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前半期，中國經歷了三次由革命催生的政權興替，而三次的形式明顯有別。以共和取代專制，打倒北洋軍閥、推翻北京政府、建立統一的國民政府，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可分別標名為進入民國、統一易幟和迎接解放，作為主體，則是由臣民變為國民，進而公民，再進而人民。至少在今人並不一致的觀念裡，有著政體、國體、社會性質等等分別。而在親歷其事的人，大都未必有這樣理性概括的認識，他們的直觀感受與緣自立場身份思想不同而來的差異相混雜，心境隨著史事的展開變化而波動，言論行事與後來者的看法固然不盡相同，與他們本人事後的回憶也往往有所出入。不過，三次政權鼎革的形式內容有別，又會在他們的心路歷程中留下烙印，而顯示出心境與行事的差別。各色人物如何經歷革命的浴火，進入新政權新時代，經歷三次政權更迭者的思維行為有何異同，既關乎對革命的理解，也有助於對新政權的認識，頗可玩味，值得考究。
三次更替以辛亥革命和民國創立為肇端，雖然遜清王室依然存在，少數人自願堅持或不得不繼續臣子的身份，大多數社會成員則因此由臣民變為國民。這樣的變化，在親歷者魯迅後來文學作品的描述中，顯得有幾分滑稽，而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一段時期內更是貶為僅僅換了一塊招牌。殊不知打落皇冠固然不易，摘掉臣民的枷鎖，也絕不僅僅是剪掉一條辮子那樣輕而易舉。按住親歷者喜怒哀樂的脈動，可見相關史事遠比今人所認為的更加豐富多彩。
以各類親歷者的所見所聞為視角，自然有以何種材料為憑藉的問題。考慮到即時性與連貫性，應循兩條準則，一是取材以日記為主，輔以書信、年譜、文集等其他文獻；二是時段以辛亥、民元為限，前後僅作背景式伸展，以便理解日記主人及其所記之人事。這並不意味著全然相信日記便是信史，中國日記種類繁多，內容複雜，所謂日記是人們內心世界寫實的說法，不無可議；也不表示依據日記即可反應整體及各個部分的普遍狀況，而是以此為據，可以掌握一定的脈絡，不至於散漫無序，強行歸納；同時能夠從具體細微處顯現隨著時勢變化因人而異的心路歷程，豐富歷史的細節，減少概念化的誤判。
儘管相對於此前，晚清民國是目前所知留存日記最多的時期，可是有條件和能力記日記的，在全體社會成員中畢竟不佔多數，願意並堅持寫日記的更少，而能夠留存下來又公開面世的，則少之又少。有的人好記日記，偏偏辛亥、壬子兩年的不見蹤影，如劉大鵬、周作人等。或是兩年當中僅有一年的日記傳世，如張元濟、沈家本、蔡元培、汪榮寶，甚至僅有的一年也殘缺不齊，如錢玄同。有的人雖然記日記，也保留下來，可是內容過於簡略，或僅僅如流水賬般記事，或只記身邊私事及自己有興趣的某一類事。參酌其他各類資料以研究主人的生平活動，不無價值，用於本題，則不易展開。如徐世昌在這一歷史時期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他的日記不動聲色到了幾乎不著痕跡的地步。繆荃孫的日記更是不涉時事①。有的文獻，顯然依據日記寫成，如王錫彤的《抑齋自述》，而遣詞用字，已多後來修改的痕跡，用於記事敘事，尚可參酌使用，要想顯示其當時的心路歷程及態度，就很難如實貼切。這樣的情形在《朱峙三日記》每年的題記部分也反映明顯。不與原文參照，不宜使用。所以，本文較多徵引的日記，未必是其人其事更加重要，而是因為所記較詳，吐露心跡較顯，可以瞭解較多的史事。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而人物和歷史都是不可重複的，從根本上說，歸類不過是圖方便。無論如何分類，總是無法完全適得其所。經歷清季民初政權鼎革的各色人等，形形色色，可以從年齡、性別、政見、地域等不同方面加以劃分。本文所取社會身份，也不過是圖個方便而已。若以為放在一處便是同一類人，則大謬不然。因為在看似相近相同的身份之下，他們仍然是因人而異的不同個體。儘管勉強可以說各有一定的代表性，還是必須小心謹慎，充分自覺輻射覆蓋的有限。諸如此類的個案，只能說史上有其人其事，不能說所有均如此人此事。即便一些人的為人行事可能大體相近，也要注意不能過度放大。因為歷史人事均為個別，不能強同。不過，史事的記載和史料的留存，本來就是殘缺不全，非要鉅細無遺地掌握，則無史可究，也就無史學可言。要想隨心所欲而不逾矩，拿捏得當至為關鍵。這也是史學仍然藝術而不能完全科學的一面。
有日記存世者，大都是歷史上的要角，他們的思想言論活動，在各自的傳記或相關專題研究中，已經是重要的組成部分，而日記則是必不可少的徵引材料。不過，還是有些相對而言的小人物，言行或日記未必能夠進入正史論述徵引的範圍，又沒有個人傳記；有的人物前後顯達出名，而在政權轉折時期則籍籍無名；有的在其他專門方面有名，與時政卻關係不大；即使那些呼風喚雨、引領潮流或佔據時代舞臺中央的明星要角，個人的經歷感受也不可能全部涵蓋在研究者的關注範圍，因而不僅一般通史，即使在專題研究或傳記中，也難免有所流失。藉著性情政見千差萬別的日記主人們的身手耳目，重新經歷一番時代風雲的變幻；深入體察革命時代的波譎雲詭之下，形形色色的不同人等是如何面對鉅變，適應形勢，調整自我，在進入新時代的進程中設法立足存身，以致有所施展，一方面可以補充大歷史的視野所不及，豐富歷史的影像，更為重要的是，有助於改變認識歷史的方式，還原作為歷史主體的人的差異。
大歷史的許多價值評判，是後來的總結認定，各自的立場政見觀念難免影響左右對於史事的判斷，加之所用理論架構多是後出外來，與本事有所隔膜距離。辛亥時期，中國的知識與制度全面轉型，造成天翻地覆的變動，在整個中國歷史上，只有周秦、唐宋可以與之相比。今日中國的許多問題，均由此發生演化而來。時代變動的加速使得逆上去的認識與順下來的實事之間，存在形似而實不同的交集。辛亥以來逐漸展開的各種社會問題，往往並非今人所能體會和了解。即使用後出外來的觀念架構進行分析判斷，首先也要對順時序發生演化的歷史各層面有所把握認識，才能避免強古人以就我的誤讀錯解。親歷者不能預知後來的發展變化，不可能預設各種後出外來的架構觀念，歷史進程的展開和他們逐漸接觸或進入其中的感受，與後來人的認識不盡相同，而為把握現狀、展望未來所不可或缺。
今人治學訓練，少讀書而多讀甚至只讀教科書，所著書多為史論，而非歷史，或者說更多的是對歷史的看法，不能簡單地等同於歷史。可是，人們或許已經習慣於教科書式的歷史敘述，習慣於史論性的歷史評價，雖然知道並且時時徵引事實勝於雄辯的格言，即使以求真為首務的史學，實際上天平也每每偏重於雄辯。生命之樹常綠，理論永遠是灰色的，這一箴言本身在今日學界就顯得相當灰色。近代以來學人好講科學方法，只是所標舉的歸納與演繹，本來不過是邏輯方法。在以西方為科學標準的背景下，或者說認定西方就是科學的觀念主導下，邏輯方法才演化為科學方法的同義詞。而在歸納與演繹之間，鼓吹科學方法的學人又著重於前者，這樣一來，很容易造成史觀先導的歷史認識和表述。而思想再發達，在豐富生動的史事面前仍然是蒼白無力的。回覆史學依時敘事的原生功能，或許可為再現精彩的起點。
改用陽曆
民國伊始，尚處於對峙狀態的中國南北方分別改用陽曆，只是開始實行的時間略有不同，光復的南方各省從1912年1月1日起即遵照南京臨時政府的命令改用陽曆，而袁世凱控制的北方省份，則是從舊曆新正才改行陽曆。
曆法關乎正統，晚清以來，又成為文明與否的指標。辛亥年草擬憲法之時，纂擬憲法協理大臣李家駒就以頒歷為中國歷史上大權之一，要求增入正文②。而反清人士早就紛紛改用算法各異的黃帝紀年，以示與清王朝脫離關係。各省獨立後，新政權也多采用黃帝紀年。1911年12月中旬，湖北軍政府各部總稽查蘇成章等呈請大都督通電各省，一律剪髮不易服，並頒行新曆。內務部遵批議復：“原呈內稱‘頒歷尤屬急務’一節，查尚寅之建，相因已非一世，驟更為難。該總稽查等所謂不為無見。屬部業經開工刊印中華民國黃帝紀元新曆，並仿照泰西各國月份牌式將西曆附載”。“十月二十六日奉大都督批發各部總稽查處，請頒壬子年曆書以新天下耳目。於是由印鑄科長方作舟等刊印黃帝紀元壬子年曆書，附戴[載]西曆月份牌式，為習用陽曆之預備，頒發各屬一律通行。嗣因南京政府成立，始改用純粹陽曆焉。”12月31日，獨立各省代表會議在南京開會，決定中華民國改用陽曆，並於次日起實行。當日，上海軍政分府即電告各省：“現奉孫大總統諭，中華民國採用陽曆，期於一新耳目，與世界各強國共進文明，即以十一月十三日改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日”。要求轉飭所屬，出示曉諭軍民人等一體遵照③。
本來清廷也有自1912年1月1日改用陽曆的打算，1911年11月20日，資政院開會討論剪髮、改用陽曆各案，議決以宣統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改為宣統四年元旦，用陽曆而不廢年號。11月21日，惲毓鼎聞知資政院建議剪髮改歷，極為不滿，“當此分崩離析之秋，救亡不暇，忽為此大改革，惑民觀聽，愚氓誤以為國家已亡，必生變動，是無故而攪之也。議員見識若此，何值一錢？亡國三妖：一東洋留學生，一新軍，一資政院諮議局。”④十月十七日(12月7日)，清廷降旨臣民準其自由剪髮、改用陽曆，著內閣妥速籌辦⑤。可是此時清王朝已經焦頭爛額，於此不急之務，無暇分心旁顧，結果不了了之。陽曆新正這一天，鄭孝胥(1860-1938，字蘇戡，一字太夷，號海藏，福建閩侯人，光緒八年舉人)記到：“朝廷欲改用陽曆，宜以今日宣佈，聞項城有此意，竟不能用，惜哉。”⑥辛亥十二月三十日，即1912年2月17日，坐上臨時大總統大位的袁世凱發表佈告：“現在共和政體，業已成立，自應改用陽曆，以示大同。應自陰曆壬子年正月初一日起，所有內外文武官行用公文，一律改用陽曆。”署中華民國元年二月十八日，即壬子年正月初一日字樣。⑦從此，整個中國從法理上進入通用陽曆的共和時代，確切意義的歷史翻開了嶄新的一頁。
海內外青年學生
1911年12月30日，朱峙三(1886-1967，原名鼎元，又名繼昌，字峙三，亦名峙山，湖北鄂州人)的家鄉縣署奉令籌備過新曆年，“謂之陽曆‘中年民國元年’。宣統辛亥總算終了，滿清氣數二百六十八年已滅亡矣。”如果所記不誤，則在12月31日南京的各省代表會議決定改用陽曆之前，湖北軍政府已經做出了相同的決定。這與相關文獻記載湖北軍政府只是改用黃帝紀元，沿用陰曆，附載西曆為習用陽曆之預備，在南京臨時政府決定改用陽曆後才隨之改變的說法有些出入，應是最早依據陽曆計算中華民國元年的新政權。當地的寒溪學堂為此扎彩新麗，元旦當天彩旗飄揚，“路人觀者嘆息，謂隨洋人過年，行洋禮矣。”⑧
