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物質生活參考（ID：wzshck）
01.
韓國有《流感》，美國有《傳染病》，中國有什麼？作為當下社會的“病毒啟示錄”，很多人感慨，中國電影在這個領域留下了令人惋惜的空白。
事實並不是這樣。
巧合的是，與2013年韓國《流感》同年，中國上映了一部關於瘟疫的電影，只不過故事發生在古代，可以看做“古代的非典”。這部電影叫《大明劫》，導演就是執導《萬箭穿心》的王競，後者改編自方方的同名小說。
電影原計劃在2013年春天上映，但最終定檔10月。“選在10月份上映是希望天冷一點，大家心收一點去看，我的期待是，大家夥兒都去看，一下出來十億，跟《泰囧》《致青春》似的。”編劇謝曉東在一次採訪中解釋。
這近乎盲目的樂觀，簡直不像是來自一位混跡電影圈多年的人。
不可否認，創作團隊為這部電影傾注了太多心血，籌備四年，而且那時候《萬箭穿心》頻頻獲獎，熱度還在，王競的名氣開始出圈，加之“非典十週年”的警鐘，種種“利好”因素大概矇蔽了團隊的雙眼，讓他們忽視了對這部電影的商業價值判斷——
2012年底，以喜劇電影起家的馮小剛推出了歷史災難題材《1942》，與徐崢導演處女作《泰囧》狹路相逢。結果大家都知道了：中國電影觀眾用腳投了票，《泰囧》成為國內首部票房過10億的國產電影，拉開了國產電影新喜劇時代的序幕。
事實證明，天氣冷不會成為人們去看一部沉重題材電影的理由，一部作品的命運不可能超越“潮流”而存在：《大明劫》的最終是票房300多萬，慘烈收場。
即使是跟《流感》相比，在這部由吸引眼球的愛情元素和好萊塢式個人英雄主義編織起來的商業大片面前，《大明劫》也實在是太“乏味”了。它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一代名醫吳又可和一代名將孫傳庭相識於亂世之末，一個抵禦內亂，一個對抗大疫，一個救國，一個救人，互為鏡像。吳又可和孫傳庭都是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但把他們置於同一空間之內，卻是電影的獨特心思。
吳又可著有《瘟疫論》，是中醫史上第一部關於治療瘟疫的專著。他提出“癘氣假說”兩百年之後顯微鏡問世，人們才得見細菌的真面目。此外，吳又可獨創的“達原飲”在非典期間被運用於臨床治療，電影末尾也致敬了這段歷史。
拍攝紀錄片出身的王競延續了其一貫的寫實主義手法，只是對兩位主角的個人選擇進行平鋪直敘。“歷史題材跟現實題材沒有區別，我們想找回那個時代的現實感，現實題材就是以後的歷史。” 因此電影中大量刻畫對抗瘟疫的鏡頭，我們現在看起來都非常熟悉。
上映之後，《大明劫》收穫了與票房不相匹配的高口碑。《長安十二時辰》原著作者馬伯庸當時評價，“這是近年來看到的最出色的國史電影，能從中感到一種歷史特有的風骨”。
非典十週年之際，這部電影備受冷落，七年後的今天，當病毒捲土重來，人們終於意識到，我們不僅低估了這部電影，而且高估了自己。
埋下隱喻與發現隱喻，是導演與觀眾之間樂此不疲的尋寶遊戲。有人立足“當下”，對電影進行解讀：天災可怕，人禍更可怕；瘟疫從來不是簡單的醫療問題，政治和社會應對決策決定防疫水平。在這個特殊時期，人們要求導演非得隱喻點什麼不可。
但正如一位豆瓣網友所言 ：
導演王競擅長現實類題材，這會是一次借古諷今嗎？我覺得這個問題無關緊要。《萬曆十五年》的作者黃仁宇特意在自序中強調他並非借古諷今，我覺得確實如此，因為歷史的規律是如此的一以貫之，當你在說一段歷史時，總能在今天找到對應。人心從來沒有變過，所以人事也不會變。[1]
02.
