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統治期間，開創了唐朝的全盛時期——開元盛世，太平盛世為制度和禮儀的誕生創造了條件，而《大唐開元禮》是開元時期修訂的一部禮儀鉅作，但在修訂之後，《開元禮》又馬上被統治者不斷改革。
安史之亂後，盛唐一去不復返，唐代禮儀制度也隨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唐代禮制向皇權靠近，形成了以皇權為中心的禮儀制度，皇帝“私禮”、道教崇拜興盛起來，禮制成為維護皇權的工具。
開元后期“開元后禮”中的宗教色彩明顯，以道教為核心的祭祀禮制體系形成，儒教逐漸被顛覆，統治者通過帶有宗教色彩的禮儀制度維護統治權威
對《開元禮》的改制是在統治者的主導下完成的，統治者為了“私禮”對《開元禮》進行改革，這是“開元后禮”發生的其中一個因素，另一個重要的發生因素是宗教文化對唐朝的影響，尤其是道教文化對唐朝的祭祀禮儀等產生重要影響。
唐朝儒家文化受到佛教和道教的衝擊，儒家獨尊地位被撼動，“三教合一”是當時思想文化的概貌，儒家一向提倡的古制也被顛覆。唐玄宗把自己的生辰規定為“千秋節”，在這一天，群臣必須與唐玄宗共飲萬壽酒，以祈禱唐玄宗長生不滅。
“長生”是到道家文化一直提倡的思想。皇帝在太廟祭祀時所用的禮器也完全符合佛教的“緣生之法”，這是佛教用語，一切事物皆由緣而起，它們處於變化之中，沒有什麼是固定不變的。
除了皇帝的“私禮”遵循道教或佛教的思想，大唐國家公制也不完全遵循儒家古制，對儒家提倡的古制進行了一些變革，其實就是對《開元禮》的一種變革。開元年間時常發生災害，尤其是發生旱災的時候，災地百姓或統治者會組織祭祀禮求雨，唐代特建五龍寺求雨，五龍寺是道教文化的體現，是道教文化進入國家公制的標誌。
祭祀活動中加入道教和佛教文化從唐高宗時期就已開始了，唐高宗迷戀道家文化，尊敬道教的經典角色太上老君。武則天時期尤其興盛佛教，武則天專門修建場所安放佛像，統治者通過儒教和道教控制人的思想。
唐玄宗統治後期，唐朝的祭祀活動與道教緊密聯繫起來，唐朝還專門規定國祭日行佛教禮或道教禮。“開元后禮”雖然保留了儒教古制，但道教和佛教對古禮的衝擊力度不小，尤其是它們深得統治者的支持，這有益於“開元后禮”的發展。
唐玄宗統治後期至唐高宗統治前期，“開元后禮”中的宗教文化更甚，唐玄宗在祭祀太廟時也不忘大肆祭祀太清宮，九宮貴神是唐玄宗祭祀的重點對象，九宮貴神是何許人也？在道教文化裡，他們是“天帝之神”，地位在天帝之上。
“開元后禮”變革的第一個時期就發生在唐玄宗統治其間，這一時期的開元后禮看似是融入了宗教色彩，但在這背後還是皇權至上原則在主導，那些帶有宗教色彩的祭祀活動都是在統治者的意願下進行的。
《開元禮》是唐代對之前禮儀制度的總結，其改革轉折點發生在安史之亂，從皇家祭祀制度的變化可以看出皇家“私禮”的出現，禮制向皇權靠攏
大唐的《開元禮》與《 貞觀禮 》、《顯慶禮 》關係密切，可以說《開元禮》就是從其發展而來的，“前後頗有不同 ，其中或未折衷”是對《 貞觀禮 》、《顯慶禮 》的評價，《開元禮》就是對它們的“折衷”。唐代的封建制度的變革使封建時代達到鼎盛，《開元禮》是儒家典禮文化，它是封建時代最為完備的一部立法典籍，集眾多禮儀典籍於一體，標誌著封建時代禮儀制度的完備。
在《開元禮》頒佈不久，唐朝統治者就對其加以改革，“開元后禮”由此開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變革是祭祀制度的改革。“開元后禮”以皇帝的意願為主導進行，隨著皇權的變動而發展。
安史之亂後的“開元后禮”更注重對國家公制的改革，人們對禮儀重建的願望更為強烈，《開元禮》的內容和性質有了轉變，從皇家祭祀禮儀可以看出這一時期“開元后禮”的發展特點。無論是民間的服制抑或是皇家的宗廟祭祀都發生了轉變，皇帝“私禮”傾向明顯。
古代祭祀禮器繁多，竹子製成的祭祀禮器為籩，木頭製成的禮器則為豆，籩豆可以代表儒家禮儀文化，可以說是神聖而不可侵犯的，改制後的《開元禮》增加了籩豆的數量。