武昌起義前，朱峙三已經具有反清意識，並且參加過一些文字宣傳工作，只是沒有加入組織。起義前夕，朱峙三突發重病吐血，在病床上捱過兩天，就於起事次日逃回家鄉避難，同時養病。經過數月將息，病體逐漸復原，見局勢漸趨平靜，便動了上省找事做的念頭，為此託過一些同學的關係。轉眼到了1月下旬，朱峙三眼看消息沉寂，而同學好友紛紛上省，“欲往省謀事。蓋臘月年關，百債待還，不勝憂鬱，守株待兔不是辦法。”於是剪去髮辮，戴上西式便帽，父親又為其“卜牙牌課雲上吉，可就事，無危險。”(269：此為日記頁碼，下同)1912年1月27日，朱峙三終於和已經去辮的好友動身出發，走在街上，縣裡的相識者看到兩人均無辮，驚異駭甚。朱峙三的發矇塾師仍然勸其勿往省，“予以謀生要緊拒之。”(270)
其時鄂省內陸航運，“自起義後，招商各大船往滬漢線者，均停班裝兵，只有日、英輪船裝客貨往來如常，革命軍尊重外交也。”朱峙三視為文明行為的同樣情形，在鄭孝胥和惲毓鼎看來則是表明革黨不敢得罪外國的怯懦之舉。與起義前相比，省城的“城郭猶是，但人民增多一二倍，長街行人擁擠不堪，與八月十五以前大異。新政府成立，謀事者不拘資格，商務又繁榮。噫！此真新氣象耶。”(270)同樣景觀，不同的人感覺印象卻是截然相反。
氣象雖新，謀事卻不容易。到處都是來省找事的學生，有的已經來了月餘，四處請託，尤其是找同學任官職有權力者，仍然不得要領。朱峙三原來想謀一知事位置，很難得到，退而求其次，願作各縣書記官兼審判。因為外縣官吏發薪水，而省中官吏僅各支20元，一律平等。如果從政實在不行，則只好在報館將就。
這時的武昌流行語，見面問“在革”與否，“在革”系老同志，以前參加共進會者。以“滿政”指清政府，“推倒”為傾覆之義，舊官吏為“滿奴”或“官僚派”，還有“遭打擊”、“討論問題”等等新詞彙。朱峙三因為“心中想做之事而未謀到，究竟不謀事回家歟？則又難與對人。”進退兩難。謀不到事者，有的抱怨從前誤信人言，“致今日與同學得志者不生關係”，有的懊悔“九月底未到省，失機會者甚。”因為連日訪友毫無所獲，朱峙三和一些境遇相同者已有歸意(272)。
恰在此時，朱峙三的同窗好友、早已“在革”、如今在民政部任職的張肖鵠為朱峙三謀到孝感、黃安兩處書記官的位置。朱峙三權衡之下，選擇同學任知事的黃安。書記官須負責審案，原定必須法政學堂畢業生，後改為通融，各學堂畢業生兼用，知事、書記官資格頗寬。薪水百串文，比在省城做政府及報館事均為20元要好得多。而且省城位置變化大，往往一個職位半月即取消。另一位到處謀不到位置的熟人聞訊，隨即前來求朱峙三帶往黃安就一科員事(273)。
朱峙三求職，雖然不無謀生的小算盤，卻不乏更新的大志向。臨行前友人問以到任前須拜訪同鄉會，朱認為“國體俱變，現在何必先訪士紳。”況且“又兼司法，到縣後不能與士紳接近，致滋物議。滿清州縣衙門弊太大，冤屈小民不知多少，其作惡士紳、光棍訟師亦負大半責任。委札下後，予即到任，不拜在省黃安同學也。”(274)希望改變訟師、刁紳、劣監與縣署丁役勾結作惡的積習，開創政治清明的局面。
其時湖北軍政府仍然沿用清廷的札文體式，知事也監理司法，不過司法部已在籌備各縣審判廳，一旦成立，知事和書記官即專理行政。朱峙三痛恨清朝衙門積弊，為司法所累者多，決心一一改革，“存吾二十年來善心耳”(275)。赴任前朱峙三回家探望，併到程師家，其師母“聞予近狀甚喜，謂汝父從前恨張之洞，今日必感激張公培材，汝得有今日做官位置矣。可賀！可賀！”朱峙三一笑而已(276)。回鄉期間，熟人前來請託謀事者甚多，債主們亦不催還本利。朱峙三和家人都視為苦盡甘來。
新曆2月底，朱峙三到任。黃安小縣，縣署官吏新舊參半，本地外籍均有，不少人是旅省同鄉有勢力者的親戚。上任不久，朱峙三便開始清理舊卷、案例、批牘，擇要閱之，因為書生初做官，且兼理民刑訟案，與知事平分責任，而各縣一律禁止延請刑名幕友辦理司法案件，署中無刑幕夫子。朱峙三一面向懂得公事的舊人請教，一面細心體察訴狀、批判及舊卷，掌握舊日刑名的辦法，即開始審案。黃安民風好訟，“而歇家尤惡，皆賴兩造人久住城中，貪圖伙食、旅費調解人多，原被告多因訟傾家者。”新知事履任，力除積弊。“因黃安旅省同鄉有權勢者，如張國恩、董必武、王書華諸人，主張拘訟棍，杜絕好訟之風。”每案一堂即結，不使拖累，鄉民因省錢而感恩不淺，衙役、訟棍均恨無財可詐，無鄉愚可欺。朱峙三父臨行前不斷囑咐他“令人民無訟乃良吏也”，朱峙三決心以公門為修行處，“滿清衙門積弊大，今為民國，不可使黃安有冤民也。”(285)
不過，朱峙三對於前清的事物並非不問青紅皂白地一概排斥，“清例，公署人員、刑、錢幕友不與本地紳耆接談”(294)。他延續成例，拒絕士紳說官司，來訪者凡涉及訟事，立即看茶送客，並且讚道：“此制度系前清例，甚好，可拒說官司者”。稍後黃安成立臨時參議會，議員中有好幾位的子侄與朱峙三同學，一般交談無須迴避，若是司法說情，則仍然婉拒。同時又讚賞北京政府通令停止刑訊為善政(286)，孫中山總統令開放疍戶墮民、禁止販賣豬仔、保護華僑，皆仁政也(289)。
黃安“前清一案官吏拖延不理，往往有拖半年、一年以上，命案則拖至三年以上猶未結，真所謂訟累也。”(294)朱峙三和縣知事於無端小事快刀斬亂麻地審結，命案則反覆勘驗。經過整頓清理，很快就沒有積案。訟風漸息，老訟師無事可做。朱峙三雖然並非素習公事者，又是大病初癒，卻絲毫不敢懈怠。他認為，“學問無他，顧在人為，若果振起精神，遇事研究，不因循，不畏難，無人而不得焉，何事不可為之。”(300)所以經常調閱研究民刑案卷。“予為審判官，辦理司法小心萬分，恐民有冤屈，損陰德也。從前恨衙門積弊深，況予住縣城內，尤深悉我縣衙門積習。今日司讞權在手，可以時時積善修行，凜遵父訓，時時未忘修德。”(306)
司法進步不能僅僅取決於朱峙三個人的自覺作用，新政權在短期內還進行了制度性變革。4月中旬，黃安成立臨時參議會。5月下旬，開始籌備司法獨立事宜，“署右之典史署已照審判廳例，修補改造為高櫃檯式樣。”(301)並將司法行政卷宗分別。6月，司法廳成立，黃安初級審檢廳接管司法事務，縣署的行政事務相應減少。7月，各縣書記官制度確定改為秘書。根據內務、財政兩司改定各縣經費表，黃安為中縣，知事薪俸240串，書記60串，職員伙食公算，每天160文，特別小縣每月行政費800串以內。到11月初，朱峙三記到：“此半月司法有地檢廳，行政事減少。立法事大，三權分立之基，基於此矣。”(325)在縣政府的主持下，黃安還用了半年左右的時間在轄下各區籌備和實施了眾議院選舉事宜，並且加緊籌辦正式上級下級自治局，限期20餘日完成。
不過，朱峙三對於這樣的變革似乎沒有感到太多的欣喜，該縣臨時參議會舉出的正副議長分別為前清的舉人秀才，與地方各種勢力盤根錯節，尤其正議長為人糊塗，因為想要通過知事安插私人被拒，與知事結怨，在議會散佈蜚語，並藉故控告到省，力圖排擠而去。而黃安紳商學各界則設法挽留，形成知事怕議會，議會怕地方各界與之為難的連環套。正如其父所謂“知事難做，各縣紳權太重，卑劣者參入議會，賢者難安其位”(322)。一些官紳甚至搖身變成黨派首領。由於議會的控告及在省同鄉的傾軋，本來還想有所作為的知事自知位置難保，心灰意冷，甩手不幹，一應政務均由朱峙三代理。縣署職員的行事，再現前清衙門的人情冷暖和世態炎涼，令朱峙三看得既生氣且慨嘆。而新設地檢廳官員為法政學堂畢業初次做官的學生，不熟司法和人情世故，所批判每為士紳諷刺，拖延甚久，不能結案。於是朱峙三慨嘆“司法獨立，於人民添訟累而已”(316—317)。
朱峙三因知事被排擠去職，改換新人，又風聞文官法沒有書記官一職，加之病體尚未徹底復原，公事勞頓，萌生去意。只是因為親友們都不贊成其去政界謀學界的打算，才勉強維持。到了11月下旬，眾議院初選投票結束。臨近陽曆新年，為了表示革新慶祝，朱峙三主張貼新聯，並且親自撰寫兩聯：“正朔初頒，看五色旌旗，民國重增新氣象。輿情上達，對雙泉明鏡，高深不似舊堂廉。”“數聲啼鳥送春來，欣逢黍谷陽回，居陋廨蕪齋，官吏廉如雙鑑水。一國政綱隨途轉，竊願邾城多士，趁棚中彪炳，文明高挹五雲山。”(333)這既是朱峙三本人的心境寫照，又是他對共和新時代的殷切期望。
朱峙三雖然傾向革命，贊成共和，卻沒有政治正確的偏見。他認為黃興倡導的國民捐害人不淺，而彭楚藩烈士之父當街掌摑審檢廳官員，為無理取鬧，不識時務。省上發交該縣旗人200名安置，也能適得其所，沒有賣做婢女者。雖然大張旗鼓地過了新曆年，可是舊曆年關，百姓和職員仍照舊例，即由臘月十九至正月十九，縣官封印，不理民刑案件。“舊俗二千餘年，此不易改變者也。”(336)依據公佈的大總統令，書記官大約改為科長，朱峙三已在謀求退路。延至民二8月，終於辭職而去。
在任期間，朱峙三自覺最可稱道者還是司法。清代政治之惡，於司法黑幕體現最為突出，孫中山為此一再撰文揭露抨擊，並且作為必須推翻滿清統治的重要理據。朱峙三後來記到：“安邑多土豪，俗好訟，地主視貧僱農為奴隸，稍不順意，以一白稟遣報告送縣署。知縣準其案，責佃戶或拘押以順地主意。聞其習已二百餘年矣。予到任後，與知事傅君力反此惡習。來訴者，當堂袒佃戶，或輕罰。於報告則面斥而訓之，命寄語地主勿欺貧戶。閱月餘，鄉里大譁，而貧困者得所伸，多有感予斷案公允者。予聞而心喜。嗣安邑知予以貧士青年為吏，家無恆產，惡富豪而故為矯枉者。私心更喜之。兩月以後，遣報告送佃請懲者絕跡。”(279)此言多少有些後來的時代印記，當時主要還是從掃除舊制積弊的角度著眼，矯正民風好訟之習。
蘇州公立第一中學畢業班的學生葉紹鈞(1894-1988，後名聖陶，字秉臣，江蘇蘇州人)陽曆1月1日照常到校上課，有同學說中華民國已經改用陽曆，“眾未信，電話詢民政長，果然。則今日元旦也，年假之期當於是數日前矣。以未及知，故未及放，而習慣上有所未便，故知之亦不即放年假。特元旦則必須假，遂放假。”葉紹鈞的日記，也從這一天起改用陽曆。⑨新年新國新氣象，處置罪犯由殺頭改為槍斃；剪髮去辮者日多，學生家長也紛紛將辮子剪去；同學們為了與校長合影留別，不願著虜廷服飾，決定改穿西裝，沒有的只好到處找親友借；書肆出售孫中山總統的肖像，印製精美；一般人事事節省，易服與時尚者改穿皮鞋，舊式鞋業價格大跌；民國的第一個元宵，同學們集資慶祝，張燈結綵放炮，提燈遊行，爆竹聲中夾雜著“民國萬歲”的歡呼。
該校監督袁希洛是同盟會員，擔任南京臨時政府的參事和江蘇省代表，正忙於議定憲法，短期回校。他反對憲法賦予總統種種特權，以防同胞永遠受無量之虧，又不贊成擅長文字的某君為內閣總理。考慮到“畢業後勢難求學，不求學則必有所事事，方可免惰民之誚，更求免凍餒之憂”，該校幾位同學聯名寫信給袁希洛謀職(79)。他們的想法是：“世界進化全賴工商，人生職業舍此莫屬，我儕他日之職業，將於是選擇矣。如雲政治等界，為服務之事業，詎人生之至樂，並非可終身居者，於意殊無當焉。然吾儕實業專門之學曾未問津，雖求學之時日非缺，而求學之能力已殫，則得一正當之職業以立身而處世，且難乎其難矣，亦微可憐也。”(82)
