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煦濡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會看到一些奇怪的拼音組成的稱謂，比如，北京大學叫做Peking University而非Beijing University，孫中山為Sun Yat-sen而非Sun Zhongshan，香港叫做Hong Kong而不是Xiang Gang。要解釋這些今天看起來奇怪的現象，就必須從漢字拼音在近代的確立過程談起。

北京大學（Peiking University）校徽

香港為什麼叫Hong Kong？

01威妥瑪拼音——近代西方人確立的重要拼音方案

在歷史學界有一個廣為流傳的關於“常凱申”的趣聞，有一位歷史學家在閱讀外文文獻時碰到一個叫“Chiang Kai-shek”的陌生人名，於是順手將其翻譯為“常凱申”，卻沒想到這個所謂的“常凱申”其實就是大名鼎鼎的蔣介石。

這位歷史學者之所以犯了這樣的低級錯誤，是由於他不知曉蔣介石所對應的威妥瑪拼音。如今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仍可以看到威氏拼音的大量存在，像前面所提到的孫中山（Sun Yat-sen），此外還有孔子（Confucius）、孟子（Mencius）、功夫（Kungfu）、太極（Taichi）、茅臺（Moutai）、中華（Chunghwa）等，實際上都屬於威妥瑪拼音。

威妥瑪拼音產生的歷史背景是鴉片戰爭後大量的西方人來華。

第一次鴉片戰爭敲開了中國封閉的大門，大批西方傳教士、商人來到中國，這些人來到中國首先面臨的問題就是對於漢字和漢語一竅不通，而漢字本身不表音的特質給他們學習、拼寫漢字帶來了很大困難。於是一些西方人嘗試用拉丁字母來給漢字注音以方便學習，其中

1605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編寫的《西字奇蹟》開創了漢字拼音化的先河

威妥瑪是英國大使館秘書，1841年來華，1882年離開，在中國生活了長達四十餘年。他既是外交官也是漢學家，兼通粵語和官話，是個典型的“中國通”。1867年，由威妥瑪編寫的《語言自邇集》出版，旨在教導外國人學習北京官話口語。他自稱用了8年時間，幾易其稿才最終完成。威妥瑪在書中創立了用拉丁字母標註，以北京官話為標準的威妥瑪拼音。

這種拼音經多次改進逐漸成熟，成為 20 世紀上半葉最通行的漢語拉丁化系統之一，它廣泛運用於郵政通信、海外圖書館中文編目、中文人名及地名的譯音等。可以說，我們現在所使用的漢語拼音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威妥瑪拼音的影響。

威妥瑪（ Thomas Francis Wade）

威妥瑪所著《語言自邇集》

漢語拼音-威妥瑪拼音對照表（局部）

在威氏之後，英國駐華外交官翟理斯在威妥瑪拼音的基礎上加以改良，於1892年出版了一本《華英字典》，推出了“威妥瑪-翟理斯氏”拼音。1906年，上海舉行“帝國郵電聯席會議”，對中國地名的拉丁字母拼寫方法進行了統一和規範，基本是在翟理斯《華英字典》的基礎上稍加修改，進而形成了專門針對地名的“郵政式拼音”。

郵政拼音基本以北京官話為基礎，但對於廣東以及廣西、福建一部分地區的地名，一律按當地的方音拼寫。如福州（Foochow）、金門（Quemoy）、廈門（Amoy）、廣州（Canton）、汕頭（Swatow）、香港（HongKong）等。到此我們終於明白，香港Hong Kong稱謂的由來，原來是根據廣東話對香港的口音進而轉譯至拉丁字母化的拼音得來。

部分郵政式拼音與漢語拼音地名對照表

威妥瑪拼音及在其基礎上的郵政式拼音對於近代漢字拼音的建立和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歷經晚清、民國到新中國，仍持續應用於國內外諸多場合中，雖然威氏拼音如今早已棄用，但由於歷史慣性等因素，在一些已成習用的專有名詞中我們仍可以看到威氏拼音的身影，而如今香港政府所使用的粵語拼音，也基本上沿用了威氏拼音。

