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澎湃新聞最新消息，3月26日，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應對新冠肺炎特別峰會開始舉行。然而，新冠疫情自2月下旬便開始在全球擴散。至今一個多月，全球性的合作一度缺位。財新傳媒於3月23日發表的一篇報道指出，此前，全球政策的溝通主要停留在七國集團領導人（G7）層面。儘管韓國總統文在寅曾向特朗普提出召開G20領導人電話會以謀求合作，但G20溝通在當時只停留在財長和央行行長層面。歐央行前行長特里謝（Jean-Claude-Trichet）對此表示痛心：“現在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邊境’（borders）。希望不久後，我們能突破這些物理的、人心的隔閡。”
思想家哈特和內格里在《帝國》一書中提出，全球化之下的先進資本主義迫使現代各國將其主權轉移到一個處於優勢的實體，即一個由跨國公司的金字塔、跨政治組織的超級大國——由美國領導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組成的“無首領、超國家的秩序”。在這一政治綜合體中，政黨和民族國家被降到從屬性的地位，全球範圍內的等級制度取代了傳統意義上的國家和社會、統治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對立。
當主權國家失去了它原有的調停權時，傳統意義上與之相對應的“人民”也漸漸丟失了應對這一全球化時代之弊病的能力。針對這一問題，意大利哲學家保羅·維爾諾重新審視了最早由斯賓諾莎所提出的“諸眾”概念。“諸眾”表示在集體行動和公共事務中所持存的一種複數(plurality which persists as such)。“諸眾”迴避政治團結，反抗權威，不加入持久的協議，由於它從未將自己的自然權利轉讓給至高無上的權力，也就從未達到法人的地位(status)。在我們所身處的後現代 （post-modern）世界，不斷革新的科技使得越來越多的工人具備創造性和適應性——他們善於創造並通過人際交往和語言分享知識。當“全球化”的混合性、流動性、突變性和去疆域性加之於“諸眾”之中，勞動、政治和智力便不再分離。由此，“全球諸眾”被賦予了一種“聯合起一切”的可能性。
我們，諸眾
譯/董必成
人民對諸眾:霍布斯和斯賓諾莎
我認為相對於大家更加熟悉的“人民”(people)的概念，“諸眾”(multitude)的概念是對當代公共領域做細緻分析的一個很重要的工具。我們必須記住“人民”和“諸眾”這兩個概念之間的選擇一直處於實際爭論的核心(現代中央集權國家的建立、宗教戰爭等)和17世紀理論—哲學爭論的核心。“人民”和“諸眾”這兩個在熾烈的衝突之火中錘鍊出的互相牴觸的概念在現代政治—社會類屬的定義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人民”的觀念佔了上風，“諸眾”這一概念則在競爭中敗北而成了一個失落的詞條。在說到社會生活形態和新建大國的民眾精神時，人們不再說諸眾，而喜歡說人民。然而我們需要問一下，今天，在漫長的輪迴將達盡頭之際，這個古老的爭議是否還沒有再次展開? 今天，在現代政治理論正經歷激烈轉變的關頭，這個曾被擊敗的概念是否還沒有顯示出非凡的活力，為自己做出扣人心絃的復仇雪恥?人民和諸眾這對立的兩極有霍布斯(Hobbes)和斯賓諾莎(Spinoza)作為它們推定的創始人。斯賓諾莎認為，
諸眾(multitudo)表示在公共場合(public scene)、在集體行動、在處理公共事務所持存的這麼一種複數(plurality which persists as such)，沒有聚合成一，不會在向心運動中消失。諸眾是賦予這個許多(many)的社會和政治的存在形式，被視為存在著的許多:一種永恆的形式，不是一個階段性的或間隙性的形式。在斯賓諾莎看來，諸眾乃公民自由的楣梁。霍布斯憎惡(detests)諸眾，“憎惡”，這裡是我做適當考慮後使用的一個帶情感色彩的、不很科學的詞，他激烈反對諸眾。以社會和政治的許多存在，被視為存在著的許多，以這樣多數的形式但不聚合成一個綜合的統一體，他認為是“至高無上的帝國”最大的危險。也就是說，是對國家這個政治決策壟斷者的最大危險。理解一個概念的意義最好的方法——這裡說的是諸眾的概念——就是用固執的反對者的眼光去審視它。掌握一個概念的所有含義及其微妙之處的人恰恰就是想要把這個概念從理論和實踐的視野裡抹去的人。在對霍布斯描繪討厭的諸眾所採取的方式做淺釋之前，最好先確切地確定這裡所想要達到的目標。我是想通過展示諸眾的範疇(正是因為它被其死對頭霍布斯已做過處理)來幫助解釋當代的若干社會行為。經過了幾個世紀的“人民”，然後是那些國家(民族國家、中央集權國家等)，最後，在現代曙光來臨之際被取消的相反極性終於又回來顯示自己了。