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的啟蒙與歧路

敘拉古之惑案：我經常遇到一些朋友，他們會將日本的近現代變革視為傳統向現代轉型的優良典範，這種觀點極其荒謬。日本的“近代”就是拔苗助長、急功近利、欲速而不達的失敗典範，如果說有什麼值得學習的就是吸取日本滅亡的教訓。今天日本的繁榮和祥和是拜美國人所賜，日本近代所有的啟蒙思想家加在一起都不如麥克阿瑟一個人。以上文字摘錄自我的一篇廢稿：

在西力東漸的進程中，由美國佩裡將軍的“黑船來襲”，日本才被迫打開國門，最終捲入到由西方主導的全球化進程之中。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衝擊之下，日本武士階層打出“王政復古”

的旗號推翻幕府統治，廢除封建政制結構，完成絕對主義國家的轉型。除了初期短暫的抗拒，日本很快走上了西方器物思想的模仿道路，使之迅速的走向國家現代化的道路。這種看似成功的近代國家轉型背後，日本固然能以其特有的實用主義理性，短期內通過“師夷長技以制夷”變得煥然一新，但是基於被動打開國門的屈辱以及需要回應西方霸權的挑戰的迫切性，又使得日本學習西方，除了功利性動機之外，還蘊含著一種反抗性的不滿，因此日本學習西方的現代轉型最終是呈現一種扭曲的形態，猶如鳩摩智用小無相功催化少林七十二絕技——得其形而不得其神，正是這種“不完全變態的'現代'發育”，預示著日後國家幾近粉身碎骨的命運。

現代政制的觀念根源是人類思想史上的“第二次軸心突破”，通過社會本體意義上的脫嵌，從而走出血緣地緣的束縛，以一種新的高度認同，得以建立起一箇中央集權性的國家。這一身份向契約的轉變過程中，個人在政治上的地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基本上可以歸納出現代政制的主要面向。但是日本國家的轉型，並沒有經過思想上的調適，而是由政治強行推動。這種轉型斷裂表現在國家的根本法的制定是依託於神權根基：

主權在皇，不對天皇的權力加以限定；對於個人權利安排，僅僅是出於工具理性的設定。在政治性質上日本國民依然屬於臣民而非現代的公民，所以日本憲法學的泰斗級人物蘆部信喜指出：

“人民的權力和自由雖然受到保障，卻不是人類天賦的自然權，而是天皇恩賜的臣民權。為此，各種權利也伴隨著‘法律保留’，即僅僅在‘法律的規範內’得到保障。只要依據法律，權利和自由都可以加以限制。”

更致命性的結構矛盾，表現在憲法中規定了天皇擁有軍事統帥權，軍隊獨立於政府管轄和國會監督，僅僅對天皇負責。這種未經觀念夯實的人權安排，以及一支缺乏有效制約的軍隊，使得日本難以建立起一個有效架構制約的執政之秩序，在各種社會矛盾的作用下，難以避免的淪為軍國主義暴走。

今天推薦的是馬國川先生浸淫日本近代史多年後推出的兩本力作：《國家的啟蒙：日本帝國崛起之謎》與《國家的歧路：日本帝國毀滅之謎》。並附上馬國川書稿中的一段文摘。

吉野作造：大正民主的旗手

在日本的發展過程中，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始終是一對矛盾體。吉野作造的民本主義思想“在內政上徹底地貫徹民本主義，在外交上確立國際的平等主義”，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假如他的思想成為社會共識，日本很有可能走上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

五四運動在中國如火如荼之際，日本報刊上充斥著質疑乃至汙衊這場運動的聲音。可是，卻有一位日本學者公開發表文章，大力讚揚中國學生的愛國行動——多年來，吾人為此而致力於從官僚軍閥手中解放我所愛之日本，北京學生團體之運動於此點豈非與吾等同一志向目標乎？願我等速使這一解放運動成功，並真誠祈願鄰邦民眾之同一運動也有所成功。從官僚手中解放，始可建築兩國間固牢之國民親善，而以往之所謂親善，實乃妨礙真正親善之大障礙。

不顧輿論洶洶而敢於獨立發聲的這位學者，就是被譽為“大正民主主義旗手”的吉野作造。他一生的重要時期都在激盪的大正時代度過，就像《紐約書評》主編、歷史學家伊恩·布魯瑪所說，“吉野本可以加入那些行事詭秘的小團體，借天皇之名統轄日本。但是他沒有這樣做，而是效法前輩福澤諭吉，選擇了一條最難能可貴、最岌岌可危且最危機四伏的道路：成為一名獨立知識分子”。

