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
如果系統地對“趙州蘇李”乃至進而擴大到“文章四友”進行有一定深度的探討研究，可以改寫現有的《中國文學史》或《唐代文學史》。由李嶠做領袖的珠英學士、修文館學士所實現的律詩“第一次飛躍”，不正是對詩歌盛唐氣象的呼喚嗎？而作為“蘇李”連稱結合體、李嶠的忠實搭檔“鐵哥兒們”——蘇味道（648——705），所發揮的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就是不可置疑的歷史事實了！
歸葬作為一種喪葬制度，自“周公蓋祔”以來，一直相沿不改。從文獻記載來看，人們對卒後歸葬，都視為人生最後歸宿，歷代都是如此。唐代的歸葬制度，是前代歸葬制度的繼續。蘇味道卒於初唐後期，其官眉州，雖是貶逐，然非配流，卒前已拜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故其歸葬當在此後不久，而且極有可能是詔喪。《欒城縣誌》說：“蘇味道墓，在城西十八里蘇丘村。”“丘”之為地名義，有“丘墓”，“蘇丘”者，蘇味道之丘墓也。
1998年8月28日，在山東省諸城市召開的第十屆中國蘇軾學會研討會上，來自河北省欒城縣的史志辦公室主任三蘇文化開發領導小組負責人楊梅山，怎麼也不會想到，他的大會發言《蘇味道考索》會引起一位專家的關注！
年譜，成為獻給十二屆蘇軾研討會重要禮物
當天晚上，一位先生敲開了楊梅山的房門，來人中等身材，白皙面孔，一幅儒雅氣質，他——就是魯東大學文學院院長、博導陳冠明教授。他對楊主任說：“你的發言很好，對我有啟發，我正好在研究蘇味道以及’文章四友’，幾年前就進行研究了，手裡掌握有大量的翔實資料，蘇味道和李嶠的年譜已經大部寫出，希望我們能夠合作。”楊主任聞此十分高興，說：“我們縣裡缺少研究人員，正需要專家教授們的支持呢！”他即刻向同時參加會議的欒城縣政協主席高梅淑做了彙報，高主席當即拍板，請陳冠明教授來欒城寫《蘇味道李嶠年譜》。她興奮地對陳教授說：“這太好啦！我們十分需要專家的幫助，2000年第十二屆中國蘇軾學術研討會將要在欒城召開，這正好是我們獻給大會的重要禮物吶！”
於是，散會後陳教授在緊張的教學中，抓緊創作蘇味道李嶠年譜。2000年元月，冒著北方凜冽的寒風踏著積雪，他來到了久已嚮往的三蘇文脈之源、蘇味道故里欒城這片熱土！住在條件十分簡陋的招待所裡，沒日沒夜地苦幹起來。趙新朝縣長和縣領導專程來看望他，出版年譜事宜，商談十分順利。三月下旬，教授第二次到欒城，送來書稿，進行一校。趙縣長又來看望他，反覆叮嚀楊梅山主任：“一定要照顧好陳教授!”楊主任跑前跑後忙著照料，並特地抽調專人陪同陳教授做幫手，負責校對謄寫等雜務，做到有求必應。至五月底，陳教授第三次來欒城，進行最後一校，出清樣。經過一段時間的緊張工作，《蘇味道李嶠年譜》一書終於在6月初脫稿，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面世了，該書對蘇味道、李嶠以及“文章四友”的研究作了突出貢獻！
陳教授在書中提出七條重要觀點：
