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停擺的不是一輛輕卡,而是輕卡上馱的日子


疫情下,停擺的不是一輛輕卡,而是輕卡上馱的日子

二○一七年住進的這個小區是一處回遷樓。

工程進行到三期,也就收了尾,此時,前邊的入住已經飽和十來年,樓裡樓外都蒙了些風霜,電梯動起來氣喘吁吁,似有了一把年紀。最後兩幢樓坐落在小區東北角兒,其中前邊一幢作為商品還待字閨中,後邊這幢入住率不足百分之十。一個手裡握著十套回遷房的原住民,因為在河套裡養雞蝕了本兒,急於“救火”而出售樓房,我才得以走進回遷部落,成為這“不足”中的一部分。

從二十四層樓上望出去,沒有“一攬眾山小”,拉近眼前的一切倒是動搖了我與這世界原本的距離感,比如樓下停的這輛輕卡。

車的概念在我是個盲區,它們的紛繁複雜對我來說實在是一種浪費。知道了車的名字,順帶知道了世上還有“輕卡”一詞以及它背後的含義。那時,夏天正準備撤離,秋天整裝待發,路燈下有二三十人在跳舞。這種運動形式被泛泛地稱為廣場舞,像這樣在兩樓之間不大的空場,一轉腰一踢腿磕碰不著,草坪邊的牙子上支起個ipad,哼哼嗨嗨地唱,老老少少跟著動起來,也叫廣場舞。一輛磚紅色的汽車從環道上抹過頭來,大燈閃了兩閃收掉後它遲疑著,不能停在路口,也不便繼續前行,見人群不予理睬,就往前又挪蹭幾步,停下來熄了火。

有人跳熱,脫掉外衣回身搭到欄杆上,那是前幢樓門口旁側坡道的圍欄。有人一邊嚷嚷熱一邊到臺階上七零八落的袋子裡找水喝,臨了卻猛然想起自己匆忙出來忘了帶。

於是有人笑她:“都六十多啦,記吃不記打,天天就你個水癆兒,還十天有八天不帶。”

“我這不是忙嘛,你敢情吃涼不管酸兒。快說,哪個是你的?先借點兒喝!”

“渴你不會吃三順車上大桃兒?還解饞!三順剛回來。”

“你快拉倒吧!那還不把傻三順坑死?得了,我還是上樓喝去吧。”

疫情下,停擺的不是一輛輕卡,而是輕卡上馱的日子

一個矮墩墩的身影離開了舞場,就像離開她勞作的農田,鬆弛的背影已然制式化的,猶如一個在模具裡經加熱、澆鑄而後冷卻過的鑄件,從那背影,也不難數出生活裡的日升月落。

果見車廂裡碼著專門用於盛放水果的黑色塑料筐,從它的縫隙可以看到裡面紅綠相間的桃子,那個叫“三順”的人一時還沒從駕駛室裡出來。

每天一早一晚,我在樓下遛彎兒,卻從沒注意過這輛車。小區有地下車庫,能進的都去了那裡,不能進的留在外面。遛彎兒的人並不多,尤其早上。每天迎頭相遇的總有兩個人,一前一後隔著有一米遠。一望便知是父子,不僅長相一致、穿戴一致,甚至連走路的步幅、頻率、身體前傾的姿勢也一模一樣,若不是兒子高於父親,簡直就是兩枚黑色感嘆號,在小區水泥環路上每天完成他們一圈又一圈的喟然長嘆 。

秋天一眨眼過去了,氣溫在一天天做減法。晚上站在窗前凝望外邊的清輝冷月,感覺自己就像一隻蠶,彎在舊色的蠶繭裡。低頭看見那輛車靜靜地待在朦朧的月光下,身旁一盞路燈額外補了片光,使它看起來就更像一片深秋的落葉,帶著幾分倦意泊在舞臺上。這時候已經知道了它的名字——奧鈴捷運,這名字不像是給一輛車,倒像是從《詩經》裡跑出的句子。我曾在沒人的時候走近它,當辨認出前額上寫的是“中國勒芒輕卡耐力賽唯一指定賽車”時,心裡似乎還釋然地“哦”了一聲。