02近代國內拼音方案的探索

其實，漢字不表音這一特質古人早已有所認知，那麼如何拼讀一個不認識的漢字呢？古人的方法是直音法和反切法。所謂直音，就是用一個漢字給另一個漢字注音，如“莘，音深”。而反切法，就是用兩個漢字給一個漢字注音，如“冬，都宗切”，即用第一個字“都”的聲母d和第二個字“宗”的韻母和聲調dōng來表示。

但以上兩種方法都有很明顯的弊端，就是以認識一定數量的漢字為基礎。那麼如何做到在零基礎的條件下讀出漢字的音呢？這就需要建立起一整套的漢字拼音系統。

近代以來，在西方人拼音方案的影響下，在民族危機、教育救國的背景下，國人開始逐漸探索建立自己的一套拼音系統。國內拼音方案的首創人是福建人盧戇章，他用拉丁字母的筆畫重新創制字母，採取橫寫的方式來為漢字注音。所著有《一目瞭然初階》、《中國切音新字》等。

盧戇章

盧戇章所著《一目瞭然初階》

《一目瞭然初階》裡的兒歌

在盧戇章之後，又有王照、勞乃宣等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為幫助民眾識字，發起了“切音字運動”。這些人所建立的拼音字母形體有采用拉丁字母及其變體的,有采用漢字筆畫和獨體古文的,有采用速記符號的,有采用數碼的,有自造符號的，所建方案，不一而足，相當混亂。因而其影響與作用終究有限，且未得到官方支持，只能在民間局部推廣。

王照所建立的五十聲母

王照所建立的十二韻母

王照的百家姓拼音(局部)

民間知識分子的努力和嘗試終於引起官方的重視，1913年，北洋政府在北京組織召開“讀音統一會”，以確定漢字的標準音，進而制定拼音方案。經過激烈的爭執，最終通過了由魯迅和許壽裳所提出的方案，推出一套以章太炎的記音字母為藍本的“注音字母”，通過將漢字的某些部件改造後給漢字注音。

1918年11月，這套漢字筆畫式的“注音字母”由教育部正式公佈。從1920年到1958年，注音字母用了近40年，它對統一漢字讀音、推廣國語、普及拼音起到了很大作用。周恩來總理就曾高度評價了注音字母的作用：“辛亥革命之後，產生了注音字母，這是中國第一套由國家正式公佈並且在中小學校普遍推行過的拼音字母。注音字母對於識字教育和讀音統一有過一定貢獻。”因歷史原因，如今注音字母在臺灣地區仍是漢字的主要拼讀工具之一，是小學語文教育的必學內容。

章太炎

漢語拼音與注音符號對照表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白話文運動、文學革命被宣傳的火熱，當時很多知識分子認為中國發展的阻力在於封建思想文化殘餘，而漢字正是維繫封建思想的重要載體。廢除漢字，如今看來如此激進的主張，在當時的環境下卻成了許多知識分子的共識。正如當時北大教授錢玄同所說：“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字；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字”。

以拉丁字母完全取代漢字的《大眾報》

當時的學人急切的想要建立起一套新的拼音文字以取代漢字。趙元任、錢玄同、黎錦熙、林語堂等人認為，注音字母“形式不甚簡便，也不大美觀，印刷和書寫都不如羅馬字母”，因此以趙元任為中心，他們共同創制了更加國際化的“國語羅馬字”。1928年，國民政府大學院向社會公佈了這一方案。

趙元任編《新國語留聲片課本》

和之前所有拉丁字母注音方案不同，“國語羅馬字”完全使用26個拉丁字母，沒有添加符號，也沒有改變字母形式。當時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如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都是國羅字的倡導者。但是，這一方案公佈後除了在學者中引起討論，出版了少量的課本、教材外，在學校和社會上並沒有得到廣泛的宣傳和利用。國語羅馬字，基本上是一次知識精英階層再造文明的失敗嘗試。

