶之聲，夜分未靖”，“蓋十府一州商賈需於外部之物無不取給於漢鎮。而外部所需於湖北者……亦皆於此取給焉”。可見漢口市鎮在長江中游的地位、規模、作用。
1861年作為通商口岸開埠後，英、俄、徳、法、日等國又在此開闢租界，昔日的內河碼頭一下成為對外貿易的窗口。時代再一次提出了漢口城市格局的問題。1864年，歷史把這一問卷交給了漢陽知府鍾謙鈞。此前，鍾謙鈞以“知府補用”的身份，隨湖廣總督官文收復被太平軍攻佔的黃州府縣城，頗得官文欣賞。也因為辦理鹽茶有功，深受湖北巡撫胡林翼喜歡。1862年他終於去掉了“補用”的尾巴，被授漢陽知府。
鑑於太平軍不斷攻打武昌、漢口，也為了抵擋漢口玉帶河外後湖的水患，鍾謙鈞與漢陽縣令孫福海、士紳胡兆春等向官文提議，在長堤外築城牆，建漢口城。《續輯漢陽縣誌》等史書記載了漢口城牆的起止點、建築方式，以及經費預算、經費來源：“上至礄口，下至沙包，長一千九百九十二丈二尺，約十里許，築堡垣焉。堡基密佈木樁，堡垣則全砌紅石，外浚深溝，內培堅土。闢堡門七，曰：玉帶、便民、居仁、由義、大智、循禮、通濟，建炮臺十有五。其費皆商民籌捐，共銀二十餘萬兩。”這個十多里的城牆，大致就是今天中山大道礄口路至一元路一線。漢口城堡的修建將漢口從長堤擴大到玉帶河以外，不僅取代了長堤防洪的功能，而且有人計算，鍾謙鈞的這一舉措將漢口面積擴大了3倍。
鍾謙鈞1869年升任兩廣鹽運使，1874年逝世於岳陽老家。出生在洞庭湖中君山島的鐘謙鈞，因為貧困輟學，沒有走傳統的科舉道路，而是獨自外出闖蕩，據說在船上做會計。岳陽正處於洞庭湖與長江的交匯處，下游不遠就是著名的物質集散地漢口。水運繁華的時代，到船上打工顯然是不錯的選擇。經過多年的打拼，1844年，41歲的鐘謙鈞捐了個“從九品”，分派到湖北試用。等了7年，1851年他被安排到沔陽州任鍋底司巡檢，這是一個由縣令管轄的派出機構，負責市鎮、關隘的社會治安。其實，這個地方應該叫“鍋底灣”，屬於今天的洪湖市老灣回族鄉管轄。《洪湖縣誌》記載，南宋時，北方難民遷到洪湖開荒屯田，船隻都聚集在這個水灣。移民上岸挖灶做飯，離去時只取走鐵鍋，把灶留給後來的移民，鍋底灣的地名由此而來。一個熟悉洞庭湖的湖南人到一江之隔的洪湖任職，無疑有天生的優勢，但1852年太平軍從桂林、長沙一路攻下了武昌。在他任職的前後幾年，離沔陽最近的災難除了太平軍帶來的戰亂，還有1849年沔陽大疫，1857年武昌、漢陽蝗災，1860年長江特大水災。
史書沒有記載鍾謙鈞如何面對這些挑戰，只是說在水患頻繁、盜賊出沒的沔陽，他治水安民，呈現出了安瀾、風清、祥和的局面，並在1862年被授漢陽知縣。初到漢陽，恰遇胡林翼與太平軍作戰失利，漢陽到處是難民，鍾謙鈞四處聯絡慈善機構，帶頭捐出自己的俸資，開設多家粥廠、搭建幾百間茅棚，解決難民的吃、住，救治病人。他還修復毀於戰亂的書院，資助貧困學生；捐資籌款，採取以工代賑的辦法修復江堤，幫助災民恢復生產，渡過難關，又倡議修建育嬰堂、敬老院，收養孤寡老人和孩子。