一、站在世界看日本

吉野作造1878 年出生於宮城縣，後來考入東京大學。這是日本最重要的高等學府，為政府輸送了眾多精英人才，學校師生非常關注國家大事。甲午戰爭爆發時，作為學習政治學的青年學生，吉野和普通日本人一樣狂熱。每有半夜出征的隊伍，吉野都會到車站前送行，並高呼萬歲。如果有捷報傳來，吉野便捲起袍襟穿著草鞋，加入到慶賀的提燈隊伍裡面。

甲午戰爭的勝利讓日本舉國若狂，知識界瀰漫著蔑視中國的認知。沉浸在大國迷夢裡的吉野這樣寫道：“維新後我們停止了對最早引進文物制度的老師的尊敬，唯在武力上難以輕侮，但是通過此次（甲午）戰爭，就連這點體面也悲慘地剝落了。西洋人曰‘沉睡的雄獅’是錯誤的，獅子已經疾死。”

本來，甲午戰爭後日本還擔心清朝的報復，可是清朝國運如江河日下。1900 年發生的義和團運動（“庚子事變”）引發列強幹預，日本兵也第一次進入北京，從此日本消除了對清朝復仇的擔憂。義和團運動後，日本看透了清朝的真實面目，開始與列強一起欺負清朝。

日俄戰爭爆發時，吉野作造已經大學畢業，留校工作。這場戰爭對日本和東亞的影響深遠。作為年輕的政治學者，吉野敏感地意識到，國民的心態發生了轉折性變化，“日俄戰爭後，日本產生了作為軍國稱雄世界的自負心理，視別國為狗屁不如。”

晚清末年，不少日本知識分子受邀到中國工作。1906 年，28 歲的吉野也在別人的推薦下，擔任了直隸總督袁世凱長子袁克定的私人家庭教師。一年後，他“跳槽”到北洋法政學堂任教。在天津的三年裡，他看到的是一個腐敗衰弱的老邁國家，毫無生氣，因此他對中國沒有什麼好感，“並不認為中國會前途光明”。他沒有研究中國，而是熱心學習英語和德語，為將來留學歐美做準備。1909 年吉野回到東京大學講授政治史，翌年留學海外。

在後發國家，成長於國力強盛時代的知識分子，很難冷靜客觀地看待自己的國家，尤其是當國家處於上升期、民族主義浪潮高漲之時。和暮氣沉沉的中國比起來，20 世紀初期的日本顯得蒸蒸日上，因此日本的知識分子更容易滋生傲慢自大的心態，常常被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矇蔽了眼睛。幸運的是，吉野沒有囿於一國之內。他在歐美國家留學3 年，走訪了許多充滿活力的城鎮，並廣交朋友，用自己的眼睛觀察了正在發生巨大變化的世界。站在世界看日本，他的思想也隨之開闊起來。

“3年留學生活中的諸多見聞與後來確立我的政治立場密切相關，”他後來在回憶自己的思想歷程時說，“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有以下幾點：①在英國目睹了縮小上院權限的過程；②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目睹了因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上漲而發生的勞動黨的運動，其秩序井然，一絲不亂，讓人深感國民大眾值得信賴，並讓人佩服；③ 1912 年比利時的工人同盟大罷工自準備階段起，就體現著秩序化並顯示出力量，因而我深感秩序化的民眾運動相當必要”。

1913 年，吉野回國，發現日本已經進入了大正時代。隨著明治天皇去世、新天皇登基，民心攪動，政壇風起雲湧：反對軍隊增加編制的西園寺內閣在軍部的壓力下被迫辭職，藩閥政治的代表桂太郎出任首相，引發了“第一次護憲運動”。民眾集會抗議，高呼“打倒閥族”“擁護憲政”的口號，一度包圍議會。政府出動2 000 餘名警察鎮壓，釀成了流血事件。騷動向東京、廣島、大阪、神戶、兵庫等地蔓延，最終桂太郎被迫辭職。藩閥政治越來越不受歡迎，政黨政治開始受到民眾擁護。

在東京大學執教的吉野在《中央公論》上發表文章，根據在歐美各國的見聞，分析日本的現狀，論斷在日本實行“民眾政治”的可能性。他認為，自己不應該安坐在書房裡做一個遺世獨立的政治學者，而是要密切關注發生在身邊的政治變革，思考如何有秩序地、合理地發揮民眾運動的實力，這才是自己的重要任務。遠赴歐美所做的政治觀察讓吉野感受到民眾運動的威力，國內的“大正政變”更堅定了他對民眾實力的看法。

