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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積極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力支持企業復工復產，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近日，甘肅、山東、內蒙古等多地發佈公告，明確對受疫情影響較大的行業（如交通運輸、旅遊、住宿餐飲等）企業採取房產稅和城鎮土地使用稅困難性減免政策。
這無疑是一個好消息。
房地產稅，事關經濟民生，自古就是老百姓關注的重點話題。早在3000年前，中國已經開始徵收房地產稅了。
那麼，古代的房地產稅如何收呢？
1
這是一項近3000年前的發明......
一般認為，中國古代最早的房地產稅始徵於西周時代（約為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
按我國第一部字典《說文解字》中的解釋，“廛，二畝半也。一家之居也”，就是指當時一家一戶生活所需要的用地。
“廛布”即為房地產稅。
按照《周禮》的說法，當時的政府專門設有“廛人”一職， “掌斂市絘布、緫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於泉府”。
絘布，在行肆坐賣貨物的商稅；
緫布，管理貨物出入的衡量；
質布和罰布，對違反商業票證規定及市場管理發令之商人所收的罰款；
廛布，對商人放置貨物於邸舍之中所需繳納之稅。
注：按東漢末年學者鄭玄的解釋，“廛布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對於這一點，清代學者袁枚的定義更為易懂，“廛布者，商賈所居屋稅也。”
泉府，即“錢府”，處於司徒管轄之下，掌管市場稅收，並負責收購市場上滯銷的商品以待將來需要時出售。後來，也將儲備錢財的府庫稱泉府。
關於廛布的徵收標準，《周禮》記載：“凡任地，國宅無徵，園廛二十而一。”也就是說，當時按房地產價值的5%的標準徵稅。
由此可見，最早的房地產稅徵收對象是商人。
《孟子》中有段話道出了當時商人的心聲：
“市廛而不徵，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如果只提供場地存放貨物而不徵稅,並且依照規定價格收購滯銷貨物，不使貨物積壓,那麼，天下的商人都會很高興,誰不樂意把貨物存放在這樣的市場上呢！
2
為收稅，漢武大帝想出新套路
到了西漢，繼續對房地產徵稅。
《漢書·食貨志》記載：“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
從天子到皇親國戚重臣的封地，靠山林池塘市場租稅自負盈虧，不從國庫裡出。
不過，也有人認為，這個“市肆租稅”是向商鋪徵收的營業稅，並非真正意義上的房地產稅，真正的房地產稅應該是“算緡錢”。
算，是計量貨幣的單位，1算是120錢；
緡，是古人串錢用的繩子，有時也代指錢，人們習慣把1000枚銅錢稱為1貫，也稱1緡；
算緡錢，就是一種財產稅，房地產稅包含在內。
這可是堂堂漢武大帝想出來的主意！
其時，國內多地發生嚴重水災，大量饑民眼巴巴地等著政府賑濟。並且，我們都知道，這位雄韜偉略的皇帝終其一生都在規劃征伐匈奴、開疆拓土，軍費糧草都相當地燒錢！文景兩世休養生息積攢了不少財富也不夠花。
於是，徵收範圍更廣闊的新稅收項目橫空出世了——廛布只向商人徵收，而算緡錢的徵收對象是全國有產者。
具體來說，財產所有人須向申報自己的資產情況，官府登記在冊，經查驗確認後，按一定稅率標準徵收：
*商人財產每2000錢繳納120錢作為財產稅；
*經營自己手工作坊，每4000錢繳納120錢；
*除三老、北部邊境地區的騎士外，其它私人車輛等交通工具均需繳納算緡錢，其中普通人一部車繳納120錢，商人一部車繳納240錢；
*5丈以上的船隻需繳納算緡錢，每艘繳納120錢。