1、唐初的文學館學士制度造就了一批傑出的文學家詩人。文學館創始自李世民的秦王府文學館（李世民登基做皇帝前為秦王）當時有十八學士。到太宗朝設弘文館學士，高宗朝設詳正學士，武則天設北門學士、珠英學士，中宗時設修文館學士，這些學士們的文學創作對當時的詩壇影響巨大，起著導向的作用。武則天任命李嶠為撰修《三教珠英》的大學士，也是珠英學士的領袖；到中宗時李又為修文館大學士，加上李的豐碩的創作成果和突出的藝術成就，李嶠是當之無愧的文壇領袖，時人稱他為“文宗”。自然，“四友”也都是學館學士。據陳教授考證，蘇味道是珠英學士無疑，蘇待詔禁中享受“北門學士”的待遇。可惜天年不假，蘇沒有來得及北歸而早逝，沒有成為中宗景龍修文館學士。然而，蘇李的文學地位，尤其是李嶠的領袖地位是無可置疑的。
2、五言律詩、排律、七言律詩初步成熟於武則天后期到中宗時期，正是珠英學士、修文館學士們在競爭性創作中，使得聲律藝術得到超常發展，產生了質的飛躍！誠如北大著名教授袁行霈所言：唐詩成熟走過了百年蹉跎的道路。然而，自南朝齊、梁間沈約、謝朓、王融等創立“四聲八病”說之後，為什麼歷經梁、陳、隋，入唐後近百年，一直髮展緩慢？而到珠英學士、修文館學士們手裡時方才出現“飛躍”呢？這是學士們相互切磋、應制題詩唱和、比賽選拔邀賞的必然結果！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假如沒有珠英學士、修文館學士們的努力，格律詩還不知道要發展幾百年呢！也就不會出現李白、杜甫、白居易這樣的巨匠了！這，決非危言聳聽！
3、李嶠的《雜詠詩》百二十首，在詩人逝世50年後隨遣唐使東渡日本，為日本嵯峨天皇（810——822在位）抄寫，該鈔本已定為日本國寶。自日本平安朝（867——1086）以還，《李嶠百二十詠》曾作為基本幼學讀物，在宮廷貴族及士族間廣泛流傳。在李嶠去世30年的唐天寶年士子張庭芳為《李嶠百二十詠》做注，序言中稱讚李詩“藻麗詞清，調諧律雅。”張注本也對李嶠雜詠詩在日本普及流行，發揮了重要作用。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藏經洞被發現時，其中李嶠《李嶠百二十詠》和張庭芳注本的寫本殘卷也被發現。
4、蘇味道的五首《雜詠詩》雖然沒有傳到日本，但是他有一首詩傳到了日本。據復旦大學教授陳尚君先生考證，蘇味道的《和梁王武三思於天中寺尋復禮上人之作》在日本大阪市立博物館陳列有影印件，是隨遣唐使東渡日本的。此詩為五言排律，“人尋鶴洲返，月逐虎溪回”一聯，“鶴洲”用漢梁孝王兔園雁池地名，以切梁王武三思；“虎溪”用晉慧遠送客過虎溪事，以切復禮師。此詩用典精切而對仗工整。流播東瀛，良有以也！另外，明代文學評論家胡應麟所著《詩藪》，所列學五言律詩範本，其中有蘇李二集。胡認為，如果刻《初唐十二家》合集，其中應該有蘇味道、李嶠二集。
5、“文章四友”的風格大抵可以一個“麗”字概之，或靡麗、或綺麗、或藻麗、或典麗、或清麗、或富麗、或宏麗，蘇李的詩，概莫能外。杜甫《八哀詩。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近伏盈川雄，末甘特進麗。”仇兆鰲注曰：“於楊炯則服其雄，於李嶠則嫌其麗。”（盈川指“初唐四傑”的楊炯，特進指李嶠。）《唐音癸籤》卷五說：“巨山五言，概多典麗。”（巨山是李嶠的字。）蘇味道的詩亦大概如此，如《初春行宮侍宴》：“花柳發韶年。”；《正月十五夜》：“火樹銀花合。”《贈封御史入臺》：“曲草對芳菲。”《嵩山石淙侍宴應制》：“隱暖源花迷近路。”等等。那麼，蘇李詩歌的風格是什麼呢？可以概括為：邊塞詩之雄放，應制詩之典雅，懷古詩之悲涼，田園詩之閒逸，送別詩之悽惻，寫景詩之清新，雜詠詩之典實，可謂異樣紛呈、盡顯風流！