二、時代的勝利

經過數年的思考與醞釀，1916 年1 月吉野作造在《中央公論》上發表《論憲政本義及其完成至善至美的途徑》，標誌著他的“民本主義”思想體系的正式形成。

吉野的“民本主義”有兩個基本含義：第一，政權運用的目的在於追求一般民眾的福利；第二，政策的決定要根據一般民眾的意向。因此，吉野主張完善代議政治，以達到使人們能夠監督議員，議會能夠監督政府的政治效果。在他看來，日本政治的弊端在於只有貴族政治而沒有民主政治，唯有政黨才能使代議政治付諸實際行動。因此，吉野力主擴大人民的權利，實行普選，建立政黨內閣制，限制樞密院、貴族院、軍部等非立憲主義勢力對政治的干涉。

由此可見，吉野的“民本主義”理論既重視民權，又直接挑戰藩閥權威。事實上，“民本主義” 就來自英語單詞“Democracy”。那麼，為什麼吉野不直接打出“民主主義”的旗號呢？他之所以刻意迴避“民主主義”的現成表達，而翻譯為“民本主義”，是因為“民主主義”本意的“主權在民”，與《大日本帝國憲法》中的“天皇主權論”在法理上相牴觸，於是只有退而求其次，以“民本主義”作為權宜性的一種表達。

實際上，日俄戰爭以來日本就出現了兩股矛盾的社會動向。一方面讓國民陶醉於帝國主義海外發展，另一方面也敦促國民自覺增強民智、朝著民主方向努力。進入大正時代以來，新生的中產階級反對延續多年的軍閥官僚專制，要求實現政黨政治，實施普選。吉野的“民本主義”理論，本質上是在明治憲法體制的框架內追求民主，即在不否認君主制的前提下，主張以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三權分立、民選國會等。由於契合了時代要求，吉野的民本主義理論成為大正民主運動的指導思想，推動大正民主深入發展。

在民主運動蓬勃發展的同時，保守的國家主義也在滋生瘋長。國家主義者認為，吉野的理論是“反國體”的，對其進行圍攻。吉野的同事、東京大學的憲法學者上杉慎吉就大肆批判民本主義，叫嚷要對國民進行思想輔導。在校園之外，那些激進的國家主義者則直接採取恐嚇行動。

“浪人會”就是一個典型的國家主義團體，成員是一批大陸浪人。他們鼓吹國家主義的輿論，特別以“撲滅德謨克拉西”為己任。1918 年8 月26 日，《大阪朝日新聞》的報道里引用了古語“白虹貫日”，“浪人會” 四處活動，上綱上線，以破壞國體、企圖謀反等罪名對該報進行攻擊迫害，最終迫使社長辭職、編輯部改組，毀掉了這個民本主義的根據地。

吉野作造仗義執言，稱“白虹貫日”筆禍事件是“排除言論自由的社會壓迫”。“浪人會”遂把矛頭指向吉野，逼他修正自己的看法。一天，酒氣醺醺的四個“浪人會”成員到吉野的研究室挑釁，吉野慨然要求與他們進行公開辯論。

1918 年11 月23 日，一場激烈的辯論會在東京神田南明俱樂部舉行。辯論的一方是溫文爾雅的吉野，另一方則是氣勢洶洶的“ 浪人會”。當天的報紙以“德謨克拉西論戰”為題向社會宣傳這場論戰。學生們情緒高漲，呼籲大家到現場去——浪人會對吉野先生之戰，是自由的學府被軍國主義的馬蹄所蹂躪踐踏，還是以民眾之手來保護的決戰？謳歌軍國主義的去攀附浪人會! 而忠實於大學的文化使命的學徒，這時正好與吉野先生共同作戰! 同學諸君! 什麼都別說了，行動吧! 挺身而出，一個人也不要剩下，都到南明俱樂部去。埋葬浪人會! 保護吉野先生!

