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蘇軾不是一個政治家?

瘋狂的3哥


蘇軾政治家的一面被他的詩詞給遮蔽了,事實上,蘇軾政治方面顯示出來的思想高度和深刻性,甚至現代性,以及實踐中做出的政績,往往被大眾忽略而不被認知,實在是太可惜了。舉例來看:

1.關於邊境制服匈奴的軍事問題。他在一次大考中所作的《御試製科策》,有層層遞進的奇思妙想。此文章很長,在這裡,我只是簡略要之:國家的邊境安定嗎?假象。因為匈奴的威脅從來沒有制服,主要問題在西域不通,不通在於被西夏佔據的靈州擋道,靈州奪不回在於我們的軍隊太懶散了,軍人能力低下緣於朝廷拿了太多的財政資金富養著這些軍人,最後得出“以不聲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

怎麼解決呢?讓接壤靈州的陝西秦地獨立,成為一個政治實體國,這樣靈州和秦地就會打起消耗戰,秦地為了自我強大,自然會在邊境屯田,以耕養戰,秦地就變成了大宋的一個屏障,朝廷坐觀其變謀取漁利好了。

順帶解釋,割讓土地,在現代具有強烈的國家意識形態感,但在蘇軾時代,只把土地當成為朝廷服務的資源。

2.關於財政開源節流的問題。國家安亂、百姓富貧,與財政的開源與節流有很大關係。蘇軾年輕時,就寫出了《思治論》,提出了當時財政管理中存在的嚴峻問題:道觀用度太燒錢,宮殿建設太奢糜,食鹽、錢幣管理失控等,並且,蘇軾對這些問題,都具體的提出了改革措施和建議。

3.關於國家供養的三類冗餘人員的利與弊。蘇軾在他的《論養士》中,大膽提出“接納必要的惡固然不好,但斬盡殺絕必要的惡只會更壞”。

所謂的“三冗”人員,就是“冗兵、冗官、冗費”,冗兵,帶來的是官兵戰鬥力下降;冗官,致使官員好吃懶做;冗費,造成官府行政效率低下。

但是,各種“冗”的改革措施無非就是“精兵簡政”,而精簡的只有四類人,即智、勇、辯、力之人,都是一些不簡單的人,放到社會上,那就是不安定因素,如果政府養著他們,就算他們什麼也不做,也好過他們惹是生非。

4.蘇軾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政績單。蘇軾曾經在多個地方當行政一把手,更具體的說,就是當市長。

在揚州時,他發現漕運的問題,不是監管不嚴,而是監管後遺症引發的。漕運,簡單理解,就是南糧北調,蘇軾比對漕運30年的數字後發現,漕運總量一路下降,但是,損耗卻成倍增加。經過他小心求證,得出因為船工和押運人員,經年帶私貨增加收入的錢,被官府派駐稅務稽查人員,嚴查後補繳稅款後,船工等人怠工多了,這樣,漕運的損耗越來越大,所運貨物越來越少。蘇軾提出了改進措施是:增加細節的制約措施,但必須撤銷稅務稽查官,免去船工等人的公器私用長途販運收入的稅款。

在定州市,這裡窮土僻壤,蘇軾就盤算“空頭度牒”的事兒,多申請一份,就相當於本地多一份勞動力,少繳一個人的稅,他申請到了171份“空頭度牒”,一計兩得,地有人耕種了,稅收增加了不少。他在定州還成立了“弓箭社”,即省了徵兵的開支,又戰時勇猛無敵。

除此之外,大家都知道,杭州的蘇堤,有目共睹的蘇軾政績。

所以,如果認真回顧蘇軾的一生,他在政治上的建樹數不勝數,不給他冠以“政治家”的名號,是在委屈他了。沒辦法,誰讓他在詩詞上的才氣那麼大呢?


烏咪愛讀書


吃軟不吃硬,能伸不能屈。

這算是東坡的寫照吧?

其實從一開始,宋神宗就知道蘇東坡是冤枉的,之所以罰他,僅僅是因為他寫詩實在是在太過不小心,群情激湧之下,無非就是要做一個樣子罷了,大概意思就是說,你這個蘇東坡,以後少特麼在詩裡嘰嘰歪歪了,然後就乖乖上個摺子,承認一個錯誤,給朕一個臺階下也就OK了。

宋神宗從未把蘇東坡看成是敵人,因為這個文人就是一個文人,沒有什麼政治野心,更沒有什麼胸懷天下的理念,不想做權臣,也不愛什麼政治鬥爭。如果一個皇帝連這點都看不出來,這個皇帝也不用當了。

因此,按照常規邏輯,在眾官彈劾你的時候,上個摺子請罪,伏個低做個小,基本上不會引發後面那些亂七八糟的事情。

東坡偏不!這哪裡是一個政治家能做出來的事情,明明是戀愛中的少女才會如此任性,換做諸葛亮、狄仁傑、張居正之類的,肯定馬上大玩迂迴戰術,先將水攪渾,然後掀起一番罵戰,將重點從政鬥路線轉移為公報私仇,這水一渾就好辦了。

結果宋神宗騎虎難下!

