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管主辦
中國的世界，世界的中國
● 劉康，1978−1982年就讀南京大學，獲外文系英文專業學士學位。1983年獲美國福布萊特國家獎學金赴威斯康星大學留學，1989年取得比較文學博士學位。1989年至1991年在美國格林奈爾大學任教，1991年至2002年在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任教，1998−2002年擔任賓州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2003年受聘杜克大學，現任美國杜克大學亞洲和中東研究系兼杜克大學政治系教授，杜克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2008年起，受聘上海交通大學人文藝術研究院致遠講席教授，杜克大學中國傳媒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為全球化與文化研究、當代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與美學、當代中國傳媒研究、國際傳媒的中國報道與國際關係、中國綜合研究等。英文代表著作包括《中國現代文學與政治和意識形態》（杜克大學出版社1993年）、《美學與馬克思主義》（杜克大學出版社2000年）、《全球化與中國當代文化變遷》（夏威夷大學出版社2004年）。中文代表著作包括《對話詩學：巴赫金文化理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大陸版1993年；臺灣麥田出版公司臺灣版1995年）、《全球化/民族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文化·傳媒·全球化》（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和李希光等合著《妖魔化中國的背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大陸版1996年、香港大公報出版公司香港版1997年、臺灣申益出版公司臺灣版1997年）等。
○ 顏芳，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講師
本文載於《學術月刊》2020年第2期。
○ 劉康老師，謝謝你來做這個學術對話。你從1970年代末就讀於南京大學到後來長期在美國求學、任教，參與和見證了美國和中國數十年來人文社科領域的學術思想的重要變遷。這次對話主要想把你的學術研究脈絡放在四十年來中美社會和學術變遷的大背景中來討論，以你為案例，把你兼具1977-1978級大學生、改革開放後最早一批留學生、美籍華裔學者這三重身份的思想經歷作一個梳理，以此折射中美學術與文化的動態。
● 是的，我個人的三重身份與經歷，與改革開放四十年、中美兩國人文社科的學術交流這些大背景的互動，的確是很生動鮮活的歷史敘事。如果有一定的學術與理論視角，或許能把這種敘事有所提升，到某種元敘事或元批評（meta-narrative, meta-commentary），也即自我反省、自我反思的層面。
一、留學美國，關注中國（1980−1990）
○ 你於1978年到1982年在南京大學外文系就讀本科。能否請你回憶一下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南大人文學科的特定的時代精神和學術氛圍，以及這段經歷對你整個學術人生的影響？
● 當時南大各個人文學科老一輩大師健在，同時還有很多非常有活力的年輕老師，各個人文學科學術氛圍非常濃厚。我所在的外文系就有很多年輕老師，如剛從英國回國的吳克明老師，給我們上精讀課。他帶回來的是與英國同步的教材和教學法，不僅僅給我們打下了紮實的英語專業基礎，也為我們打開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戶。最值得一提的，是大學四年中給我們上課的許多教師，來自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他們給我們直接帶來了英美的學術、思想和教育理念。我小學二年級時“文革”就開始了，之後基本沒有受過正規的學校教育。上了大學，一下子就進入了歐美的學術語境，雖然沒出國，也有點像留學了。這是外語專業比較特殊的地方。不過回想起來，我的教育經歷的利弊都很明顯。最大弊端是中國傳統文化知識的缺失，中國古代的經典我幾乎都沒認真學過。但好處是我所受的大學正規教育，一開始就有一個國際視野。我沒什麼學科意識，不願意因為某個學科而給自己設限。我經常去哲學系、中文系、歷史系聽課，聽過夏基松老師講當代西方科學哲學、王繩祖老師講國際關係史、程千帆先生講唐詩宋詞。當然還有許多國際學者，如華裔史學家林毓生，1979年就來南大講他的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他的中國近現代史講法，聞所未聞，讓我大開眼界。所以我在南大外文系的四年收穫很大，既能從老一輩大師那裡聽到他們集畢生之力對某個傳統領域的精深研究，又能從年輕老師、外國老師那裡接受到與國際接軌的最新信息。當年中國的大學裡有一種大文科的氛圍，學科之間的界限不像後來那麼鮮明。這樣的學術視野和學術方法的訓練，對我後來去美國很快能適應美國博士教育體系幫助很大。
○ 你在1983年獲得美國富布萊特國家獎學金，作為改革開放之後首批留學生，前往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校園攻讀比較文學博士學位。在這時期你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美國是現代西方文化的集散地，有濃厚的西方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傳統，馬克思主義在美國從來不是社會的主流。你卻為什麼在美國找到了西方馬克思主義？
