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吶，真是美好、神奇而又古怪的事物。比如說，有一天朋友來找你，盯著桌上或書架上的書，左翻翻，右翻翻，隨後突然拿起其中一本看了起來，竟然還表現出了興趣，此時你是不是要擔心了？朋友之間，拿什麼都可以，再貴也可以商量，可是拿書讓人心如刀割。
然而，我們對待書好像還有一種態度。有個說法“偷書不為賊”，這究竟是指知識是公共的、需要分享的，還是在貶低書的價值？更別說，書被拿來作為道具製作和收藏標本，被用來壓平那些有褶皺的A4紙或紙幣。哦，對了，還可能被拿來壓泡麵！而在大學生時代，我們可能或多或少都到打印店打印或複印過書，少則部分章節，多則一整本——如果書已絕版，當然自當另說。
奇怪的是，除了像焚書這樣令整個文明蒙羞的舉止，大多數的做法似乎也並未妨礙我們對書的喜愛。無論怎麼做，都能講出一番道理來為自己愛書作辯護。我們也確實是愛書的。這其中的矛盾真是微妙。
德國作家布克哈德·施皮南也有這樣的喜愛和糾結。他為此還寫一本小書，《書情書》。他講到曾經遭遇“洪水”，地下室的書被浸壞，有的還發黴了。這些書原本不常看，所以才放到地下室。他需要選擇，扔掉還是拯救？他坦誠地說，甚至希望有的書再被損壞一點，如此放棄才能心安。不得不說，在書這件事上，一個人的小心思真是太豐富了。書評君摘編《書情書》部分內容和書友們分享。也期待你們在留言區講一講和書相關的那些“小心思”。
《書情書》作者：(德) 布克哈德·施皮南 譯者：強朝暉 版本：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年2月
1
被借出的書
睡前翻翻書。圖片來自《書情書》（琳娜·霍文 繪）
斗膽說盡人皆知的大實話：一個人要想看書的話，不一定非得去買。從某種意義上講，書籍甚至算得上是一種公共品。這裡指的不單是圖書館裡的藏書，就算是私人收藏的書籍，同樣也具有某種獨有的特質。當一個人張口向朋友借用餐具或割草機之前，他八成已向對方借過十來本書（用於收藏的古董書自然另當別論）。雖然都是私有物品，但和書籍相比，餐具和割草機顯然要更“私人”一些。更何況，因為書裡的字都是事先印好的，所以對書的主人而言，真正屬於他的並不是書裡的文字，而不過是那一沓紙。再說了，如果一個人的選書品味能夠以如此方式得到賞識，他該感到受寵若驚才對！
但不管怎樣講，向人借用餐具是為了籌備一場盛大的家宴，借用割草機是因為自家那臺出了故障，剛剛送去修理。所以，人們在借用這些物品時，通常都會講好送還的時間。書卻不一樣。閱讀不是家宴，也不是修整花園。它可以延遲，也可以中斷；它可能耗時漫長，也有可能永遠都不會開始。所以，出借人總是這樣說：看完再還，不急！
這話自然是出自好意。可是，它卻讓書的命運從此踏上了自己的軌道。如果借書人患有拖延症，這本書就會變成壓在他心中的重負。時鐘開始嘀嗒作響：哎，該把書還回去啦！但從另一方面講，借書人也許並不願意逼自己太甚，更不願被別人催促不休，而且說到底，不過就是一本書嗎，還能怎樣？可是，如果不看就把書還回去，也終究不是辦法。一來是因為借書人可能不等人問，就不自覺地說了實話；二來如果這樣做，會讓借書人顯得很小氣。其實這時候，出借人自己也已陷入了兩難。書遲遲不還或許早讓他怒火中燒，可他卻刻意迴避不問，以免讓自己看上去像是個小氣鬼。而且他畢竟親口說過：不急！
紀錄片《但是還有書籍》（2019）畫面。
