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闕佛龕之碑》亦稱“褚遂良碑”。篆額題《伊闕佛龕之碑》。貞觀十五年（公元641年）刻於河南省洛陽龍門石窟壁賓陽洞內。這裡因伊水東西兩岸之香山和龍門山對峙如天然門闕，故古稱“伊闕”，隋唐以後，習稱龍門。
《伊闕佛龕之碑》通高約 5.00米、寬1.90米。由中書侍郎岑文本撰文，諫議大夫褚遂良書。字共三十二行，滿行五十一字。計一千六百餘字。碑文主要記述唐太宗第四子魏王李泰為其母文德皇后長孫氏死後做功德而開鑿，太宗末年李泰與太子李承乾爭奪太子位，李泰借為母親開窟造像做功德，實有獲得太宗好感，為自已撈取政治資本的目的。這通碑原應為北魏所雕的賓陽中洞的造窟碑，到了唐代李泰為節省費用，竟就勢磨去原有碑文，又重新雕刻成唐碑的。 關於該碑的記載，始見於宋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歐陽修之《集古錄》及趙明誠之《金石錄》。
《伊闕佛龕之碑》是早期傳世褚書的代表作。為目前國內所見褚遂良楷書之最大者，字體清秀端莊，寬博古質,是標準的初唐楷書。此碑雖說是碑，實際上卻是摩崖刻石。兩者功用相同，都是為歌功頌的。但在創作時條件不同，一個是光平如鏡，而另一個則是凹凸不平，書寫的環境也不會那麼優遊自在。於是，摩崖書法的特徵也就不言而喻。因無法近觀與精雕細琢，於是便在氣勢上極力鋪張，字形比碑誌大得多，舒捲自如，開張跌宕。正是在這一點上，像漢代的《石門頌》、《郙閣頌》、《西峽頌》，它們氣度之開張，韻致之飛揚，自然拙樸，即使是如《禮器碑》、《乙瑛碑》、《史晨碑》等真正的碑誌精品也無法比擬，褚遂良的《伊闕佛龕碑》，正是這樣一種典型的摩崖書風。
褚遂良（596—658），唐初書法家。字登善，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其先世本在河南，晉室南遷，徙居江南。其父通直散騎常侍褚亮，博學能文，為隋太常博士，後歸順秦王，為秦王文學侍從——十八學士之一。褚遂良為其第二子，年少便博通文史，擅書楷隸，以通事舍人起家於隋，貞觀中累遷起居郎，虞世南去世後，以擅書得魏徵薦，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歷任太子賓客、黃門侍郎、中書令，其後十年，因“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漸得太宗信任，為太宗臨終託孤之顧命大臣。及高宗立，封河南縣公，進郡公，後世稱“褚河南”。坐事出為同州剌史，兩年後召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兼太子賓客，進拜尚書右僕射。因反對立武則天為昭儀事被貶為潭州都督，徙桂州，再貶為愛州剌史，連遭追削官爵，子孫流配，最後憂鬱而病，卒於嶺南外郡，年六十三。《舊唐書·史臣傳》評曰：“古之仁人志士，一言相期，死不言悔，況於君臣之間。受託孤之寄，而以利害禍福，志平生之言哉！”褚遂良被後世譽為“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贏得後人仰慕。
褚遂良與歐陽詢、虞世南和薛稷並稱“初唐四家”，其書取法二王，博採眾長，與時俱進。其楷書作品前後風格不同，後期起伏多姿，跌宕有致，剛柔並濟，遒媚飄逸，儼然成為唐之“廣大教化主”，代表碑刻有《房玄齡碑》和《雁塔聖教序》；早期楷書則清朗秀勁，方筆為主，結體有隸勢，受北碑影響深重，碑刻以《孟法師碑》和《伊闕佛龕碑》為代表。《伊闕佛龕碑》在存世眾多褚書碑刻中刊刻較早、字體最大，清劉熙載認為得寫“兼有歐、虞之勝”，梁巘則以為此碑乃褚遂良“中年筆也，平正剛健，法本歐陽，多參八分”。
國家圖書館藏本為何良俊清森閣舊藏宋拓本，割裱為1冊；冊高34.5釐米，寬19.7釐米；半開墨心高29.6釐米，寬14.4釐米；墨本43開，跋4.5開；半開3行，行6字。據張彥生《善本碑帖錄》著錄，此本首行“延閣”之“延”字未損，末行“皇祚於”及“年歲次辛丑”可見，“五”字可見末筆，是《伊闕佛龕碑》的傳世最佳拓本。
此冊拓工精緻、字口如新，比《金石萃編》釋文多50餘字，經何良俊、畢瀧、顧文彬、李鴻裔等遞藏，有費念慈、錢大昕題簽，何良俊、畢瀧、張瑋、沈志達、趙烈文題跋。鈐“清森閣書畫記”“畢瀧鑒藏”“靜逸庵書畫印”“元和顧子山秘笈之印”“過雲樓考藏金石圖書”“蘇鄰鑒藏”“郪江李氏文房”“長生安樂趙烈文印”“蓉初珍藏”“臣大昕”“辛楣”“臣志達印”“東山世澤”“謝騤之章”“沈氏圖書”“字季英號屺室”“張瑋字曰傚彬”“西溟學士北海道人”等近30方印。
經典｜褚遂良 楷書《伊闕佛龕碑》
《宋拓伊闕佛龕碑》
[唐]褚遂良/書
2019年8月出版
精裝本 定價2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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