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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疫情持續向好，世界上許多國家地區的情況卻讓人擔憂，截止今晨，全球新冠病毒感染人數已破52萬。在新冠肺炎病毒肆虐的時期，以文學為精神資源的人一定會聯想起文學史上關於瘟疫的作品。
青年作家王威廉為我們撰文談論了文學中的疫病思考：我們的反思能否抵達加繆在《鼠疫》中早已給出的結論？《鼠疫》也給了我們另一個啟示：文學中的冷靜與沉思。文學的傳統與抒情相關，但現代以來，冷峻越來越多地出現在文學敘事中。當這種冷峻與現實的透徹理解結合在一起的時候，才會構成一種超越時代侷限的啟示錄。
瘟疫、文學與話語變革
王威廉 | 文
王威廉
文學是以悲憫與共情重建疾病與道德的關係。疫情和社會的關係自然是複雜的，並非每一種關於疫情的社會話語都有道德隱喻，也並非每一種從疫情中誕生的道德隱喻僅僅是針對疫情本身。
在新冠肺炎病毒肆虐的時期，以文學為精神資源的人一定會聯想起文學史上關於瘟疫的作品。《鼠疫》直接地展現了一段疫情的始末，書中不止一次提到中國，甚至提到了廣州，讓人五味雜陳。沒有經歷過瘟疫的人無法真正讀懂《鼠疫》。《鼠疫》有著極強的隱喻性，但它的現實層面也建構得非常牢靠。從發現案例，到確認，再到上報、懷疑、爭執，直至封城，堪比嚴謹的防疫行動指南。我在SARS期間讀過《鼠疫》，此番二次讀，感覺完全不同。
加繆認為對抗鼠疫需要的不是英雄主義，而是誠實。所謂誠實，就是做好自己的工作。一個年輕人肯定無法理解這種類似流行“雞湯”的結論，直到他在社會上碰得頭破血流之後，才會明白“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意味著付出多大的努力和代價。加繆以敘述人的冷峻口吻指出，他也不喜歡對英雄主義的過度宣傳，那會讓我們誤以為周圍是無邊的惡。我尤其認可他對道德的評判：最壞的道德是愚昧無知，正是這種愚昧無知造就了主觀的惡或是無意的惡。不懂得病毒的可怕而錯判時機，不懂得病毒的強傳染性，讓沒有保護措施的醫護人員近距離施救，導致醫護人員也被感染，都屬於這種情況。但愚昧並非屬於某個人，愚昧是人類共同的弱點。從一種文化到一個人，每克服一點愚昧，就得到多一點的道德。我們的反思能否抵達加繆在《鼠疫》中早已給出的結論？
《鼠疫》也給了我們另一個啟示：文學中的冷靜與沉思。文學的傳統與抒情相關，但現代以來，冷峻越來越多地出現在文學敘事中。當這種冷峻與現實的透徹理解結合在一起的時候，才會構成一種超越時代侷限的啟示錄。
如果追溯《鼠疫》的文學史淵源，英國作家笛福的《瘟疫年紀事》是必要提及的。加繆在《鼠疫》的開篇，就引用了笛福的話：“用別樣的監禁生活再現某種監禁生活，與用不存在的事表現真事同等合理。”這明確表達了《鼠疫》的初衷便是用虛構更有力地表現真實。而笛福的《瘟疫年紀事》則是有著歷史事實依託的小說，描述了1665年大瘟疫襲擊下的倫敦，小說可能是基於笛福的叔叔當時所留下的記錄。
畫家呈現的1665年倫敦場景
笛福為了還原疫情的真實狀態，事無鉅細地描述具體的社區、街道，甚至是哪幾間房屋發生了瘟疫。甚至有傷亡的數字表，並討論各種不同記載、軼事的可信度。寫到有人在街上大叫大嚷：“再過四十天，倫敦就要滅亡了。”還有人赤身裸體在街上跑來跑去，徹夜奔走和號叫：“噢，無上而威嚴的上帝呀！”這種瘟疫敘事開啟的是一種作家對於社會整體性的觀察與沉思。有人把笛福稱為現代小說家的第一人，不是沒有道理的。