● 你的問題很有意思。當時我初出國門，在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想之中，立刻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產生了濃厚的而且是終生的研究興趣。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是馬克思主義與現代中國的關聯。可以說，我在威斯康星大學學習的重要收穫之一，就是發現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特別是葛蘭西、阿爾都塞、巴赫金的線索。福柯對我的影響實際上也非常大。我1983年到美國的時候，福柯在美國的影響正是如日中天。雖然我在後來的論著、論文中很少對福柯做專門的研究，但是福柯的譜系學方法、話語權力、知識權力理論實際上是我構思很多論文的一條主線、一個重要的思考路徑。
但是大體來說，對我這個中國留學生來說，最吸引我的、讓我覺得最熟悉的還是馬克思這條線索。應該說我最初的關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興趣來自詹姆遜，他的《政治無意識》1981年出版之後立刻被美國學術界認為是一本劃時代的鉅著。我到美國讀博士的時期，恰逢詹姆遜的馬克思主義闡釋學對美國文學的主導模式即新批評造成巨大沖擊。通過詹姆遜，馬克思主義重新在美國成為一個受尊敬的研究領域，人們開始認識到意識形態和政治無處不在，而且意識形態和政治正是在文學審美形式之中表現出來的。我從詹姆遜開始按圖索驥，找到了對詹姆遜影響至為深刻的阿爾都塞，然後發現阿爾都塞實際上是整個西方20世紀60年代各種激進思潮的一個樞紐、源頭或“話語開創者”（founder of discursivity，這個概念的發明者福柯就是阿爾都塞的弟子）。更重要的是，我立刻就發現阿爾都塞的思想與毛澤東思想、與中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阿爾都塞將中國和毛澤東納入他的理論的核心，因而成為超越東西方現代馬克思主義的一座思想橋樑。除了阿爾都塞之外，在這時期我還開始著手研究巴赫金、葛蘭西，並且開始梳理中國現代左翼美學理論的發展。從魯迅到胡風、瞿秋白到毛澤東、朱光潛到李澤厚，一路梳理下來，越來越發現中國和西方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驚人相似性。
○ 所以你才始終把“中國”作為自己的核心關注，始終把“比較研究”作為核心研究方法？
● 正是這樣。在這個時期，我形成了“從世界看中國、從中國看世界”的研究思路，在比較視野中研究中國，是我所有研究的出發點和歸宿。我特別關注中國馬克思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比較研究，並且這種比較不是比較文學或比較美學意義上的比較，而主要是思想史意義上的比較。也就是說，儘管中國現代思想中的文化、審美、意識形態理論是我的研究重心，但是我始終是從思想史的視角去切入對具體文化、審美、意識形態問題的討論。
二、西方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史視角（1990−2000）
○ 1989年你從威斯康星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之後，開始教學生涯，先在文理學院格林奈爾大學兩年，後去賓州州立大學比較文學系任教，從助理教授一直升到正教授。1990年代是你異常活躍和多產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你圍繞西方和中國馬克思主義審美、文化、意識形態理論和中國現當代文學發表了一系列引發廣泛反響的代表性論文和論著。你在1993年第1期的美國期刊《近代中國》（Modern China）上發表的論文“Politics, Critical Paradigms: Reflections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中指出，美國的現代中國研究一直受制於“漢學研究霸權（Sinological hegemony）”和“區域研究”的意識形態偏見。這篇論文直接挑戰了當時漢學和中國研究主流範式，引發了美國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加拿大漢學家杜邁可（Michael Duke）以及同樣是中國留學生的張隆溪等人的激烈抨擊。當時你初出茅廬，就挑戰學術霸權，引發了美國學術權威的批判，確實是勇氣可嘉。
● 從思想史角度來看，我這篇論文引發的論爭，其實涉及到北美的中國研究的不同範式之間的根本差異和衝突。當時美國的中國研究學者普遍認為，中國現代文學特別是左翼文學基本沒有文學價值，不值得當作文學來研究。對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毛澤東思想也表示出輕蔑的態度。而這種研究取向，在當時是主流的、壓倒性的範式。而我研究中國問題的路徑，一開始就不是漢學的或中國研究式的，我是採取從比較文學、比較思想史、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之中發展出來的重視文學、美學與意識形態的關係、重視中國馬克思主義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比較、重視中國馬克思主義對中國建構自身獨特現代性道路的作用這樣的研究路徑。我的看法是，研究中國現代思想、現代文學，無論如何都無法繞開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化和美學思想。我們必須重視作為中國現代文化傳統的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