鍾謙鈞離開鍋底灣25年後，辛亥武昌起義的核心人物之一楊時傑在鍋底灣出生，鍋底灣今天的名字“珂里灣”便出自他的手中。楊時傑寫過一首詩《遣興》：“悲心一點苦難拋，日學遒人木鐸搖。欲醒人間名利客，行將騎鶴普天敲。”在詩中，他希望像夏商周時期的“遒人”，搖動木鐸、走遍天下，敲醒昏昏欲睡的名利客。楊時傑的理想並非停留在口頭。1905年楊時傑赴日留學，第二年就由孫中山介紹加入了同盟會，1910年夏天他回到漢口。此時的武漢風起雲湧，一場改變中國歷史的暴風雨正在醞釀之中。“能爭漢上為先著，此復神州第一功”，楊時傑以及與他一起集合在武漢的進步青年，無疑都有“漢上為先”的精神。他與共進會會長劉公都主張在湖北起義，但當楊時傑到達武漢時，劉公卻因為肺病回到了襄陽。他只好去找在一家報紙當編輯的同鄉楊玉如，商定在武昌糧道街另設機關，聚集同志，發展組織，策劃起義。楊玉如後來在《辛亥革命先著記》中回憶，楊時傑認為這幾年在沿海幾省發動的起義都沒有成功，他主張在武昌起義，湖北人就要在湖北幹起來。1911年武昌起義後，楊時傑被推舉為鄂軍都督府內務部部長，在陽夏保衛戰中擔任總司令部督戰員。抗戰中，楊時傑回到珂里灣，積極聯絡抗日力量、為促進抗戰勝利多次挺身而出。
據說，楊時傑對“珂里灣”的解釋是，“珂”來自玉珂鳴響，佩玉鏗鏘，有高貴之意；“裡”來自“禮”，寄託謙恭禮讓的希望。2018年珂里灣村以其獨特的歷史積澱、傳統建築、文化遺產被列入第五批中國傳統村落名錄。
張公堤
1905年，楊時傑赴日留學的當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在漢口城堡之外，主持修築了一條後湖大堤，武漢人稱之張公堤。這條大堤東起漢口堤角，西至舵落口，全長20多公里。“長堤”的修築成就了漢口市鎮，“漢口城堡”將漢口變成真正的“城”，“後湖大堤”的修築則成就了漢口的“大”。
有學者研究，從1888年到1908年的20年間，漢口人口增長大約35%，1888年漢口的保甲冊記載漢口有26000多戶，18萬多人，到了1908年則有近5萬戶24萬多人。加上各種往來流動人口和僑民，估計鼎盛時期達到80萬人。由此我們可以想象1905年的漢口人口密度。
張之洞修築後湖大堤一方面是因為漢口人滿為患，另一方面是因為每年夏秋汛期，漢口城堡外河汊湖泊一片汪洋，水患嚴重製約了漢口的發展。張之洞設想，“若築長堤以御水患，則堤內保全之地，即為商務繁盛之區。”大堤修成之後，既解除洪澇之憂，擴大的面積也便成了城市。
在修建後湖大堤之前，張之洞在武漢先後創辦了自強學堂等一批學校，開辦了漢陽鐵廠等一批企業，長達三千里的盧漢鐵路還欠著外債。1899年他主持在武昌城外鯰魚套至金口修築了50多里的武金堤，同時開工了新河口至青山30多里的武青堤。1905年又組織民工，疏浚沙湖和郭鄭湖，並在南北兩堤上建水閘數座，這一系列工程一直持續到1906年。
據《湖北通志》的記載，1880年至1896年間，湖北財政每年存留地方者僅110萬兩，而現在漢口的這個大堤又要耗資至少80萬兩，對張之洞和捉襟見肘的湖北財政來說，修築後湖大堤談何容易，當然，自就任湖廣總督以來，張之洞在武漢實施的一系列新政，哪一件又不是難事。在張之洞弟子的眼中，他要做的事沒有錢也要設法去做，一邊做一邊籌錢，所以往往無時不在籌錢。在後湖大堤修築的3年中，張之洞用賑糶米捐籌集了30萬兩，而同樣具有開創精神和樂善好施的商人劉歆生認捐了剩下的50萬兩。工程分為十段，每段分頭施工。1906年大堤竣工，從漢口城堡到後湖大堤之間多出了十萬畝土地，有人計算，這一工程把漢口擴大了20倍。今天解放大道與三環線之間的古田路、水廠、寶豐路、航空路、中山公園、武漢商場、新華路、球場路、西馬路、趙家條、惠濟路、解放公園、黃浦路等漢口城區，過去都是後湖的水澤之地。
當然，後湖大堤的順利竣工，與德國工程人員的設計不無關係。據學者對“後湖堤工案”的研究，後湖大堤參考了德國公司的設計並吸收了西方的築堤技術。不管怎麼說，張之洞以他特有的方式，以武金堤、武青堤、後湖大堤（張公堤）三條大堤“築”出了武漢的“大”。
