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動物盜獵與販賣鏈條的發現，往往有公眾舉報、交警查車、動物保護志願者舉報幾種。而志願者的舉報，在其中佔據著不小的比例。
盜獵、販賣涉及的環節較多，並多地輾轉，需要耗費時間精力跟蹤盯梢，甚至是取證。有時候甚至還得跟蹤車輛從一個城市到上千公里以外的另一個城市。
但大多地方的森林公安，普遍存在基礎設施差、人員配備少、經費緊張等共性問題，能顧及的範圍較為有限，只能靠民間的公益力量補充。
長期活動在津冀遼等北方地區的鳥類保護志願者劉懿丹，就取證與舉報過唐山、天津等催肥、盜獵的大案要案。當地有盜獵者稱，如果劉懿丹休息個一年，他就能多賺200萬。
這些動物保護志願者，分佈在全國不同的城市。與其他類型的公益行為不一樣，野生動物保護的志願者很少有機構化、職業化的。
這些志願者，每個人的出發點都不一樣。其中有諸多信佛子弟，認為生命平等，鳥獸亦然；有的志願者是從生態平衡，生態安全的角度出發；有的從事野生動物相關知識的研究，認為能發揮自己的價值，做到些貢獻；還有人出於對動物的愛，覺得盜獵販賣食用等行為殘忍等。
天將明的志願者團隊，一開始以候鳥保護為主。2016年是候鳥盜獵猖獗的時候，他們親眼看著大批大批候鳥被滅絕性捕殺。後來，他們也開始注重利用網絡，關注保護所有野生動物。
互聯網是一個可以創造神奇效果的工具，這對於盜獵分子也是一樣的。就像高壓電捕獸機，不僅可以快捷網購，還能通過網絡獲知技術更新升級出來的最新款。不同販賣環節直接的溝通與交流，以及野生動物的終端銷售，也都開始湧向網絡。除了常用的社交工具，在抖音、快手、QQ空間、網絡論壇裡，關於捕獲、殺害、售賣野生動物的內容都廣泛存在。
同時，對於動物保護志願者而言，互聯網也是一個能夠充分發揮作用的陣地。網絡對動物保護資源的整合效率極高，包括社會資金的支持、一線動物保護志願者之間的聚合與通聯等。此外，網絡還能很好地通過盜獵等內容的傳播，讓社會公眾加深對動物保護的認識。
這幾年裡，天將明的團隊在各種網絡平臺、論壇蒐集野生動物傷害線索，舉報給執法部門。他們也聯合全國多地誌願者，進行一線的反盜獵巡護，包括暗訪舉報非法鳥市、農貿市場售賣野生動物等。
最近為人熟知的，是推動淘寶、閒魚、微店、轉轉等購物平臺下架獵捕工具。同時，他們推出了微博與微信公眾號“反盜獵重案組”，長期關注野生動物販賣相關鏈條。這種滲透式的監督與舉報，導致網絡方面的非法盜獵、販賣野生動物的人員也越來越謹慎。
劉懿丹則帶領兩三人的團隊，更多地集中在一線，主要和鳥類盜獵進行鬥爭。她長年累月地處在跟盜獵人員衝突的狀態裡，被圈子裡的人稱為“野保（野生動物保護）急先鋒”。
2007年，劉懿丹聽說天津千里堤有很多小鳥被抓，並且會送往餐館，便開始掏錢買鳥來放生。僅2013年，她就放生二十餘萬隻。不過，這種方式其實會變相地支持盜獵行為。
2014年，一個囤鳥的販子告訴劉懿丹，她買的這些鳥，在天津市只是冰山一角。每日天津有五個鳥站大量收購野鳥，多時幾十萬甚至更多。她就算散盡家財，一天最多也只能救一萬隻。
從此劉懿丹走上了鳥類保護的公益之路。鳥類保護的一線行動，不外乎通過網絡、巡查等各種方式，找到各種圍獵鳥類的鳥網、催肥窩點、養殖場囤鳥點等進行拆除、取證、舉報等。
這看似簡單的事項，卻要每天以戰鬥的狀態應對。很多時候，一處鳥網有十幾張，一張幾百上千平方。幾萬平方米的捕鳥網，一拆就是一天。
她和團隊經常要拆到凌晨兩三點才完成。有時候今天拆完，明天又冒出了新的。當然，捕鳥者可不會任意讓你拆卸，在他們的角度，這些網都是他們的私人財產。所以，對峙、衝突等情況也時常會發生。而且，拆完這處，再往下一處，就是又一次的翻身越嶺。
工作強度過高，讓團隊裡的同事也時常和她爭執。甚至長期跟隨劉懿丹巡護的司機也抱怨工作時間長，強度大。
劉懿丹的團隊有兩三名全職志願者，資金有時候是網友的支持，但也較為有限。由於團隊人數少，平時的花費多是劉懿丹自己墊付，每天的車油錢就佔到花費的一半以上。
不過，劉懿丹繼續再拆十年，也拆不完那些陽光下若隱若現的捕鳥網。這是一張遍佈全國的龐大網絡。從地下到網上，從東南到西北，從城市到鄉村，從森林到戈壁……即使你問心無愧，卻也微不足道。
行動艱辛而危險，容易造成人員衝突，而且公眾對野生動物保護的認識和關聯感都有限。因此，野生動物保護的公益行動，在公益行業裡就是個小眾分類。這個圈子裡，來來回回不過是天將明、劉懿丹等人。