○ 美國的中國研究對蘇聯文藝與思想跟中國的關聯這個話題，非常缺乏關注，而這恰恰是你學術關注的一個焦點。你的《對話的喧聲: 巴赫金的文化轉型理論》1995年分別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和臺灣麥田出版社出版，2012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重新出版，在文化研究、新媒體研究等領域被廣泛引用。儘管這是一本關於巴赫金研究的專著，但實際上它更是一本關於中國和中國文化轉型的書，你在最近的論文《西方理論的中國問題》中還將巴赫金理論稱之為“理論的中國摺疊”。
● 的確如此。在研究西方理論的時候，我時時刻刻都在思考中國。為了研究中國，我總是不斷地尋找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中國問題的鏡像、摺疊或對應物，我認為巴赫金的理論就是理解中國的一個極好的摺疊。我重點關注的是巴赫金與中國的關聯，把巴赫金與中國現代文化轉型做比較。我在美國發表的研究巴赫金與中國關係的論文比較少，這是我想要繼續做的一個課題。歐美學術界現在很看重我的中國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比較研究，但中國與俄蘇的比較也非常重要，亟待努力。同時我希望就這一課題與俄國研究同行開展對話與合作。我最近去了一趟俄國，就是要開始這樣的在新的全球語境下中國與俄蘇的比較研究課題。二十多年前，我用中文寫巴赫金論著的時候，曾與耶魯大學俄國文學專家、英文《巴赫金傳》作者霍奎斯特（Michael Holquist）教授就此有過長談。他很期待我的書用英文寫出來在美國出版。很遺憾，我迄今都沒完成，這一直是一個讓我掛念的事。接下來會把中俄蘇比較作為一個重點。
○ 我們知道，你德文、俄文俱佳。大學本科的二外是德文，又自學了俄文，在威斯康星大學讀博士期間，選修了不少德語系的課程。這種語言素養，對於比較研究是非常重要的。通過跨文化和跨語言的比較研究，你的《對話的喧聲》闡釋了巴赫金與朱光潛、李澤厚等人的美學和文化思想之間的相似性。
● 巴赫金的理論完美地契合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在文化和思想領域的轉型和變革。巴赫金對我們重新理解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思想是極有幫助的。朱光潛、李澤厚的很多思想還有很多方面沒有真正從學理上梳理清楚，他們的很多主張和巴赫金的對話美學、人文美學、實踐美學是非常近似的，我們應該重新審視掩藏在五六十年代和80年代的數次美學、人文大討論之下的朱光潛、李澤厚等中國美學家尚未完全發揮但已經明顯萌芽的寶貴的理論潛能。我認為至今還沒有一個西方理論能像巴赫金理論那樣適合於思考中國的文化轉型。中國的改革開放還在深化，文化轉型還在繼續，巴赫金仍然與今天的中國息息相關。
○ 巴赫金試圖在語言和意識形態之間建立某種直接的聯繫，而這也是你本人最根本的研究方式：從語言入手，做意識形態分析。
● 是的。巴赫金從語言和話語的變遷入手來審視文化轉型，將語言作為意識形態的中心，這正是我的研究思路。文學和文化研究中的語言分析、文本細讀、形式批評太重要了，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就是一個精美絕倫的文本細讀和形式分析的範本，他是在文本分析的過程中，自然地提出了他的理論主張。中國文學批評長期以來受到蘇聯文學批評“主題思想、段落大意、寫作技巧”三段論套路的影響，到今天為止，相比西方而言，中國對文本細讀和形式分析的重視程度還是很不夠的。文本細讀和形式分析方法，是文學研究這個學科的立足之本。在這個意義上，巴赫金的語言和話語分析對中國當代文學批評仍然具有巨大的示範意義。從語言入手做意識形態分析，不僅是我做文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即使後來我涉足文化研究和媒體研究，語言仍然還是我分析文化現象、新聞文本、新聞敘事的最重要抓手，並且往往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三、《馬克思主義與美學》：反思中國現代性不同選擇（2000）
○ 在1990年代這十年間，你在Social Text, Positions: East Asian Cultures Critique, Rethinking Marxism: A Journal of Economics, Culture&Society, Boundary 2, New Literary History等西方重要學術期刊上，圍繞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化和美學理論、中國50-60年代和80年代美學論爭、中國馬克思主義與西方馬克思主義比較研究、中國的不同現代性選擇（alternative modernity）等問題發表了許多英文論文。在此基礎上，你的第一本專著Aesthetics and Marxism: Chinese Aesthetic Marxists and Their Western Contemporaries於2000年由杜克大學出版社出版，中譯本《馬克思主義與美學》由李輝、楊建剛翻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出版。