第一次機會東坡浪費掉了!

不久,第二次機會又來了,他在被貶黃州後,1084年奉詔去汝州就任,結果半路上摺子說去不了了,又去常州。這實際上是神宗釋放的一個信號,而且是主動遞給了東坡一個臺階,因為汝州離首都不遠,把一個人調到首都附近意味著什麼沒有人會想不到。宋神宗也鬧心,原以為東坡會服軟,結果人家不鳥。也因為東坡詩寫得太好,千古之後,世人一定會從東坡的詩詞中罵他是昏君,所以無奈之下只好遞給他一個橄欖枝。

本來就沒什麼大事,你不認錯也可以,我讓你回到身邊總可以了吧?

東坡偏不!

這哪裡是當官的料!

神宗駕崩,東坡迴歸,吃了那麼多的虧,你倒是消停一些呀,少說話多喝酒多寫詩不好麼,非得書生氣發作說三道四,指手劃腳,結果又被踢到一邊。人間已經默認東坡是冤枉的了,好吧,外放總可以吧?於是又是杭州,又是澹州,又是常州。

眼不見心不煩!

如果他不寫那些失落失望的詩詞,有無數次機會等著他,正因為沒事寫詩寫詞發牢騷,讓逼得那些權貴不得不把他踢來踢去,沒辦法啊,殺又不能殺,升又不能升,畢竟他的詩詞會流傳下去,所有人都知道是自己害得東坡四處流離。

孃的,大宋朝就你一個好人行不?

我們都是昏君,都是奸臣,都是小人!!!

你見過如此天真的政治家麼?


亦有所思


他主要是文學家 書法家 畫家 。政治上他不為新黨舊黨所容,在中央政府無建樹,在被貶謫當小吏時修杭州蘇堤有點小作為。所以他不是一個政治家。


我是一文定天下


首先,我們來了解一下“政治家”的定義:

政治家是指那些在長期的政治實踐中湧現出來的具有一定政治遠見和政治才幹、掌握著政黨或國家的兩道權力並對社會歷史發展起著重大影響作用的領導人物。

很顯然,蘇軾的一生是不斷被排擠,遠離權力中心的。他先後離京去過杭州,密州,徐州,黃州,惠州,儋州,湖州等地任職,一生三遷三貶,最終在元豐十年,赴命到汝州任海軍團副一職時,客死他鄉,病逝常州,享年66歲。

提到蘇軾,就不得不提到蘇軾政壇上的兩位老朋友——王安石,司馬光

  • 王安石,中國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王安石比蘇軾年長十六歲,兩人都受到過歐陽修的提攜,又都是一代英傑。公元1069年,蘇軾從地方回到朝廷,此時,王安石已開始主持變法。蘇軾對於此次變法持否定態度,否定到什麼程度呢?每次只要王安石一上書推行新法,蘇軾就跟著上書說這個新法不行。面對日漸礙手礙腳,道不合不相為謀的蘇軾,王宰相略施小計,蘇軾便覺在京呆不下去,請求外放為官。

  • 司馬光,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


北宋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極力推行新法的宋神宗去世,宋哲宗繼位。母親高氏以太皇太后的名義臨朝攝政。高氏一向都是反對新法的,她上臺後,立即重用保守派的領袖司馬光。司馬光掌握大權後,全面否定新法,重用保守派人士。按說,蘇軾的春天來了,他可以大展宏圖了,但是,蘇軾對於司馬光全盤否定新法的做法很惱火,便跟他理論。結果,可想而知。

蘇東坡的一生隨心隨性,返璞歸真,一生都在踐行著“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灑脫。所以,這樣的蘇東坡,我們更願意記住他在文學,書法,繪畫上的成就;更願意走在蘇堤上,慢慢品味“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的美妙!