算算這個比例，還真不低。大家自然不樂意繳這麼大一筆錢，於是，偷逃稅款的行為十分普遍。
眼看著大筆錢財進不了國庫，漢武帝又頒佈了《告緡令》：
抗拒不繳或隱匿財產以偷漏稅款的，罰戍邊1年，並沒收全部財產；
對勇於揭發偷漏稅款的人給予獎勵，具體政策是“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把所追繳的偷漏稅款一半作為給告發者的獎金。
3
在唐朝想逃稅？打爛你的屁股！
到了東晉，出現了對財產買賣行為所徵的“估稅”，類似後代的契稅和營業稅。
具體來說，規定對馬、牛以及田宅等進行買賣的，雙方須訂立契約，官府按其交易額進行徵稅，每10000錢徵400錢，其中賣方出300錢，買方出100錢。
不過，長期以來，中國古代的房地產？都是與其他財產放在一起課稅，尚未成為一個單獨稅種。
單一房產稅出現在唐朝，即“間架稅”。
據《資治通鑑》的解釋，“每屋兩架為間”，並列的2個屋架之間的空間稱為一間房。
間架稅，就是向所有的房屋徵稅。
當然，房子也分三六九等，不能用一個標準去徵收，當時規定把房子定為3等，根據不同等級執行不同稅率：
*上屋，豪華型房產，每年每間收2000錢；
*中屋，一般性房產，每年每間收1000錢；
*下屋，較差的房產，每年每間收500錢。
唐朝一個九品官員的月薪約16000錢，對照來看，這個稅收得並不算低，想鑽空子逃稅的人不少。
於是，朝廷使出老辦法，頒佈法令：
對隱瞞房產以逃稅的，一經查實打60大板；
同時鼓勵鄰居、親朋揭發，查實後最高給予50000錢的獎勵。
收這個稅，稅吏自然得“入人之廬舍而計其數”，說是一視同仁，但那些大官、權貴的宅院稅吏們自然不敢進。
還有一些人，家道雖然沒落了，但祖上闊氣過，留下大量房產，算下來稅錢“動輒數十萬”，根本承擔不起。
唐朝敗亡後，五代十國政權大多繼承了間架稅的做法，房地產稅不僅成為獨立稅種，還是一種常稅，多以“屋稅”命名。
比如，後唐同光三年（925）規定：
“城內店宅園囿，比來無稅，頃因偽命，遂有配徵。”
自那時起，住宅等房地產已正式開始徵稅。
再如，後唐天成二年（927）規定：
“宜覃雨露之恩，式表雲雷之澤，應汴州城內百姓，既經驚劫，宜放二年屋稅。”
自此，屋稅已經成為常態化徵收的稅種。
4
宋朝為什麼那麼富有？
有學者研究認為，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王朝，其中北宋時期城市人口占比為20.1%，南宋時期為22.4%。
這一比值大大超過之前和之後的朝代——清代中葉的嘉慶年間城市人口占比僅為7%，進入民國時，這一數字才逐漸增長到10%左右。
之前的朝代，田賦才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佔比通常在70%以上。但據北宋熙寧年間的統計，以田賦為主構成的農業稅佔總稅收的比重僅為30%，到南宋淳熙至紹熙年間這一比例只有15%。
宋朝經濟更加繁榮，城市和商業都得到快速發展，為徵收房地產稅創造了條件。
宋朝的城市居民稱“坊郭戶”，由於這部分人快速增長，城市中房地產開發逐漸趨熱，大街上開設了許多房地產中介，經營者稱“莊宅牙人”。
注：坊郭戶，宋朝城市居民的總稱，主要包括居住在京城以及州府城、縣城和鎮、市的人口，依據有無房產，當時將坊郭戶分成主戶與客戶。
宋朝學者馬端臨在《文獻通考》講述，當時的稅收結構主要由5個部分構成：
*公田之賦：“官莊、屯田、營田賦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
*民田之賦：“百姓各得專之者是也”；
*城郭之賦：“宅稅、地稅之類是也”；
*雜變之賦：“牛革、蠶鹽、食鹽之類，隨其所出，變而輸之者是也”；
*丁口之賦：“計丁率米是也”。
繁榮的房地產市場成為新稅源，上述5種稅收之一的“城郭之賦”就是宋朝房地產稅的總稱，包括2項：
宅稅，即以所建房屋為基準向屋舍所有者徵稅。
地稅，即以城市用地為基準向各類土地使用者徵稅。
宅稅類似唐朝的間架稅。不過，唐朝的間架稅並不成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隻將房產分成3種情形，難以反映出房產實際情況的複雜性。
