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黑帳篷
蒙古包，是蒙古族等北方少數民族傳統上居住的一種活動房屋，為適應遊牧生活需要，建造和搬遷都很方便。蒙古包古代稱作穹廬、氈包或氈帳。
一、文獻記錄裡的氈帳
氈帳式建築是歐亞大陸游牧民普遍使用的可移動居室，也是我國蒙古、哈薩克、藏等民族中從事牧業生產者的傳統民居。中國歷史文獻中一般將這種篷帳式建築稱之為“氈帳”，清代以後在口語中多慣稱為“蒙古包”，故本文連稱為“氈帳-蒙古包”。氈帳也稱為氈包、氈房，文獻中亦作“旃帳”、“氈幄”、“氈廬”、“穹廬”等等，是以毛氈或獸毛為主要材料搭建的篷帳式建築。我們從史籍中可以看出，氈帳在先秦和匈奴時代已經被廣泛使用，此後一直成為亞歐草原遊牧或半遊牧族群主要的居室形式並延續至今。數千年來，這種最適合遊牧民生產、生活需要的氈帳-蒙古包雖然基本結構穩定不變，但其形制、大小以及建構材料多種多樣。
氈帳的最早記載出自《史記·匈奴傳》的“穹廬”二字，南朝宋人裴駰在《史記集解》中引《漢書音義》解釋說——穹廬就是氈帳。而後歷代史書及詩文中都有對氈帳頻繁的記述，如：
“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氈帳”(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歸心》)
“逐水草畜牧，居氈廬”(《新唐書·北狄傳》)
“氈帳起自北朝穹廬之制”(唐·封演《封氏聞見記·花燭》)
“一辭椒屋風塵遠，去託氈廬沙磧深”(宋·曾鞏《明妃曲》)
“氈帳秋風迷宿草，穹廬夜月聽悲笳”(元·馬致遠《漢宮秋》)
“白草黃沙，氈房為住家，胡兒胡女慣能騎戰馬”(元·施惠《幽閨記》)
“經年馬背安居地，每夕氈廬託宿家”(清·趙翼《潞江》)等。
此外，“氈牆”“氈幕”等詞也常被用來借指氈帳，如：
“以氈牆毳幕，事窮荒陋，上棟下宇，願同比屋”(《隋書·煬帝紀上》)
“穹廬氈幕，抵北闕而為營”(南朝陳·徐陵《陳公九錫文》)
“氈幕繞牛羊，敲冰飲酪漿”(清·納蘭性德《菩薩蠻》)
而“氈鄉”則指稱整個北方遊牧民居地區，如“北眺氈鄉，南曬炎國”(南朝宋·鮑照《爪步山楬文》)
“隔水氈鄉，落日牛羊下”(宋·張孝祥《六州歌頭》)。類似這樣對氈帳的描述不勝枚舉。
從造型上說，氈帳以木材為支架，覆蓋毛氈，這是它的基本制式，在此基礎上因地域、時代、用途的不同而多有變異。例如，南宋人彭大雅在1232年曾經隨從南宋使節北上到蒙古汗國，寫有《黑韃事略》，該書記載說：“穹隆有二樣。燕京之制，用柳木為骨，正如南方罣罳，可以卷舒，面前開門，上如傘骨，頂開一竅，謂之天窗，皆以氈為衣，馬上可載。草地之制，用柳木織成硬圈，徑用氈撻定，不可卷舒，車上載行。”他說氈帳有兩種，燕京地區的氈帳，可以拆卸，移動用馬匹搬遷(與現在的蒙古包無異)；塞外草原上使用的氈帳，不能拆卸，移動要靠車輛載行。其實氈帳無論大小，都必須能夠移動，這是草原民居的根本特性。普通牧民的蒙古包拆卸搬遷比較簡單，蒙古可汗與貴族的帳殿規模很大，往往需要數十頭牛拉的大車才能移動。1253年，法蘭西基督教修士威廉·魯布魯克出使蒙古汗廷，在南俄草原上見過巨型車載氈帳，他在行記中描述道：“我有次親自測量一輛車的輪距為二十二英尺……每輛車用廿二頭牛拉一所屋，十一頭和車並行，另十一頭走在前頭。”從這些中外史料記載中可以看出，蒙元時期的歐亞大草原上大量使用車載氈帳，這與近現代草原地區鮮有車載的固定蒙古包形成鮮明對比。顯然，這與13世紀的蒙古人連年四處征戰擴張、處於需要經常遷移行走的生存狀態有關。
