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論語·里仁》裡說：“德不孤，必有鄰。”有了這樣一個命題的出現，自然是要斷其適用條件，驗其真偽如何。
探討這個命題之前，先把目光投注到940年前的北宋。這一年，中國文化史最為耀眼的一顆明星——蘇東坡正在經歷他一生中最為屈辱的一段歲月。郁達夫在《懷魯迅》一文中說：“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多少恨不能與坡仙一同時的人絕不會想到他們心中的偶像此時會被與他同時代的“文化群小”進行構陷、攻訐，從而捲入了一場被稱為“烏臺詩案”的案件中。
可蘇東坡是什麼樣的人呢？他自己說：“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兒，眼前見天下無一不好人。”秉性純良的蘇東坡見誰都是大好人，與這些人素日並無仇怨。而這些人又何以糾集起來陷害蘇東坡呢？無他，用乃弟蘇轍的話來說就是：“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
名太高，也是一種罪愆？對，名太高確實是一種罪過。這種名，不管是文采華章之名，還是德行操守之名，只要一個人身上所發散出來的光芒掩蓋了其餘眾人的光輝，也就構成了一種“威脅”。於是，也就有了剷除這種“威脅”的群眾基礎。就像三國李康在《運命論》中說的那樣：“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
德著於時，名顯於世，又當如何？韓愈在《原毀》中說：“事修而謗興，德高而譭來。”西人培根闡明瞭原由：“當一個人自身缺乏某種美德的時候，他就一定要貶低別人的這種美德，以求實現兩者的平衡。”因此，吾德不孤，到底是從之者來，還是謗之者聚，這絕對是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在我們的文化中，有德者並不是一個特別親近可愛的形象。《弟子規》上說：“果仁者，人多畏。言不諱，色不媚。”有德者又往往是眼裡容不下沙子的“至察”之人，而“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在我們的現實交往中，常常不自覺本著一個原則，那就是張宗子所說的“人無癖不可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交，以其無真氣也。”至人、真人的德者則常常屬於張宗子所講的這個範疇了。
因此，孔子所說的“德不孤，必有鄰”在一些條件下改為“德不孤，應有鄰”、“德不孤，或有鄰”則更為妥切。
在個體有限的生命中，並不一定能幸而有“鄰”。但是異代之“鄰”則屢見不鮮。以孔子而論，他是前代周公的“鄰”。而孔子之後，馬遷說：“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馬遷又成為前代孔子的“鄰”。人的心理往往是貴古賤今，對於同世代的人物並不一定有特別的珍視。而對於遠逝的人物，則常常因現實的境地而遙想風標，成為異代之“鄰”。
魯迅說：“猛獸總是獨行，牛羊才成群結隊。”但是在汙濁的人世間，德者的踽踽獨行該是如何艱難！“德不孤，必有鄰！”我總覺得這是孔子在困於陳蔡的曠野上的一聲吶喊。這聲吶喊讓孔子這個獨行者有了一種“吾道不孤”的期待，更有了一種繼續獨行的勇氣。千年之後，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寫下了同樣的慨嘆：“微斯人，吾誰與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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