當天下午四五點鐘開始，工人與學生陸續在會場一帶集聚，人數越來越多，甚至出現了警察與人群的衝突。快到六點鐘，吉野作造乘坐的汽車停在了會場入口，頓時群情激昂，如波濤洶湧，“吉野博士萬歲! 德謨克拉西萬歲!”的呼喊聲震耳欲聾。

吉野在會上批評“浪人會”以暴力壓制思想自由，斥責他們才是破壞國體的亂臣賊子，“浪人會”理屈詞窮，為阻止演說而威脅施暴，吉野義正詞嚴地說：“論辯時，暴力本身就已經說明攻擊者的敗北和吾人見解、主張的正確性！”在青年學生和群眾的掌聲和歡呼聲中，吉野獲得了論戰的勝利。這場辯論被認為是“時代的勝利”，是“指明時代方向的大事件”。

三、時代精神象徵

吉野作造不僅是思想家，還親自投身民主運動。他不但通過演講與不同政見者進行辯論，讓民眾理解和認可接受自己的主張，而且為刊物寫稿，參與創建各種團體，通過團體將自己的思想主張變成行動綱領。

吉野直接參與創辦“黎明會”“東大新人會”“早大民人同盟會”等團體。“黎明會”的綱領明確提出，“撲滅與世界大勢逆行的危險及頑固思想”，“順應戰後的新形勢，促進國民生活的安定充實”。“東大新人會”的目標是“必須改革不合理的特權階級社會，創造出以具有新型思想意識的人為基礎的社會。要徹底地打破與改造社會的世界思潮逆行並對運動加以阻礙的羈絆”。

在這些啟蒙團體與媒體的推動下，民本主義逐漸成為思想界的主流，普選成為大多數民眾的要求。1919 年2 月，《大日本帝國憲法》頒佈30 週年之際，各社會團體在日比谷公園召開大會，向社會宣告：“德謨克拉西是世界大勢所趨，民本主義已成為時代的潮流，必須徹底地實行君民同治。”要求普選的青年學生們向眾議院出發，舉行了示威遊行。一年後，社會團體又在東京的芝公園、上野公園等處舉行普選演說會，普選運動熱烈展開。

一方面民眾要求民主權利，另一方面藩閥元老仍不甘心喪失政治主導權。自1918 年原敬擔任首相以來，日本的政黨內閣運轉了4 年。可是，1922—1924 年，元老先後推薦海軍大將加藤友三郎、山本權兵衛和清浦奎吾組閣，中斷了政黨政治的正常發展。這種倒行逆施被認為是“貴族對國民的宣戰”，激起了民眾的憤慨和社會的不滿。連續3 次被排斥於內閣之外的三大政黨（立憲政友會、憲政會和革新俱樂部）聯合起來，發動了“第二次護憲運動”，要求迴歸“憲政常道”，目標是“排除貴族專制”和“確立政黨內閣”。

“第二次護憲運動”提出斷然實行普選、改革貴族院、整頓行政和財政等要求，是大正時代以來不斷高漲的群眾性民主運動的繼續。吉野發表《貴族院改革問題》，要求對幾乎毫不受制約的貴族院加以鉗制，最好是撤銷這一機構。他還辭去東京大學教授職務，加入朝日新聞社，站在輿論第一線支持護憲運動，發出理性平和的聲音。當時日本已成為名副其實的大眾

傳媒社會，有多份發行量動輒達數百萬份的全國性大報和週刊。

在輿論的推動下，普選運動走向高潮。

1924 年5 月，政黨在大選中取得壓倒性勝利，以加藤高明為首的三大政黨組成聯合內閣。這是日本政治史上首次產生的以選舉中成為第一大黨的政黨為中心組建的政黨內閣。從此直到1932 年，六任首相都是政黨總裁，而且政黨成員通常都佔據最重要的大臣位置。加藤內閣向議會提出普選法案，經過各方力量的博弈，1925 年5 月議會正式通過了《普通選舉法》。

1889 年頒佈的《大日本帝國憲法》規定：只有年滿25 週歲以上、繳納國稅15 日元以上的男子才有選舉權，候選人必須繳納2 000 日元的保證金。這使得實際擁有選舉權的人數只佔日本總人數的1.1%。《普通選舉法》取消了對選舉人和被選舉人的財產限制（性別限制依然存在），使有選舉權者從此前的334 萬人猛增至1 415 萬人（占人口總數的25.8%）。考慮到一個世紀前亞洲其他國家的情形，《日本普選法》的出臺可謂一項了不起的成就。

在維持《大日本帝國憲法》所規定的天皇專制體制現狀的前提下，日本實現了民眾的普選權，實現了吉野所代表的知識分子的政治要求。政黨內閣的產生和《日本普選法》的頒佈，成為大正民主運動取得的最大政治實效。二戰結束之後，在軍國主義最終消亡、學者扔掉“皇國史觀”之際，回首歷史，猛然發現在“榮光的明治”與“黑暗的昭和”之間，吉野曾強烈呼籲民主，引領民眾運動，造成了生機勃勃的“大正民主”。

