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中作者用不少筆墨寫到了市民階層生活以及市場經濟的活躍。其中108條好漢，小商小販不少，如張順、朱貴、石秀等人都是經營好手。不要說東京、大名府等大城市，即使描寫鄆城、陽穀這樣的小縣城，依然可看到商品豐富、商販雲集。商品經濟發達必然會誕生一批民營企業家。《水滸中》有三位較成功的民營企業家，即渭州“鎮關西”鄭屠、陽穀縣西門慶和大名府的著名員外玉麒麟盧俊義。
這三個民營企業家都沒有得到善終，鄭屠有欺男霸女之嫌疑而被魯達三拳打死；西門慶謀色害命被武松殺掉；盧俊義被誣通賊後不得已上了梁山，最後和宋江等人一起受招安，徵遼、平田虎、王慶、方臘後終免不了兔死狗烹的下場，被權臣們用毒酒毒死。
三人善惡不一，其人品道德有云泥之別，普通人讀到鄭屠和西門大官人被打死時，覺得痛快；讀到盧俊義被害時，免不了英雄暮路而傷心。但仔細比較三人的命運，便會有一個饒有趣味的疑問，為什麼無論是為惡還是為善，這些商業界的成功人士都逃脫不了家破人亡的結局？
在皇權社會里，世俗權力高於一切，沒有現代的立法、行政、司法三分，民間對官府權力使用很難進行監督，官府的種種行為也很難公開公正。那麼在這種社會環境下，商業的繁榮只是畸形的，民營經濟的發展不可能有自由、寬鬆、法治化的環境。私營者的成功與其說依賴個人的能力與機遇、法律對財產和經營活動的保護，還不如說更依賴於和官府的關係以及心狠手黑、大膽奸滑。“滅門的府尹，破家的縣令”，公共權力的無限膨脹可以通吃一切，自然包括左右民營企業家的活動，經營活動往往並非按照成文的遊戲規則運行，而是按照諸如“無商不奸”、“官商結合”的潛規則運行。要麼你就依靠官府橫行霸道，免不了被武松這樣的人自我執法幹掉，要麼不親近官府而被剝奪財產最後走投無路。總之，秦暉先生所總結的中國民營企業家“為富不仁”和“為仁不富”的怪圈在《水滸》的世界中，就已經存在。
鎮關西-鄭屠
先說鄭屠，這個出身卑微而能把企業做強做大成為渭州肉類加工銷售工資公司老總的企業家，走到這一步委實不易。可畢竟是窮人乍富，沒有西門慶那樣對女人的體貼，更沒有趙員外的大度，而是被人指控借勢欺人，要吃“霸王雞”。看金翠蓮的哭訴：“此間有個財主，叫做鎮關西鄭大官人，因見奴家，便使強媒硬保，要奴做妾。誰想寫了三千貫文書，虛錢實契，要了奴家身體。未及三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厲害，將奴趕打出來，不容完聚，著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錢三千貫。”
依翠蓮之說，這鄭屠實在太壞，先用白條佔了人家的身子，大婆將二奶趕出來後，又要討回三千貫錢。在那時身體是可以明碼標價地出賣，因此鄭屠買翠蓮不算違法。雙方之間起爭執，也只能算民事糾紛。而翠蓮單方的訴說是否是事實，也待調查。不排除這種可能，即翠蓮為葬母借貸了鄭屠三千貫（就如閻婆惜賣身於宋江一樣），後翠蓮脫離鄭家，鄭屠追債。這起糾紛裡牽扯兩個關鍵問題。一、鄭屠是否真的是“虛錢實契？”二、翠蓮脫離鄭家是否真是鄭家的過錯？當時雖然沒有專門的民事法庭，但行政、司法合一，道理上仍然可以向官府尋求救濟，而且官府調查取證從技術上說並不困難。但是因為當時的司法黑暗的現狀（水滸牽扯的十數件案子無一個案子是秉公而斷），金氏婦女兩個異鄉人在當地狀告著名的企業家、納稅大戶，不但要花費一筆不小的司法成本。而且勝算的把握微乎其微，那麼作為一個小老百姓，金老頭選擇忍氣吞聲，賣唱還錢是明智也是成本最小的辦法。