這本專著在美國、英國、法國、韓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東亞研究、中國文學研究、人類學研究、歷史學研究、藝術學研究、媒介研究等領域被廣泛引用，成為西方學界研究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和文化思想不能繞過的一本重要著作，同時也是美國大學課堂關於中國現代美學和文化思想、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和文化思想的閱讀書目中的必讀參考書。但這部著作的原創性和重要性，在中國學界尚未受到足夠的重視。你在這個時期的寫作中試圖回答這樣一些根本問題：現代中國之為現代中國的那個特殊的“現代性”究竟是什麼？為什麼中國馬克思主義特別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美學和文化思想是理解這個特殊現代性的關鍵？為什麼西方“漢學”模式以及後殖民主義理論模式用於現代中國研究往往導致失效和失真的理解？
● 的確是這樣。在我寫作這些論文、專著的時期，甚至直到今天，西方學界對中國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對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美學和文化思想的關注始終嚴重不足。這無疑是一個歐美中國研究的一個缺陷。實際上，我之所以提出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延安−北京”模式，是因為它的確是相對於經典馬克思主義和蘇聯布爾什維主義的一種“認識論斷裂”。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思想，毫無疑問源自西方和蘇俄。但是中國所經歷的這個認識論斷裂和轉換，才是理解中國現代性的關鍵。西方的漢學或中國研究和後殖民主義批評在這方面無所作為，而且常常混淆視聽。我從80年代初到美國，三十多年來，深感美國的中國研究模式從費正清模式到後殖民主義批評，在理解現代中國時常常囿於條條框框，多有疏漏，更不用說其理論預設中蘊含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偏見了。中國現代化過程極其複雜，學術研究的路徑也應豐富多元。我多年來從文化政治、意識形態角度，運用比較方法，思考中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歷史作用與現實意義。在歐美學術界，我的研究思路依然是少數。但在多元多樣化的學術氛圍中，我的觀點也算有一席之地，這就足以讓我感到欣慰了。
○ 你在《馬克思主義與美學》這本專著以及這一時期發表的英文論文之中，充分地運用了思想史意義上的比較研究方法，對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化和理論家與他們的西方的“同代人（contemporaries）”加以總體把握和比較研究。“同代人”的概念非常新穎獨到，是一個理論獨創。你由此闡釋了“毛澤東-阿爾都塞”“瞿秋白-葛蘭西”等若干“問題構成”（阿爾都塞概念problématique），在中西比較之中將作為“同代人”的中西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之間的隱而未見的相似性和相關性揭示了出來。
● “同代人”的角度的確是我這本書的主要方法。這本書對20世紀的中國現代文化、美學思想進行了總體性回顧。我首先研究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葛蘭西和瞿秋白、毛澤東在建構革命主體、動員群眾、重視農民革命、肯定大眾文化和民間形式文藝、建立文化領導權、重視意識形態革命等方面所具有的相似性。這種相似性來自他們共同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背景，以及所面對非常類似的國際共運背景以及自身社會現實。中國是一個農業人口占多數的大國，意大利也一直存在“南方問題”。正因為這種非常類似的歷史條件，葛蘭西和瞿秋白、毛澤東在互相隔絕的情況下對經典馬克思主義作出了非常類似的反思、尋找到了非常類似的革命路徑和革命藍圖。然後我研究毛澤東思想在20世紀60年代對西方、對第三世界產生的全球性的巨大影響。我詳細討論了“毛澤東−阿爾都塞”這個問題構成，以及詹姆遜思想當中的毛澤東所起到的核心作用，還有毛澤東思想對整個西方60年代文學、文化、美學和哲學理論所造成的巨大輻射。毛澤東思想從文化和意識形態層面對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資本主義經濟決定論的批判，引起了西方左翼理論家的強烈共鳴。這表明，中國馬克思主義從未與世界脫軌，而是始終具有超越特定時期和特定地域的普遍意義。我接著還討論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學大討論中的中國美學家的各派思想與他們的西方“同代人”在觀點上的共通性。例如，朱光潛與阿爾都塞幾乎是同時地、平行地、無交集地得出了非常類似的對於意識形態的看法。關於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的文化熱、“文化反思”、先鋒文學等，我認為它們與當時席捲全球后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有著某種共時性與相似性。在邏輯、話語結構、對傳統的批判等方面，中國與西方的文化反思有著很多相似之處。通過這些研究，我發現中國文化與思想與世界思潮之間的深刻聯繫不限於某些個案，這種聯繫貫穿了整個20世紀中國思想和文化的流變。中國現代思想和西方各種思潮都是處於同一個20世紀的全球化進程、現代化進程之中，只是在不同地理和文化空間，呈現出許多不平衡、許多差異，但萬變不離其宗，都無法脫離全球化、現代化這個大的歷史框架，或布羅代爾所稱的“歷史長時段”（longue durée）。因此，今天還需要不斷重返到全球20世紀思想和社會歷史，特別是重返全球60年代（global 60s）之中，去追溯上述中國和西方文化思潮、中國和西方理論、中國馬克思主義與西方馬克思主義之間的深刻聯繫。