從外在形態上看，氈帳有兩大類型：平面為圓形的蒙古包和平面為方形或長方形的黑帳篷。二者結構存在較大區別，蒙古包的框架和篷氈相互獨立，黑帳篷的支撐結構和篷氈互為一體。藏族的氈房屬於典型的黑帳篷，外覆犛牛毛編織的帳篷，帳內用幾根木柱支撐，四周用繩子張拉固定。唐宋文獻中稱之為“拂廬”，是唐人對藏語“氆氌”的音譯。我國兩大類氈帳的分佈界限比較清晰，蒙古包的使用範圍遍佈內蒙古草原和新疆的草原地區，黑帳篷則主要流行於西藏以及四川西部牧區，青海、甘肅等地則為兩大帳篷類型的交錯地帶，既有使用白色蒙古包的牧民，也有以黑犛牛帳篷為日常居所的牧民。
氈帳有大有小，小的夠一戶人家生活之用，大者可容千人，供統治階層們專用。威廉·魯布魯克記述道：“他們把這些屋舍造得很大，有時寬為三十英尺。”一般牧民的氈帳因遊牧需要都是星星點點分散開的，而王公貴族們的氈帳往往集中搭建，所以古人常將遊牧民族王庭所在處稱之為“氈城”，大型的氈帳稱之為“氈廈”。如“氈城南望無回日，空見沙蓬水柳春”(唐·張籍《送和蕃公主》)，“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氈城莫相憶”(宋·王安石《明妃曲》)，“又送他江南太史，去遊氈廈”(宋·劉克莊《賀新郎·送黃成父還朝》)。蒙古汗國時期，大汗與諸王居住在蒙古語稱為“翰兒朵”的宮帳裡，帳幕容積很大，可供兩千多人宴飲聚會。元上都和大都皇宮中搭建的棕毛殿，也是一種巨型氈帳。清朝帝王十分注意與蒙藏貴族階層的關係，康熙、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莊附近的開闊草地上搭建大型氈帳，常在氈帳內接見蒙古王公大臣與外國使臣。
氈帳建築雖然基本上使用木料和毛氈，但從古至今在建材和樣式上也有因地制宜的各種變化和特例。古代草原貴族的氈帳往往修建得富麗堂皇，尤其是汗王的帳殿。成書於13世紀的《蒙古秘史》記載王汗的帳殿叫“金撒帳”，即用細毛布裝飾做成的金碧輝煌的巨帳。由成吉思汗長子朮赤建立的蒙古四大汗國之一，統治著中亞北部草原和南俄草原，因其可汗帳殿內的構件為金飾，被稱為“金帳汗國”。今天在烏蘭巴托的博格多汗博物館裡，陳列著8世哲布尊丹巴活佛的一頂蒙古包，是用珍貴的雪豹皮製作的。俄羅斯伊爾庫茨克地區布里亞特蒙古人的氈帳多用木材，他們的蒙古包四圍用圓木搭建，外觀自然不能成圓而呈六角蜂窩形。另外，從文獻記載看，中古時期的氈帳一般門朝東開，近現代的氈帳-蒙古包多南向或東南向開啟，至於當代旅遊點的所謂蒙古包則一律南開門。我們由此可見氈帳建築形式的變異與發展的多樣化。
二、現實傳承中的蒙古包
漢語“蒙古包”之稱清朝以前文獻無此記錄。在蒙古語中，草原牧民從古至今始終將自己的居所稱為“格日”(ger)，意謂家、房屋。滿語將家、房屋稱為“博”(bo)，將蒙古人的居所稱為“蒙古博”。清代，滿語“蒙古博”被借用到漢語中，又因“包”字音近“博”字又能象形地關聯到氈帳，故“蒙古包”這一稱謂得以廣泛擴散使用。“蒙古包”在口語中用來代稱穹頂氈帳，不過三百餘年的歷史。
北方遊牧民使用的傳統蒙古包雖然大小、質量、裝飾有差別，但基本結構相同，都由支撐材料、覆蓋材料和緊固材料三部分構成。支撐系統用木製材料搭造成穹隆形的骨架，包括長方形門、圓形天窗(蒙古語叫“套瑙”)、傘狀頂架(蒙古語叫“烏尼”)、圓形圍壁(蒙古語叫“哈那”)、支撐木柱等構件。整個木框架結構的核心是包頂中央圓形環狀的天窗，用來通風、採光、排煙。傘狀頂架是支撐天窗的組件，頂杆上端與天窗相連，下端與圍壁相連，形成輻射狀支撐穹頂的造型。圍壁是用木枝條編成的可伸縮木柵，一片圍壁一般高1.60米左右、長2米多，包的大小由圍壁的數量決定。普通牧民一般多搭建6至8片圍壁、直徑4至6米的蒙古包，超過8片圍壁則要附加支撐內柱。圍壁的高低可以調節，一般雨季搭高一些，風季搭低一些。蒙古包的覆蓋物有多種，在支撐框架的外面，一般多用綿羊毛與駱駝毛壓制而成的毛氈來包裹，有些地區還使用羊皮、蘆葦等縛設材料。毛氈有多種名稱和式樣，蓋氈用來遮蓋天窗，頂氈用以覆蓋頂架，圍氈則包裹圍壁，還有擋風保暖的門氈。蒙古包的緊固材料主要是結繩，是由馬鬃、羊毛或駝鬃擰結而成的鬃毛繩子。結繩用來連接縫合毛氈，勒緊固定全包。通過調整結繩捆綁的鬆緊度，可以調節包內的通風和溫度。