1932年國民政府教育部頒佈的《國音常用字彙》，系用注音字母（即“國語字母第一式”）和羅馬字母(即“國語字母第二式”）兩種方式給漢字注音

注音符號、國語羅馬字和漢語拼音對照表

此外，在建國之前，受蘇聯方面的影響，以瞿秋白為代表的中共黨員在與蘇聯專家的合作下，還推出了一個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全稱為“中國北方話拉丁化新方案”（簡稱“北拉”）。這一方案在抗日戰爭爆發後配合抗日宣傳在群眾中得到了廣泛推行，併為日後漢語拼音方案的制定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1936年出版於北平的《新文字入門》

新文字版《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

總之，在建國之前，存在於中國的拼音化方案有威妥瑪拼音、注音字母、國羅字母、北拉新文字等多種形式，這些拼音方案長期共存，卻終究未能以一統之。在這樣一個新舊文明交替的時代，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出那個時代所賦予的人人皆可自造文字的激情澎湃、異彩紛呈，同時也可看到在文明交替中的各種動盪、混亂與不穩。

03《漢語拼音方案》的最終確立

新中國成立後，教育部、國務院很快就在北京成立了“中國文字改革研究會”，其主要任務之一就是確立出一套新的漢語拼音方案。面對現存的諸多拼音方案，如何能夠在其基礎上揚長避短、統於一稿，是文改會面臨的急迫而艱難的任務。

從1950年到1955年8月，文改會先後收到海內外633個人設計的655個漢語拼音方案，針對這些拼音方案，文改會在參考歷史方案的基礎上於1956年2月發佈《漢語拼音方案（草案）》。1958年2月11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漢語拼音方案的決議》，新中國第一部法定的拉丁字母式漢語拼音方案終於誕生！

全國人大關於漢語拼音方案的決議

《漢語拼音方案》確立後，各種舊式拼音方案隨之宣告廢除，但由於歷史原因，一些不同的拼音尚未完全淡出人們的視野，例如郵政式拼音作為中國大陸地名的音譯標準仍在國際上通行。直至1977年在雅典舉行的聯合國第三屆地名標準化會議通過了採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中國地名羅馬字母拼法的國際標準的提案。1982年8月，國際標準化組織(ISO)規定以漢語拼音作為拼寫漢語的國際標準。至此，漢語拼音不僅成為我國的國家標準，而且成為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全球通用的國際標準。

漢語拼音字母表

如今，我們對漢語拼音可謂耳熟能詳，這源於中小學教育中拼音的普及和深入推廣。拼音是我們學習漢字，掌握漢語的基本載體和必備工具，拼音的學習對於推廣普通話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外，漢語拼音的統一和確立有利於與國際接軌，它為外國人學習漢語提供了方便，也為中國文化走向世界，中西文化交融做出了重要貢獻。

拼音在國家日益繁榮昌盛、國際交流日益頻繁的國內外背景中也逐漸走向世界，越來越多的見諸國際場合。在新版《牛津英語詞典》中，我們可以看到Jiaozi（餃子）、Renminbi（人民幣）等漢字拼音的身影，這表明我們在用拼音彰顯中國文化，講述中國故事，而拼音也日益成為國際性的語言。

德國《明鏡》雜誌用拼音“醒來”做封面

自1605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編寫《西字奇蹟》一書初創漢語拼音化後，中國漢字的拼音化道路斷斷續續走過了300多年的坎坷歷程，拼音的建立，反映了西方列強的入侵和西方文化的東漸，反映了國人的覺醒、探索與反抗，1958年《漢語拼音方案》的確立，更體現了國家的統一穩定，民族的自立自強。

如今，我們在享受拼音所帶來的便捷與高效的同時，不應忘記利瑪竇、威妥瑪、翟理斯等外國人，不應忘記盧戇章、蔡元培、趙元任、瞿秋白等諸多先輩，不應忘記他們在漢字拼音化的歷史上所做出的卓越努力，所走過的漫長艱辛歷程。

參考文獻：

倪海曙：《清末漢語拼音運動編年史》

王均之：《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

周有光：《漢字改革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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