大正民主運動成就了吉野，吉野也以自己的思想引領了大正民主運動。他的民本主義被稱為“大正時代精神象徵”。難能可貴的是，吉野雖然參與現實政治，但卻能夠同時保持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他從未帶頭參與暴力遊行，也未被融入政治權力中。“第二次護憲運動”獲得勝利後，吉野退出朝日新聞社，回到東京大學的校園。

四、對外的良心

吉野作造不像一般的評論家，也不像一般的學者，他遊走在媒體和學術界之間，既能對現實世界的脈動做出實時的反應，又能冷靜深思，提出具有深度和體系的理論。尤為難能可貴的是，作為徹底的民本主義者，吉野作造在國內和國際問題上保持了價值觀的一致性。

在巴黎和會上，作為一戰戰勝國的日本躊躇滿志，希望得到絕大好處。吉野卻公開批評說，日本的巴黎和會外交政策是罔顧國際責任只顧本國利益的分贓政策。在當時瀰漫著戰勝國傲氣的氛圍中，吉野的批評如空谷足音，令人警醒。

隨著國力的增強，日本從19 世紀末以來加緊實行了軍事擴張政策。尤其是日俄戰爭勝利後，國民陶醉於帝國主義海外發展的驚喜與滿足中。當時在日本國民中普遍流行的是“對內立憲主義，對外帝國主義”的觀點。就連一些在國內主張擴大民眾權利的知識分子，也在國際問題上主張對外擴張。當時年輕的吉野也一度認為日俄戰爭是一場“義戰”，並以此鼓吹民眾的“愛國心”。

一戰爆發後，武力至上、國家利益至上成為日本國內輿論的制高點。不過，隨著民主主義國家在一戰中取得勝利，歐亞大陸上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俄羅斯帝國、德意志帝國和奧匈帝國全部崩潰，國際上的民主主義思潮提高了威信，更加鼓舞了那些追求民主的人們。有位軍人把大戰後的特徵歸納為平等化、民眾化、勞動化、國際化，指出其根本都是民主主義，並進行了這樣的闡述：“民主主義這個詞也許是刺激近代吾人頭腦的最中之最，又是在吾人頭腦中留下印象的優中之優。”

吉野主張接受“自由”“平等”等價值對日本國家行為的制約，倡導日本走重視通商貿易的經濟和平擴張路線，突破了狹隘的國家主義。在他看來，在國家之上，還有普遍正義和人道等。1919 年，他揮筆寫下了《世界的主要潮流及順應政策和對應政策》，指出“世界的進步推動日本的發展，日本的發展又是世界的發展，而且必須是推動世界發展的”。他認為，為了日本帝國將來的發展，日本必須順應世界的大潮流。那麼，世界的“大潮流”究竟是什麼呢？就是“在內政上徹底地貫徹民本主義，在外交上確立國際的平等主義”。為此，他呼籲在激烈的國際競爭形勢下，民眾要重視以道德為基礎的“對外的良心”。

吉野對中國和朝鮮的態度，就體現了這種“對外的良心”。1919 年朝鮮爆發愛國的“三一運動”，吉野批判日本國內把這次運動視為受第三者煽動的論調，指出日本政府和國民欠缺對朝鮮民眾的同情和了解，“三一運動”是日本對朝政策的失敗。他告誡日本政府首先要徹底反省，從根本上改變對朝鮮的殖民政策，尊重朝鮮的民族性。

一個多月後，中國爆發五四運動。吉野發表《勿要謾罵北京學生團的行動》 《 關於北京大學學生的騷亂事件》等多篇文章，支持學生運動。在他看來，“這次運動完全是自發的，並沒有日本報紙所稱的某國的煽動”，“這次運動是根據一種確信的精神，為了達到確信的目標的行動，而這種目標所向並沒有錯誤”，“這次運動的結果並非單純的排日，首先是為了剷除國內的禍根”。他歡呼“這是中國民眾舉國向開明目標前進的開端”，“中國將別開一新生面矣”。吉野支持入獄的中國學生上訴，還邀請李大釗及北大學生訪日交流。他在《致北京某君書》中提出希冀，“侵略的日本行將瓦解，未來平和人道的日本，必可與貴國青年提攜”。