恰在彷徨之際，中國社會黨蘇州支部在留園召開成立大會，王伯祥、顧頡剛、葉紹鈞等相約赴會，來人有六七百之眾，會上素抱社會主義的社會黨首領江亢虎發表演說，講述社會主義的起源、進行方法、各國社會黨狀況，認為社會主義可將宗教家所謂人生最完美幸福的理想天堂的極樂世界，實現於現實；主張破除世襲、遺產製度，消除貧富貴賤的階級，提倡社會教育和工商實業，同胞的程度齊而經濟裕，達到絕對平等自由。英國社會黨最發達，而瑞士社會主義為模範，美、俄、法等國信奉者日多。至於東方，日本的社會主義難以發達，有待於中華，中國適合於社會主義。“其語詳括簡要，條理明晰，不愧為此主義之先覺者，而其演說才亦至可欽佩。”(80—81)隨後，三人正式加入了中國社會黨，蘇州該黨黨員達200餘人。與顧頡剛相比，葉紹鈞參與該黨活動的熱情較低，且對黨人陳義過高，不能為一般勞動者所接受有所擔憂，又對吸收黨員過濫有所不滿，不過他對社會主義則充滿信心，認為社會主義唯我之力，可以發展於現世界，以至於消滅宗教(90—91)。
葉紹鈞等人向南京政界謀職事，袁希洛頗不贊成，一則無位置，再則希望他們在地方任事，不行則小學教師亦可。1月28日，該校舉行畢業儀式，袁希洛演講，謂“經營締造彌困苦艱難，而一國中之操大勢趨向之權者，實在中等社會人。君等由中學畢業入社會，自必進中等社會矣，可不勉之。”(88)葉紹鈞等人面向現實，改求小學教師位置，經多方努力，終於得到言子廟初小教員之職。雖然志不在此，也可以作為一種歷練。而且胡先生告以小學教育可由學生轉移其家庭，併為其他家庭所仿效，“其責洵非輕淺也”(94)。
個人前途之外，葉紹鈞繼續關注時局，他堅決反對優待清室，認為“以君主而加於人之上，為不平等，故推翻之。而民國之中固人人平等，無或超出者也。清帝既遜位，則只居於齊民之列；既齊民矣，何以曰優待，優待即不平等也。豈以巨數金錢，作其甘心退之報酬乎？更進而言之，是誰之位而曰‘遜’？必待其遜，是已如受清廷之命令矣。故苟其見機而自去，則為至善；如不自去，則北伐軍隊在，令之肯去則去，不肯去亦去。清帝之去易事也，最重要者其安固民生，鞏斯民國耳。”(94—95)恰好這時社會黨也對議和之事頗有意見，專門開會討論，陳翼龍發言，指清帝遜位予以優待、袁世凱統轄北方等事，決非南京參議院中少數人可取決而實行之，“必待其遜位，是彷彿待命於清帝，而民國之建立皆清帝之主動矣。清帝既為君主，則即為民生之惡魔。試問有出巨資以優待惡魔者乎？況其資皆出之於民者也，試問民生果願之乎？”既然南北相和，孫中山、袁世凱或第三人為大總統，“當合全國民之公意而定之”，不能即由袁世凱當然統轄北方。鑑於事關全體國民，提議派人到上海，聯合國事糾正會，掌握實據，逐條駁斥，廣泛宣傳，“必至修正議和條件而止”。獲得到場者的一致贊成(96)。
葉紹鈞認為，孫中山讓位於袁世凱，雖然用心良苦，“而孰知南人之心有大不服袁世凱者乎？袁世凱挾清帝以為奇貨，要求優待，要求厚禮，無非以示自己之威耳；今果墮其術中，又復莫之奈何，乃多方運動，使之任總統之職。以專制之魔王而任共和國之總統，吾不知其可也！如火如荼之革命，大雄無畏之革命家，豎自由旗，策國民軍，血花飛舞，城市灰燼，乃其結果則為不三不四之和議，為袁世凱任大總統。嗚呼！吾希望者已失望矣，奈何！更可惡者則為參政院，選舉而可預先約通，則何必選舉哉？此中人大半皆清廷政界走狗，今則改面易目，居然民國議員，可鄙！於此一思，令熱心人長灰心之念”(97)。
2月18日，社會黨舉行黨員大會，在上海辦《社會日報》的劉鐵民發表演說，“言袁世凱之必不能為吾民造福，而苟就今日之大勢以遽已，則所謂共和非真共和，第二次革命在指顧間耳。”(98)語至痛切，與會者百餘人皆鼓掌不止。該黨議決反對袁世凱為總統的進行辦法，分別致電袁世凱和黎元洪，一為直接表明反對之意，一為請設法挽救。葉紹鈞認為發電肯定無效，“宜用激烈之手段，先致袁氏於死，再則運動軍隊及全國同胞以解散現今之參議院，更由全國人民公舉議員以舉定大總統。”如果參議院另舉不適當者為總統，第二次革命仍然在所難免(98—99)。
社會黨定期舉辦演講會，講題包括遺產歸公、教育平等、融化種界等，形式生動活潑，內容理真而辭顯，反應強烈，效果顯著。可惜好景不長，不久，社會黨蘇州支部主任幹事陳翼龍辭職，前往南京就友人所與位置，顧頡剛等人深切挽留，陳告以此行欲集鉅款，訪密友，結秘密團體，一旦成功，必常來蘇州(103)。陳翼龍去後，蘇州社會黨雖然照樣活動，只是會場上已無精彩可言。
就個人事業而言，擁抱民國的葉紹鈞並不順利，困於經濟，他不能從事最心嚮往之的辦報，初小教員的位置也受到解職舊教員的排斥。得知王伯祥家債臺高築，常常早出晚歸，以避債主討債，葉紹鈞不禁悲人人快樂的黃金世界，只能懸諸理想(117)。自己的教書生涯也不輕鬆，辛苦，唯恐誤人子弟。不過，這些剛剛進入社會的青年從革命變動中獲益不少，社會主義之外，葉紹鈞和顧頡剛等人常常談論無政府主義、儉奢之心以及孔孟之道。葉紹鈞覺得無政府主義無甚高妙之學說，尚儉與尚奢，隨環境而變化。顧頡剛則指孔子之言為專制帝王之腳本，用以錮民奴心，以固帝制，孟子所謂王道、治民，與孔子相同。“夫同是人，何必受公之王道？同是人，何必受公之理治？視君王天子則若高出乎人類之中者，而其餘同胞則悉處於被動之地位。若此學說有可尊之價值乎？且如為孔立廟，春秋祭祀，直是奴隸其心志，其害甚於迷信宗教矣。”(105)這番“蔑侮聖教”的小子狂言，可見其後來疑古，確有反對孔孟之道為帝制服務的淵源。
辛亥年就讀於清華學堂的吳宓(1894-1978，字雨僧、雨生，陝西涇陽人)後來自稱：“宓當時對革命事業，既未參加，且甚不贊成。至若陳君衍表兄(之碩)之奔赴南京，參加新政府，並非熱心革命(其對革命及新政府，批評尤深刻)，而因必須積極活動(時年二十五)，為全家老幼謀生計也。”⑩雖然是當事人的自述，也有不盡不實之處。確切而言，吳宓雖然不願意社會政治動盪，卻痛恨專制，而且隨著革命爆發後政局的變化，越來越不滿於清朝尤其是滿人的所作所為。在經歷了近一個月的惶恐、憤懣、焦慮和內心掙扎之後，他終於和同學一起南下上海，投奔在《民立報》臨時兼職的父親。
1912年1月22日，避居上海的吳宓到梵王渡的聖約翰學堂報名。其父與于右任等關係密切，在《民立報》寄宿，兼助校對。由於父親的關係，吳宓常到《民立報》社，每日看《民立報》。其時蔡元培等人發起進德會，吳宓看過章程，覺得主張合於自己的宗旨，且實行不難，很想加入為乙部特別會員。雖然最終未能列名其中，還是願意破除嗜好，養成習性。他在電車上見有華人腦後猶垂長辮者，同乘西人執其辮問道：“此物何名？其人答曰：此物中國名之曰辮髮。西人笑曰：中國人素無是物，焉得有是名乎？其人下慚，迨車停即下，趨理髮店剪去其辮。事亦足解頤也。”(11)
考取聖約翰後，三月開學，吳宓前往住校。該校雖然收費最貴、英文程度最高，吳宓開始還擔心自己英文淺薄，力有不及。誰知各種科學並不完備，課程又多是學過的，相當淺薄。只有英文和世界史值得學習。管理則多捨本逐末，星期日亦不許外出，而每日必須祈禱，令人難堪。諸多不滿之下，吳宓萌生回到清華復讀的念頭。只要清華重開，“則餘等必棄此而歸就彼矣。”(一，206)
由於懷有異心成見，吳宓眼中聖約翰的不好日益增多，如體操和記過的規則多不合理，學生動輒被司事記名報告監督記過，甚至一次有記十過、二十過者，而學生尚不知情。被記過者於每週六施罰禁閉，每過半小時，年幼者還受笞楚。“以餘觀於此校，殊不見佳，功課既如是，而管理尤無規則，惟嚴責以禮拜、體操二事，他則置而不問。寢室、講堂任意唬呶紛擾，毫無顧忌。且每夕各室中，胡琴、二絃與戲曲之音以及笛簫等類諸處並作，而管理人則不措意，且若望其技之精者。惟積此種種之惡因，而此校之名譽則甲其群，而所出之學生英文頗深，吾實不知其何由而至是也。”(一，206)其間顯然有中外教育理念與習慣差異的作用。
按照吳宓的描述，其在校一天的作息大致是：“每晨餘不敢待至六點五十分，恐遲不及備，於是六點過後即起，往盥漱畢而整理床鋪，旋即於七時赴操場體操。七時半，復由操場赴聚集所祈禱。八時，則由彼處赴食堂早餐。餐畢即上課，直至十二時復往午餐。餐畢又往上課。四時課畢，則又往體操。五時始畢。而六時半又往晚餐。八時，又往聚集所夜課。九時始歸，急寢。九時半即熄燈矣。星期日雖無祈禱上課等事，然每日兩次禮拜，合計至三小時之久。又道學課一小時，故惟禮拜六日下午尚覺空閒而已。”(一，207)於是吳宓發現“種種不適意之點，即同學相待情形，亦覺遠不如清華，又遑論宏道耶？且此校風俗殊壞，學生之間有種種之界限：正館卑視備館，舊生侮辱新生，初來此者每覺有種種難受之事。”吳宓即被人戲稱為“糊塗men”(吳宓學名吳曼陀，其姑丈醉中誤寫成吳陀曼)。加上同學都是南人，僅他一位北人，更形孤立，“覺此中設施，去取皆好惡與人殊”(一，207—208)。
聽說該校入教則免交學費，吳宓開始打算無論如何應從備館畢業，所以一度想入教。後來證實要入教一年半以後才能減費，且不能以此為由入教，只好作罷論。他參加了名為“捫蝨談虎社”的辯論會，為名譽贊成員，亦覺無趣。“餘在此終日不讀書，而殊覺忙碌過於清華時，祈禱也，體操也，以及其他事項，終日奔走，未能修學，未能讀書，未能為詩文，而徒擲此至可貴之光陰。每一念及，殊深自疚。”(一，214)他甚至痛罵同學，認為北人強於南人。尤其厭惡教會學堂日復一日的祈禱功課。“吾不知西人號稱文明，乃為此愚鈍痴朦之舉，而必使學生輩費其最有價值之光陰隨作跪拜，是誠何心哉！”(一，243)進而慨嘆國家教育不發達，不得不忍受種種束縛。
對於新生共和制度，吳宓似乎也不大滿意，陝西光復後為會黨所控制，野蠻暴虐，在他是一大恨事；丁義華演說提及改良風俗，國民進於道德，共和才有前途；而卜濟舫的文章有學校斷無共和之說，吳宓贊為今日之箴砭。遽改陽曆造成一些困擾，吳宓也很有意見。因為清華遲遲沒有重開的消息，吳宓還考慮改考天津唐山路礦學堂。恰在此時，清華即將重開的報道見諸報端，吳宓決心暑期後前往。
其實聖約翰的程度風氣並非不佳，作文題目和辯論主題有遷都、女子參政、借款、平息兵變等時政內容，受課之文則有“吳烈士傳贊及吳烈士遺詩”。只是吳宓抱有成見，諸事不順心意。4月底，他寫了詩詞各一，抒發其對於時政和自己身世的感傷：
《摸魚兒·暮春感懷寄仲候》
更幾番血風腥雨，秋來冬去春暮。江山破碎不勝愁，忍聽流鶯啼樹。君試戲，畫梁間，燕啄新泥巢已構。傷心共誰訴？嘆國社阽危，民生創劫，今朝猶昨故。