小幸運牙牙


蘇軾二十一歲科舉入仕,主考官歐陽修對其讚不絕口,曾感嘆蘇軾橫空一出,幾年後誰人還會記得歐陽修呢,可見蘇軾才華過人。作為一個文人,無疑蘇軾是極其成功的,留下了許多千古絕句,但是作為一個官人,卻一再遇冷,數次被貶謫,他能做一個好官但卻稱不上優秀的政治家。

初入官場,適逢宰相王安石極力推行變法,蘇軾認為變法需循序漸進而非一蹴而就,便屢屢上書新法過於激進,有諸多弊端,使得王安石等人極其不滿,於是安排人員向神宗陳說蘇軾錯處,迫其自請出京。

蘇軾的第一任妻子聰穎有識,內斂沉靜。她深知蘇軾是才子,懂得文章的好壞卻缺少生活經驗,更是不善於識人,於是每每有人上門拜訪,夫人總避於屏風後全程聆聽與客人的談話,事後分析時刻提醒。可惜夫人早逝,再無人商討,於是便有之後的深情悼念之詞“十年生死兩茫茫。。。”

烏臺詩案,原本例行公事的調任謝表,由於蘇軾是文人,寫出的文章常不自覺自帶感情,一些話被新黨抓住曲解,求情之人頗多,落井之人亦頗多。王安石當時已退休,卻也上書為其求情,蘇軾才能倖免於難。

神宗逝後哲宗即位,保守黨司馬光重新被啟用為相,前宰相為首王安石一派的新黨被打壓,蘇軾被召還朝後拜訪了已退休的王安石,二人推心置腹相處數日深入瞭解。分別后王安石感嘆不知道多少年以後才能再有蘇軾這樣有才氣的人。還朝後,蘇軾對保守黨拼命打壓新黨的作法不能認同,也看到了舊黨更加腐敗的現象,於是其又上書抨擊,此番作法再次引起舊黨的不滿,於是,又遭誣告陷害。

從蘇軾一生的為官生涯來看,很難融入當時的時局。蘇軾的性格比較適合寄情山水,寄情文學創作。所以蘇軾是優秀的文學家而非優秀的政治家。



年糕仔


因為蘇軾變成了蘇東坡……因為眼中有性……因為求真


宗兆睿


如果他是一個政治家,那他就不會數次被貶了

試問,哪一個政治家會主動去挑起權勢階層對自己的不滿呢?對於政治家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保存實力,並盡全力保住位置,哪一個像蘇軾那樣只圖心直口快,而不知進退呢?

我們來看看他一生的官場經歷:

1071年,已經是中央部委官員的蘇軾,因不滿王安石變法而上書陳述新法的弊病,引起時任宰相王安石的不滿,逼得他自請出京,到杭州去做了個小地方官——通判。

1074年,又被調往密州任知州;1077年——1079年任徐州知州;1079年4月任湖州知州。三年一調整,就沒讓他消停過。

就這樣,蘇軾也還是沒改他的直脾氣。上任湖州知州後,他給宋神宗寫了一封《湖州謝表》,裡面暗含諷刺新黨的語句。結果再度惹禍上身,1079年7月末,上任湖州才三個月的蘇軾被捕入獄,受牽連者數十人。這一事件史稱“烏臺詩案”。

這一事件幾乎導致蘇軾的生命終結,新黨們非要置他於死地不可。最讓人稱奇的是,退休在家的王安石居然破天荒地給他求了情,在朝野內外的一致努力下,他才得以保全性命,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並受當地官員監視。

從中央部委官員降到地方官,再由地方官降到一個小小的團練副使,這種仕途歷程絕不是一個政治家應該得到的下場。

可即便是這樣,蘇軾也依舊沒有改了他直言進諫的本性。

1084年,一紙詔書將他從黃州調往汝州。從黃州趕往汝州的途中,因旅途勞頓,他的幼子不幸夭折,路費也所剩無幾。他懇請朝廷允許他現在常州定居,得到批准。

1085年,宋哲宗繼位,司馬光做了宰相,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被打壓。蘇軾被複職為朝奉郎知登州,四個月後以被提拔為禮部郎中回中央部委工作。此後,蘇軾似乎迎來了好運,回到中央不到半個月就被升為起居舍人,三個月後又被升為中書舍人。不久,再度升遷,被授予翰林學士、知制誥、知禮部貢舉。

按說,吃了那麼多苦,重新又回到中央部委做官,這樣的機會實在是來之不易,蘇軾應該要捲起尾巴好好做人才是。況且,此時的蘇軾也已經近50歲了,也沒啥更好的前途了,好好守著當前的位置掙點兒養老錢得了。

可是,他偏不!他的倔脾氣又來了!