6、唐開元時期詩歌評論家殷璠在所著《河嶽英靈集敘》中雲：“開元十五年後，聲律風骨始備。”即是說，唐玄宗宰相張說和徐堅率集賢院的學士們，進行了與中宗景龍修文館學士一樣的文學創作，促成了唐代律詩的“第二次飛躍”,遂使得盛唐詩歌成熟風骨聲律具備了！然而，由李嶠做領袖的珠英學士、修文館學士所實現的律詩“第一次飛躍”，不正是對詩歌盛唐氣象的呼喚嗎？而作為“蘇李”連稱結合體、李嶠的忠實搭檔“鐵哥兒們”——蘇味道，所發揮的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就是不可置疑的歷史事實了！
7、關於如何看待史書上對蘇、李的文學成就評價甚高，而對二人的官場品行則極力貶斥，兩者反差巨大的問題呢？新舊《唐書·李嶠傳》上記載李嶠：“不知逆順，狀陳詭計”“驗以弻諧之道，罔有貞純。”“為世譏薄”“凡人有言，末必有德”，時人張鏃講：“李公有三戾：性好榮遷，憎人升進；性好文章，憎人才筆；性好貪濁，憎人受賄。”新舊《唐書·蘇味道傳》：“脂韋其間，苟度取容”“特具位”時號“蘇模稜”。同是新舊《唐書》卻又說他們是：“蘇李文學，一代之雄。”“蘇李居前，沈宋比肩。”這是為什麼呢？陳教授認為：第一、從武后革命到中宗復辟、睿宗繼統，再到玄宗登基，是權力政治鬥爭的集中高發期，而勝利者從自己的是非價值觀出發，打擊排斥推出歷史舞臺的異己，並藉助修國事史貶斥失敗者，可謂顛倒黑白、倒上為下，越是在文壇上名氣大的就越是把他們講的越壞！第二、文學傳播的方式是公開透明的，這與權力鬥爭的隱蔽和殘忍性是兩碼事。同時，蘇李的文學成就及文學作品已經在社會上廣為傳播，深入人心，已經形成公論，想抹殺篡改也是做不到的！在唐代，從統治階層到民間社會，都對文學作品尤其是詩歌，報有極大的興趣，能夠寬容、兼容一切，他們認為政治和文學是兩碼事，不把這兩者混為一談。明乎此，我們就不難理解唐玄宗時期修的國史，對蘇李是一邊倒的指斥責罵聲了！
陳冠明先生認為：“毫不誇張地說，如果系統地對‘趙州蘇李’乃至進而擴大到‘文章四友’進行有一定深度的探討研究，可以改寫現有的《中國文學史》或《唐代文學史》。”
綜括言之，“四友”先後由政治的邊緣地帶輾轉走入了武則天政權的中心，成為武后新興政權中以文詞進軍高層政治之典型的實例。自是，四人皆隨武氏政權之興衰而升沉。從上引諸多材料中可知，四人在宮廷中從文學貢獻一端而言，名望最高者應是崔融無疑，李嶠、蘇味道向以“蘇、李”並稱，可相抗衡，然正如《新唐書·李嶠傳》（卷一一四）所言“（李嶠）前與王勃、楊盈川接，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沒，為文章宿老，一時學者取法焉”，特以其年壽而影響至為久遠。從宮廷文學上說，四人中顯然以杜審言為最次。杜氏在宮廷的時間最短，兩《唐書》也無他在朝廷作表章的記載；但從詩歌藝術成就上看，他又是個性最為鮮明的最為耀眼的一顆明星。
從某種意義上說，“文章四友”名成何時，名次如何，不是關鍵問題。筆者認為，最值得重視的倒在於“文章四友”這一文學團體的形成方式——以文為友——本身所隱含的社會文化意義。以“文章四友”的形成過程為中介，我們或能從社會學的角度探視一下社會機制的轉型是如何具體地滲入文學領域的，亦即以文為友的交遊方式如何在唐人的文學道路上形成具有普遍意義的新風尚，從而最終地影響到詩歌自身的創作。