平生事，淒涼不堪重語。十年詩書空誤。青山海角哭歧路，知伊飄零何底？回首處，更何人，肝膽情懷同此意。相憐吾子，同麗句傷春，潛心修學，日來身健否？
《和歐陽榖貽君感懷作原韻》
入世無端歷幾霜，忽驚浩劫到紅羊。熱腸頻灑傷時淚，妙手難施救國方。高坐唐衢空慟哭，窮途阮籍自疏狂，野塘花落春歸盡，鄉思海還添雁一行。(一，243—244)
詩詞表達了吳宓對於革命引發社會動盪，民眾遭受創痛犧牲卻並未換來美好生活的遺憾和不滿。
5月，經過與父親、學校的幾番反覆協商交涉，吳宓終於從聖約翰退學，如願以償地北上清華復讀。可是清華的生活仍然不能令吳宓滿意，考試成績位列全班末尾，吳宓自覺可恥；參與同學組織的智育勵進會和進德文社，兩個組織又意見不合，發生衝突，令其覺得任事之難；校中宿舍四處漏雨，他痛恨承建的德國工程師和當局枉費巨資。大概吳宓也察覺到自己牢騷太多，承認“餘之日記所記，皆可憤可怒之事。人之覽餘日記者，將不勝其憤怒矣。然是乃所謂滄海之一束，不足見世事之大也。”(一，251)
其時吳宓興趣甚廣，旁騖甚多，分心學業，他也有所反省：“詩文之研究、古書之披閱、著述之執筆以及國事、家事之感想，下及信札之往復、瑣事之料理，又凡一切無謂之思慮，皆所謂魔障也，其對於西文之研究皆具莫大之阻力。餘之魔障甚深，學之不進，良有以也。欲學之進也，須力去魔障，而後可以專心研究。餘雖知其事之有益，勉力以試為之，然實病未能也。”(一，251)看了《市聲》，投身工業之志油然而生；耳聞目睹種種野蠻紛爭的現象，則憤恨不已；又與同學湯用彤合寫小說《崆峒片羽錄》。
暑假開學臨近，吳宓因為年來荒廢，學無寸進，決心下學期靜心用功，以求英文進步。並自定了熟習功課、屏除無益思想力求快樂、注意身體衛生、有暇雜閱英文書不為他事等四條力行之事。由帝制而共和，似乎沒有改變吳宓既定的人生軌道，也沒有為他實現自己的人生目標提供多少便利幫助。
進入民國，對於身處異國的胡適(1891-1962，安徽績溪人)不無影響，雖然他的留學生活並無多少改變，可是作為共和國民畢竟與皇朝臣民不可同日而語。他批評“以統一過久，人有天下思想而無國家觀念”，認為耶教“持天下一家之說，尊帝為父而不尊崇當日之國家，亦羅馬衰亡之一原因也”(12)。面對歐美對民國的政局社情民意的普遍誤解，他多了幾分為中國辯護的自覺。1912年10月10日，“為我國大革命週年之紀念，天雨濛籠，秋風蕭瑟，客子眷顧，永懷故國，百感都集。欲作一詩寫吾悠悠之思，而苦不得暇。”(一，162)他曾投稿給紐約TheOutlook，論中國女子參政權，旁及選舉限制。又對有人演說亞洲的日本、中國、印度三國風俗毫無真知灼見，徒具皮相感到不滿，擬作《中國社會風俗真詮》一書，“取外人所著論中國風俗制度之書一一評論其言之得失，此亦為祖國辯護之事，”並且列出篇目，其中第十即最後一篇為“新中國”(一，164—165)。後來有Mrs.F.E.Bates(培茨夫人)演說女子選舉權，亦引中國為口實，胡適還作書投報，以辨其非(一，178)。
保爾·S·萊茵斯(Paul.S.Reinsch，即芮恩施)所著“IntellectualandPoliticalCurrentsintheFarEast”(《遠東的思想與政治趨向》)，中有一長篇論中國廿年以來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胡適看後，認為“於實在情形，瞭如指掌。美國人著書論吾國者，未有及此書之真知灼見者也。”特意將其中人名年月訛誤之處指正，作書寄與著者(一，165)。他還注意到為中國革命事效力不少的美國人荷馬李(HomerLee)的死訊，惋惜這位曾為孫中山軍事參謀的軍人死於民國告成之日(一，177)。
對於同樣專文論述過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的梁啟超，胡適更許為“吾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十五年來，吾國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義及世界大勢者，皆梁氏之賜，此百喙所不能誣也。去年武漢革命，所以能一舉而全國響應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勢如破竹耳。使無樑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詩‘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時’，此二語惟梁氏可以當之無愧。”獲悉梁啟超歸國受到京津人士的歡迎，“深嘆公道之尚在人心也”(一，180)。這時的胡適，儼然是一位民族主義者，而且所持民族主義與認識世界大勢並行不悖。
11月，曾在中國海關長期任職的J.O.P.Bland(布蘭德)從倫敦來到美國到處演說，“詆譭吾民國甚至，讀之甚憤。”於是胡適作書寄往《紐約時報》，加以指正。稍後布蘭德到胡適所在城市演說“TheUnrestofChina”(《中國的動盪》)，胡適親臨現場聽完，“起立質問其人何故反對美人之承認吾民國。彼言列強不能承認民國，以吾民國未為吾民所承認也。吾又問其人何所見而云吾民未嘗承認吾民國乎？其人忽改口曰，吾固未嘗作此語也。予告以君適作此語，何忽忘之？彼言實未作此語，吾自誤會其意耳。實則此言人人皆聞之，不惟吾國學生之在座者皆聞之，而美國人在座者，事後告我亦謂皆聞之。其遁辭可笑也。”(一，184—185)11月22日，由於“連日以Bland在各地演說，吾國學生都憤激不平，波市與紐約均有書來議進行之方，抑制之策。今日吾國學生會開特別會議事，餘建議舉一通信部，譯英美各報反對吾國之言論，以告國中各報，以警吾國人士，冀可稍除黨見之爭，利祿之私，而為國家作救亡之計。”(一，185)後來紐約《獨立報》(TheIndependent)載文論承認民國事，“甚厚我”(一，190)。
此外，胡適還注意到辛亥鼎革一段歷史的史料與研究，他在任鴻雋處讀到《朱芾煌日記》“知南北之統一，清廷之退位，孫之遜位，袁之被選，數十萬生靈之得免於塗炭，其最大之功臣，乃一無名之英雄朱芾煌也。朱君在東京聞革命軍興，乃東渡冒險北上，往來彰德、京、津之間，三上書於項城，兼說其子克定，克定介紹之於唐少川、梁士詒諸人，許項城以總統之位。一面結客炸刺良弼、載澤……時汪兆銘已在南京，函電往來，協商統一之策，卒成統一之功。朱君曾冒死至武昌報命，途中為北軍所獲，幾死者數次。其所上項城書，皆痛切洞中利害，宜其動人也。此事可資他日史料，不可不記。”(一，187—188)事實究竟如何，還需詳查，至少王錫彤《抑齋自述》所記與此有異。
前清官員
驟然進入民國，一時間最難以適應的人群當屬前清的大小官員。一方面，遜位的小朝廷依然存在，而且正式受到優待，各種衙門機構暫時還在虛應故事，許多實官尚未解除與清朝的關係，至少形式上仍然是清朝的臣子。即便後來各衙門陸續被民國政府接收，小朝廷仍然保持了一些機構。另一方面，清王室早已自顧不暇，除少數近臣外，為數眾多的內外大小官員不可能繼續賴以為生，即使不贊成共和，也要設法在民國政府之下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如果刻意立異，以自高身價，還不免有矯情之嫌。
民初改元，曾任皇族內閣協理大臣、解職後又出任弼德院顧問大臣的那桐(1856-1925，字琴軒，葉赫那拉氏，內務府滿洲鑲黃旗人，晚清“旗下三才子”之一。光緒十一年舉人)於舊曆新正初一即表明：“此後遵照臨時大總統袁通告，改書陽曆。”(13)不久，弼德院撤銷，那桐以病向總統辭去稅務處督辦之職，並且搬到天津德租界居住。7月11日，那桐中風偏癱，行動不便，連日記也只能口述。他對民國政府平息滿漢意見、保護旗人公私財產的政策頗為讚賞，對孫中山也尊稱為先生，五族共進會以及皇族公宴孫中山，都是借那桐的京宅西院。賦閒的那桐生活平淡，除了看戲、應酬、吃飯外，就是偶爾回北京一趟。他在天津英租界的孟家莊建造房屋，並於1913年1月遷入新居(701—731)。或許由於那桐很少參與政治活動，與清王室的關係僅限於禮儀，抗戰期間，國民政府不知其已於十餘年前故去，還擬予以表彰，以正風氣。
另一位皇族內閣的協理大臣徐世昌(1855-1939，字卜五，號菊人，又號弢齋、東海、水竹邨人，祖籍浙江鄞縣，落籍直隸天津，生於河南衛輝。光緒十二年進士)，原是北洋集團的核心人物，又是袁世凱政權的重要推手。皇族內閣解散，他被解除協理大臣之職，改任軍諮大臣，加太保銜。在清朝與袁世凱之間，徐世昌既要幫袁世凱的忙，又不願公開失了對清朝的禮。壬子新正，他凌晨四點半就起床，“入直，蒙恩賞八寶荷包。召見，謝恩，又蒙面賞荷包，行賀年禮。趨詣皇極門外隨皇上朝賀皇太后，又趨詣乾清宮朝賀皇上”。(14)此後他每日照常入直，隔日侍毓慶宮，回寓後辦或談公事，看書、寫字、會客、應酬，也常常會見袁世凱，與之深談。至於所擔任的新舊兩朝各項事務，則逐漸辭去。如向袁世凱辭去津浦鐵路之事，向清室辭去太保等銜。5月間，曾請假回河南汲縣省親，詳細記錄所到之處，所見之人，所辦之事，前後歷時近一個月。歸途又轉赴山東，遊覽泰山、孔府林廟、嶗山等地、察看棗莊中興煤礦和津浦路外，主要是到青島置地購房，為移居做準備，並訪晤了聚居於此的前清官員和德國人衛禮賢。6月中旬才回到北京。
回京後徐世昌的生活有些變化，不再入直，開始一週還進內及詣毓慶宮，隨後便每日在家。7月5日，徐世昌離京赴日本考察，7月8日從天津登船，到大連時，因身體不適等原因，乘火車折返天津。8月1日，即由天津啟程赴青島。這一次是舉家遷往，與周馥等遺老為伍，過起了寓公的生活。和天津、上海、港澳等地一樣，青島是遺老的聚集之地，據說僅巡撫、副大臣以上的就有18人。大小遺老遺臣遺民著名者，如周馥、趙爾巽、張勳、勞乃宣、呂海寰、李家駒、于式枚、鄒嘉來、劉廷琛、吳鬱生、張人駿、王寶田、溥偉、王垿等，徐世昌與之多有往還，頗不寂寞。
10月，徐世昌回京轉往河南汲縣，在京期間曾與梁啟超兩度會晤。不過這時徐世昌並未脫離遜清王室，11月19日從河南迴到北京，次日即再度陷入在袁政府與清王室之間周旋的境地，“慰廷約談，留飯。午後歸，小憩。訪世博軒，久談。到姜翰兄處，晤李仲先談有頃。晚歸，趙智庵來訪久談，八、十兩弟待談。連日說話多，心氣困憊，夜不能寐。本月初七日奉旨會商裁併內務府各衙門辦法，今日訪博軒商酌一切。前月底博軒又為續假兩個月。”徐世昌很少在日記中流露個人的情緒，這一次例外，恐怕不僅是因為說話太多那樣簡單。11月29日，他到內務府籌備處，會議裁併各衙門事宜。