問題是為什麼魯達一聽翠蓮的敘說，就根本不做調查就深信不疑？一是因為魯達暴烈急躁的性格；二是因為不公平的社會現實以及從上到下已然廢弛的官方制度，讓民意有種想當然的模式：強者和弱者爭端，肯定是強者無理，官方也肯定偏向強者，魯達不調查便從金家父女之說；三是鄭屠這個暴發戶挑戰了舊的既得利益者魯達的尊嚴。
魯達恨鄭屠，固然是因為他認定鄭屠仗勢欺壓金氏，但更由於他認為鄭屠自稱“鎮關西”，“俺只道那個鄭大官人，卻原來是殺豬的鄭屠！這個醃髒奴才，投托著俺小種經略相公門下做個肉鋪戶，卻原來這等欺負人！”在打鄭屠之前，也歷數了鄭屠這種“僭越”的罪過：“灑家始投老種經略相公，做到關西五路廉訪使，也不枉了叫做鎮關西！你是個賣肉的操刀屠夫，狗一般的人，也叫鎮關西！”——魯達的這番話，隱含著中國曆代統治者對商業和商人的看法，可利用商人生財，可收商人的賦稅，但堅決要堵住商人因經濟實力高漲而要求政治權利的慾望，從而動搖以農立國，以儒治國的根本。宋代對商人儘管比明代好點，明洪武命令商人再富有都不能穿綢緞。——名號和衣著是社會地位最明顯的符號象徵。中國曆代的官民關係就是再小的官也是代表官府管理統治百姓的，其尊嚴不可被挑戰；再富的民也是被管理的。這種政治形態決定著做官的尤其是做小官的最難忍受的就是老百姓比他富，比他過得好。比如一個派出所長看到三年前剛從勞教所裡出來的小混混，突然開著寶馬，住著豪宅，他會怎麼想？那麼對於富了以後的百姓而言，由於缺乏安全感，必須依附官府。由於渭州和延安是防備西夏的前線，因此當地的軍事首長比內地更重要，鄭屠投托的是小種經略相公。
如果不是鄭屠自稱“鎮關西”，魯達即使想給金家父女出頭，大約只會去質問鄭屠，對於官家人魯達，鄭屠採取的態度也大約是息事寧人，最後可能會免掉三千貫錢，讓翠蓮回東京。可“鎮關西”的稱號冒犯了官威，魯達根本不問青紅皂白，想方設法激怒了鄭屠，然後三拳送他見閻王。
可惜呀鄭屠，要是生在今天，賣肉憑什麼低人一等，不能稱“鎮關西”？堂堂最高學府國子監畢業、有功名的儒生不是也在離渭州不遠的長安縣賣肉嗎？
西門慶
西門慶比起鄭屠，出身也好不了多少。“原來只是陽穀縣一個破落戶財主，就縣前開著個生藥鋪，從小也是一個奸詐的人，使得些好拳棒。近來暴發跡，專在縣裡管些公事，與人放刁把濫，說錢過事，排陷官吏，因此，滿縣人都讓他些個。”王婆向潘金蓮隆重推出這位年輕英俊溫柔的企業家是如此說的：“這個大官人，是這本縣的一個財主，知縣相公也和他來往，叫做西門大官人。萬萬貫家財，開著生藥鋪在縣前。”顯然這位醫藥公司的老總比前面那位肉類公司的老總和官府的關係更親密。對官員鄭屠只是攀附，西門慶是深交。（《金瓶梅》中的西門慶神通更廣大，所以是縱慾而死非武二殺死）。“管些公事，與人放刁把濫，說錢過事，排陷官吏”說明西門大官人對地方政治的影響力，幾乎可以做當地的“地下組織部長”了。在沒有制度化的保障下，企業家通過金錢左右地方行政，從而為自己撐起保護傘是買賣人的本能。正因為他和官府這種水乳交融的關係，他敢於和潘金蓮用毒藥殺死武大。——這武大也非平常人，他兄弟武二那是陽穀縣的都頭，今天的刑警隊長，好歹在當地也算個人物。武松從何九那裡拿到兄長被毒死的“物證”——骨殖，又有何九驗屍前被西門慶賄賂、鄆哥有關西門慶和潘金蓮通姦的證言，無論如何西門慶有重大殺人嫌疑，可知縣至少可以立案偵查此事，然而他為西門慶開脫：“武松，你也是本縣都頭，不省曉得法度？。。。。。。你不可造次，須要自己尋思，當行則行。”西門慶得知後，給官吏們塞了銀兩，縣令和獄吏更是站到西門慶一邊，而且以堂皇的理由來搪塞。最後武松一氣自我執法，殺了潘金蓮、西門慶為兄長報仇。