他看不慣司馬光那夥人打壓王安石那夥人的套路,覺得那也不過是整人,對於國家沒有絲毫好處。況且,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更加腐敗。

他的這一舉動自然是引起了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的不滿,逼得他在中央部委實在是沒辦法再待下去了。沒辦法,他只得再次懇請外調。

1089年,蘇軾被委任龍圖閣學士、知杭州。1091年,中央又把他調回,可沒幾個月他又因為自己的直言進諫得罪人被調往潁州任知州。

可他在潁州位置上還沒等坐熱,1092年2月又被調往揚州任知州。此後是一年換一個地方折騰他,1093年9月任定州知州,1094年6月任寧遠軍節度副使,再次被貶到惠州。

1097年,已經62歲的蘇軾被流放到海南儋州。

宋徽宗即位後,蘇軾相繼被調往廉州安置、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

1100年,朝廷大赦,蘇軾復任朝奉郎。可惜的是,他還沒等回到任上,就在常州逝世,終年65歲。

這樣坎坷的仕途經歷,翻遍歷史,恐怕也再沒有第二個人了。試問,他如果是一個政治家,怎麼就會過得如此艱難?


老春


政治家要玩弄權術,蘇軾不是。


木子家惠


政治上無建樹


70903545790秋月春風


在古代文學家中,本人最喜歡的就是蘇軾了。但從客觀理性的角度來講,蘇軾並算不上一個政治家。

首先,我們來看看什麼是政治家。有這麼一段描述:

而要想影響到社會歷史,成為真正地政治家,就必須滿足一定的條件:

1.政治家代表的不只是自己,背後往往站著一定的階級或者政治勢力,他自己則是其代表。

2.政治家必須掌握核心的政治權力,自己才有機會成為政治活動的中心,去支配別人進行政治活動。

3.政治家是事關全局的政治決策的制定者,他們的這些決定都會給全國帶來重大的影響。

4.政治家想要實現自己的目標和政策,就必須和形形色色的人去打交道,並且協調好、處理好各個方面的關係,所以必須是政治系統的組織者、協調者

其次,再來分析一下蘇軾是否滿足這些條件。

宋仁宗嘉佑二年,蘇洵帶著蘇軾與蘇轍進京應試,年僅二十二歲的蘇軾以第二名的成績高中。原本蘇軾的文章應該列為第一,由於當時科舉考試有糊名法,主考官歐陽修便以為是自己的學生曾鞏的文章,便把他列為第二。

殿試結束後,蘇軾和蘇轍的才華給宋仁宗留下深深地印象。回到後宮,他高興地給皇后說:“我今天為子孫得了兩個太平宰相”。當時的文壇領袖歐陽修也非常欣賞他,說“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

可是後來的事實證明,歐陽修的預測對了,蘇軾果然文章“獨步天下”,照耀千古。而宋仁宗的話則沒有實現,終其一生,蘇軾不是在被貶謫,就是在被貶謫的路上。

王安石變法的時候,他正在京城任職,由於反對變法,受到變法派的排擠。蘇軾沒有辦法,只好請求出京任職,來到杭州擔任通判,後來又擔任密州知州、徐州知州、湖州知州。

在湖州知州任上,發生了“烏臺詩案”,蘇軾險遭殺身之禍,後被任命為黃州團練副使。經過這一番折騰,蘇軾心中不免灰心,想要遠離政治紛爭,甚至要想把常州作為自己的終老之地。

宋哲宗繼位後,司馬光為首的舊黨上位,蘇軾也被召還朝,一路高升至翰林學士、知制誥,一度接近權力的中心。然而由於不滿舊黨對變法一棍子打死,於是他又受到舊黨的陷害和打壓。他又自請外調到杭州任知州,後來他更是被一貶再貶,一直貶到海南島的儋州去。

直到宋徽宗即位後,元符四年朝廷大赦,蘇軾才回到內地。可是到第二年走到常州的時候,他就去世了。

從考中進士到去世,蘇軾從來沒有成為任何政治勢力的首領人物,也沒有掌握過國家的核心權力,更不用說去制定國家政策,統籌協調各種關係,影響到宋朝社會歷史的發展。所以說,蘇軾是算不上政治家的。

而同樣作為北宋的文人,范仲淹主持過慶曆新政,王安石主持過王安石變法。他們的變法雖然都失敗了,但是他們都是變法派的領導,制定了一系列變法制度,也是他們統籌實施變法落地,給當時的社會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所以他們才算得上政治家。

最後,蘇軾有著強烈的政治理想抱負,但是始終無法實現。不過,國家不幸詩家幸,正是因為他的遭遇,才激發了他的創作激情,讓他在文藝作品中抒發自己的志向和感情。再加上他的才華,讓他創作了大量優秀的作品,散文、詩歌、詞、書法、繪畫等各領域全面開花,而且每一樣都達到了頂尖水平,讓他成為文學史上一顆耀眼的明珠,可謂是“失之桑榆,收之東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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