新政權與舊朝廷兩方面的人都來找，都要見，而且決非禮節性拜訪，令徐世昌有些不堪其擾。12月11日，他離開北京前往青島。此行是脫離是非之地，還是另有覬覦之心，只有當事人自己心裡清楚。12月31日，“晚上供，先母卒忌。慈親見背，忽忽已十六年矣。時事變遷，全家寄居海上，思念先慈，不勝悽惻。”民國元年除夕徐世昌所悲，大概也包括自己進退兩難的處境。和多數遺老一樣，他心中還有自己的盤算，需要等待時機。
壬子新正這一天，作為袁世凱內閣法部大臣的沈家本(1840-1913，字子淳，別號寄簃，浙江吳興人。光緒九年進士)，“本應詣皇極殿行朝賀禮。因服色不便未去。同人相約如此。”(下，1342)這與徐世昌對清廷的恭敬如儀反差明顯，真實原因當是原來的閣揆已經搖身變為民國總統，使得清朝最後一屆內閣的閣僚們處境尷尬，不知如何才能左右逢源。這一項集體選擇，體現了他們在舊主與新酋之間的向背。是年沈家本已經是72歲高齡的老者，仍然每日到署辦公，有時連星期日也忘記，到署後才發現空無一人。由於武昌起義後京官紛紛逃走避難，各部官員多屬暫、兼，已經是維持會性質。因為與南方臨時政府關於定都何處的爭議遲遲未決，袁世凱只能暫時以原來的內閣為政府。所以3月10日袁世凱就任大總統時，仍由清朝最後一屆內閣的各署首領依次行禮，然後再帶同丞參司員謁見行禮(下，1344)。三天後，袁世凱才發令特任唐紹儀為民國政府的首任國務總理。司法總長由王寵惠出任，次長徐謙。
4月21日，袁世凱發佈大總統令，“現在國務院業經成立，在京原有各部事務，應即分別交替，由各部總長接收辦理。”於是法部署中公事停辦，印信停用，有要緊事，送往國務院交徐謙辦。沈家本“專候交代事畢即可脫離政界矣”(下1346)。法部舊人為此到徐謙處大鬧，又聚會商議應對辦法。5月1日，王寵惠抵達北京，7日起，法部正式交接，次日交接完畢。21日，司法部又派恩培接收了法律學堂。
脫離政界的沈家本心中還是掛念著政界之事，對於民初政壇的風雲變幻相當關注，尤其是內閣的動盪。國務院總理唐紹儀辭職後，參議院公舉陸徵祥為總理，而同盟會閣員集體請辭，挽留不果，只能換人。司法總長一職，又想請沈家本出山。沈以久病未愈實難再出應世事婉謝。袁世凱託人輪番勸駕，允諾“參議院可不到，國務院亦不必常到，可在總其大成”(下，1350)。因為病體實在無法承受，沈家本堅持不出，只接了法律顧問的閒職。
沈家本年過古稀，身體確實有病，不過，從後來常常可以到劇場看戲以及參與組織法律學會(亦辭會長)等情形看，繁忙公務固然難以勝任，掛名擔綱未必不行。只是他對遜清王室和民國政權的感情複雜，但求平安無事。他所寫“與世無爭許自由，蠖居安穩閱春秋”的詩句，可以窺見其心境。他撰寫的挽端方聯：“奇變發征途最可憐夏鼎商彝同遭淪落；忠魂逢浩劫更怕談霞雲薊樹還望歸來。”(下，1350)也反映了內心的複雜糾結。他參與過湖州同鄉在江蘇會館歡迎陳其美的茶會，雙十國慶，又為節前謠言四起而平安度過感到可喜(下，1355)。1913年元旦，他還隨薦任以上官齊赴總統府行禮。只是與世無爭的閒談日子所剩無多，民國的光陰，沈家本僅僅度過了一年半，就溘然長逝。
壬子元旦，署度支部大臣紹英(1861-1925，字賓旭，又字越千，滿州鑲黃旗人)照樣朝服進內，先後在皇極門外和乾清門內行三跪九叩禮。可見若以閣僚論，他不在沈家本所說的同人之列。“雖客臘廿五日奉詔旨宣佈共和政體，臣民未免失望，然果能皇室之虛榮罔替，未始非國家如天之福。今袁項城已允勉盡臨時總統之義務，其優待皇室條件，必能有加喜色，豈非大清帝國二百九十餘年深仁厚澤之報耶？況共和政體辦理能否妥協，各國能否承認，尚未可知，將來皇上典學深純，國民思念舊主，友邦推舉賢明，未始不可由共和復歸帝政。是在天演物競出於天理之自然，非人力所能逆料。惟祝國運亨通，苟全性命，獲免瓜分，是誠五大族國民之幸福也。”是日在天津住院的慈親獲贈一盆綾制杏花，紹英賦詩記之，末句為“惟願春風長擁護，年年萬紫映千紅。”(15)其意當不僅寫景而已。
進入民國，紹英本想辭職，友人勸以不可著跡，當緩為引退，於是暫緩進署。初四日(2月21日)，陳(威)公猛來，告以大倉借款有經手佣錢九千元，如何處置。答以“前已囑閣下預為聲明，本大臣辦理公事，一切私款向不收受。此款既系彼向有之款，即由閣下酌辦，餘即不聞不問矣。公猛雲：既承吩示，即將此款作為銀行佣錢可也。”(二，284—285)初七日(2月24日)，紹英祭靈棋神祇，求得一卦，不佳，自誡“應循理慎事，不宜遠行。當此國家多難之時，應以做事須循天理，出言要順人心之語(倭仁語)，為免咎之道。乾以惕無咎，震以恐致禍。當常存敬畏以處患難為要。”初八日(2月25日)，周自齊來談，“求其署中偏勞，如項城問及，即雲某患病未愈，好在再逾數日，即可辦交代矣。”周應允(二，286—287)。
正月十二日(2月29日)夜，曹錕第三鎮兵變，紹英家遭到搶掠，損失甚重。紹英率同家人逃至東鄰暫避，幸人口平安。次日即移居醫院暫住，並陸續遷往天津。不料天津也發生兵變。廿五日(3月13日)，諭旨補授紹英總管內務府大臣。“敬聞恩旨，感悚交深，惟有勤慎供職，清潔自持，以期仰答天恩於萬一”(二，289)。廿七日(3月15日)，袁世凱發佈大總統令：“紹英開去度支部首領，委任周自齊暫行管理度支部首領事務，陸宗輿暫行管理度支部副首領事務。”紹英聞訊，“竊自上年九月廿六日署度支部大臣，已四閱月，庫款支絀，困難已達極點。今幸開去，如釋重負。第自年前十二月廿四日請假後，即未到署，實署任三月可。”(二，292)自此，紹英脫離民國政府，專心辦理遜清皇室內務府事務。
廿八日(3月16日)，紹英往見袁世凱，略說內務府用款事，後者允為隨時撥給，有事可來此面談(二，293—294)。次日紹英進內謝恩，交世續千金以備見面禮之用。所謂見面禮，即內務府大臣初到任，見太監諸人送給禮物(二，294—295)。則清朝雖然結束，小朝廷的架子仍然端得十足，陳規陋習，一仍其舊。又到大清銀行接洽撥款事宜。二月初三(3月21日)，至臨時籌備處見胡惟德、趙秉鈞、梁士詒，商議陽曆陰曆合璧事，均甚贊成(二，297—298)。
作為遜清皇室的官員，在民國已經失去威權，從前的內務府總管大臣風光不再。二月十三日(3月31日)，有人到南院訛索，紹英找來巡官將其勸走。當晚所在二區派巡捕三人來，擬每月給津貼錢一百千，作為菜茶燈燭等用(二，302)。關於內務府撥款事，也要時時與府院及各部門打交道，雖給面子，卻未必順利。
八月初一日(9月11日，《民立報》記為10日)晚，親貴(醇邸、世續等)公宴孫中山、黃興、陳其美，紹英亦出席作陪，貝子溥倫代為演說，以表皇族開會歡迎之意，略謂從來有非常之人，始能建非常之功，其孫中山先生之謂乎？今改數千年專制政體而為共和，固由孫中山先生及諸位先生之功，亦由我皇太后皇上至公無私、以天下之政權公諸天下。惟自改變共和政體以來，而天下事變愈亟。語云：世界能造英雄，英雄亦能造世界。此後政治日進文明，不第我皇族得享優待之榮，天下人民常享昇平之福，均惟諸位先生是望雲雲。說畢又云：餘今日得見諸位先生，至為光榮，舉酒願祝諸位身體康健。同座均鼓掌。孫中山令黃克強答詞，略謂現在世界競爭，中國非共和政體不能自立，是以孫中山先生熱心改革，全(合)民五族共和，實由皇太后皇上聖明，德同堯舜，我輩均甚感激。惟此時外交甚為警戒，切望五族一心，勉力進行，以濟時艱(二，345—348)。
九月初一日，即陽曆10月10日，為民國國慶日，國務院開茶會，送來入場券一張，因早間進內，且大、常禮服均一時不便，紹英未能蒞會，在家靜息一日(二，358)。前清時內務府用款甚多，入不敷出，宣統三年用銀134萬兩，進款115萬兩，借款45萬兩(二，340)。今非昔比，必須設法撙節維持。十月，清室派溥倫、世續、徐世昌、陸潤庠、陳寶琛、紹英等人通盤籌劃所有內務府及有關衙門歸併裁撤事宜，會同醇親王妥擬辦法(二，368)。十一月十九日(12月27日)，因民國政府擬開放天壇作為公園，將列神位移至太廟供奉。民國政府還要求借乾清外圍三大殿作為禮堂接見外賓之用，將三海房間及新建府第借民國政府住用，開放金鰲玉棟橋以便交通，開放北海作為公園。乾清門以內則永遠留用(二，377)。十一月廿三日，世續面奏上述事宜。造化弄人，是日為陽曆12月31日，紹英的日記本剛好寫滿，自明日起另本登記。“此本應查之事甚多，應妥存備查為要。”(二，378)從1913年元旦起，紹英的日記改為陰陽合曆。歷史的無形之手冥冥之中彷彿掌控著生者的命運。
民元許寶衡(1875-1961，字季湘，號巢雲，浙江杭州人)自舊曆初三起，加記陽曆於陰曆之下，5月1日起，又完全改用陽曆。這很有些像是許寶衡本人行事的風格。他一面繼續原來承宣廳的公事，一面被袁世凱派為內政秘書。2月21日，他先到秘書室會晤同人，“又晤臨時籌備處同人，籌備處設在外務部西側，內分法制、外交、內政、財政、軍事、邊事各股。項城囑餘於承宣廳諸人接洽辦事，四時先散。到昇平園剪髮，洗浴，剪髮時，覺心中頗有感觸。”(16)去掉頭上表示臣服的髮辮，多少意味著他與清室脫離關係，正式入仕新朝了。
對於自己的進入民國之道及心境，許寶衡別有一番解釋，他認為民國取代清朝，是由承平進入亂世，“當此亂世，一瞑不視，未始非福。”(二，403)可是他並不因此而棄世，“餘頗信數，以為人生禍福利害，無不有定，無可趨避；又以為為人之道不應無始終，不應棄事，不應專顧自己。寄雲謂當今之時，是非無分曉。餘謂只能盡其在我而已，不必責人，亦不必徇人也。凡人若有應服之職務，萬不可委之而去。譬如一室，為我所居，必無室而後與我絕；一物為我所用，必無物而後與我離，至於離絕之後，而我徇之，則儒家之一義也；離絕之後而我忘之，則佛家之一義也。若孔子之儒，釋迦之佛，則無徇無忘，順其自然而已矣。”(二，400—401)
依照這樣的信條，許寶衡在秘書室、籌備處和承宣廳三處辦公，他聽說南方臨時政府北上“各員均改西裝，頗多浮薄少年”(二，405)，心中不以為然，可是自己作為特派委員前往參議院時，也首次改穿西裝。5月下旬，國務院總理發令取消承宣廳籌劃一切，許寶衡作為新政府的代表接收，將舊案清理送方略館大庫。以後又陸續接收了翰林院、給事中衙門等處，前者“僅一主事，交印二顆，其文卷書籍皆無存者，器具則為茶役等所朋分。”(二，411)後者也是交接印信外，文卷等類皆無。
6月，許寶衡將家眷從天津接回。10月，出任銓敘局局長，事務相較於原來身兼府院秘書之職相對簡單，每日到局到府，例行公事而已。他的處世態度，也是導致後來失足落水的重要原因。
從鄭孝胥主張改用陽曆可見，至少在鐵桿保皇者看來，他實在算不上是清朝的忠臣。或引鄭孝胥日記語“民國乃敵國也”，以證明其與民國為敵，且擴而大之指清遺民均以民國為敵。此事的直接起因是，1918年1月18日，唐文治派人持書來訪，因南洋公學建圖書館，欲由東南各省紳士聯名呈請內務部，發《四庫全書》一部庋藏圖書館中，錢能訓已允發，唯聯名之數未足，希望鄭孝胥列名呈中。鄭表示：“僕不認有所謂‘民國’者，故不能列名。此事甚好，當試詢沈愛蒼、林貽書諸人。如彼允列名，明日可以電話奉復。”“夜，林植齋來示其友書，亦以請發《四庫全書》事託林來求列名。餘語之曰：‘餘與民國乃敵國也；吾弟嘗為安徽政務廳長，以彼列名則可。’”並代為請託其他人士。(17)這顯然並非漢賊不兩立的意思。