○ 你一直強調中國學者要發出自己的聲音，要打破西方將自身的資本主義現代性視為唯一現代性的總體性神話，對中國獨特的發展路徑要給出合理的、有前瞻性的、有獨立闡釋力的新的框架。你的這本論著其實是從美學和文化角度切入，在全球化視域中，針對中國的現代性特殊道路或不同選擇（alternative modernity）所提出的一種富有原創性的闡釋框架。
● 是的。一個無法繞過的歷史事實就是：對美學、文化和意識形態的重視和運用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延安−北京”模式最重要的特質之一。美學、文化和意識形態在中國馬克思主義革命實踐中被不斷賦權（empower），具有了超越經典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上層建築的屬性。在動員群眾、發動群眾，建構革命主體性等方面，意識形態發揮了支配性的作用。意識形態直接反作用於經濟基礎、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的變革，這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非常特殊的現象。但我們不能忘記的是，意識形態優先和文化革命的策略，在中國歷史上導致了“文革”這樣的巨大災難。我們應當不斷地反思這段歷史教訓。這不僅僅是學術問題，而是重大的現實問題。我們今天在思考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美學、文化和意識形態實踐的時候，還要注意反思文化決定論傾向。因為文化決定論雖然是對經濟決定論的反撥，但是仍未擺脫決定論的思維模式，只不過以一種決定論取代了另一種決定論。
○ 你將“民族形式”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核心概念而不僅僅是一個文學和美學概念去理解，這個視角也很有意思。由於強調“形式”，這個範疇也就自然地關乎於語言或話語、風格、文類和審美的因素。
● 是的。中國共產黨創造了一種具有強烈民族形式的意識形態話語體系。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由國家機器構建了一個強大的文化領導權（來自葛蘭西的概念hegemony）。新中國七十年，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這個話語體系和領導權體系依然在發揮重要作用。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文學、美學和意識形態實踐，奠定了中國現代社會和文化的基本形態（formations），生成了影響深遠的話語結構和文化體系，這個話語體系的語義修辭、句法形式、深層結構，至今還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紅色經典”的話語體系和情感結構之所以至今仍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原因正是在此。當然作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來自阿爾都塞的概念Appareil Idéologique d'Etat），這個體系本身就有強大的解釋與傳播力量。除了黨的宣傳部門與黨媒，學術與教育機構也是這個體系的內部闡釋與傳播的重要部門。作為海外華裔學者，我做研究的定位跟中國體系內部的闡釋與傳播部門的作用是不同的。對我來說，希望通過歷史的梳理、世界的眼光，來研究、分析、瞭解這個當代中國至關重要的意識形態體系的來龍去脈、前世今生。我的這種研究，立足國際學術界和知識界，也具有相應的國際闡釋與傳播能力。我的研究跟中國體制內的研究，首先是對話的關係，是相互參照、互補互利的關係。學術界知識界的最高學術訴求，都是探索真相，秉承客觀公正的原則，也即實事求是的原則。這是學術探討的普遍共識和基本準則。最近十幾年來，我基本上成為中國學術體制的一員，在兩種不同的體制間，不斷找尋我的定位，所以學術對話就愈發重要。
四、文化·傳媒·全球化的三重視野（2000−2010）
○ 2000年以來，除了繼續圍繞中國馬克思主義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比較研究、“全球毛主義”等問題撰寫了多篇中英文論文之外，你還集中圍繞中國的紅色經典、新聞傳媒、互聯網文化、電視文化等撰寫了一系列關於中國當代文化研究的中英文論文。以上述論文為基礎，在這一時期你出版了中文專著《文化·傳媒·全球化》（2004）、英文專著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Trends in China《全球化與中國文化思潮》（2006）。這本英文專著在美國、德國、法國、韓國、俄國等國家有關中國當代文學、中國當代消費文化、大眾文化、性別文化、電影文化等研究領域之中被廣泛引用。在其中，你對三種全球化闡釋模式（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模式、葛蘭西的領導權或霸權模式、後現代主義模式）是否適用於中國全球化進行了批判性分析。