統治者通過此次改革旨在把神聖的籩豆變為太廟內日常的禮器，這體現了統治者對皇家的私心，皇帝“私禮”的特徵更加明顯。
“開元后禮” 不是一本禮儀書籍或一種禮儀制度的名稱，它是一個範疇，當然《開元禮》也屬於“開元后禮”的一部分，包括之後對《開元禮》的改革也屬於“開元后禮”，唐代的其他禮儀典籍也屬於“開元后禮”的範疇，例如《曲臺新禮》等。
唐代歷史發展特點可用波瀾起伏形容，禮儀制度隨著歷史潮流向前推進，禮儀發展也是變化多端的，尤其在安史之亂以後，唐代社會發生巨大變化，“開元后禮”在亂世中迎來了自己的轉折發展。
安史之亂後，人們從社會動亂中走出來，對《開元禮》的重新追捧反映了人們對戰後禮儀重建的迫切追求。到唐德宗年間，唐朝社會逐漸恢復穩定，唐代禮儀制度發展有了自己新的特點，不像唐肅代時期單純地繼承《開元禮》，唐德宗時期的禮儀制度有其時代特色。
《開元禮》真正的變革時期發生在唐德宗統治後期，變革到唐憲宗元和年間結束，唐穆宗統治期間“開元禮後禮”仍在變革，變革路線基本圍繞唐憲宗時期的變革。所以說建中至元和時代是“開元后禮”變化最為劇烈的時期，這一時期的禮儀制度變革對唐代後期的禮儀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經歷過戰亂的人往往會會出現兩個極端，一是以暴制暴，認為戰亂可以解決社會矛盾，刺激社會的更新，另一極端往往是痛惡戰亂的。安史之亂後的人是後一種極端，他們在經歷過戰亂之後更加懼怕社會動盪，所以安穩是他們最大的追求。他們積極推進《開元禮》的恢復與重建，把國家公制推到一個新的高度，皇權與國家公制逐步融合。
“開元后禮”鞏固了以封建帝王為中心的政治結構，使唐朝禮儀制度的建立更加完善，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
統治秩序需要禮制的維護，盛唐社會安穩，統治者通過修訂《開元禮》加強對人思想的控制，宗教色彩禮儀制度的背後是對皇家“私禮”的加強，“私禮”是統治者維護李室統治地位的措施。安史之亂後，唐朝統治者進一步調整“開元后禮”
安史之亂打破了唐朝原本安穩的社會秩序，期盼對重建國家公制，但皇權至上原則已經融入唐朝禮儀制度。《開元禮》的改革對恢復統治者的權威有一定的推動作用，禮儀是文化的一部分，統治者通過文化加強對百姓思想的控制，為唐中後期的穩定奠定了一定的基礎，更對後期“開元后禮”的改革產生影響。
國家公制雖然重點在“公”，但皇帝仍然是國家禮儀制度的核心，皇帝“私禮”與國家公制融合趨勢明顯。貞元年間對國家宗廟的改制是皇權獨尊的表現，宗廟既關乎國家公制，屬於皇帝的“家禮”，確立國家宗廟的權威性就是確立皇帝的權威性。
貞元年間朝臣對國家宗廟的爭論主要被分為擁太祖派和擁獻祖派，一方支持皇帝“私”禮，一方提倡國家論，支持國家公禮，但無論從哪一方出發。他們都是為了加強皇家宗廟的權威，他們的共同目的都是維護王權，只是出發的角度不一樣罷了，宗廟權威性的確立有利於維護李室的統治。
再以唐代僕射禮為例，僕射是唐代一個官職名稱，由於僕射位高權重，所以他們有權享受別人的跪拜，這當然與皇權相矛盾，唐朝群臣對僕射禮也展開過激烈的討論，一直到唐朝後期這個問題也沒有得到妥善解決，但至少從群臣的爭辯中可以看出皇權在他們心中的地位之高。
唐朝的禮儀制度無時無刻不是圍著皇權轉，從盛唐至唐中後期的“開元后禮”中可以發現，它從始至終都在鞏固以封建帝王為中心的政治結構。唐朝對之前禮儀制度的總結與變革不僅對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有積極作用，更有利於整個中華民族禮儀的文化豐富與積澱，傳統積極的禮儀文化是人們的精神生活的養料它們已經深深地烙印在中國人的骨血中永不消逝。
參考文獻：
《唐會要》
《舊唐書》
《通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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