儘管1911年10月底鄭孝胥從天津開往上海的輪船上已經做好終身為清朝遺老的心理準備，並且一再表明決心，卻視為受官中毒、飲鴆止渴的不得已，頗有些後悔登上清王朝的末班船，以致無法棄船逃生。自視甚高的鄭孝胥一度甚至異想天開地企圖在南北之間作調人，他認為：“餘今日所處之地位，於朝廷無所負，於革黨亦無所忤，豈天留我將以為調停之人耶？”(三，1358)這樣的打算，在真正的遺老看來，實在是大逆不道。後來寄居滬上者大都附和共和革命，只有鄭孝胥沒有動靜，坊間猜測其真的要嚴守中立。
民元2月，“聞滿洲皇族所爭者，優待條款而已，是已甘心亡國，孰能助之，哀哉！苟皇室有死社稷、殉宗廟、寧死不辱之志，則忠臣義士激發奮厲，縱至亡國，猶可為史冊之光耳。今聞惟載澤、溥偉不願遜位，其餘皆苟活偷生，不敢反抗。王室如此，而欲責忠義於臣民，難矣。”與惲毓鼎將清亡歸咎於變政截然相反，鄭孝胥認為導致革命的根本原因是清廷反對立憲。他對孟森等人說：“革命黨魁，君知其為何人乎？景皇帝為君主立憲之黨魁，反對立憲者，孝欽也。有孝欽反對立憲於前，遂有慶王、攝政王偽飾立憲於後，乃成瓦解土崩之局。故革命黨魁非他，即孝欽是也；慶、攝助而成之，亦其次耳。”(三，1390)認為庚子後清廷實行假立憲才導致革命的結局，因而屢指慈禧為革命黨魁(三，1400—1401)。
退位詔下，在鄭孝胥看來，清朝已經滅亡。辛亥除夕，他在日記中寫道：“北為亂臣，南為賊子，天下安得不亡。”並且完整抄錄了退位詔書和優待條件。然後咬牙切齒地寫下一段話：“幹名犯義，喪心昧良，此乃豺狼狗彘之種族耳，何足以列於世界之人類乎！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今日之謂也……夜，聞爆竹聲甚繁，於是乎大清二百六十八年至此夕而畢。”(三，1396—1399)如此惡毒地仇視革命，較清朝的皇族老臣有過之無不及。
壬子新正，鄭孝胥記為宣統皇帝退位後第一年，承認清亡的事實，不像頑固不化如升允，仍然用宣統四年，同時也不承認民國的合法存在。他告訴賀年的日本人士“受吊不受賀”(三，1400)。對於民國，他一開始就處於對立面，當面向同盟會員表示：“吾不能自欺其良知。寧使世人譏我之不達，不能使後世指我為不義，故反對革命之舉耳。”(三，1401)可是對於清室，他也充滿怨恨。屢屢告人“孝欽後初反對立憲，庚子後乃為假立憲。慶邸、攝政王承其宗旨，遂成革命之局。然中國人無真面目，作偽乃其天性，自今以往，當有假統一、假共和之現象，拭目以觀之可矣。”(三，1400)
與清室關係本來不深的鄭孝胥，何以對反清革命、民主共和如此深仇大恨，多少有些令人費解。其實，要說鄭孝胥對清室忠貞不貳，的確有些勉強。他之所以堅決與民國為敵，將自己牢牢綁在清朝的沉舟之上，與個人的抱負野心不無關係。壬子新正當日，他對孟森說：“華人之排外，由於無人道；其畏外，由於無人格。且排且畏，此何足以抗外人哉。今欲中國發達，惟有借債造路，全國開放，則外人之壓力自然消滅，前此所有失敗之條約亦自然失其效力。舉國之內，誰能信吾言者？使吾主全國交通之務，當令國土實力驟漲，政治之改革乃後圖耳。”(三，1400)3月7日，他作《書事》詩，曰：“能發能收古所難，坐看滄海舞狂瀾。欲操政柄真愁晚，競廢綱常似未安。寡婦孤兒良易取，中原萬里遂凋殘。受恩累世成何語，卻笑留侯說報韓。”並且解釋道：“亂黨欲援九世復仇之說以飾其排滿之舉，而未讀《留侯世家》乃有‘五世相韓，為韓報仇強秦’之語也。”(三，1403)
鄭孝胥志在封疆，是清季為數不多的能員幹吏，屢屢出現在各地官員的保舉名單中，可是卻遲遲不得實官。好不容易於辛亥年實授湖南布政使，得到施展抱負的機會，不料為革命所葬送。這讓鄭孝胥耿耿於懷。儘管他對清廷諸多埋怨，卻仍然寧願以之為實現個人抱負的憑藉。對於建立民國之人，他失望至極，認為“今日所見者只有亂臣、賊子及反覆小人三種人而已。亂臣之罪浮於賊子，反覆小人之罪又浮於亂臣，其餘皆難民也。”(三，1403)不與民國人為伍，甚至包括昔日的同道，是鄭孝胥自我標榜的節義。他稱讚升允興兵反對共和，“可為忠臣義士吐氣”(三，1407)，而對其電文中有“決不與共和為難”等語，擔心有意轉圜，認為“宜力戰直前，俟必不能支，則以奔俄為末路，使志趣大明於世界，亦可為滿洲生色矣。列國必敬重其人。千載而下，不愧為王保保也。”(三，1405)對於宗社黨密謀復辟也滿懷希望，並賦詩明志：“自信宿心難變易，少卑高論莫張皇。”(三，1410)同時堅持借債造路為速成統一之策，以免瓜分。
可是在公開場合，鄭孝胥並未與革命黨撕破臉，與清廷又無瓜葛，所以革命黨人如戴季陶、于右任等，還試圖與之聯繫，鄭孝胥也沒有斷然回絕。他對袁世凱則大為不滿，認為其妖狐尾巴終於露出。因為與北京政府無涉，又參與商務印書館董事會，從事文化事業，社會名聲尚不惡。1912年底，華僑有意選舉其為參議院議員，孟森詢問其意見，鄭孝胥表示：“為社會任事，如蒸沙作飯，終無熟時。使餘得權，不慮反對，否則，主持報館，警覺國人，亦尚可為。華僑真亡國種族，竊不願受其選舉他。”(三，1447)傳言北京政府欲授其為黑龍江都督，友人勸以出而應之，未置可否。
民國元年除夕，鄭孝胥在日記中寫下這樣一段話：“張堅伯語餘曰：‘去年能死，亦可保全名節，然心頗不甘；今年乃追悔其不死，奈何！’餘曰：‘子盍作已死觀？今日遊魂為變，亦足樂也。”(1452)實則張鳴岐並無殉清之意，不久便做了袁世凱政府的高官。而鄭孝胥的勸解倒很像是自我解嘲。
由於和清室及官場的淵源並不深，鄭孝胥雖然自認為執守臣節，在親貴官僚們看來不過是過客，沒有資格忝入遺老之列。張勳復辟時，鄭孝胥上諭見召，卻為青島、上海的復辟黨所排擠。民初像鄭孝胥這樣本來與清室關係不深而以遺老自認者人數有限，而且往往各有盤算。辛亥政權鼎革，形式上是清帝遜位，民國政府予以優待，因此民國政府與遜清王室的關係並非敵對。由於滿漢等觀念糾結，與清初的明遺民不同，民初真正算得上清遺老的為數不多。不少人至多隻是文化遺民，因為和包括遺老在內的老輩交往較多，而被他人指稱為遺老。清季任過學部主事的陳衍就直言不諱道：“惟餘甚不主張遺老二字，謂一人有一人自立之地位，老則老耳，何遺之有。”(18)被視為遺老聚集之所的清史館，其中不少人就過民國的職位，不僅食了新朝的俸祿，甚至做過共和的高官，早已無遺可言。作為就任館長的條件，趙爾巽還曾要求民國政府為其弟趙爾豐平反，理由居然是趙爾豐贊成共和，有功於民國。況且，清室猶在，便修清史，行為本身已經大逆不道。梁鼎芬就曾致函趙爾巽，責以“國號雖更，少帝尚在，當此時代，公然編纂清史，對於現今幼主而直書前皇之遺事，寧非不敬之尤者耶？”(19)溥儀身邊的陳寶琛、梁鼎芬、陸潤庠、劉廷琛等人因而“視他為貳臣”(20)。
鄭孝胥的行事，也並非愚忠那麼簡單。民初的時勢使其可以借遺老之名自高身份。在前清官員當中，僅就日記所記內容而言，像鄭孝胥這樣密切關注民初時政者幾乎是絕無僅有。張勳復辟之後，所謂禪讓的格局已經破裂，民國政府與遜清王室的關係日趨對立，清查復辟，驅逐清帝出宮，國民革命推翻北京政府，建立國民政府，用共和革命的眼光重估辛亥政權鼎革，看法自然大異。鄭孝胥不諱言以民國為敵國，也只是表明不與之為伍，尚未到漢賊不兩立的地步，所以不僅認為撥發《四庫全書》一事本身甚好，還代為聯繫他人或推薦自己的胞弟。
形形色色的紳士
1912年1月1日，也就是民國元年正月一日，奉臨時政府令改用陽曆的張謇(1853-1926，字季直，號嗇庵，祖籍江蘇常熟，生於江蘇海門。光緒二十年恩科狀元)，對於新政權的許多做法不無異議。以改元論，即認為：“以名義論，既不用陰曆，不當復言月，當雲某號某日，以號代月。”被推為南京臨時政府實業部總長，也覺得“時 局未定，秩序未復，無從言實業也。”而“與孫中山談政策，未知涯畔。”(21)辛亥十二月一日(1912年1月19日)，家廟行禮，張謇寫春貼“民時夏正月，國紀漢元年”；“晉以武興虞不臘，周於農用夏之時”。可見其對時局的看法。他希望南北和談成功，免於戰事，對汪精衛極盼和局成就為人民幸福，覺得“此君解事可喜”(六，663)。因為漢冶萍與日人合資事，張謇與孫中山、黃興等意見分歧，以“前不能參預，後不能補救，自劾辭職。”(六，664)清帝退位，張謇認為“大局定矣，來日正難。”(六，664)孫中山解職，張謇許以“設繼清帝遜位後數日行之，大善。”(六，666)凡此種種，都顯示在最後時刻拋棄清政府的立憲黨人，對於革命黨還是心存芥蒂。
民國元年，張謇剛好六十歲，生日那天，“時代已更，衣冠都簡，煩縟較省”(六，668)。他倡建敬老院，賀壽的錢物均移作建院費。他對革命黨人顯然懷有惡感，對北京政府期望亦不高，雖然不能忘懷於政治，更多地願意從事工商實業和社會慈善活動。
目前所見吳虞(1874-1939，字又陵，四川華陽人。留學日本)的日記一開始就是用皇帝紀年，所謂皇帝，其實是黃帝。他知道南京臨時政府從1912年1月1日起改用陽曆，可是日記仍然沿用陰曆。吳虞不是紳，甚至沒有士的身份，他進過書院，也留過學，至多算是新知識人。辛亥除夕，歷經劫難的吳虞對新的一年充滿期望：“厄年已畢，明歲大吉大利，闔家安樂康寧矣。”(22)這也可以說是經歷了烽火連天的政治大動盪和由帝制進入共和時代的人們對於新紀元的普遍期待。
進入民國的吳虞，準備半日看舊書，半日看新書，大量密集地溫故知新，閱讀範圍包括政治、教育、經濟、法律、哲學、社會學、歷史、歷代典籍。他繼續參與組黨活動，或許由自己的遭遇，所擬政進黨政綱六條，第一條為完成民主憲政，後兩條是提倡世界道德，改良家族宗教，並出任《政進報》主筆。又參與萬國改良會。社會黨發起人也擬推其為“黨長”。民國小學廢止讀經，初小男女可同校，“皆漸趨於新矣”(上，24)。看報見孫逸仙“孔教批”，“反對孔丘，實獲我心。四川反對孔子，殆自餘倡之也。”(上，36)尤為關注法律方面的改革，認為“孫逸仙以改訂法律為第一要事，可謂知本。”(上，24)他最早倡議的中央政府設法制局，編纂憲法及法律，也得以實現。其他如廢止刑訊，中央法部頒佈暫行新律，現行刑律廢止，“真第一快事。去年新律後附暫行章程五條概行刪去，尤快也。”(上，39)成都一瘋子毆死其父，擬辦永遠監禁。法部駁下，謂精神病者無罪。吳虞認為“此家族制度將消滅之徵也。然成都人驚矣！”(上，66)因為此類事在前清非但不會從輕發落，甚至可能加重判刑。(23)