● 全球化問題是這一時期我關注的重點問題，但歸根到底，我還是關注中國的特殊的全球化經驗。中國經驗對西方全球化的挑戰，中國的本土性、異質性經驗充滿悖論。這呈現了全球化的多種樣態和現代化不同選擇的多重可能性。我認為，中國全球化經驗的特殊性，關鍵在於中國是在繼承了龐大的革命遺產和革命話語的條件下，進入全球化的進程的。這個我稱之為中國的現代傳統的革命遺產，時刻都顯現出來。正因為如此，中國的全球化經驗難以用西方現有的闡釋框架進行解釋。比如用後現代主義模式分析中國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流行文化的話，中國的文化生產的強烈的本土性就容易被遮蔽。中國是一個有著革命集體主義傳統、“群眾文藝”等革命文藝傳統的國家，與法蘭克福學派的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文化想象也並不能無縫對接。西方左翼學者用經過認同政治改造過的葛蘭西領導權理論來解讀當代資本主義文化可以擊中要害，但挪用到中國來，則遭遇了不同的歷史與社會狀態，難以釐清中國的問題。一方面中國社會出現西方社會的種種後現代文化現象，另一方面，中國的意識形態傳統與話語體系始終不斷地掌握著文化政治的主導或領導權。中國的經濟與社會變遷、中國的政治與文化之間的張力與矛盾，錯綜複雜。如何解讀當代中國的文化變遷？這將是需要我們不斷追問反思的課題。
○ 2003年起你任教於杜克大學亞洲和中東研究系，同時兼任杜克大學政治系教授，並在杜克大學與美國政治學會前主席、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奧錐治（JohnAldrich）聯手，成立杜克大學中國研究中心。2008年起你來到上海交通大學，創建了國際化、跨學科、智庫型的人文藝術研究院。這些任教經歷，也緊密關聯著你的學術研究的變化。其中一個最大的變化，就是從人文與文化研究轉向政治學、傳播學等社會科學研究。你的國家形象研究始於1996年，在這一年你和李希光教授合著的批判美國主流媒體歪曲和抹黑中國的《妖魔化中國的背後》出版，當時美國的主流媒體CNN、時代週刊、華盛頓郵報等對這本書予以大量報道，“妖魔化”隨之進入了美國的主流媒體話語。如克林頓總統在訪華前就聲稱要通過訪問“破除妖魔化”（de-demonize）。從你個人的學術經歷看來，這本書是你跨越到人文研究領域之外，轉向國際傳播、國際關係、政治學、民意調查等社會科學實證研究的重要轉折點。自2000年至今，你在許多中英文學術期刊上發表了關於中國形象的全球意見調查、東亞民眾和美國民眾如何看待中國崛起的一系列社會科學的論文，2015年出版了中文專著《大國形象：文化和價值觀的思考》。自2009年起，你組織的國際團隊與上海市委宣傳部共建“國家形象與城市文化創新戰略研究基地”，啟動了在美國、亞洲13國與地區進行的“全球中國國家形象的實證調查”“全球媒體中的中國國家形象分析”以及“中國境外記者調查”等大型跨國實證調查項目，由你主編的《國家形象與政治傳播》（2010）、《中國當代傳媒文化研究》（2011）、《拉美民意看中國》（2018）等已陸續出版。你所組織的從2009年開始做有關中國形象的全球民意調查，是以中國為主導的科學實證的全球民調，被譽為“上海全球民調”，目標是建立中國的指標和調查體系、建立中國實證調查的國際話語權。你還在2011年至2013年間策劃和組織了國際媒體對成都、南京的城市形象深度報道。在國際關係研究方面，你發表了多篇中英文論文，涉及國際關係、政治學民意調查等實證學科的問題。你還參與了中國在阿拉伯國家“建設性參與”的公共外交，以及與在阿聯酋等海灣國家設立上海交大中東研究聯絡處等實質性的公共外交活動。基於你對國家形象、國際關係和媒體研究的豐碩成果，美國最重要的主流媒體之一美國國家公共電臺（NPR） This hour, On Point欄目還於2014年邀請你參加了訪談。你的身影活躍在中國與世界各國的新聞媒體，就國際關係、國際傳播、中國國際形象等話題發表了許多意見。能否請你談一下，為什麼要轉向社會科學的實證研究？
● 2000年之後，我的研究興趣從文學、美學研究逐漸延伸到文化研究、傳播學、國際關係、國家形象的民意實證調查等領域。但萬變不離其宗，中國問題始終是我所有研究的軸心。文學和審美理論以及相關的思想史的研究是我的做學術的起點和基礎、我的思想抓手和研究慣性所在。我從來就沒有認為，自己在學科上完成了從人文向社會科學實證研究的跨越或轉換。在這些領域的工作，都是與政治學、傳播學專家學者密切合作的團隊項目。在學科專業上，我充分尊重和依賴政治學等社會學科的專家。我有幸與中國及世界頂級的學者合作，讓我在學術與思想上獲益巨大。我們的合作證明了一點：人文學者與社會科學學者完全可以合作並有所成就。當然，我一直都關注文學、藝術與文化的政治與意識形態問題。這也是讓我能與政治學、傳播學以及國際關係等學科專家合作“接軌”的前提。此外，我在做具體研究的時候，總是嘗試提出並回答一些普遍性的理論問題。中國研究不可能只侷限於文學和美學領域。從我的第一本書《馬克思主義與美學》開始，我就已經嘗試用政治學的視角來分析文學和美學問題。因此2000年之後，我開始將社會科學實證研究與人文科學的文本細讀、歷史梳理結合，試圖通過各種角度、工具來透視和分析中國，而且主要是分析中國的文化和社會意識形態的流變。中國是我的研究軸心，而中國的或世界關於中國的文化和意識形態研究，則更是我研究的重中之重。就文化政治與意識形態研究來說，實證研究如國家形象的實證調查，往往能提供世界民意看中國的有力的數據證明。這些定量分析的結果往往和我們僅在書齋裡做人文研究的那些假想差距甚遠。社會科學的實證、定量研究是非常成熟的學術規範，在傳播、國際政治、民意與社會輿論等許多領域，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我的學術背景是人文學科，尤其受批判性很強的後現代主義理論影響很深。但我始終提醒自己，不要受知識背景條條框框的限制，要有一種開放、寬容的態度，來理解包含社會科學各個領域的範式與方法，並與不同領域的學者對話和合作。因此，在方法論上我願意不斷嘗試人文學科的闡釋研究與社會科學的實證研究的相互參照、相互交叉。但歸根結底，我依然是一個人文學者。從事跨學科研究，靠的是多學科學者的合作。我很欽佩能夠自如地在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人文學科不同領域中轉換的學者，但我自己非常清楚我的侷限。