他的另外一部廣為傳頌的作品《魯濱遜漂流記》，可以跟《瘟疫年紀事》對照起來讀，它們構成了現代文學的兩種趣味。一方面人與人之間因為密切的聯繫，使得某種病毒（觀念）四處蔓延傳染，讓染病的他人成為自己的地獄；另一方面，人們卻被置於孤立無援的處境中，成為像孤島一樣的存在。這兩方面並不矛盾，正是現代性的集中體現。馬爾克斯也是深受笛福影響的一位作家，他的《霍亂時期的愛情》也是直接以疾病隱喻了某種人類的非理性情感。小說的男主人公弗洛倫蒂諾·阿里薩的身上體現了愛情的複雜性，愛情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和霍亂一樣令人患病和死亡。有些人如熱症一般很快就好了，而有些人卻終身不能痊癒。還有作家庫切，他以女性主義的視角重新轉述了笛福的小說《魯濱遜漂流記》。
庫切在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說《他和他的人》中，一直在談笛福和瘟疫，比如船工羅伯特如何將盛放食品的袋子留在河邊，讓他患瘟病的老婆、孩子自己來取；吹笛人喝醉了酒睡在人家門口，如何被人用運屍車拉去差點兒活埋等等。在庫切看來，瘟疫是生活本身的故事，是整個人生的故事，我們應該對死亡的來臨早作準備，否則隨時隨地會被它擊中倒地死去。庫切寫道：“在瘟疫的日子裡，有一些人出於恐懼，把一切都丟開了：他們的家、妻子和孩子，顧自飛快地逃離倫敦。一旦瘟疫過去，他們的行為就會為人所不齒，無論從哪方面看他們都是懦夫。但是，我們忘記了面對瘟疫時需要喚起的是什麼樣的勇氣。這不僅僅是戰士的勇氣，也不是抓起槍打死敵人的勇氣，而是挑戰騎著白馬的死神的勇氣。”這段話彷彿就是為我們今天而說的。
面對瘟疫時需要喚起的，不僅僅是戰士的勇氣，也不是抓起槍打死敵人的勇氣，而是挑戰騎著白馬的死神的勇氣。
庫切
葡萄牙作家薩拉馬戈的長篇小說《失明症漫記》則加大了虛構的力度，“失明”也就是“盲目”居然可以作為一種具體的傳染病，那麼它的寓言特質得到了徹底地建構。不過身處疫情時期，我發現對於有著強烈現實層面的小說有更多的共鳴。這也許是一種提示，所有的隱喻、象徵和寓言，最好都能找到現實土壤中的根系，如此更能持久地在歷史的暗河中將那種根系的基因繁衍下去。
中國文學中像笛福的《瘟疫年紀事》、加繆的《鼠疫》那樣直接書寫瘟疫的小說，我印象較深的作品是陳忠實的《白鹿原》中對瘟疫的描寫，儘管只有一部分篇幅，但給我的印象很強烈。田小娥之死引發了瘟疫，瘟疫不僅僅意味著一種可怕的死亡方式，而且也是一種詭異的報復方式。
除了以疾病命名的作品，在我看來，至少一半以上的文學作品都和疾病有著直接而密切的關係。甚至可以說，沒有疾病，便沒有文學。《紅樓夢》中林黛玉的咳血決定了林黛玉的性格和悲劇，《三國演義》中曹操的頭痛症與他多疑多思的性格也是一體的。疾病對文學來說是隱喻與象徵，文學不可能將疾病作為疾病本身而接納，正如沒有將疾病作為疾病本身而接納的人生。疾病會在任何層面上改變人生，正如疾病在文學的敘事中不可避免地要承擔闡釋和轉變的功能。蘇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隱喻》並非是要解構疾病在文學中的功能，恰恰是以文學的方式針對現實層面中疾病在道德方面的過度闡釋，以及相應的歧視與壓抑。換句話說，將疾病的道德色彩通通剝離,那是生物學而非文學，文學是以悲憫與共情重建疾病與道德的關係。
薩拉戈薩
也正因為此，疫情和社會的關係自然是很複雜的，並非每一種關於疫情的社會話語都有道德隱喻，也並非每一種從疫情中誕生的道德隱喻僅僅是針對疫情本身。關於疫情的話語觀念是文學應當格外關注的。