清季因為訟事，吳虞結怨不少，這些原來的當道者進入民國後多成社會對立面，而新政權對於吳虞較為維護，這讓他感覺順心。而劉師培告以川人較南人遲十年，則使之覺得有責任破除茫昧。吳虞認為：“中國論理之文，以周秦為善，以言論思想極自由也。自漢以來，儒教既盛，惟紀事言情之作多可觀。而論理之文，遂束於儒教一孔之見，不敢發舒。晉宋佛老大行，頗能持論，然多屬單篇，不成專部，較周秦諸子固終遜一籌也。太西學說，則勝於古，最近者亦最有價值。亦因古代宗教專制，今日思想言論自由也。”(上，69—70)他先後撰寫發表了《共和政治利弊論》、《共和政治論》等政論文。不過，家庭負累甚大，又讓吳虞對現實頗多抱怨。
惲毓鼎(1862-1917，字薇孫，一字澄齋，河北大興人，祖籍江蘇常州。光緒十五年進士)是不肯改用新曆的，壬子新正，他焚香謝天，東北向遜位的宣統小皇帝行三跪九叩禮，依然服清朝衣冠。並且函告友人：“改歲之後，別是一番世界。弟唯枯坐書齋，與古人唔對，不復問門外事矣。”(24)不過，惲毓鼎完全並非不問朝局世事，他鼓動同道者留任，理由是“弟非敢以民國官職浼公也，正以天下方多事，吾黨之有才識氣魄者，早握事權，庶幾異日得所藉手耳。公當默喻此意也。一般無識之流，狂呼躁動，若大功已告厥成，而不知中國之禍，已懸眉睫。弟沉機觀變，練心、練氣、練識，以待事會之來。若得一障可乘，亦將搴裳以赴之。”(二，582)大有伺機反攻倒算之意。
惲毓鼎一類人最多的活動，是利用民初的結社自由，組織名目繁多的各種團體。他先後在順直公益會(會長馮國璋)任協贊員，在社政進行會任會長，在江蘇公會(會長陸徵祥)任評議員，在順直學校國民捐聯合會任正理事(即會長)，在教育統一會任理事(即會長。該會設理事四人，同時當選的還有湯化龍、王金綬、章炳麟)，在順天二十四屬聯合會任副會長(正會長金鏡芙)，參與五族共和合進會、中國學會的活動。又以“孔道式微，且有議廢祀典者”，特與同人發起孔社，“專壹維持聖道，闡明正學。”(二，613)在重新興復的醫學研究會為名譽總會長(公推為評議總長，處賓師之位，不應)。又發起中華醫學會，舉辦中國學報，任總編輯，作為來賓出席民權監督黨的會議，還參與一些從前清延續下來的團體的活動，如旅京公學教育會、醫學研究會，並在順直學校兼課，忙得不亦樂乎。翻看自己的日記，惲毓鼎大概也覺得開會太多，眉批到：“紀念會，歡迎會，追悼會，歡呶不已；評議會，秘密會，茶話會，絮聒不休。終年昏昏沉沉，忙忙亂亂，跳跳搭搭，烏煙瘴氣，不知所做何事。”(二，616)這些團體無論新舊，均實行選舉制，以得票多少決定人事和辦事。惲毓鼎自認為舊人，竟然可以和不少當代聞人比肩，不禁詫為奇事。
惲毓鼎雖然忠於清室，反對革命共和，有時“夜夢與人論國亡之恨，失聲大哭，不能止，痛詈執政之誤國。既醒，淚珠猶被面也。餘於故國之思，頃刻不忘，雖在歡場，偶一觸及，則惘惘如有所失。”(二，588)對於民國的所作所為卻並非一概牴觸。他對一些舊日的陋習不以為然，如清季士大夫喜赤膊盤辮，雖大庭廣眾亦然，太不雅觀。“剪辮易服後，能湔除此習，未嘗不佳。”(二，585)當朝官均以清朝衣冠為恥之際，他自詡仍服往日冠服，可是不久就發現很不方便。如至大舞臺觀劇，“上流社會人垂辮者唯餘等一桌而已”(二，588)，所以自4月27日起束髮作道裝，5月21日，又剪去髮辮，並且自我開脫道：“此辮與我相守五十年，一旦截之，不無戀戀。唯上流社會人俱已濯濯(唯商界中人尚有存者)，餘既不能杜門自守，不免馳驟於酹酢場中，日受刺激，只可降心從眾矣。”(二，592)發服形制，自清季以來成為一大社會問題，引發不少風潮。關於剪辮的解釋，反清、從洋、個人衛生之外，惲毓鼎式的從眾或許更為普遍。好看與否，至今仍然是人們在健康與審美之間抉擇取捨的重要依據。況且，除了不做清朝臣民的象徵意義，學習西方和個人衛生兩項不免有所牽強。前者是當時變革的主要參照，列強社會的有無，即為其所以富強而中國所以貧弱的標準原因，後者則不及女性，普遍剪短髮已是民國以後事。
尤為可怪的是，惲毓鼎以他人所說“身處今日，貴有舊道德，尤貴有新知識，否則將無以自立於社會中”為至理名言，不僅從來喜歡梁啟超的文字，還好閱看《東方雜誌》等刊物，“固以自助，亦以策勵子侄。”(二，591)甚至對革命黨人的《民立報》大加讚賞，“此報於政說學理特詳，且具卓識，為南北各報之冠，而摭拾豐富，零金碎錦，多可採之辭。餘素乏新識，中年腦力日減，不能更致力新書，而稍有一知半解，不見擯於當代聞人者，則得力於《國風報》、《東方雜誌》及此種報紙居多。”(二，593)他看過《民立報》刊登的《社會知覺論》，認為“精微要妙，頗有至理，報紙闡明政理學理，唯此種耳。”(二，597)看了章士釗於該報發表的法律改良一文，也覺得“根據學說，發為根本之言。餘因悟社會學亦從此發生。反覆讀之，殊得深味。兒輩閱報，唯看新聞、笑話及嘲譴之文，於此種政理學說，從不留意，固由程度相差，亦是志識凡下，安望其有成乎？”由於上海的報紙要積三四份才送一次，有時不得不改看其他報紙，“然意味迥遜矣”(二，599)。所以“讀《民立報》，以增政見，廣學識”，成為其“近日純簡之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二，597)。
惲毓鼎等人籌劃辦《中國學報》，仿效的對象居然是《國粹學報》，該報“寓排革之意於學說，使一般聰俊少年，皆印其說於腦中，遂成去秋之結果。法國大革命，發於盧梭；歐洲立憲政治，發於孟德斯鳩。學說之力，過武力遠甚。”所以惲毓鼎取之“為吾學報之程式”(二，601)。
惲毓鼎的舉動很難說是為了以其人之道還諸彼身，在學術觀念上，他還真有不少趨新之處。日本的有賀長雄批評舊史家於事實止述帝室事實、法令發佈、官職更迭、戰爭勝敗，或是日食、地震等奇異徵驗，以及天皇御幸、大臣生死，“此外如風俗、美術、文字、語言之變遷，產業、貿易之進步，外國之交通，則反無所記述。”惲毓鼎認為“此數語雖譏日本歷史，實洞中中國歷史之病。”舊史家唯司馬遷特具宏旨，於朝局主尚、社會風土、邊事原委，“皆能著時勢變遷之概，有千秋眼光。班史猶稍得其遺意。自後漢以下，直為一姓興廢之書，與世界無涉。其不作《志》者，並一代典制而亦不詳。至宋、明二史，直為官書而已。若夫考訂批評之學，尤其末矣。近來新學發明，其論史裁，識見實超出前人。”(二，591)他甚至認為：“近今世運所趨，生人思想為之一變。從前學界各書，如漢宋之爭，朱、陸、王之辨，儒釋之分，以及陳陳相因之經解史論，靡靡無實之之詞賦文章，無當事功之考據，駢枝歧出之著述，皆將漸就淘汰。以數計之，當可減去十之五六。餘嘗患書籍過多，耗人精神，費人日力，而人輯一編，家刻一集，災梨禍棗，汗牛充棟，更為耗蠹之尤。倘能舉以上所列而空之，唯存道德上、政治上之學說，紀載哲學家、實業家之所體驗、發明，庶幾執要鉤元，人得讀書之益，而世界收為學之用乎？”(二，583)隱去名諱，這番話說是出自十年後新文化派之口也不為過。
與思想追求相符，惲毓鼎的行事也不能以守舊一概而論。他反對廢除中小學堂讀經，鼓動教育會向倡導其事的教育部提出抵抗。可是對於南北志士提倡國民捐，他雖然不甚贊同，卻許為盛舉，而且擔任順直學堂學生國民捐聯合會的臨時主席。他更像是在努力做一個合格的民國公民，而不是不食周粟的遺老。其時“京師新會林立，範圍皆務為廣大，而不顧其能否實行。以政群黨為尤甚。幾欲舉國家大政，漢滿蒙回藏五大族風俗政教，悉包羅而干涉之。餘戲謂雖以大總統作會長，內閣總理作副會長，恐亦未能躊躇滿志也。此社政會力矯虛誇之習，專就社會利病所在，發為言論，達於議院及地方長官，以謀興革而進安全，庶幾可收實益。”(二，586)惲毓鼎任會長的社政進行會提出的多項意見，如化除省界，多設工廠和養濟院收納乞丐，民國冠服必須用中國材料，禁賭，禁止女伶演淫戲等，都不是站在與民國為敵的立場，而是正面表達自己的訴求，以求改進。尤其是該會的回教阿訇王寬等提議西行赴回疆，勸導回民勿受俄藏之愚，與中央抗拒，更是顯然維護民國的統一和權威。
8月，孫中山到京，受到熱烈歡迎。9月3日，惲毓鼎等人以“孫中山素持民生主義，與社政進行會宗旨悉符，函約相見。因與副會長李毓如丈、協贊唐修之、評議長孔仰恭代表全會，於十鍾往訪。賓客滿堂，皆有求於中山者。”(二，606)5日，惲毓鼎等又赴孫中山茶會，來賓二百餘人，孫中山致辭，“盛稱北方氣象勝於南方，從此猜嫌可以盡釋，並暢論開放中國政策。”(二，607)章炳麟等也各有演說。10月25日，社政會第一分會成立，惲毓鼎“登臺演說社會主義、社政會宗旨，並與諸會員約三事：一、會員當以人民為前提，抱定民生主義，熱心毅力切實進行，期達利民初意。二、會員當以名譽為重，嚴守規則，尊重公德，不尚意氣，不爭權利，使社政會在世界有極大名譽。三、總會、分會當視同一家人……同心合力，使多數人民享最大之幸福。”(二，614)單看這樣的要旨，很難想象是出自冥頑不化的舊人之口。
惲毓鼎雖然社會活動繁多，內心卻並不情願，覺得“新立之會林立，大率皆為己之學，言國家言國民，特幌子耳。”(二，594)與不少講官相似，惲毓鼎也是屬於自視甚高而不得志的一類。1911年10月1日惲毓鼎49歲生日當天，已經去官的他為自己定的座右銘是：“達則為良相，窮則為良醫。用我則施之政事以濟一時，不用則垂為學說以濟百世。”(二，550)其所向往的還是從事醫學，尤其是發揚光大中醫。民元10月間，外間盛傳其將得國史館長。惲毓鼎覺得“雖較行政官員為可居，然非吾願也。吾平生大願，欲請鉅款設一極大醫學，以中醫《內》、《難》長沙書為主，唐宋元名家為輔，而以泰西醫學參之，附立傷科、產科、兼立醫院，以為實地練習，藥物檢查，所以杜藥肆偽混。開中華四千年未有之業，造億萬姓健全之福。此願若遂，竭終身心力為之，不限止境，不營他業，庶幾不虛生斯世乎？”(二，615)清季惲毓鼎曾奏設醫學堂，“經理多不中程，又以款絀而廢，至今以為憾事。倘得由國家發款，歲得十萬金，在京師建絕大校舍，延聘名家，參以西說，而於其旁兼建醫院，以資實驗，收效必宏，中醫庶有昌明之一日。雖使餘終身從事於其中，亦所願也。”(二，608)
在醫學研究會全體會員大會演說時，惲毓鼎詳盡闡明瞭自己對於中醫的看法和抱負：“中國古聖賢醫學，實能兼西學之長。凡生理解剖、實驗化學，《內》、《難》、長沙、孫真人皆詳其功用，而六經氣化之說，精細分明，確有憑據(此等處皆引經說以證明之)，無分毫影響，斷非西醫所能夢見，蓋其程度尚不足以語此也……吾輩如能以西人研究科學、心理學、算學之心思眼光，研究《內》、《難》、長沙《千金書》，必能契古聖之心源，發前人所未發，中國醫學將有大放光明之一日。否則，我不自求，泰西明達者流漸知《內》《難》諸書之可貴，以深銳心力代發其藏，而華人反師西人以求中醫之微言大義，豈不大可恥乎？此實吾黨之責也。”(二，613)所說確有見地。一個世紀過去，中醫的存廢問題至今眾說紛紜，不能適當解決。如果當時能夠用其所長，惲毓鼎本人及中醫的命運或許都會有所改變。