諸眾被視為社會、政治和哲理的最時髦的東西吧?也許是的。對於現象—語言學遊戲這個相當可觀的範圍、生命的形式、倫理傾向、當今世界生產的顯著特徵等，除非理解為來自於這個“許多”(many)的存在模式，否則最終也許僅有些許理解，也許全然不能理解。為了研究這個存在模式，我們必須求助於非常不同類型的概念組合:人類學、語言哲學、政治經濟學批判、倫理學。我們必須周遊這個“諸眾” 的大陸，並且頻繁地改變視角。說完了以上這些，讓我們簡要地瞭解一下霍布斯作為明察秋毫的對手對“許多”的存在模式所做的描述方式。在霍布斯看來，這決定性的政治衝突發生在諸眾和人民之間。 近代公共領域既可作為諸眾的活動中心，也可作為人民的活動中心。內戰總是兇險的，在這種二擇一的選擇中自有它的邏輯形式。根據霍布斯所說，人民的概念是與國家的存在嚴格相關的，而且還是一種反響，人民即國家的反映:有了國家，就會有人民。沒有國家，便沒有人民。在那本對諸眾的恐怖揭露得廣而又深的《論公民》(De Cive)書中說:“人民(people)有點像‘一’，具有單一的意志(one will)，可以把統一的行動歸屬於它。”(霍布斯，《論公民》第十二章， 第八部分)對霍布斯來說，諸眾是“自然狀態”中固有的;因此，它是早於“國家”(body politic)的固有存在。但是，遙遠的歷史可以再次重現，就像一種“被壓抑的經驗”，在間或動搖國家主權的危機中以迴歸來驗證它本身。在國家之前就存在著許多;國家建立以後，就只有一個——人民，人民被賦予單一的意志。按照霍布斯所說，諸眾迴避政治團結;反抗權威;不加入持久的協議;由於它從未將自己的自然權利轉讓給至高無上的權力，也就從未達到法人的地位(status)。諸眾正是通過它的存在模式(通過它的複數特性)和行為模式來阻止這種“轉讓”。霍布斯，這位曾經偉大的作家，用令人敬佩的優雅來強調諸眾是如何反國家的，然而，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諸眾是反人民的:“人民(the people)，激起公民(Citizen)違抗國家(City)，即諸眾(multitude)違抗人民(people)。”(霍布斯，出處同上)這裡將這兩個概念之間做了全面的對比:如果有人民，就沒有諸眾;如果有諸眾，就沒有人民。 在霍布斯和 17 世紀國家主權辯護者眼中，諸眾純粹是一個負面的、邊緣性的概念;也就是說，諸眾被視同為壓在國家之上的危險因素;它是隨時會阻塞“巨大機器”的碎片。這是一個否定諸眾的概念:這就是說，諸眾不使自己適合成為人民，因為它實際上否定國家對政治決策的壟斷;簡言之，它是“自然狀態”在公民社會的迴流。曾被驅除的“多數”:“私人的”和“個體的”
諸眾如何在中央集權國家的創立中倖存下來的?在主權的現代概念被充分肯定後通過哪些隱秘和笨拙的方法使它自己為人所知?在哪裡聽到它的回聲?把這些問題做極端風格化，以便讓我們嘗試著去鑑定那些一直來以自由主義思想和民主社會主義思想去理解許多、被視為存在著的許多的方法(這樣，從政治傳統上說，在人民的統一方面已經有它們 無可爭議的基準點)。
在自由主義思想看來，憑藉公—私這一對術語，“許多” 產生的焦慮得以緩和。諸眾，作為人民的極性反面，呈現出被稱之為私(private)的有點悽慘和屈辱的特點。順便說一句，即便公—私這一對兩分體本身在涇渭分明之前，在上千年的理論和實踐紛爭期間，也曾經過了血和淚的錘鍊;因此，通過一系列複雜的因果關係得以保留下來。對我們來說，還有什麼比說公共經驗和私人經驗更正常的事嗎?但是這個24分叉點並不總是被認為理所當然。留點爭議的餘地也很有意思，因為現在我們也許生活在一個更新的17世紀，或者生活在一箇舊的範疇分崩離析的時代，需要我們創建新的範疇。許多概念對我們仍顯得奢侈和不尋常。例如，非代議制民主的概念或許已趨向喚起一種新的常識，起先是為了追求，然後成為“明擺著的事”。但還是讓我們回到正題上來吧。
“私”不僅意味著個人的東西，不僅意味著這個人或那個人內心世界的東西;“私”首先意味著被剝奪:聲音被剝奪、公眾場合露個面也被剝奪。在自由主義思想看來，諸眾作為一個私人維度倖存下來。這個“許多”是失語的、 遠離公共事務圈的。以民主社會主義思想來看，我們在哪裡才能找到古代諸眾的回聲?也許在集體—個體這一對術語裡吧。或者，更妥當地說，是在這第二個術語裡，在個體維度中。人民是集體; 用假定的無能和過度的不安隱匿起來的諸眾是單獨的個體。個體是在遠離個體的某個地方所做的乘除法運算裡無關緊要的餘數。用什麼樣的措辭來表達嚴格意義上的個體?個體似乎是難以形容的，就像諸眾在民主社會主義傳統裡難以形容 一樣。