“歸葬”，讓爭議和疑慮一錘定音
前一些年，有人發現蘇氏族譜蘇味道傳中有記載：“葬公於眉之西南楊梅山。”而在眉州的楊梅山蘇氏墓地，也確有蘇味道墓。因此，就有人提出欒城蘇邱蘇味道墓是假的，或者說是“衣冠冢”，甚而說是蘇味道父親蘇榮的墓，據此有人認為欒城沒有必要搞三蘇文化。這種錯誤觀點一時引起爭議和眾人的疑惑，但也立即遭到眾多的駁斥，有人提出這些人是否想把蘇味道研究引向歧途!其實，陳冠明教授早在2000年第十二屆蘇軾學術研討會上，在所發表的《蘇味道歸葬趙州欒城考》一文，就對此種無知妄議做了有力的批駁。這也說明，持此觀點的人就沒有讀過或沒有認真讀過此文！
蘇味道歸葬欒城，陳教授做了詳盡而確鑿的考證！
陳教授寫道，蘇味道卒後葬於何處，新舊《唐書》本傳不載。神龍三年（707年）八月，沈佺期由嶺南貶所北歸至潭州，聞友人蘇味道、崔融相繼去世，作《哭蘇眉州崔司業二公》詩。詩云：“銘旌西蜀路，騎吹北邙田。”“騎吹”句，指崔融葬於洛陽北邙山；“銘旌”句，指蘇味道權葬於西蜀。此為同時友人所說，最具權威性。《蘇氏族譜》卷一蘇味道小傳也記載：“貶眉州刺史，復還益州長史，未就道卒。。。。。。葬公於眉之西南楊梅山。”然而，清康熙《欒城縣誌》卷二卻明確寫道：“蘇味道墓，在城西十八里蘇丘村。”
一人而葬二處，且皆言之鑿鑿，如何解釋這個謎團呢？陳教授認為，有三種可能：一是葬於眉山；二是葬於欒城；三是先葬於眉山，後歸葬欒城。究竟葬於何處，他分析是第三種情況。為解決這一疑案，他對古代的歸葬制度，尤其是唐代的歸葬制度作了系統的考察。
“歸葬”——指旅居異國、他鄉之人死後由家人或他人將其靈柩送歸故國、家鄉安葬。
《左傳•成公三年》載晉知罃對楚共王曰：“以君之靈，累臣得歸骨於晉。”“歸骨”即將骸骨歸葬於故里晉國。《史記•管蔡世家》：“九年，悼公朝於宋，宋囚之。……悼公死於宋，歸葬。”“歸葬”一詞出於此。“歸葬”指歸葬於魯國。此皆為死於異國之人得以歸葬故國的較早的文獻實例，其時在春秋之世，魯成公三年（前588年），曹悼公九年（前515年）。
從文獻記載來看，人們對卒後歸葬，都視為人生最後歸宿，歷代都是如此。《周禮》的“公墓”“族葬”“族墳墓”，東漢時稱之為“舊塋”。因特殊原因，不能歸葬，權葬或暫厝於旅居地者，稱為假葬。墓陵有“權厝”。
唐代的歸葬情況，有以下三種：一是歸葬原籍先塋。二是歸葬先塋。三是歸葬先塋附近。
杜甫的歸葬是比較典型的，現試以此例來說明：
《舊唐書•文苑下•杜甫傳》：“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業，自耒陽遷甫之柩，歸葬於偃師縣西北首陽山之前。”杜甫卒於湖南耒陽，至其孫子嗣葉歸葬故里鞏縣。元和八年（813），杜甫之子宗武子嗣業，自耒陽遷杜甫之靈柩，歸葬於偃師西北首陽山之前。途經江陵，士曹參軍元稹為作《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適子美之孫嗣業，啟子美之柩，襄祔事於偃師。”系曰：“甫字子美。……扁舟下荊、楚間，竟以寓卒，旋殯岳陽，享年五十九。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歿命其子嗣業。嗣業以家貧無以給喪，收拾乞丐，焦勞晝夜，去子美歿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為難矣。”（說見拙著《杜甫親眷交遊行年考》《杜甫親眷交遊年表》）。