在這次疫情中，很多人通過《萬箭穿心》和《大明劫》這兩部作品認識了導演王競，但除此之外，王競更早期的幾部作品在題材上“尺度”更大，眼光更加超前。
早在2018年《我不是藥神》獲得空前成功之前，2010年上映的《我是植物人》就聚焦藥物造假問題，且幾乎觸及核心：女主角因為手術中注射了不合格麻醉劑而臥床三年成為植物人，背後牽扯出藥廠造假和審批流程的問題。由男主角說出了這段觸目驚心的話：
每年有250個工作日，以1萬種藥來計算，每個工作日有40種藥通過審批，每個工作日8個小時，每小時60分鐘，那就是說，每12分鐘就會有1種新藥通過審批。
至於那麼多12分鐘背後發生了什麼，電影沒有說出來，交給觀眾自己想象。
《我不是藥神》上映期間，《我是植物人》因為“比藥神更尖銳”得到一些影視公號的推薦，時值長生生物疫苗事件爆發，很多人在彈幕中留下“脊背發涼”的評語；更多的人是在慶幸：這樣的電影居然沒有被禁；還有人說，電影中造假的方辰藥業換成某奶粉企業、某塌方的房地產公司也說得過去。
當初謝飛也是因為看了王競的《我是植物人》，才找到他來導《萬箭穿心》的。
有人在評論區科普，這部尺度如此之大的電影有幸過審，其原因實際上電影中透露了一點線索：
這也算為一些有志於現實主義題材卻又對尺度拿捏不準的導演們提供了一個示範：時機很關鍵。
王競另一部解剖現實的作品是2009年上映、聚焦人肉搜索題材的《無形殺》，早於高圓圓趙又廷的定情之作、陳凱歌執導的《搜索》。這部電影根據2006年轟動一時的網遊魔獸世界“銅須門”改編：魔獸世界裡一男一女玩家發生婚外情，被女方丈夫在網上曝光，引發人肉搜索，以女方被逼自殺結尾。
聽起來像是一部劇情狗血的獵奇片，實際上是一部探討網絡隱私道德和法律邊界的紀實片。2006年，“銅須門”男主角銅須入選“百度十大風雲人物”，電影以人物“鐵佛”代替“銅須”，明眼人一看便知。王競說，這部電影拍攝時間只用了一個月，而為爭取上映在公關上耗時長達七個月。
還有更早的作品都來自現實生活：夾帶了農民工討薪情節的《一年到頭》以“首部春運題材電影”為賣點，而徐崢類似題材的《人在囧途》要等兩年之後才上映；以少年沉迷網絡遊戲為主題的《聖殿》，也是由一則新聞引發的靈感：一個28歲的青年連續60天玩一個叫《傳奇》的網絡遊戲，其間吃喝拉撒全在網吧，直到身上發出臭味，被老闆趕走。
這些電影的缺點顯而易見，“活兒糙”，但評分都不低。原因就藏在那些評語中——“因為題材，多給一星”“居然能上映，再加一星”。
王競曾經在採訪中透露自己“大尺度”的秘訣。“太小的成本有一個好處就是在題材上豁出去了，置之死地而後生，這類電視電影，最好的結局就是賣到電影頻道。有這樣的想法墊底，就可以豁得出去，題材手法百無禁忌。”[2]
在更小的小圈子裡，王競導演+謝曉東編劇和製作人的組合被一些觀眾所熟知，被稱為“社會派”，早期那幾部電影成本只有上百萬。資金欠缺，這是現實主義題材電影的普遍困境。王競本來以為自己夠苦，後來聽說賈樟柯拍《小武》成本只有十幾萬，還覺得有點慚愧。
2013年的一個採訪中，王競提到自己在籌備的下一部電影題材是根據山西“紅衣殺手”連環殺人事件改編。“這個兇手從警方第一批排查時就在嫌疑對象名單裡，但他不太像一個罪犯，他的生活看上去非常正常，最後是通過心理學的方法將其鎖定的。”但這部片子沒有了下文。
也是這一年，賈樟柯根據四個轟動社會事件改編的電影《天註定》無緣與觀眾見面。
前面說過了，時機很關鍵。
03.
1997年，王競的處女作《方便麵時代》啟用了當時還不紅的小生李亞鵬。李亞鵬飾演一位北京大學生丁寶，畢業後被分配到文化館工作，無奈發現無論是工作環境還是打交道的人，都跟自己想象的天差地別。這個故事來自王競一位朋友的啟發。
王競在創作札記中寫：中國真的存在一個人才培養機制和使用機制不配套的矛盾。很多大學生在基層都會感到無所適從，這到底是學校教得太多了，還是我們的基層真的不需要專業太優秀的大學生？
這種思考使電影脫離了如今青春片常見的迷茫青春軌道，深入社會運行層面了。
同樣以濃縮社會般的文化館為背景，我想到另一部電影《背靠背，臉對臉》。這部被網友譽為“現代版《官場現形記》”“基層版《紙牌屋》”的現實主義力作上映於1994年，豆瓣評分9.4，導演是後來拍《建國大業》的黃建新。
在電影史上，1994年是一個無法超越的年份：國外連番出手《肖申克的救贖》《獅子王》《阿甘正傳》，中國香港有《飲食男女》《重慶森林》《東邪西毒》《九品芝麻官》壓陣，內地憑藉《活著》《陽光燦爛的日子》《霸王別姬》也毫不遜色。《霸王別姬》豆瓣評論裡有一條說，我以為這是國產電影巔峰的開始，誰知道是結束。
《背靠背，臉對臉》也是這一年上映的，但那時在鑽石堆裡沒太引人注意。時光流逝，觀眾漸漸發現這部電影的珍貴——評分甚至超過了《活著》——說它珍貴，是因為人們意識到這樣的電影不會再有。近年來，類似題材無論是馮小剛的《我不是潘金蓮》還是讓範偉封帝的《不成問題的問題》，都無法走得太遠。
2019年，一場以“致敬現實主義電影”為主題的電影峰會上，王競與黃建新難得同臺。早年間，他們都曾從“文化館”出發，但黃建新已經不是那個黃建新了。
[1].《大明劫：歷史除了借鑑，還留下什麼》豆瓣電影，作者地瓜
[2].《王競：探尋電影的血脈》，《電影》雜誌2013年第2期
*圖片來自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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