蒙古包的最大優點就是搭建和拆卸非常容易，移動搬遷格外便捷，特別適合於轉場放牧居住。首先是搭建容易。四季遊牧的牧民搭蓋蒙古包沒有什麼特定的限制，在水草好的放牧場地選擇平坦之地後，按照包的尺寸畫上圓圈，平整好地盤即可架設。架設時將圍壁拉開成為圓形圍牆，南向豎立包門，將圍壁和傘狀頂架按圓形銜接綁好，外面覆蓋毛氈，再用毛繩加固拴牢即可。一座普通的蒙古包兩三個人用一兩個小時就能搭蓋起來。其次是拆卸迅速。蒙古包是各部件單獨的組合式建築，解開活釦結繩，氈子和架木就自動分離。圍壁、頂架、天窗都是分片分根的，三下五除二就可以拆開摺疊，拆卸比搭蓋還要快捷方便。再者是裝載搬遷輕便。蒙古包的支撐材料都是獨立的固定套件，覆蓋材料都是分開的單個組件，除天窗以外，架木全用輕木頭做成，一般成人都能將任何一件材料搬放到車上。一頂普通的蒙古包用兩三峰駱駝或一兩輛“勒勒車”(草原上常用的雙輪牛車)即可搬運，車裝和馱運千百年來已經形成固定程式，對牧民來說如同家常便飯。
蒙古包的外形看起來不大，但內部使用面積卻不小，空氣流通，採光好，冬暖夏涼。包內的佈局規範兼有實用性和藝術性，各種物品的擺放和陳設都有特定的位置及一定的含義。大體說，蒙古包內的空間分配通常是男西女東，以西北為尊，平面可分為九個方位：
1、北位，放置臥被、毛氈、案桌等物；
2、西北位，供奉善神像、佛龕和祖先靈位；
3、西位，放置衣物類男人用品，依次往西南擺放放牧和狩獵的用具；
4、西南位，掛物的地方，如馬鞍、馬鞭、弓箭、獵槍等；
5、東北位，放置酒壺、婦女箱櫃之地；
6、東位，擺放繪有各種圖案的豎櫃，放置衣服食物類；
7、東南位，放置飲食器用，炊具、奶具等；
8、南位，蒙古包門入口處；
9、中位，正中央正對天窗的是火位，放置供煮食、取暖的火撐(蒙古語叫“圖拉嘎”)，天窗與火撐是蒙古人崇拜的太陽和聖火對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牧民十分講究包內裝飾，往往在地上鋪厚厚的地毯，四周掛上鏡框和招貼畫，除了一些常用傢俱外，現在電視機等家用電器也進了蒙古包。
氈帳-蒙古包建築蘊含著遊牧民的生產生活風俗習慣以及他們的審美意識和思想智慧，其中最基本的建築元素通過物象圓形、白藍色彩、遵循自然和護佑環境等方面得以充分體現。“物象圓形”是最突出的外觀特性，組成蒙古包的三大部件天窗、頂架、圍壁都是圓形構造，它不僅包含著實用的科學原理，也積澱了深厚的民俗內涵。蒙古高原處於典型的大陸季風氣候區，冬春多大風，夏秋多暴雨，圓錐形的氈包造型減少了任何角度的受風阻力，能夠快速排出雨雪的積壓。按照遊牧民的古老傳說，天窗是太陽的化身和造型，是氈房與蒼天連接的通道；呈放射狀排列的頂架寓意著太陽四射的光芒，帶給包內光明和溫暖；圍壁的菱形網格象徵著草原上起伏的山陵，遮擋四面來風呵護休息的人們。“白藍色彩”是蒙古包質樸、專一的用色。以羊毛與駝毛原有的灰白色為毛氈的主基調，其上配用藍色為裝飾。白色是草原人民期望生活富裕美滿、吉祥如意的基本象徵，因為他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奶食品、羊毛等多是白色。象徵永恆和堅貞的藍色則是蒙古族的標誌性顏色，經常應用於各種美術圖案和建築裝飾中。在藍天、白雲襯映下的白色蒙古包配以藍色圖案的點綴則更加凸顯出草原民居鮮明的獨特風格。“遵循自然”體現在蒙古包的形態構建上。