抗洪
在漢水與長江交匯處，也就是袁焻修築長堤之後的漢正街碼頭，曾經有一個祈求江水平靜、百姓平安的龍王廟。由於特殊的位置，龍王廟也是著名的防汛險段，此處大堤的擋水牆上，刻著三個數字：1954年8月18日，武漢關水位29.73米；1998年8月20日，武漢關水位29.43米；1931年8月19日，武漢關水位28.28米。這三個標誌水位的數字在城市的歷史上地位特殊，每一個數字背後都是一場流域性的特大洪水。
1931年的長江大水沒有沖毀後湖大堤，這場圍困武漢兩個月之久的大洪水，先在漢口黃浦路附近潰口，然後從丹水池衝開30米的缺口，洪水從下向上倒灌整個漢口。1954年的長江特大洪水最高水位29.73米，高出地面6米。此刻武漢的堤防，無論是漢陽的攔江堤，還是武昌的武青堤、武泰堤，漢口的張公堤、武漢關堤，都岌岌可危。當時的防汛指揮部總工程師陶述曾後來總結，這些大堤不僅地基情況複雜，大堤自身也並不健康，有的因過去修築碉堡、坑道而堤身受到了破壞，有的堤下埋有排汙水道，有的堤下建有廁所，有的暗藏白蟻、老鼠的洞穴，有的因為草莖、草根腐爛內部有空隙，等等。一旦水位達到27米以上，堤防就會險象不斷。
從1954年8月到10月，30多萬一線抗洪軍民與30多萬後方保障隊伍，在洪水包圍之下持續奮戰兩個多月，終於保住了大武漢。沒有地方取土，在黃陂一座山成立採土指揮部，專門負責挖土；沒有石頭，在東西湖一座山成立採石隊；四面是水無法通行卡車，就在岱家山至漢口之間架起十多公里的水上浮橋。據有關部門統計，在這場抗洪中，共動用土石方355萬立方米，麻袋621萬條，草包304萬個，蘆蓆83萬張，蘆柴高粱稈900餘萬斤……1954年10月3日武漢關水位退至警戒線以下。
在這一年的防汛中，24歲的王佔成發現了一隻翻沉的小船，從江水中成功救起7人。王佔成的單位，石化公司的一個廠庫就在丹水池，這個地方正是1931年洪水中長江潰口的地方。1998年長江中下游再一次全流域洪水氾濫，第四次洪峰經過武漢時，武漢關水位達到29.39米。在龍王廟堅守了十多天的一群市民，為了互相打氣，立下“誓與大堤共存亡”的誓言，並簽上了16人的名字。這個場景以浮雕的方式記錄在今天龍王廟的牆上。在他們簽下生死牌之前，第三次洪峰經過時，就已經出現了重大險情，並且還是在丹水池。1998年7月31日中午，丹水池江邊原本口杯大小的一個口子迅速撕開，噴出一米多高的水柱。1954年那個救人的王佔成來到了現場。68歲的王佔成意識到這是潰堤的前兆，必須堵住水下的洞口。他沒有猶豫跳入水中，找到洞口後雙腳卡在洞口，與另外十幾名搶險隊員合作，不斷把沙石、棉絮、毛毯往洞口塞，兩個小時後終於堵住了洞口。
無論是1954年，還是1998年，武漢的大堤都因為人而變得更加可靠。
戰疫
今天武漢市的北三環線由西向東從舵落口、額頭灣，沿張公堤，經新墩、園博園、常青高架、姑嫂樹互通、金銀潭至三金潭、岱黃公路，它與從舵落口到堤角的張公堤走向基本重疊。過去這條線是漢口的屏障，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戰中，這條線也是阻擊線。
從北三環線朱家河向南就是諶家磯，張公堤的終點離這裡不遠。抗疫中最大的方艙醫院——長江新城方艙醫院距這裡一公里。整個方艙醫院由20個廠房倉庫改造而成，設有3840張床位。建設這個方艙需要先清理轉運倉庫裡的材料，然後安裝地板、水電、電信、空調、隔離等設施。本來就道路封閉受阻，又遇雨雪降溫，一個城市還到處都缺物資。承擔此項工程的中鐵十一局2月14日開工，只用4天就交付使用。