五、中國的世界，世界的中國
（2010年至今）
○ “世界的中國（China of the world）”是你在近期論文《西方理論的“中國問題”》 中提出來的一個新概念。你強調用中西交互關係的認識論模式替代傳統中西二元論的認識論模式。2010年以來，你從中西交互關係研究入手，繼續圍繞西方理論在中國、西方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的誤讀、全球“毛主義”、人文知識體系和教育體系的比較等主題發表了多篇中英文論文。
● 我非常幸運的是在中國和美國的學術界都有長期求學、任教的經歷，對兩邊的學術、思想狀況都比較瞭解。從一開始讀博士，我就發現照搬西方的各種模式，如我們之前談到的漢學模式、後殖民主義模式等，在理解中國問題時有許多的盲點誤區。西方看中國，總有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心主義偏見。中國看西方，也是一樣。用伽達默爾的觀點來看，偏見或先見乃是人類認識、解釋世界的前提。唯有通過對話，才能在理解各種偏見與先見的前提之下，達到對世界的某種共識。一開始，我就一直在西方和中國的思維偏見的夾縫之中糾結。所以我認為有必要以中國與西方、中國與世界的主體性互相滲透、互相對話、互相建構的模式，代替那種零和遊戲的、自我−他者二元對立的模式。因此，我建議用“世界的中國”的思維模式代替“世界與中國”模式。借用後結構主義的“互文性”觀點，文本之間是互為主體、互相滲透、互相貢獻、複雜共生的關係，這與中國之於世界、中國之於西方的真實關係是非常類似的。當然，在很長時期，西方這個“文本”非常強勢，中國“文本”比較弱勢，但是二者之間始終是互動的、共生的關係。
○ 2011年，你與西方左翼代表性人物齊澤克在美國重要期刊《位置》（Positions）上有一次重要的理論交鋒。齊澤克非常重視，對你的批評文章作出了迅速的回應，為自己辯解。
● 齊澤克從來沒有認真嚴肅地瞭解中國。他基本上不假思索地相信並引用西方大眾媒體、流行文化所呈現的中國，並用他解讀好萊塢電影的拉康式精神分析理論套路，來任意發揮他對中國的印象。對中國學術界的許多人來說，在當代西方左翼陣營中，齊澤克是極為重要的一個人物。因為他作為一個出身於前社會主義陣營、在西方主流知識界享有巨大話語權的當代西方左翼代表性人物，由於他的特殊身份，他對中國的評論和言說，被西方左翼知識界普遍認可。他的帶有強烈偏見的中國觀在西方知識界造成的影響就非常大，因此必須有人站出來，與他正面交鋒。這是我寫那篇論文的初衷。
○ 中國要在西方和世界上發出聲音，僅僅涉及一般的文化層面是不夠的。必須要上升到西方知識生產的殿堂上，與西方知識界的代表人物在思想層面直接碰撞。你的批判文章不僅僅是針對齊澤克，而是對西方的中國敘事的種種症候作出學術意義上的深刻分析。齊澤克基本不論戰，特別是未曾與華裔學者論戰。其他當代西方思想界代表人物，也幾乎沒有與華裔學者發生過論戰。因此齊澤克與你的這次的交鋒，實在是一個難得的例外。它是一個集中顯現齊澤克的中國觀以及由此展現西方左翼話語邏輯的機會。如果將這次論戰與你1993年在《近代中國》上圍繞你的論文引發的美國漢學界的爭議聯繫起來，很有意思。齊澤克與北美漢學陣營的政治與理論立場看起來南轅北轍，但是在看待作為現代中國重要傳統的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的這個問題上，齊澤克的立場與美國漢學圈顯然殊途同歸。
● 你將我和齊澤克的這次論戰與我的1993年論文在北美漢學界引發的爭論聯繫起來思考，很有道理。美國漢學陣營在政治立場上受“區域研究”傳統的影響，一般偏右翼保守主義。他們對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中國現代左翼文學的批判是直截了當的。但是齊澤克使用的是一套左翼理論修辭，用更精妙和更含混的方式來言說中國。他實際的政治立場就顯得撲朔迷離，難以分辨。我們可以將齊澤克的中國話語看作是他龐大理論生產的一個症候。通過對他言說中國的種種空白、斷裂和縫隙之處加以症候閱讀，可以呈現他隱而未發的真實立場。我的一個基本判斷是，齊澤克的中國話語實際上表明瞭他的政治立場的形左實右。他使用左翼理論修辭，對中國革命實踐所作的歪曲和否定，實際上最終強化了西方根深蒂固的文化中心論和本質論。他以所謂否定之否定的方式，否定了中國革命的歷史價值。因此，齊澤克和西方漢學研究和中國研究的中國話語都是將中國作為“他者”，來證明西方資本主義的合法性，以及非西方的現代化道路的必然失敗。也就是說，最終都是與西方資本主義再生產的緊密合謀。我與齊澤克的論戰是在美國學術平臺上做的，針對的是西方左翼的內在誤區。這個論戰對於中國知識界也有意義，希望有機會在中國展開討論。
○ 近年來你還特別注重從思想史的角度討論“西方文論在中國”這個問題，關注法蘭克福學派在中國、詹姆遜理論在中國等等。
● 近代以來中國知識界往往藉助西方理論話語，來闡釋中國自身的核心問題。故而我用“譯介開路、借用西方”“以西人之話語，議中國之問題”的思路，來分析中國的“西化”現象。中國的理論思考的西化過程，同時也是一箇中國化的過程。這個過程包含了中國思想史的重要脈絡，內容非常豐富，可以讓我們更多瞭解中國的思想史進程。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資本主義同一性，具有明顯的審美烏托邦傾向。中國知識界似乎對此心有靈犀，一拍即合。這與中國重意識形態、重審美烏托邦的現代傳統有關聯。但新世紀以來，中國研究法蘭克福學派的重心卻轉向哈貝馬斯的社會交往理論、現代性與意識形態合法性問題。我寫了一些英文論文，討論中國法蘭克福學派研究的議題從審美烏托邦向意識形態合法性的轉變，試圖管窺中國思想界近幾十年來自身的變化。就像法蘭克福學派這樣的西方左翼理論，重在批判，缺乏建構，也為中國自身的理論建構留下了大量的空間。我提出詹姆遜理論在中國被轉化為“詹姆遜主義”，也是強調中國的詹姆遜研究與詹姆遜理論本身存在著的差異性。詹姆遜理論在中國甚至形成了一種獨立的詹姆遜理論的中國形態。詹姆遜理論在中國的多重錯位和傳播時差，其原因也根植於中國80年代以來的自身文化、思想思潮的嬗變。