於是，許多借出去的書就這樣經年累月，守候在等待閱讀的中間地帶。還沒看，不過，馬上；還沒還，等看完就還，一定！對借出去的書來說，最壞的情況是，借書人壓根不準備再讀它。而且為了不讓自己太糾結，他刻意把書塞到了一個視線不及的角落。也許有一天，這些借來的書會被裝進搬家用的紙箱，隨其他家當一起離開這個城市，這個國家，這片大陸，最後被借書人昧著良心或出於大意，歸入了自家的收藏。
再往後，當出借人和借書人都已相繼故去，這本借出去的書卻依然完好。可是，只有當它有一天在舊貨市場上被賣掉——哪怕標價只有一角錢——它才能有機會洗刷身上的汙點和恥辱。如今，它終於又有希望被人閱讀啦！
直到有人把它借走。
2
被偷竊的書
想當年，在我剛進大學唸書時，從書店裡偷書還是一種富有個性的叛逆行為。在一些圈子裡，文字常常被看作是公共品。在這些人看來，文字在現實生活中之所以總是以商品和私有物——書籍的形式出現，是資本主義制度為達到統治 目的所採取的卑劣伎倆。面對這種伎倆，只能以不順從的姿態作為回應。
那時候，我只偷過一本書。一場白費力氣的行為表演，一次青春期後遺症式的愚蠢冒險。那本書是克勞斯·曼的《梅菲斯特升官記》。在被禁多年之後，它又重新出版上市，儘管圍繞書的官司還沒有了結。我覺得，對這樣一本書下手實在再合適不過，況且它就擺在書店靠近門口的位置，高高地堆成一摞。
這次偷書行動雖然得了手，可我的內心卻為此糾結不已。我草草讀完了書，一心指望能通過閱讀來彌補之前的過失。這當然是無稽之談。於是我只好又花錢買了一本，還讓店員開了發票，然後在離開書店時，悄悄把書放在了門口依然高聳的書堆上。一場行為主義風格的資本主義大批判，就這樣狼狽地收了場。
可是到後來，在迷上收藏的幾年裡，我卻屢屢陷入一種境地，讓我不得不認真去思考偷書的問題。在我眼裡，有些書和我的書架還有架上的藏書是那麼相配（簡直是天作之合），以致讓我覺得，為了得到它們，就算做下犯法的事也是情有可原的。現有的物權關係確實很不公平，不過這並非是對政治和社會全面思考後的認識，而是在我看來，我對這些書籍的權利訴求，要比舊書店或公共圖書館來得更迫切，更有根有據。只有一次，我的佔有慾之強烈，勝過了對做賊被抓的恐懼。至於下文如何，恕我無從奉告。
看書的人。圖片來自《書情書》（琳娜·霍文 繪）
偷書賊是一類既有魅力又充滿矛盾的人物。從一方面講，他擅自竊取他人之物，這著實不妥，要是聽任其發展那還了得？但另一方面，他是竊賊中的文化人，是精神世界裡的羅賓漢。或許我們可以指望他們，為書籍的世界打造全新的物權關係，以取代單純的商品所有權。最好的辦法是按照讀者的真實需求和內在素質來分配書籍，具體該怎樣操作，則另當別論。
自從投身寫作之後，我對偷書賊的浪漫幻想也漸漸消散。誰敢偷我的書，就是不尊重我的勞動，是貪圖私利而害我吃虧。人類經過了幾百年的時間，才終於建立起一套文化經濟體制，好讓人們至少有機會依靠寫作來養活自己。假如沒有“知識產權”的理念和司法實踐，這條路就會被徹底堵死，所以務必要想辦法保住它。當然，要做到這一點，首先要抵制“知識產權”盜竊，無論其存在的形式是哪一種。
紀錄片《書迷》（2018）畫面。
其實，書籍本身就是一種防盜裝置。它給文字套上了權威和官方化的外殼，即使不能徹底杜絕偷盜和剽竊，至少也能讓偷竊更容易辨認。我曾在本書開篇中寫到：書籍是文字世界裡的房子。我想在這裡再補充一句：書籍是文字的房子，也是文字的身份證。它標明瞭文字的所有權關係，也為文字的原創性提供了擔保。