惲毓鼎一方面繼續向遜清皇室盡臣民的忠義，另一方面則努力適應民國公民的身份。其建立極大醫學的夢想，就並不排除由民國政府主導。12月20日，惲毓鼎投票選舉眾議員(二，620)，並認為伶人田際雲(想九霄)當選大興縣議員“玷辱議會甚矣”(二，622)。除夕夜，惲毓鼎照例賦詩一首：“萬馬光陰挽不還，又隨燭影照衰顏。妻能知足家門樂，兒解分勞老境閒。故國遺蹤輕似葉，一年今夜重於山。永和癸丑明朝是，水竹何時卻閉關。”(二，628)其心境躍然紙上。
惲毓鼎的觀念行事準則，在一封致兄長的信中有明確詳細的表達，只是很難用今日的觀念來理解，他說：
民國雖建，大難方興。風俗之奢淫，人心之詐巧，至吾蘇而極。劫運之交，殆將不遠。直隸淳樸儉苦，猶存老輩典型。恆趙深冀之間，至今尚奉宣統正朔，確守遺經，不知革新為何事。竊以為元氣淳厚，一時未易散也。至於北京為爭名之地，非閒野所宜居。青島託庇外人，尤非所願。又凡都會碼頭，生活程度過高，只便仕宦經商，而不便久寓。愚意擬於恆趙深冀間，擇其文質相間者而卜居焉(過於固陋之處，用途雖省，而培植子孫則不相宜)，終其身為北人，不復作首邱之想矣……攝政三年，親貴遍佈朝列，賣差賣缺，竟成市場，正人屏諸卑閒，危論付之不省。稍有知識者，皆知國將亡矣。革命軍興，推到惡濁政府，士農工商翹首以盼幸福，不料自私自利之見，更甚於專制之朝，統一無期，秩序不定，膠膠擾擾，如在夢中。志士心灰，外人齒冷。此中局面，萬不能長。以愚意測之，滿清無望中興(親貴之心死矣)，共和決難成立，待其水益深火益熱，有大英雄者起而收之，以君主之名，實行共和之政，吾中華將有雄視全球之一日。惜我輩不及見耳。我生不辰，其謂之何！弟燕暫棲巢，唯以看書、寫字、賞花為功課，安貧習儉，為得過且過之謀。平日喜用腦力，此心不能無所寄著。而近來新發明之學理，實有勝於舊說者，以餘力從事鑽研，亦頗獲饜心之樂。始而挽發作道士裝，亦可通行社會，無如髮根以逆挽而痛，且奇癢不可爬搔，其苦萬狀。繼乃思身體髮膚，貴乎適意，吾豈好辮哉！何必自尋苦吃！遂於亡國百日後四月初五之夜，毅然截而髡之，於是種種者變而濯濯矣……都中尚有一部分為清朝之官，如弘德殿、實錄館、崇陵工程、二陵、八旗、內務府、欽天監之類，具折謝恩，請安請假，皆直達內廷，欽奉上諭，有時亦有交片，蓋用法天立道小玉璽，五大臣署名(兩太保，內務三臣)。每日亦有宮門抄，稱為宣統四年，仍用舊曆。真自來未有之怪局。此為外間所不知之事，聊為兩兄言之，幸勿傳播，或生波折也(二，593)
仔細揣摩，惲毓鼎可謂文化遺民，只是其安身立命的文化不得不附著於君臣綱常的政體之上，難以自拔。
壬子新正，早就賦閒里居的葉昌熾(1849-1917，字蘭裳，又字鞠裳、鞠常，晚號緣督廬主人。原籍浙江紹興，後入籍江蘇長川。光緒十五年進士)還不敢相信自己已經身在共和時代。辛亥元旦，他曾在日記中寫道：“行年六十三矣，德不加進，歐風浸灌，新國民新少年如飲狂藥，吾輩如陳人宿物，舊時所學，盡成土苴。過新年後，只可蟄居不出，即以此日為始。”(25)可以說，對於葉昌熾而言，清朝雖在，山河已經變色，他也心如死灰。武昌起事以來，經過近半年的內心掙扎和獨自發洩，他只能面對現實。對於南京選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極盡諷刺，又表示“吾儕小民，但知有皇上諭，焉知總統令，從此黜涉不知，不復汙吾筆墨。”(十一，6883)雖然他期望平安，可是“天下安有無君父無政無學之國可以保治安哉？”(十一，6899)民國的一切，在他看來一無是處，因而隨時借題發揮，紓解胸中憤懣。如蚊蟲叮人膚吃人血以為糧，葉昌熾即聯想到“如今之政黨，殺無赦。”(十一，6974)凡舊友同僚出任民國官職者，都感到可惜可恨，頓有云泥之隔。總之一句話，民國不成其為世界，所以寧可與世隔絕。
湘中大儒王闓運(1833-1916，字壬秋，又字壬父，號湘綺，咸豐舉人，湖南湘潭人)於壬子正月初二才得知清帝遜位的消息，在他看來，“清廷遂以兒戲自亡，殊為可駭，又補廿四史所未及防之事變，以天下為神器者可以爽然。”(26)兩天後，王闓運作了兩首感時詩，“北望郵塵千里昏，杜陵憂國但聲吞。並無豎子能成事，坐見群兒妄自尊。元紀沐猴妖讖伏，樓燒黃鶴舊基存。請君莫灑新亭淚，且復清春指杏村。”“家家守歲歲仍遷，愁對清尊畫燭然。大壑藏舟警半夜，六龍回日更何年。憲期縮短難如願，遊宦思鄉且未旋。若補帝京除夕記，料無珂詠朝天。”(五，3161)可以窺見其心境。對於新政，他同樣不滿，以為造成軍界學界的種種悖逆，使得讀書人言行不一，“詩自忠節，行自叛逆，詩言涕淚，而方賀新國”(五，3162)。“整軍興學，遂令人不知順逆，何邪教之迷人如此，惜不令孟子拒之。”(五，3163)不過，王闓運年近八旬，名滿天下，好帝王之學，並沒有愚忠清室之意。後來他就任國史館館長和參政之職，雖是禮遇，也算是身心都踏入民國了。
附錄：文中所引各日記主人的齒序：王闓運—1833，沈家本—1840，葉昌熾—1849，張謇—1853，徐世昌—1855，那桐—1856，鄭孝胥—1860，紹英—1861，惲毓鼎—1862，吳虞—1874，許寶衡—1875，朱峙三—1886，胡適—1891，吳宓—1894，葉紹鈞—1894。
註釋：
①關於日記與歷史研究的相關性，詳見拙文：《日記內外的歷史——作為史料的日記解讀》，見呂芳上主編：《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上冊)，臺北：世界大同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第67-80頁。
②《汪榮寶日記》，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稿本叢書編輯委員會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稿本叢書》，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956頁。後李家駒與汪榮寶商議，未將此節寫入條文。本文徵引各日記，除首次出現以文尾註標出所有信息外，後續一般僅夾註卷、冊及頁碼。
③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北省暨武漢市委員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館、武漢市檔案館編：《湖北實錄館?武昌起義檔案資料選編》(上卷)，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10、325、329頁。相關各處記載日期有所出入。
④(24)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61頁，第578頁。
⑤《汪榮寶日記》，第1059、1077頁。
⑥(17)中國歷史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1376頁，第1705頁。
⑦《沈家本日記》，[清]沈家本撰、韓延龍、劉海豐、沈厚鐸整理：《沈家本未刻書集纂補編》(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1342頁。
⑧《朱峙三日記》，辛亥革命史研究會、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編：《辛亥革命史叢刊》(第12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66-267頁。
⑨葉至善、葉至美、葉至誠編：《葉聖陶集》(第十九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75頁。
⑩(11)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自編年譜》，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第108頁，第198頁。
(12)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1)，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70頁。
(13)北京市檔案館編：《那桐日記》(下冊)，北京：新華出版社，2006年，第709頁。
(14)《徐世昌日記》手稿。
(15)《紹英日記》(第二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第281-283頁。
(16)許恪儒整理：《許寶衡日記》(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397-398頁。
(18)陳衍：《石遺室詩話》(二)，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95頁。
(19)《順天時報》1914年7月16日。
(20)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90頁。
(21)張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圖書館編：《張謇全集》(第六卷)，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662頁。
(22)中國革命博物館整理、榮孟源審校：《吳虞日記》(上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頁。
(23)參見譚悅：《清代逆倫行為的認定與量刑》，《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2期。
(25)葉昌熾：《緣督廬日記》(10)，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584頁。
(26)王闓運：《湘綺樓日記》(第五卷)，長沙：嶽麓書社，1997年，第3161頁。
文章來源：《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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