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蕭西之水
到1938年，隨著“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妄設想破滅，日本政府也意欲調動更多兵力與物資，對中國的武漢、廣州等戰略重地發動全面進攻。這段時間，日本首相近衛文麿推動國會探討“國家總動員法”，將鋼鐵、石油化工、電力等重要行業全部由政府統一接管，把主要的工業產品供給戰爭，這種思路更讓奧運會場館的修建工作難以為繼。但如果想在1940年召開奧運會，那麼主會場的擴建工作就必須在1938年年內啟動，可以說奧運會能否開幕已經進入最後關頭。
面對東京奧運會的危機，77歲的嘉納治五郎再度拖著老邁之軀出發，在1938年3月參加國際奧委會的開羅會議，乞求國際奧委會保留東京主辦奧運會的資格。
這一時期，英美等後來的同盟國國家開始出現抵制東京奧運會的呼聲，他們不希望讓1940年東京奧運會成為1936年柏林奧運會那樣為法西斯主義思想搖旗吶喊的宣傳工具。1938年2月2日，英國奧委會甚至公開表態“即便本委員會派遣運動員前往東京，也不一定能聚集到資金”；芬蘭媒體也在2月16日表示“1940年奧運會主辦地選擇日本而非芬蘭，不僅是大國壓制小國的結果，也是希望奧運會能維持遠東地區和平，然而現在的時局證明，顧拜旦的這一理想已經破滅。”
更麻煩的是，就在嘉納治五郎抵達開羅前的3月8日，日本陸軍大臣杉山元在眾議院回答問題時明確表示：“我認為奧運會在事變 （指侵華戰爭）持續之時無法召開⋯⋯事變若是快速解決倒是可以召開（奧運會），然而如果長久持續，或是事變結束後又面臨一個更為重大的事變，那麼我會立即中止（奧運會）。”這段話可以看作日本陸軍徹底封死舉辦奧運會之舉，也讓嘉納治五郎在國際奧委會的開羅大會上非常尷尬。
外有圍剿，內無支援，1940年東京奧運會已經走上不歸之路。最終，開羅大會沒有直接褫奪東京、札幌兩地的奧運會、冬奧會主辦權，卻也明確暗示日本應該自己申請棄辦奧運會，這也算是國際奧委會的老朋友給嘉納治五郎的最後一個面子。或許是因為看不到前途，就在從開羅回國的途中，1938年5月，嘉納治五郎因感染肺炎而去世，這位在日本一手弘揚奧林匹克文化的柔道宗師，就這樣走完了漫長的人生。當嘉納治五郎的棺槨蓋著奧運五環旗幟抬出客船之時，幾乎所有人都意識到，1940年東京奧運會已經徹底失去希望。
1938年4月國家總動員法正式通過後，日本的每一位國民、每一個零件都被迫投入戰爭中，日本軍隊也在當年6月正式開啟武漢會戰。而就在戰役進行最激烈的7月15日，日本厚生大臣木戶幸一公開宣佈棄辦1940年東京奧運會，日本體育界好不容易實現的奧運夢就這樣化為泡影。
日本大學生與高等學校學生聚集在明治神宮外苑競技場參加“學徒出陣壯行會”
在日本放棄奧運會後，國際奧委會迅速將舉辦權交給在競爭中失利的芬蘭赫爾辛基，但誰承想芬蘭隨即在1939年也捲入二戰戰火，戰爭陰雲之下，國際奧委會被迫宣佈1940年奧運會停辦。
戰火紛飛中，本作為主會場的明治神宮外苑競技場也不再承接運動項目，轉而成為軍事用地。1943年10月21日，2.5萬名日本大學生與高等學校學生聚集參加“學徒出陣壯行會”，軍部首腦東條英機帶頭三呼萬歲，將這些從未經受軍事訓練之人送上戰場。明治神宮外苑競技場見證了這一日本近代史上極為悲情的時刻。
21年之後，歷史的指針來到1964年8月。在這時，出生並倖存於廣島核爆之日的田徑選手坂井義則手持火炬，奔入明治神宮外苑競技場原址重建後的國立競技場，沿著當年“學徒出陣”的跑道路線一直跑到火炬臺，親手點燃了象徵和平與友誼的奧運聖火。熊熊聖火燃燒在這個曾經滿目瘡痍的國家，也象徵著日本正式走出“戰後”，走向新的未來。
如今，這座1964年重建的國立競技場於2015年再度原址重建，並已經在2019年12月31日正式啟用，如無意外，這裡也將再度成為2020年東京奧運會的開幕式舉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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