在施工現場負責的是1985年出生的李永剛。2月3日晚武漢市決定開建多個方艙醫院，2月4日他就到了搶建武漢客廳方艙醫院的工地，從這天起，他就沒再回家。11日他在搶建塔子湖方艙醫院，三天三夜通宵作業之後，他接到了建設長江新城方艙醫院的通知。2月25日他又出現在改造武漢優撫醫院的現場。作為現場負責人，李永剛需要不斷在各個環節之間走動，不斷喊話。最多的一天，他走了將近5萬步，他說出來的聲音是嘶啞的，但就如他的名字，每一個指令都有硬度。
從諶家磯向西，過三金潭立交，就是塔子湖體育中心，它離張公堤不到2000米。塔子湖體育中心方艙醫院有1000個床位，2月12日開始接收病人。從這裡向北，穿過三環線就是金銀潭醫院。非典過後，武漢市為加強公共衛生體系，投資5億元在張公堤北面修建了這所醫院，將原處於江漢北路的武漢市傳染病醫院遷到這裡，2016年改名金銀潭醫院。在張公堤的修築中，金潭、銀潭就是著名的險段，2020年的疫情中，這個地方同樣險要。很多人已經熟悉了這所醫院的院長張定宇，他2017年被診斷為漸凍症，但一直在一線工作。2019年12月27日他已經知道其他醫院有病人感染冠狀病毒，但30日在對轉診過來的病人做檢測時，結果卻都是陰性。張定宇當即要求做肺泡灌洗後再檢測，結果發現兩例陽性。元旦後他安排緊急改造ICU病房，採購呼吸機、監護儀、輸液泵、心肺復甦機等設備。當時他還擔心買這麼多設備萬一用不了怎麼辦，沒想到春節後收治的病人一下達到了800多人，所有的設備都派上了用場。在過去幾十個日日夜夜中，他做過不少決策，提出肺泡灌洗是他認為最正確的，因為守住了關口。
與金銀潭醫院隔一條馬路就是卓爾集團的標誌性物業——武漢客廳。“只要城市需要，我們義不容辭。”疫情發生後，卓爾集團創始人閻志第一時間捐款1000萬元並組織從國外採購回4000萬元的醫療物質。2月3日晚武漢市啟動方艙醫院建設，卓爾集團員工連夜開始行動，將武漢客廳改造成2000張床位的方艙醫院。2月4日，卓爾集團捐建的江漢方艙醫院投入使用，可提供1000張床位。2月21日，在武漢客廳東北方向，卓爾集團搭建了可提供2000張床位的漢口北方艙醫院。卓爾集團還先後聯合武漢市第八醫院成立了卓爾長江應急醫院，與漢陽醫院聯合成立了卓爾漢江應急醫院，與黃陂區人民醫院成立了卓爾盤龍城應急醫院，這些應急醫院的醫療物質都由卓爾集團保障供應。有媒體統計，此次抗疫中，卓爾集團捐贈了十家醫院上億元物資。
袁焻修堤保護漢正街集市時，不會想到300多年後這個集市要整體搬遷到漢口北，卓爾集團的漢口北國際商品交易中心正是它的承接地。一百多年前，後湖大堤修建時，張之洞眼前的堤外全是湖澤，他不會想到，堤外的金銀潭會有武漢客廳、金銀潭醫院，也不會想到堤內會有塔子湖體育中心，大堤的終點諶家磯會有一個工業園，更不會想到這些都成了2020年阻擊疫情的屏障。而李永剛、閻志、張定宇等，都跟歷史上的袁焻、鍾謙鈞、楊時傑、張之洞等先賢一樣，在一座城市面臨重大危機時，敢於作為，舉起了自己的肩膀。
（作者：李魯平，系湖北省作協副主席、武漢市作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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