出於對病毒的恐懼，人們需要將它化為現實世界中的具體對象，讓其成為自己群體之外的另一群人的責任。因此，無論是客觀上，還是在話語層面，傳染病的特徵都要求著某種群體的關聯性。與其說這是一種策劃好的陰謀論，不如說這是出於恐懼的人性本能反應。傳染病的攻擊途徑完全是藉助於人性中的溫情行為，比如交談、聚會、撫摸、親暱，因而防治病毒的方式是與人性的特質完全相反的。在病毒的陰影下，除了生物學方面的探索研究，未來的人類社會將加速向虛擬世界發展和轉移。人們的身體愈加遠離彼此，但人們的情感與思想會離得更近，更近並非意味著親密，甚至會面臨越來越嚴重的彼此裹挾的困境。
《疾病的隱喻》上海譯文出版社
這次的疫情也廓清了個體與社會的思想圖景：如何建構自我的主體，如何處理主體與主體之間的關係，恰恰對應於它們的反作用力——個體性的疾病與群體性的瘟疫。疾病及作為其結局的死亡，是我們無法迴避的客觀現實，不同的疾病類型，讓我們意識到了生命的不同方面。傳染病，讓我們直接面對人的社會屬性；外傷，讓我們直觀看到身體受到傷害後的殘酷性；癌症，顯示生命系統本身所出現的障礙，是一種生命系統的限度性結局。沒有任何東西像疾病這樣能使人完全深入地專注於自己的感受，認清生活的真實境遇。因為疾病，我們自以為完全屬於自己的可以靈活移動的身體，終於跟社會價值觀以及複雜的社會關係產生了密切的關係，我們真切地意識到，身體的自由原來是如此有限而脆弱。我們應該如何表述疾病？如果我們想讓疾病脫下隱喻的笨重掩護，恐怕我們需要的是一場話語的變革。
瘟疫是病毒與人體細胞、組織的一場戰役。但如果僅限於這個說法，顯然太空洞，我們需要了解其中的細節。比如，冠狀病毒原本是寄居在蝙蝠身上，經過變異後用它的冠狀觸手與人類細胞ACE2蛋白觸手發生關聯，從而鑽進了細胞內部，把它的RNA放置到了細胞核裡，從而攻陷了細胞，複製和生產出了更多的病毒。大量病毒從死亡的細胞中衝出來，開始攻擊更多的細胞，免疫系統被遽然激活，人體面臨著炎症因子風暴……我們在描述與生命相伴隨的疾病的時候，就這樣有了一種全新的話語方式。這既不是純科學的，也不再純然是人文比喻似的主觀描述，它是基於目前生物學所呈現出的一種“模糊近似”的形象化現實。這種科學與人文雜糅的話語方式，或許會成為未來文化的一種重要表達方式。而抒情，尤其是模式化的傳統抒情，將在這套話語當中失去位置，變得蒼白無力。瘟疫不再是一種恐怖神話，而是一種理性可以理解的事物，儘管這種事物依然給我們輸送著恐懼。
在生物面前，我們的科學技術就像原始人一樣。
——愛因斯坦
圖：攝圖網
一方面是科學話語在文化表述中的分量會加大，可另外一方面，我們所謂的“高科技”也愈加顯現出它的侷限性。我們在人工智能、5G、自動駕駛等等科技背景下，感受到的人類科技已經創造了魔法般的奇蹟。但一場瘟疫，與幾百上千年前的瘟疫一樣，輕易就給“科技社會”以致命一擊。這讓我想到愛因斯坦說的一句名言：“在生物面前，我們的科學技術就像原始人一樣。”
我們如何理解人類的生命，依然是一個最為關鍵的問題。從文藝復興開始，人變成了衡量萬物的尺度，到了今天，在某些極端環保生態人士眼中，人類與動物的存在又到了同樣的尺度上。人的限度在哪裡？人的本質何在？這依然是我們這個時代非常迫切的核心問題。在量子物理學的視野中，人作為觀察者本身會影響數據的測量，也就是人跟世界之間是不可劃分成毫無關係的主觀和客觀。我們在文化層面也是同樣的，我們得理解，我們自身作為觀察者與實踐者的雙重角色和身份，我們永遠不能過於確信自己的判斷，我們又必須具備專業實踐的能力，而這正是人類的困境與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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