儘管有各種法律條款的保護，但偷盜文字的案件迄今仍時有發生。在過去幾十年裡，最受爭議的一起大概要數1970年的柏林大學生盜版案。這些學生私自印刷了阿爾諾·施密特的小說《紙片的夢》，並拿到市場上售賣。當時的正版書售價是三百馬克，而盜版書的標價卻只有一百馬克。與那個時代的常見情況一樣，這一行為也被看作是一項有利於文字傳播的公益活動。但實際上，它和“公益”毫不沾邊，因為它讓一位窮作家的收入嚴重受損。每一本盜版書的問世，都讓正版書的銷售少了一分機會。
一種沒有爭議的盜印形式是對書籍進行整本或部分複印。在大學生的日常生活中，這種事更是家常便飯。複印機生產商和商業經營者需要向文字著作權協會支付一定的費用，以示對作家權益的保護。但是隨著技術的進步，複製變得越來越難以控制。自從有了智能手機，每個人兜裡都揣著一臺微型盜印機。另外，還有電子書版權的保護和盜竊問題，更是一本難唸的經，不提也罷。
3
被丟棄的書
近十五年的時間裡，我曾有過一個很大的地下室。其實我並不需要它，也就是說，它本來很有可能被閒置。結果不然。因為有了這間屋，好多東西明知用不上，我卻不肯把它們拿去送人或扔掉。比這更甚的是，這間地下室總是鼓動我，準確地講是蠱惑我，把一些並不真正令我心儀的物什帶 回家，一樣樣積攢起來。沒問題！它總是這樣對我說。什麼東西不喜歡了，儘管交給我，然後你就解脫啦！俗話說，眼不見為淨。於是，沒幾年工夫，地下室就被堆得滿滿當當。
電視劇《聊齋》（1987）書痴篇劇照。
在這些儲藏物中，當然也有書。每當家裡或辦公室的書架沒了地方，我都會拿下幾本書，放進地下室。這些書有的我已經讀過，但不想再放在身邊；有些我一時還不想看，以後或許也不會看。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念大學時用過的所有教材，為雜誌寫專欄時點評過的經濟學書籍，淘貨時被打了眼的假古董書，還有副本、發票簿以及各種不中意的禮物，統統被我塞進了地下室。到最後，這些“次等”收藏品的規模大約是三個“畢利”（計算私人藏書量的通用標準）。
我這輩子從來沒想過，除了把這些書存在地下室，我還能拿它們做什麼。對這些舊物或無用之物來說，這間地下室就像是一家管理有方的收容所。可於我而言，它卻漸漸變成了一個令人傷感的危險之地。有時候，我連續幾周都不會下去一趟。一想到要面對那堆記錄著失望和挫敗的貨色，我都會心生畏懼。話說，有誰願意去參觀一座品類齊全、展示個人失敗史的博物館呢？
後來，某年9月11日，“洪水”來了，不是從上面，而是從地下。在這秋高氣爽的日子裡，我家的地下水泵就這樣沒來由地把整個地下室泡了湯。“洪水”以眾生平等的架式，浸溼了屋裡的各種傢什，書架最下面一層自然也未能倖免。此外 還有兩個紙箱，裡面放著一堆扔進去有段時間卻還沒來得及拾掇的物件。
一般情況下，如果遇到這種事，我一定會氣得跳腳。說不定因為這次事故，我和那些讓人傷心的藏書也會從此和好。可是，就在水災前一個禮拜，我剛剛決定搬家。從那時起，我已經知道，我就要和地下室堆積的大部分物品分道揚鑣了。
我為啥要嘮嘮叨叨講這些？那是為了給自己開脫，更準確地說，是想通過講述來減輕心中的罪惡感。各位讀者大人，我在這裡向你們坦白，就在地下室淹水幾個星期之後，我把堆在裡面的一部分書扔掉了。換言之，我把收容所裡的一些成員親手送上了絕路。
紀錄片《書謎》（The Secret Life of Books Season，2014）劇照。
這件事做起來可沒那麼輕鬆。就算書已經被水浸溼，甚至發了黴，把它們扔掉依然很糟心。當時，我對它們那不堪的模樣甚至心存謝意，因為它讓我的行為有了被原諒的藉口。反過來，要是把一本完整無損的書好端端扔掉，在我眼裡簡直大逆不道。