當時的日本國內輿論一邊倒地譴責五四運動是一場“排日”運動，而“表示共鳴的日本人只有吉野作造一個”。作為吉野在天津北洋法政學堂的學生，李大釗一直感念自己的老師。每當與來訪的日本人見面時，他必會問及吉野先生安否。1923年，李大釗在天津母校發表講演時，深情地回憶說，“當時有兩位日本教員，一系吉野作造，一系今井嘉幸，在本校當教授。後來，兩位歸國都極力鼓吹平民主義，介紹民治思想，作民權運動，教導他們國民。日本國民很受他們的恩澤。”

五、法西斯主義已經來到日本

1923 年關東大地震，東京流傳出“朝鮮人放火”“朝鮮人要暴動”等謠言，引起恐慌，警察和軍隊一些人趁機消除異己，造成社會動亂。根據中、日、韓三國學者編撰的《東亞三國近現代史》記載，軍隊、警察和市民自發組織的自警團殺害了約6000名朝鮮人。吉野作造庇護朝鮮學生使其免遭殺害，還發表文章抗議。

關東大地震不但摧毀了東京大部分地區，而且成為日本近代史的轉折點。由於民間經濟不振、政黨政治腐化以及軍部勢力抬頭，軍國主義思想開始在社會上盛行。吉野過去的戰友有的開始懷疑民本主義，轉而投向共產主義。有的則轉向右翼，甚至與法西斯主義同流合汙。不過在政府的鎮壓下，共產主義運動難以振作。而法西斯主義思潮在政府的縱容下，迅速向全社會蔓延。

1931 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吉野曾熱心地參與組建的日本社會民眾黨，為了擴張自己的政黨勢力，竟然以“確保國民大眾的生存權”為由支持軍部的侵華政策，並提出尊重國體和否認議會中心主義等內容的“國民社會主義”的新運動方針。

吉野憤怒至極，斷然和社會民眾黨劃清了界限。他還發表文章，斥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也抨擊了社會民眾黨坐視政府侵華政策而無動於衷甚至默認支持的不義。

“法西斯主義已經來到日本”，1932 年“五一五事件”發生以後，吉野感到悲傷失望。當時歐洲的民主正在遭受攻擊，這位值得尊敬的民本主義者擔心，日本的暴徒和反民主的運動將否定議會政治，把國家引向歧途，“在日本民眾中，有這一種思緒：如果民主制度不合那些發明它的人心意的話，那麼一直持些許懷疑態度的日本，就更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支持該制度”。

事實上，“五一五事件”以後，日本的內政外交都迅速滑向法西斯主義，完全背棄了吉野多年來極力主張的民本主義，憲政制度遭到否認。右翼和軍部對言論自由嚴格限制，但是吉野依然通過評論向社會發出民主政治的呼聲，雖然在當時洶湧的法西斯輿論大潮中，他的聲音微弱，聽眾很少。雖然那種不願冷靜地傾聽少數意見並強迫接受某一既定國策的社會氛圍已經形成。

1933 年2 月，吉野在病床上發表最後一篇時論《李頓調查報告的讀後心得》。他在文章中提醒世人，“在李頓調查報告發表後的今日，一個堅持自我立場的日本和一個作為國際聯盟會員國的日本是無法並容的”。果然，在國際聯盟大會投票時，日本徹底敗北。日本談判代表松岡洋右在會場上大喊，“日本政府與國際聯盟的合作已到極限”，帶領手下憤然退場。態度強硬的松岡洋右卻深得國內的民心。當他從瑞士日內瓦回到東京時，大批老百姓聚集火車站，像歡迎凱旋的將軍一樣迎候他。這表明，民眾支持政府選擇的一意孤行的不歸路，日本至此再無機會回頭。吉野幸運地沒有看到自己的國家滑向戰爭深淵。1933 年3 月，吉野作造病逝，享年55 歲。在日本的發展過程中，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始終是一對矛盾體。

隨著國家躋身世界列強，日本民智漸開，國民的民主權利要求不斷提高。可是，日俄戰爭、一戰等的勝利又讓國民陶醉於帝國主義海外發展，帝國主義思想很有市場。吉野作造的民本主義思想“在內政上徹底地貫徹民本主義，在外交上確立國際的平等主義”，是極其難能可貴的。假如他的思想成為社會共識，日本很有可能走上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

可是，由於日本的啟蒙思想不徹底，導致日本國民中普遍流行“對內立憲主義，對外帝國主義”。“對外帝國主義”的存在和發展，又破壞了“對內立憲主義”，最終將國家推進了對外戰爭的災難之中。這是日本近代史的慘痛教訓，也是所有後發國家應該警惕的前車之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