在此有一個觀點我應該事先說一下，因為這個觀點在我以下要說的內容裡將會多次提到。我相信在今天的生活方式中，公—私這兩者的耦合是人們直接感受的事實，集體—個體的耦合也一樣，憑它們各自的力量無法再站得住腳，難免喘著粗氣，精疲力竭。這就像在世界的當代生產中正在發生的那樣，因為生產加載了精神(ethos)、文化、 語言交流——不交給計量分析，這樣反倒能被理解為有著廣 泛基礎的世界性經驗。現在，正是那種曾經嚴格的細分已被混合在一起，疊加其上。 很難說集體經驗在何處結束，個體經驗又在何處開始。很難把公眾經驗從所謂的私人經驗那裡分離出來。現在，這種邊界的模糊，甚至連公民(citizen)和生產者(producer)這兩個類別也能把我們難住;或者，即使它們像在盧梭、斯密、黑格爾，甚至連馬克思本人那裡那般重要，作為類別也只是變得稍微可靠點兒(也不過是引起爭論的靶垛)。當代諸眾既不是由“公民”組成的，也不是由“生產者” 組成的;它佔據了“個體和集體”之間的中間區域;那麼，對於諸眾，用“公眾”(public)和“私人”(private)之間的 區別也就沒有辦法驗證。這恰恰是由於很久以來這些術語間耦合的溶解已被認為是明白無疑的了，就像我們可以不再說人民(people)聚合成國家的統一。雖然人們不願高唱那跑了調的後現代風格的曲子(“多樣性很好，大一統災難要提防”)，然而，這對於認識諸眾與“一”(One)不相沖突卻是必須的;確切地說，諸眾對“一”做了重新定義。實際上這 個“許多”需要一個統一的形式，需要作為“一”存在。但這裡的關鍵是:這種統一不再是國家;而是語言、智力、人類共有的才能。這個“一”不再是承諾(promise)，它是前提(premise)。統一不再是萬物向其匯聚的什麼(國家、領袖)，像人民的那種情況;而是理所當然地作為背景或必要前提。
必須把這個“多數”看成是共享經驗的、泛型的、普遍的個性化。因此，與之相應，我們必須設想“一”遠非結論性的東西，也許可以看作一個基礎，允許存在差異的基礎，或者允許這個許多，被視為存在著的許多的政治—社會存在的基礎。我這樣說只是為了強調現在反思諸眾的類別時不允許做狂熱的簡化或膚淺的縮寫;相反，這種反思必須面對一些嚴酷的難題:尤其是這個“一”和“許多”(One/Many) 之間關係的邏輯難題(需要重新闡述，而不是刪除)。探究“多數”的三種方法
當代諸眾的具體定義可通過發掘三個主題單元來做重點定位。這第一個主題單元就是那個霍布斯式的:害怕/尋找安全感之間的辯證。顯然，即使“人民”的概念(用其 17世紀的表達，不是自由主義者就是民主社會主義者)也是圍繞某些策略的開發以擋開危險和獲得保護。我認為(在今天的演講中)在實證和概念的層次上說，害怕的形式已經隨同相對應的類型、一直與“人民”的概念相關聯的“庇護”一起失效了。取而代之的是相當不同的恐懼/避難的辯證:它表明了現今諸眾的一些性格特質。恐懼—安全:這好像是哲學和社會學意義上的篩網或石蕊試紙，用來顯示諸眾的形象並非全是“蜜桃、奶油和蜂蜜”，用來鑑定諸眾的形象裡潛藏著何種毒物。
諸眾是一種存在模式(mode of being)，現今流行的存在模式。但是，像一切存在模式一樣，它具有矛盾的雙重性(ambivalent)，或者我們可以說，它本身含有失落和拯救、順從和抗爭、奴性和自主。然而，關鍵的一點是，這些可供選擇的可能性具有一種奇特的神態，不同於出現在人民/共同意志/國家集體裡的那種神態。▼揭開現代生活的本質
深度剖析政治—社會活動的嬗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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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眾的語法：當代生活方式的分析
Grammatica della moltitudine. Per una analisi delle forme di vita contemporanee
[意] 保羅·維爾諾 著
董必成 譯
三輝圖書/商務印書館
2017年11月出版
在傳統意義上“人民”是和“國家”聯繫在一起的，但影響了麥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內格里、大衛·格雷伯等理論家的意大利政治思想家維爾諾則認為：斯賓諾莎提出的“諸眾”這個概念，相比霍布斯提出的、在傳統政治哲學領域內流傳甚廣的“人民”，更適合分析當今的問題——在全球化的席捲之下，談話和辯論的“專門之處”正在凋亡和消解，純粹的智力活動、政治行動和勞動之間的界限已經逐漸消失，我們所擁有的是恐懼和苦惱的完全疊加……
霍布斯憎恨“諸眾”這個概念，他把它定義為迴避政治統一、反叛、永遠不能達成最後協定。但是維爾諾認為，諸眾不僅僅是一個否定性概念，同時還是一個豐富的概念——它包含了個性化，模糊的生命政治概念，機會主義和犬儒主義，閒談和好奇——讓我們去檢視新的複數的經歷和非代議制民主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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