蒙古包的內部造型是對外部世界的模仿與遵行，是對天地日月星辰的組合再現。圓形穹廬是基本形態，腳下是大地，天窗白天是太陽、夜晚是月亮之形，圍繞天窗的傘狀頂架如同日月之光，圍壁四合成天幕穹頂形狀，這些反映出遊牧民的時空觀念和對自然界的崇敬。而且，從日出到日落，天窗上射入的陽光順時針繞包內一圈，牧民根據四季不同時段太陽昇降時間，對比照在圍壁和頂架上的光線，能夠準確測定時辰。“護佑環境”是指蒙古包由氈製材料、繩索材料和木製材料為基本構件結構而成，不用磚瓦不動土，絕不破壞四周生態環境。毛氈由羊毛或駱駝毛梳理壓制而成，結繩用動物皮革和鬃毛製成，木材的使用也非常有限，這些物品就地取材應用，源於自然並歸於自然，充分體現出草原民眾崇拜自然、保護自然，與自然同生共存的傳統風俗及理念。
總之，氈帳-蒙古包建築的深刻內涵與寓意充分詮釋著遊牧民居文化的獨特性。蒙古包可謂人類建築史上的奇觀，是草原民族的一大貢獻。它既是遊牧民族的神奇搖籃，也是他們謹遵自然、崇天敬天觀念的物質表象，正如一首讚頌蒙古包的草原民歌所唱：
因為模仿藍天的樣子，才是圓圓的包頂；
由於仿照白雲的顏色，才用羊毛氈製成；
因為摹擬蒼天的形體，天窗才是太陽的象徵；
由於模擬天體的星座，吊燈才是月亮的圓形；
這就是穹廬——我們蒙古人的家庭。
三、逐漸消失的蒙古包
清朝末年以後，隨著蒙禁政策(禁止關內人口進入內外蒙古地區)的鬆弛，北方草原地區的生態面貌開始發生重大變化——草原被開墾種植，草場逐漸衰退，農業種植經濟逐漸逼退傳統的遊牧經濟。清末到民國時期，內蒙古地區出現了許多半農半牧區，蒙古包的形態也開始漸漸發生改變，出現了固定式的蒙古包。純粹的遊牧區依舊使用傳統蒙古包，以適應“春窪、夏崗、秋平、冬陽”的遷徙生活，即牧民們每年隨季節變化驅趕牲畜大遷徙4次，局部小遷徙10餘次。春牧場選擇低窪的地方，夏牧場選擇高地草原，秋牧場選在山腰、山麓或河流兩岸的平地，冬牧場選擇平坦避風、向陽溫暖的多草地區。固定式蒙古包則多建於半農半牧地區，是受農耕民居影響而修建的，有土築和柳編兩種。土築的用土坯或草坯砌牆、抹泥，柳編的用柳條編框架、抹泥，上用葦草搭蓋而成。這種固定式的蒙古包，蒙古語叫“崩布根格日”，有的地方漢語俗稱為“崩崩房”。
進入20世紀，逐水草而居的傳統遊牧業受到工業化的強烈衝擊，遊牧民從事其他行業者增多，定居生活者也日漸增多。近半個世紀以來，隨著現代畜牧業經濟的發展和牧民生活的改善，移動遊牧漸漸被改造成定居養牧，蒙古包逐漸被磚瓦房所代替。特別是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後，草場劃片承包，草原被網圍欄分割得支離破碎，牲畜與人都失去了許多自由，牧民們已經無處遷徙無法遊牧，傳統放牧形態已經成為不可復現的歷史。牧民的定居生活已成為不可扭轉的趨勢，這就徹底改變了蒙古包的命運，“定居下來的蒙古族一定選擇漢式住房做他們的住所。這不僅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同時更是住房文化的影響使然”。
時至今日，隨著人口增長，草場資源減少，生態環境惡化等一系列問題的出現，蒙古包加速淡出社會生活。除了純粹的牧區和偏遠地區，傳承數千年的氈帳-蒙古包在草原上越來越少見，僅僅成為旅遊區的景點設施。幾十年間，許多地方在城鎮周邊和旅遊景區建造的蒙古包，使用了很多新的材料，如石材、鋼材、膠合板、混凝土、薄膜、塑料等，這些建築已經失去了氈帳-蒙古包民居文化的內涵。即使是牧區的蒙古族人，純粹用毛氈搭建成的蒙古包也極少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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