六、特殊論與普遍論的新思考
○ 近年來，你在不同場合提出中國特殊論（Chinese exceptionalism）的問題，並與美國特殊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做比較。總體來說，目前國際學界關於中國傳統和現代思想史中的特殊論及普遍論的思想傳統的研究還很有限。2015年你當選歐洲科學院外籍院士之後，為European Review撰寫的關於中西知識體系與大學文科的論文，也是從特殊論和普遍論的角度入手的，看來這是你最新的研究課題。
● 隨著中國的不斷崛起，中國與西方在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力量對比正在發生重大變化，不可避免地，中國和西方之間的意識形態、價值觀也正在發生深度的對話甚至碰撞。面對西方強勢意識形態，什麼是我們的核心價值觀？什麼是我們認為的人類的共同價值？中國的意識形態創新和建設、軟實力創新和建設，就成為一個無法迴避、迫在眉睫的重大問題。要回答這個問題，僅從純人文學科的角度去討論是不夠的。我希望通過歷史研究、比較研究和文化研究等多個路徑來思考這個問題，融合文化與意識形態研究、思想史、政治與社會理論、國際政治、媒介與輿論研究等等，主題就是特殊論與普遍論的關係。
在中國越來越深入地參與到全球化過程中的今天，中國的任何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實際上都無法自外於國際政治現實，美學、文學、文化、意識形態領域當然也不例外。從洋務運動到清末改良運動，中國的精英們力推“中體西用”式的西化和現代化，在價值觀或“道”的層面上，堅持中國固有的儒家思想體系，只是在技藝或“術”的層面上，採納西方的科技手段。但由於始終拒絕在“體”即根本的“道”的層面，真正將西方與中國的價值體系融合到現代化的大目標、大趨勢之中，最後終於功敗垂成。從孫中山到毛澤東，開啟了一個激進、革命的現代化歷史階段。來自西方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成為中國現代化革命道路的思想指南。我多年研究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即“莫斯科−延安−北京模式”，可以說是現代中國特殊論的最重要資源。但毛澤東思想或中國馬克思主義這個中國特殊論，顯然是在現代化大目標、大趨勢下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論融合而產生的。20世紀中葉開始影響全球的毛主義，源自毛澤東思想，超越了民族和國家的疆域。在思想層面，這個源自中國的思想給西方左翼、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第三世界革命運動提供了一種新的普遍論可能性。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提出了有中國的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中國融入全球化、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世界上越來越發揮重大影響。
中共十八大、十九大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無論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即毛澤東思想，還是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到今天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我們都可以看到一條清晰的歷史脈絡。在我看來，這一脈絡是特殊論與普遍論在現代化大目標、大趨勢下的融合。特殊論與普遍論不是二元對立的關係，而是相輔相成、相互融合的關係，無論從理念上還是歷史實踐上，都是如此。誠然，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從西方開始，西方思想蘊含了普遍論的許多方面。中國作為現代化的後來者，接受、轉換、融匯了現代普遍論，百餘年來，立足於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探索著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這本身就是打破黑格爾主義形而上學、一元決定論的最佳例證。打破二元對立思維定式，以及解構二元論思維背後的黑格爾主義形而上學、一元決定論，恰恰是20世紀中期以來西方批判理論的最重要目標。二元對立、一元決定論是近兩三百年來現代性思維的支配性範式，中國毫不例外，不斷處於與這一“現代性思維霸權”糾纏打鬥的過程中。
同時，中國的特殊性是在全球化現代化這個普遍性的大前提下的特殊性，而不是遊離於普遍性之外或與之對抗的特殊性。如果把特殊性提到一個絕對的層面，與普遍性就必然形成了二元對立。尤其是現代的普遍論思維大多來自西方，如果從本土立場出發，就往往會把（中國）特殊性與（西方）普遍性的二元對立絕對化、本質化。而我們要做的，正是破解這種二元對立的絕對化、本質化，即黑格爾主義形而上學、一元決定論。就這個話題，近年來我已經寫了十多篇英文論文，也有多篇中文論文和專著。目前的工作就是要梳理和整合這些年的思考，用英文寫一本書，來開啟一個與國際學術界的新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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