現在我可以一五一十地告訴大家，當時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我做出了這等錯事：一家舊書行委婉地拒絕了我送去的書，無論我怎樣壓低價格。區圖書館的管理員在電話裡便一口回絕了我的提議：謝謝您，不過，我們只接受年頭不超過 四年的舊書捐贈。就連經常組織公益性市集的動物收容所，也只對童書和偵探小說感興趣。更何況我正在忙著搬家，有太多東西需要收拾，實在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為這些藏書找到新的主人。
各位大人，我知道，你們從我的語氣裡可以感受到，這些解釋是多麼蒼白無力。沒有人會丟掉自己的寵物，哪怕它總是咬人或四處惹禍。同理，也沒人會扔掉自己的書。如果一個人無法再收留自己的寵物和書籍，得另想辦法處理才是。這是人類文明對我們的要求。可我呢，最終卻把那些書交給了廢品收購商，這個書籍世界裡的劊子手。
後來，又發生了更糟糕的事。就在我收拾完東西，壞事也已經做下，眼看就要搬家時，我從地下室一處沒被水淹的角落，發現了兩隻紙箱。我完全不記得，那裡面竟然裝滿了書。自從做下了之前的錯事，我沒有變得麻木，反而一直心存餘悸。於是，我想出一個主意。我在小鎮教堂門口擺了一隻書架，把各色書籍在上面一一碼好，然後又在旁邊貼了張紙條，對情況做了說明。
一個月後，當我把書架取回時，它已經空了，徹徹底底地空了。一時間，我的心情變得比之前更糟了。哎，明明是有辦法的！請上帝責罰我。
凌晨3點，在書店看書的人。圖片來自新京報書評週刊視頻《凌晨三點的北京，我們叫醒了一群深夜讀書人》
4
被虐待的書
筋瘤並不是瘤，而是一種生長在關節部位的囊腫，裡面包著膠凍狀黏液。治療筋瘤的一個土辦法，是用一本厚實的書用力拍打患處，注意，不是用木板、錘子或捲起來的報紙，而是書。據說這個辦法一方面可以讓囊壁破裂，加速身體對黏液的吸收，另一方面，用書來拍打相對安全，不會給身體造成更大的損害。
除了治療筋瘤，書籍也可以在其他時候充當重物之用，分量隨人挑選，比如說製作樹葉標本，把弄溼的紙幣壓平等等。這時候，書籍變成了材料，進一步說，是一種潛在的工具。
另外，人們還可以用書作為支撐物來防止搖晃，或用它讓窗戶保持固定的縫隙，以便空氣流通；再有，人們還可以把書當作杯墊，或者在心理治療時把它放在病人頭頂，作為意念練習的輔助工具。當然，你也可以從書中扯下幾頁，以解某種難以啟齒之急。
可是對那些提出、採納和容忍這些建議的人來說，這些做法難免會讓他們臉上無光。事態得多麼危急，才會讓一個人把書當成工具或者廢料？依我看，這樣做的人要麼是傻瓜，要麼是惡人。一個人就算是長了筋瘤，也該想想其他法子，而不是拿本書去拍。
說到底，人類對待書籍的態度標誌著人與文化之間的關係。一個人如果覺得一篇文字寫得太爛，可以討厭它，也可以大聲說出自己的觀點，甚至索性撕掉它。但是，只要裝裝樣子就好！對待書籍，我們還是該多些敬畏才是。
本文經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授權摘編自《書情書》一書。摘編有刪節。原文作者：(德) 布克哈德·施皮南；整合：羅東；編輯：西西。校對：危卓。未經出版方或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閱讀更多 新京報書評週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