為此，宋朝把房產分成了10等，分別確定不同的徵稅標準。
後來，覺得10等仍難以反映房產的不同狀況，又“於十等內，據緊慢每等各分正、次二等”，結果就有了20等。
在地稅方面，其構成更復雜，出現在史籍中的名字眾多，除地稅一詞外，還有地基錢、地基稅錢、地基正錢、白地官錢、白地賃錢、白地租錢、省地錢、地錢、地課錢、官地錢、勾欄地錢、地鋪錢、市廊錢、侵街錢等。
上述這些地稅，可大致分為3類：
*居民自住房用地：如地基錢、地基稅錢，地基正錢等；
*普通商業用地：如地錢、地鋪錢、侵街錢等；
*文化娛樂業用地：如勾蘭地錢等。
從以上規定可看出，宋朝朝廷把與房地產有關的稅收當成了最重要的稅源之一，徵收制度十分詳細具體。
對偷漏房地產稅的行為，朝廷也給予嚴厲打擊。
南宋《慶元條法事類》記載：
匿稅者，處杖刑40；
涉案稅錢超過10貫者，杖80。
那麼，國庫每年能從徵收多少房地產稅一項得到多少收益呢？
沒有直接數據記載，不過，我們可以參考一些史料進行分析。
據《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北宋熙寧九年（1076），應天府下轄的7個縣共徵收屋稅5000餘貫，該府“共主客六萬七千有餘戶”。按20%比例折算城市人口，約有13400餘“城郭戶”，每戶每年平均繳納的屋稅約為370錢。
算下來，著實是一筆鉅款！
蘇軾曾記述，他貶官後一家人每月的開支約4500錢，對比一下，宋朝屋稅標準還是比較重的，而且，這還未計算地稅一項。
都說宋朝是中國古代最富的王朝，財政收入的峰值超過1億貫，房地產稅在其中無疑做出了重要貢獻！
5
明朝：一年收13個月！
元朝也有房地產稅，稱為“產錢”，按房產地面積計徵，收糧食或折錢繳納。
明朝初年，推出了一種“塌房稅”。
所謂塌房，就是專門為商人建造的棧房，供商人們作商品庫房使用，朝廷按照三十取一的標準收稅。
後來，明朝推出了覆蓋面更全面的房地產稅，那就是“房號稅”，在京師以外，有的地方也稱為“門攤”。
據《明實錄》記載，明朝天啟五年（1625）朝廷頒佈詔書：
“京師居民，差役最繁，苦累尤甚。乃房號銀兩一項，又天下所並無，京師所獨有者。”
這道詔書顯示，當時已經在京師開徵了房號稅，關於它的性質，萬曆《順天府志》直接給出解釋：“所謂房號，即間架也。”
也就是說，房號稅的性質與唐朝架間稅相同，但是徵收更為嚴格——由五城兵馬司負責徵收，巡城御史監督，各兵馬司均存有轄區內居民的房號簿，作為徵稅依據。
並且，按照間架稅字面意思理解，沒有“間架”只有空地應該不徵稅，但明朝政府規定，以前是房屋、現在變為空地仍然要徵。更厲害的是，房號稅按月徵收，遇有閏月年份也不會免除閏月，統一按13個月收！
清朝實行“攤丁入畝”的稅收政策，將地、戶、丁等賦役併入土地進行統一徵收，與前朝相比稅賦名目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簡化。
表面看，房地產稅等稅種被淡化了，但百姓的實際負擔沒有太大變化，只是徵收方式有所變化而已。
清朝前期和中期，房地產方面主要徵收的是房地產易稅，如乾隆十二年（1747）規定：民間變賣田產和房產，要使用布政司統一頒佈並編號的契約文書交易，蓋官印後生效，按9%的稅率繳納契稅。
鴉片戰爭後，多地開設租界，為解決租界內巡捕房經費，開始在租界徵收房捐，如鄭觀應在 《盛世危言》中所說：
“地基由朝廷給發，建院經費，或撥國帑，或抽房捐。”
這裡的房捐，就是一種房地產稅。
清政府滅亡後，北洋政府仍徵收“房捐”，有的地方稱“市政總捐”、“特捐”、“警捐”或者“店鋪捐”，叫法不同，性質一樣。
1915年，中華民國政府將房捐等房地產稅統一為“房稅”，徵收標準是：商業房按其租賃後可得租金的20%每月繳納，居民住房按出租後可得租金的5%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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