有意思的是西門、潘被殺後，縣官又反過來為武松開脫。“念武松那廝，是個有義的漢子，把這人們的招狀，從新做過，改做‘武松因祭獻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爭，婦人將靈床推倒。救護亡兄神主，與嫂鬥毆，一時殺死。此後西門慶因與本婦通姦，前來強護，因而鬥毆，互相不服，扭打至獅子橋便，以至鬥殺身死。’”前一階段西門慶有重大嫌疑而不立案，此時武松明明是故意殺人而被開脫為過失殺人。國家法度在官員面前真得成了任意揉捏的泥團。此時，縣官與西門慶的交情哪裡去了？為什麼要維護武松？縣官此時念武松為他護送禮物上京的功勞，當初為什麼就沒有想到？有錢人和官家從來只有利益聯盟，西門慶在世時給他銀子，而且西門慶在當地有影響，他自然要維護西門慶，現在西門慶死了，樹倒猢猻散，剩下孤兒寡母，再維護他有甚用！何況打虎英雄武松眾人景仰，武大的遭遇眾人同情，此時縣官考慮的是所謂的“民意”，這民意對自己是有好處的。——在這官員眼裡，沒有國家法度，只有個人得失。
盧俊義
和鄭屠、西門慶相比，盧俊義算是個好漢子。不但富甲一方，而且為人仁義，可他不得不落草為寇。宋江、吳用為了騙他上梁山，用了種種計策。等被擒獲到了梁山後，首先慷慨激昂：“盧某昔日在家，實無死法，盧某今日到此，並無生望。要殺便殺，何得相戲！”當宋江邀他入夥時，遭到他嚴辭拒絕：“盧某一身無罪，薄有傢俬。生為大宋人，死為大宋鬼。”好一個大宋的忠臣義民。可就是這樣的忠臣義民，被官府逼迫成大宋的敵人。官家李固和盧俊義妻子通姦，為霸佔家產誣衊他坐了梁山第二把交椅。身為北京城的軍政首長為什麼這樣容易相信？首先是盧俊義家產萬貫又沒有犯罪，沒有必要上梁山。其次即使真的落草怎麼會傻乎乎再回北京自投羅網呢？梁中書完全可以調查，怎能憑一面之詞定盧俊義的罪，而盧俊義無任何申辯機會和救濟渠道。
除了官府的逆向淘汰昏庸之士身居高位外，可能還有這幾個原因。
一是平時盧俊義眼高氣傲，身為河北三絕的盧大員外，聲名遠播又待人仁義，根本不把地方官梁中書放在眼裡，不去請安不去送禮，梁中書早就對他不滿。
二是梁中書覬覦他家的鉅額財產，除了李固等人為陷害盧俊義奉上的重禮外，一旦盧家財產轉到李固名下，便成了梁中書的庫房，可任意取用。
三是與一切專制政權的神經過敏，將一切人視為敵人的沉痾有關。專制的政體因為不自信，只相信奴才，稍微有風骨有能力的人都會被視為潛在的敵人。——盧俊義符合這個標準。
把多數人視為敵人的政權，多數人必然會成為它的敵人。
盧俊義比起為富不仁的鄭屠、西門慶而言，真是個民營企業家的楷模，可照樣不容於大宋朝。
其實，在那個時代，民營企業家只有兩種選擇，要麼當西門慶，要麼當盧俊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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