自唐憲宗元和年間杜甫歸葬之後，湖南應該不存在杜甫墳墓了。但事實是，不僅河南、湖南有，湖北、陝西、成都也有。計有七處：
（1）、 湖南平江縣治南三十瑞安定鎮小田村；（2）、湖南耒陽縣治北原杜陵書院（今耒陽第一中學）內；（3）、河南偃師西首陽山下杜樓村；（4）、河南鞏義西北康店鎮康店村邙山嶺上；（5）、湖北襄陽城南峴山下；（6）、陝西長安韋曲鎮東南少陵塬西；（7）、四川成都西郊。
晚唐詩人憑弔的幾乎都是耒陽杜甫墓：例如鄭谷《送田光》詩：“九陌低迷誰問我，五湖流浪可悲君。著書笑破蘇司業，賦詠思齊鄭廣文。理棹好攜三百首，阻風須飲幾千分。耒陽江口春山綠，慟哭應尋杜甫墳。”杜荀鶴《哭陳陶》：“耒陽山下傷工部，採石江邊吊翰林。兩地荒墳各三尺，卻成開解哭君心。”貫休《讀杜工部集二首》之二：“甫也道亦喪，孤身出蜀城。彩毫終不撅，白雪更能輕。命薄相如命，名齊李白名。不知耒陽令，何以葬先生。”
可以看出，除歸葬偃師首陽山墓之外，在唐代切實存在的是杜甫生命的終點卒地耒陽的杜甫墓。可能是歸葬時，原墓保存，為衣冠冢。其他則是後人為紀念杜甫而建造的。
杜甫墓，便是中國歷史上名人墓葬文化的一個縮影。
蘇味道歸葬欒城，根據歷代禮制，理由有三點：
一、歸葬祖籍的禮制。歸葬祖籍禮制，是最重要的禮制，歷代遵循。蘇味道祖籍是趙州欒城，理應歸葬欒城。且其父亦是歸葬，尤可證明，說見下。
二、歸葬先塋的禮制，即祔葬的禮制。《舊唐書•蘇味道傳》：“長安中，請還鄉改葬其父，優制令州縣供其葬事。味道因此侵毀鄉人墓田，役使過度，為憲司所劾，左授坊州刺史。”又見《冊府元龜》卷三三三。《新唐書•蘇味道傳》作“更葬其親，有詔州縣治喪事。”“改葬”、“更葬”涵義相同，知其父之墓原不在欒城。《資治通鑑》卷二○七則天后長安四年三月，系此事，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蘇味道謁歸葬其父，制州縣供喪事。”胡三省注：“蘇味道，趙州欒城縣人。”意最顯豁、明確。
蘇味道之父名榮，據《蘇氏族譜》《蘇氏宗譜》，蘇榮為梓州參軍，當是終官。聯繫“改葬”“更葬”“歸葬”等字樣，可知蘇榮卒於並權葬於梓州（今四川三臺）。至長安四年（704）詔喪，結合蘇味道行事，蘇榮權葬梓州，估計在二十年以上。
趙州欒城既為籍貫，又有蘇味道先父之塋，亦在欒城。故蘇味道之歸葬，亦是十分自然的事。
三、“五世反葬”的禮制。
“五世反葬”的禮制，雖出於齊太公，時在西周初，年代遙遠，但由於出於《禮記》，為儒家經典，因此，歷代影響最大。其存在，與當時的族葬的昭穆之制相為表裡，互為補充。而喪葬的昭穆之制，唐代似乎仍舊流行。
以上三種禮制，都是以先塋為其核心內容。依據這種禮制，蘇味道雖權葬於西蜀，而最終必須歸葬，且必定歸葬。
蘇味道什麼時間歸葬欒城？是詔葬嗎？