“最大的困難就是缺錢少人。所有行動經費、人員工資等主要依靠社會募捐，比如騰訊99公益日。總體來說，公眾對於野生動物保護這塊的關注度和認同度還是不高。另外，志願者最倚仗的執法人員、野生動物主管人員，能力參差不齊。甚至不少主管人員都缺乏基本常識，缺乏野生動物保護意識。這些都是我們所面臨的困境。”天將明說。
志願者衝在前邊，警察呢？
我問過幾個當森林公安的朋友，他們都跟我說，他們從不覺得自己是警察。
2019年年底之前，森林公安就是林業局分管的一個部門，財權和人事權都隸屬同級的林業主管部門。作為一個“存在感不強”的業務模塊，他們普遍存在人員配備少、人員業務素質參差不齊、經費有限等問題。
關鍵是，此前他們沒有獨立的行政執法權。依照《森林法》第20條規定，森林公安行政執法權只能在林業主管部門授權下，或以林業主管部門的名義進行。嚴格執法和執法公信力一直都飽受質疑。為什麼？比如林業部門監管的養殖場，往往因林業局的行政干預，森林公安難以查處，責任人很難得到追究。
森林公安也不容易。
中國野生動物按照陸生和水生來劃分，陸生的歸林業部門管，水生的歸農業部門管。林業部門和農業部門都是法律規定的，具有野生動物人工馴養繁殖許可證的發證機關，同時也是對這些人工馴養繁殖場進行監管的部門。
林業部門往往和野生動物養殖場、經營利用商戶等關係甚密。從辦證到例行檢查，到證件年審等都要往來。集“運動員”和“裁判員”於一身，造成林業部門普遍執法查處不積極。
在2020年之前，森林公安一直歸林業部門分管。2019年12月30日，森林公安局從國家林業和草原局轉隸公安部，擁有了更多的執法空間。改革之後，一般來說林業管行政案件，森林公安管刑事案件。
也就是說，現在去市場查到許多野生動物，只要沒有國家重點保護物種，夠不上刑事立案標準，還得交給林業去辦。並且，在業務上，森林公安當前依然要接受林業部門的指導，這會否影響野生動植物保護監管執法的力度？很難說。
對於涉及野生動物盜獵與販賣的犯罪，森林公安經常只能是“下不為例”。天將明與動物保護群體舉報一些盜獵行為，經常會遇到執法人員說，“野生動物違法犯罪行為社會危害性小”。在他們看來，這更多的是法律本身就把野生動物當成可利用資源看待，並未和國家生態安全和公共衛生安全聯繫起來。對野生動物相關的犯罪行為，普遍輕判。
隨著疫情病毒來源於野生動物說法流傳開來，野生動物的販賣問題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2月26日，國家林草局便明確：停止以食用為目的的出售、運輸野生動物等活動。同時，全面加強非食用性利用野生動物的審批和監管。一旦發現以食用為目的獵捕、交易、運輸野生動物等行為，嚴格按規定懲處。
不少媒體稱，這對全國野生動物人工繁育、交易、流通和消費市場來說，將是有史以來最為劇烈的“地震”。不過，“震”還是“不震”，還得看這個“規定”的力度問題。
“一般查獲此類案件，執法部門往往沒收或進行行政處罰，情節特別嚴重的可判10年有期徒刑。但據不完全統計，此類案件80%判的是緩刑，不具備有效的威懾。”江西省森林公安局法制辦黃小勤說。一般而言，對盜獵者適用的大多是“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
當然，那些盜獵5萬隻的，同樣會以該罪判罰。一般而言，只要不是“情節特別嚴重”的，標配都是判三年緩刑三年。至於“情節特別嚴重”的，比如在黑龍江扎龍溼地用呋喃丹毒殺2萬隻野鴨，價值900萬元的案件主犯王國文，適用的罪名也是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由於投毒等情節過於惡劣，判了6年。
這其中涉及適用罪名的問題。非法盜獵與販賣野生動物，尤其是非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可適用的罪名不多，主要有非法狩獵罪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
但非法狩獵罪的客觀方面必須具備“在禁獵區、禁獵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進行狩獵”這個前提。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也就是，明知是非法狩獵來的野生動物還購買的，數量達到50只就可以以該罪定罪處罰。