每個凌晨的四點十分,奧鈴捷運就在樓下吭吭哧哧啟動,沉悶的聲音傳上來,儘管顯得很剋制,淺睡中的我還是會在它轟然一聲遠去的亢奮裡徹底清醒過來。有時可能再度沉入夢鄉,有時則漫無邊際地七想八想,等到天亮時,生活一如既往。

那輛車一走一整天,沒人也沒車的前後樓之間空空蕩蕩,空氣舒展到稀薄。汽車停過的地方有幾片柴油的汙跡,深深淺淺,從旁經過,沖鼻子的味道冷不丁冒上來,就像尋常日子裡一個惡俗的伏筆,不及草蛇灰線的輕巧,更沒有伏脈千里的耐性。想到那不過是奧鈴捷運的排洩物,不由心裡又苦笑一回。

疫情下,停擺的不是一輛輕卡,而是輕卡上馱的日子

晚上,吃過飯的人們陸續從各個門洞裡出來,散步的散步,跳舞的跳舞,遛狗的遛狗。七點十分,奧鈴捷運準時從小區門口盤盤繞繞游過來,停到原地歇下來。

有兩次看到過那個叫“三順”的人。第一次是在小區裡,他從車上下來,三十大幾的樣子,普通如一面舊磨盤。來到平地上,他邊走邊打開一個拉扣,從身上卸下黑色的腰包,一隻手拎著。那一小兜暗色,想必會變成他以後日子裡的薪柴,換來些許暖意。

另一次是在街上,那天我去超市買油鹽醬醋。

在相隔兩條街的一個路口,一輛看著眼熟的磚紅色汽車,頭朝裡,車幫敞開,半車鮮豔的橙子朝向大街,地上還有兩箱豆角和幾捆小白菜。這時我看到那個叫三順的人正將一兜橙子放到一個人的車筐裡,騎車的人走了,三順坐到馬紮上,肩頭倚住車尾巴,翻看手機。顯然他是每天去早市批發果蔬,然後在離家並不遠的地方賣掉或賣不掉地守著一整天。

疫情下,停擺的不是一輛輕卡,而是輕卡上馱的日子

如果不是採購日用品,輕易我不去超市,像吃菜的問題小區門口就能解決,既方便又便宜,菜也新鮮。小區後邊有條大堤,堤後是河套,一條大河坦坦蕩蕩自西流向東。小區裡有不少人家所餘不多的口糧田就在河套裡,所以當那個賣菜的男人說他的菜是自家種的時,我一點兒都沒懷疑。那男人六十多歲,雪白的頭髮留著板寸,黧黑的臉,身形標準地彎著。不怎麼厚道的是,有一天我買西紅柿,他說欠點兒,再給你添一個。遞給我紮好的袋子,等到家才發現,那個西紅柿……壞透了。跟著一同壞掉的還有我的心情。說起來可能是行業裡的約定俗成,但這種小聰明到底挺招人煩的。

好在賣菜的不只白髮板寸一家,還有左鄰右舍。他的旁邊是個壯漢,笑起來哈哈哈震山響。他賣的生菜竟然有幾種,都是超市裡不曾見過的,青秧活性兒,鮮脆得要輕拿輕放,否則就給你來個一拍兩散。有意思的是這個人沒手機,遇到不帶現金的主顧,他讓人家去掃旁邊女攤主的二維碼。如今的小商小販,可以沒有秤,可以不帶錢包,攤子上斷斷不能少了一片塑封的二維碼,那是標配,可壯漢偏偏沒有。一斤菜一塊五毛錢,稱完了一斤六兩,他直著倆眼問我:“多少錢?”見我疑惑不解,他接著說,“你算吧,我不會。”然後自嘲地哈哈大笑。問題是……這個我也不靈光。一來二去,再買菜時他會說:“拿去吃吧,甭給錢,自個兒家出的!”哪能不給呢?不但給,菜價我還不問了,零頭兒也不必找,直看得旁邊的白髮板寸臉色鐵青。