蘇味道卒於初唐後期的705年，其官眉州，雖是貶逐，然非配流，卒前已拜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故其歸葬當在此後不久，而且極有可能是詔喪。《唐會要》卷三八：“舊制，銘旌，三品以上長九尺。……皆書雲某官封姓之柩。舊制，凡詔喪，大臣一品則鴻臚護其喪事。二品則少卿，三品丞。……舊制，碑碣之制，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蚨，上高不過九尺。……凡石人、石獸之類，三品以上用六，五品以上用四。”蘇味道曾任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而益州大都督府長史為從三品，見《舊唐書•職官志三》、《新唐書•百官志四下》。所以，蘇味道應該是詔喪。即權葬西蜀，若干年後，詔喪歸葬趙州欒城。
退一步說，即使未能詔喪，其兒子完全有能力將其父歸葬欒城。蘇味道有子四人：伷，膳部員外郎；份，未仕；倜，兗州刺史；倇，太原府司錄參軍、職方郎中。見《元和姓纂》卷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四上》。《蘇氏族譜》說：“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是始。”據筆者考證，“留於眉”的一子是蘇份。其他三子出仕當在開元中。扶柩歸葬亦當在此時。蘇味道歸葬後，其權葬西蜀之墓尚在，蘇份之留眉州，正因為此。唐人歸葬之後，原權葬之墓仍在。如杜甫，憲宗時歸葬，直至唐末五代時，羅隱尚有《經耒陽杜工部墓》詩，詩云：“旅魂自是才相累，閒骨何妨冢更高。”真像是杜甫之“旅魂”“閒骨”仍在耒陽。蘇味道西蜀之墓，情況當亦如此。
康熙《欒城縣誌》說：“蘇味道墓，在城西十八里蘇丘村。”“丘”之為地名義，大致有三：一、小土山。如山東有章丘、安丘，安徽有霍丘。二、丘墟、村落。如《史記•五帝本紀》索隱引皇甫謐《帝王世紀》說：“黃帝生於壽丘，長於姬水，因以為姓。居軒轅之丘，因以為名，又以為號。”又正義引《會稽舊記》雲：“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壽丘”“軒轅之丘”“姚丘”之丘，均指丘墟、村落，故“姚丘”又稱姚墟。三、丘墓、墳塋。如漢袁康《越絕書•外傳記吳地傳》：“闔廬冢，在閶門外，名虎丘。”《文選•王粲》：“北彌陶牧，西接昭丘。”李善注：“《荊州圖記》曰：‘當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則見，所謂昭丘。”
欒城為平原地帶，蘇丘村無小土山，故第一義不合。蘇丘如作為村落解釋，應是蘇姓人家居多，即蘇家村；而此村實無蘇姓人家，故第二義亦不合。因此，“蘇丘”之“丘”，乃丘墓之義，“蘇丘”者，蘇味道之丘墓也。孔子有言，“禮失而求諸野”，今於村野之名，猶可考知當時村落命名之由。蘇丘，今作蘇邱，乃清雍正三年（1725）上諭避孔子諱，除四書五經外，凡遇“丘”字，並加“阝”旁為“邱”。地名之字亦用“邱”。
1999年11月初，欒城縣人民政府於蘇邱村蘇味道墓遺址，重建蘇味道墓；1999年10月18日清明橋（蘇味道後人在清明節上墳路經的橋，初建於明代成化年）修復，得其所矣！
（作者李升旗，中國民族報副總編輯，中國科普作家，中國蘇軾研究會會員。字數7550）
刊發：劉建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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