看似簡單明瞭，但其實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執行起來也是一件困難的事。包括需要查清每隻野生動物是誰出售的；每隻野生動物的狩獵地與狩獵時間、狩獵每隻野生動物使用的是什麼工具；每個狩獵人在禁獵區、禁獵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獵野生動物的數量等。
種種原因，造就了行業裡流傳甚多的“三多三少”現象：即行政處罰的多、刑事處罰的少；處罰個人的多、處罰單位的少；判緩刑的多、處實刑的少。行政執法處罰過輕、刑事判決無關痛癢，甚至比行政處罰還輕。犯罪成本過低，根本無法形成震懾。
“現行的《野生動物保護法》就是一部“野生動物利用法”。甚至有不願具名專家直稱，就像野生動物馴養繁殖產業監管不到位，直接導致了大量非法野生動物從這條渠道流向市場。
野生動物與人類社會的衝突
養殖場的野生動物要被取締，也並非野生動物保護就宣告成功了。比如說，那些在地下流通的野生動物數目不菲，更不可能具備檢驗檢疫的條件。
最關鍵的，就是打破野生動物商業化繁育和利用思維，真正轉向保護。但保護作導向，是無法加入尋求利潤的資本撬動產業化的，這就讓地方政府失去了積極性。
中山大學保護科學團隊以生物多樣性保護為導向。其團隊主要負責人黃程博士認為，目前野生動物保護最大的難點是與經濟發展的衝突。同時，政府、開發商、當地住民都可能捲入衝突之中。
如何在新疆保護40年後才重現的白頭硬尾鴨？
騰訊公益平臺上，由烏魯木齊沙區荒野公學自然保護科普中心（簡稱荒“野新疆”）發起的“一起守護白鳥湖”，其項目也許是這種衝突與出路探索的縮影。
烏魯木齊市中心向西14公里，天山泉水和融雪在這裡彙集，一度在國內消失40年之久的白頭硬尾鴨在這裡重現，於是命名為白鳥湖。2007年，珍稀的白頭硬尾鴨重現白鳥湖後，每年4月初它們都會抵達這裡落腳，與這種瀕危動物同時抵達的還有城市開發建設者、盜獵者們。
白頭硬尾鴨
“荒野新疆”組成了白鳥湖巡護隊。多年來，團隊通過騰訊公益平臺、99公益日進行公募，投入對白鳥湖生態和白頭硬尾鴨的保護。但他們發現傳統“熱心”路徑的保護動作，並不是最優選擇。
你以為守護好動物本身，就守護好了動物，那是一種天真。
2016年6月，一群好事者來到這裡掏鳥蛋。他們一個星期來掏一次，有遊野泳的，有附近的建築工人。如果不是巡護隊員報警求助，那次43顆鳥蛋包括8顆白頭硬尾鴨蛋就進了人類肚皮。在白鳥湖巡護隊隊長巖蜥看來，“保住了鳥蛋，就可能保住了白頭硬尾鴨的新生命”。
衝突還來自這片土地上生活的少數民族，如哈薩克族等原住民們。掏鳥蛋食用，已經是他們的傳統生活習慣。
為了消弭衝突，“荒野新疆”團隊曾經用善款買來很多雞蛋，贈予欲來白鳥湖掏鳥蛋的入侵者和為原住民提供協助。但最後他們發現“這並沒有什麼鳥用”，因為更大的危險正在到來。
城市發展的水泥鋼筋逼近白鳥湖，直接影響這個種群的生死存亡。
房地產開發挺進白鳥湖。
“荒野新疆”團隊決定重新審視動物生態保護的科學性，以及時代的變化。城市建設和人類活動，這是無法簡單阻止的。於是他們轉向基礎研究、數據收集、長期監測，形成環境、動物保護報告，以此建言政府主管部門，引導合理的規劃和開發。
騰訊集團高級公關經理黎明曾到白鳥湖走訪，他簡潔準確地指出：白鳥湖旁的高檔樓盤依水而建，人們已經無法阻止房地產。
但保護團隊向政府和開發商建言，城市發展、房地產建設和動物保護是可以形成共識的。“只有一起保護好白鳥湖，珍稀的白頭硬尾鴨還在此出現，樓盤才能賣得起更高的價錢”。直白來說就是，珍稀的白頭硬尾鴨可以是一個名片，無論於政府還是樓盤。
最後，多方達成一致。2016年8月，“荒野新疆”白鳥湖保護項目上線騰訊公益平臺。
像“荒野新疆”這種另闢蹊徑的動保團隊，嘗試用一種更加“互聯網”的實用主義，去承接傳統動物保護的單一理想主義。
除此之外，鼓勵全社會參與野生動物保護，是志願者們最希望能做到的事。讓媒體和公眾真正有效監督起來，那將給野保工作帶來巨大的力量。作為一個資深的野生動物保護志願者，在他看來，社會與公眾的長期對野生動物的盜獵販賣無感。
“不然，公眾會覺得我們很偏執，很矯情。”
一個塗滿灰色的產業鏈成型以後，很難說我們能輕易地扼殺某個環節來將它終止。在我國廣袤的土壤上，有成千上萬種野生動物，卻也有成千上萬張拉開的大網，和更多數目的嘴。為反盜獵奔波的人們，大概遠遠不夠。
“沒有買賣，就沒有殺害。”野生動物保護，在呼喚全社會的力量。口腹之慾積累起來，可以催生一個物種的滅絕。在生活之前的，是生命和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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