自打拉黑了白髮板寸,我對他基本上視而不見。有時候最先入眼的是地上湛青碧綠的蘿蔔,等停下腳步再抬頭看清一張臉時,拔腿便走,哪怕我就是為買青蘿蔔去的。

買菜的人本就不多,三三兩兩的路過。那天,因為不是正時正晌,白髮板寸和壯漢坐在他倆的平板車之間下象棋。直到我挑好兩樣菜裝進袋子,也沒人搭理。我說:“嗨,還要不要錢啊?”沒等攤主壯漢說什麼,倒是白髮板寸接過去說:“衝啥不要!不要這兒幹啥呢?”儘管說這話時他一直沒抬頭,但裡邊的惡氣是爆了表的。我愣了一下,放下菜就走,身後傳來喊聲。

人與人之間長出芥蒂,竟像地裡的草,那麼容易生存又四處蔓延。

賣菜的壯漢說他“十年前栓過”,語氣之平淡像是在說他的幾溝蔥或幾畦韭菜。這個像牛一樣強壯且能朗聲大笑的人……我以為生活裡的磕磕絆絆、為難著窄會繞過這樣的人,看來這是我的一廂情願。

偶爾看到白髮板寸從一個樓門裡將菜筐搬進搬出,從別人口裡知道他跟著閨女住,就在離我不遠的一幢樓裡。可以想見,不大的空間裡,擠擠蹭蹭,姑爺是否好脾氣?閨女是否奔波勞碌?一個“多餘的人”是否要使出渾身解數來證明自己的不可或缺?壯漢說河套裡沒有白髮板寸的地,他的菜都是早上從批發市躉來的。儘管我不去買他的菜,可看到有人走近他的菜攤兒,還是莫名地感覺出了寬心。

疫情下,停擺的不是一輛輕卡,而是輕卡上馱的日子

冬天說來就來。兩枚“感嘆號”的頭上各自多了一頂藍黑色同款毛線帽。春節前後,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爆發,他們的臉上也多了片藍色的一次性口罩,這對像晨鐘一樣每天在小區裡敲響的父子如一幅暖人的畫面。

爺兒倆每天都邊走邊聊。說張三李四家裡的新聞舊事,也說疫情的拐點;說賣菜的全給轟了,也說小區外頭那些買不起車位又不甘心租的車們,被物業像羊群一樣趕來趕去……

這天,父親說:“這兒有個紙箱子。”

兒子說:“嗯,裡邊還有仨酒瓶兒。”

父親說:“撿著吧。”

兒子說:“嗯,那我是先擱樓下還是先送上去?”

父親說:“擱樓下那還不丟嘍?!”

兒子說:“嗯,那您先在門口兒等著我。”

關於三順,最意外的一次是從他停穩的車裡開門出來個女人。小巧、清瘦的樣子,大概是他的媳婦。馬上就要過年了,兩人手裡拎著大大小小的袋子,這也是唯一的一次我見到他們兩個。

沒過兩天,武漢開始封城,這邊小區也開始限制出入,零星幾個本地病例的出現鬧得人心慌慌,裡裡外外鴉雀無聲。

奧鈴捷運在樓下苶呆呆發愣,它本來是做足功課要在春節期間大幹一場的,五彩繽紛的節日禮盒端端正正排滿車廂,現在卻只能按兵不動。一天不出車,一天就沒有收入,暫且不去直面那個血本無歸的可能……停擺的不是一輛輕卡,而是輕卡上馱的日子。

大年初四的凌晨四點十分,我又在奧鈴捷運的輕吼中醒來,接下來卻不知道是該給它松心還是更多擔心。

又是早出晚歸,又是車上東西時多時少。在已經沒有任何行人的小區環道上,這天,奧鈴捷運七點十分沒回來,八點多也沒有,到了第二天也沒見它的蹤影,地上大片小片的油漬在一點點變淺。春天,在人們閉門不出的日子裡,嘀嘀嗒嗒默唸著準備邁出的腳步。

疫情下,停擺的不是一輛輕卡,而是輕卡上馱的日子

作者簡介:高勤,文學愛好者,河北香河人,稅務部門退休。河北省作家協會、散文學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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