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歷史學家們紀念美國的冠狀病毒噩夢時，他們將會選擇2020年1月21日——一位30多歲的華盛頓州男子訪問中國武漢後返回美國的日期，他後來被確認為美國的第一例新冠病毒病例。
從那時起，這場全球危機迅速發展成為美國的決定性時刻，其文化和經濟的影響尚無法估量。沒有人質疑我們是否會世代談論這個問題。如果有爭論的話，那就超出了恰當的歷史比較。
這像2008年的金融危機，911恐怖襲擊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戰？或者，正如一些經濟學家預測和上週330萬人申請失業的新聞所暗示的那樣，這是否會被人們記住為一個損失慘重的艱難時期，就像20世紀30年代失業率達到25%的嚴峻時期？
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馬修·傑克遜（Matthew Jackson）說：“這將對經濟造成很大的破壞，這與大蕭條相比而言是最接近我們現在可能面臨的情況。”“這將會對人們的觀點和信仰產生深刻的變化。”
隨著因病毒而死亡的人數增加，醫院不堪重負，以及華盛頓推出2萬億美元的巨大經濟刺激計劃，我們在未來的數月甚至數年都將處於艱難時期似乎已被普遍接受。
但是，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作家們說，如果在這個暗淡的時代有理由感到樂觀的話，那是因為我們作為一個國家可以選擇抓住這一時刻，創造一個更大的社會，更好地做好準備，保護其公民免受未來危機的傷害。
在這張1933年11月24日的資料照片中，失業男子在紐約州勞動局外等候。上世紀30年代的巨大困難是美國曆史上最著名的大蕭條，一些經濟學家擔心，新冠病毒危機的影響可能會使美國倒退到那些困難時期。
對美國具有分水嶺意義事件的大膽應對已有先例。
大蕭條催生了《社會保障法》（Social Security Act），該法承諾公民晚年的經濟安全。第二次世界大戰使婦女加入勞動大軍，少數民族加入軍隊，導致了平等和民權運動。2008年的金融危機導致了銀行業監管和對非法金融工具的重新審查。
截至本文撰寫之時，美國有12萬多人確診罹患新冠病毒肺炎，其中2000多人死亡，而有全球68萬人患病、3萬多人死亡。各國對新冠病毒的可能的正面反應數不勝數。
專家們表示，這可能包括重新認識政府在應對前所未有的危機中的作用，重建制造業渠道，減少對外國供應商的依賴，以及重新燃起對朋友和鄰居的感激之情。
紐約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法學教授、《當一切都改變了什麼：9/11和國家認同的形成》一書的作者約瑟夫·馬古利斯（Joseph Margulies）說：“儘管現在的情況看起來很艱難，但我確實看到我們可能展示了一種感覺，即我們都在一起。”
馬古利斯指出，與二戰時日裔美國人被圍捕和拘禁和紅色恐慌（涉嫌共產主義傾向的人被列入黑名單）相比較，從紐約州長到加利福尼亞州長說著同樣的話，即‘呆在家裡’，但他們指的是每個人，而不是一個群體。
“我們所有人的生活都可能改變”
目前，大多數文化觀察家注意到，在病毒到來之前存在的尖銳政治分歧仍然存在。
從國會就救助規模和範圍展開辯論時爆發的爭吵，到特朗普總統希望下個月全國恢復營業與一系列衛生官員的反駁言論（如果正常生活過早恢復，那麼最糟糕的情況尚未到來），這種分歧都很明顯。
菲律賓一名戴面具的男子走過一幅二戰時期美國的標誌性海報，海報上描繪的是一名虛構的工廠工人羅西，這名工人旨在激勵美國男女參與到1940年代的戰爭中來。
冠狀病毒危機可能會激發全國人民為從流行病中恢復過來而做出的同樣的努力，歷史學家說。
但保守派智囊團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常駐研究員馬修•康蒂內蒂（Matthew Continetti）表示，鑑於我們在購物、工作、旅行和學習方式上尚未出現的轉變，某種程度上的國家統一導向對於從這一歷史時刻反彈至關重要。
他說：“顯然，與我們所有人的生活方式可能發生變化的代價相比，病毒耗費的生活和資源代價將是微不足道的。”“就像之前的恐怖主義一樣，這一流行病可能給公民自由帶來真正的挑戰，我們將不得不應對。”
康蒂內蒂指出，美國精神的核心是自由，這也可以轉化為拒絕政府發佈的旨在確保公共安全的規則。如果政府響應一些亞洲國家的行動，通過手機和閉路電視攝像機追蹤病毒攜帶者，這可能會產生問題。
“我認為大多數美國人還沒有準備好接受這一點，”他說。
隨著這一緊急情況最終轉變為持續警惕的狀態，我們可能面臨的事實上是一個艱難的推動和拉動。一方面，我們不惜一切代價想要回到病毒之前的狀態；另一方面，我們承認沒有什麼會是真正的一樣。
康蒂內蒂說，接下來的事情將代表一個真正的範式轉變，在這種轉變中，一個長期以來為追求幸福而不惜一切代價的社會可能不得不重新安排其社會和道德優先事項。
他說：“這是我們面臨的一個崇高而可怕的未來。”“但這也可能給我們一種新的民族團結感。”
本週，在加利福尼亞州薩克拉門託市薩克拉門託縣的一個募捐點，志願者阿特·龐斯從捐贈者手中接過一盒無菌棉籤和手套。該州是第一批宣佈在當地和全州範圍內對居民實施自我隔離的州之一，目的是遏制新冠病毒病例的流行。
賴斯大學歷史學家道格拉斯·布林克利說，在我們歷史上的這一具有開創性意義的時刻，有一些事情應該發生得相當迅速，不可否認，這一時刻與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有相似之處。
其中包括對科學的重新認識，對醫生的重新仰慕，以及對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等政府衛生機構的大量資金支持，這是一個曾經強大但現在資金不足的機構，據大多數人的說法，該機構在這場流行病中步履蹣跚。
布林克利說：“在美國曆史上，無論什麼事情上升到國家關注的程度，都會得到資金支持，而醫療衛生也必將如此。”他指出，相比之下，9/11事件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東北部，卡特里娜颶風則在南部深處。“冠狀病毒正影響著每個人，所以還有什麼官員們不想為下一次爆發做好準備的？”
布林克利正在寫一本關於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環境運動的書，他希望對這一歷史轉折點的另一個反應將是更加緊迫地關注遏制氣候變化。
許多科學家認為，隨著全球氣溫上升導致動物遷徙，新病毒勢必會傳播。有人懷疑，這種新的冠狀病毒可能是從穿山甲（pangolins）身上跳出來的，穿山甲是一種外來的鱗片覆蓋的哺乳動物，在亞洲部分地區被非法獵殺。
布林克利說：“你不可能消滅巴西的雨林，也不指望得到醫療保健的回報。”。
冠狀病毒顯示全球聯繫
另一個必然影響到美國經濟各個領域的清醒認識是，所有國家的經濟在全球範圍內如何相互關聯。
你拿著的電話或你開的車可能是在美國設計或製造的，但無數這樣的產品總是有許多零件是在那些政府下令關閉、員工生病而導致製造廠面臨著關閉風險的國家生產的。
舊金山州立大學歷史名譽教授、《1895年美國外交政策史》一書的作者傑拉德.康姆斯說，“病毒將會結束，我們將在12至18個月內接種疫苗，但在12至18個月的經濟停滯之後，世界經濟將是什麼樣子，更不用說如果病毒捲土重來了？”
康姆斯說，隨著病毒使印度和中國等供應國陷入癱瘓，美國製造業最終將不得不尋找新的生產方式，否則將面臨經濟困難。考慮到目前的病毒威脅究竟是一種反常現象還是未來的預演，美國公司可能需要多年的調整。
康姆斯說：“二戰在很多方面對美國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但他們在我們過去所面對的問題上有一個優勢。”“他們知道戰爭會在某個時候結束。另一方面，我們現在仍然不確定何時結束。”
一名遊客在倫敦議會廣場經過英國前首相溫斯頓·丘吉爾的塑像。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最近宣佈，他的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
為了瞭解這一決定性時刻對我們有多重要，《輝煌與邪惡》作者埃裡克·拉森從讀者那裡收到了他所說的“令人驚訝”的大量信息，這些讀者在他的新書中找到了慰藉，它記錄了溫斯頓·丘吉爾如何領導英國抵抗1940年納粹的無情進攻。
拉森說：“當一個國家面臨災難性的威脅，一個有魅力的領導人帶領他們渡過難關的時候，人們一定是迷路了。”“那時候，丘吉爾蔑視希特勒，團結公眾，說‘我們都在一起’，這是一種英雄般的明確態度。我想也許現在人們會喜歡這樣。”
經過多年的研究，拉森更深刻認識到這位傳奇英國首相的心靈和思想，他相信丘吉爾如果能對今天面臨冠狀病毒威脅挑戰的國家所傳達信息也是非常簡單的。
拉森說：“他很快就會說，這不是世界末日，我們所有的機構都將生存，我們的世界將持續下去，我們將在這一切結束後繼續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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