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壺是我國古代一項兼具禮儀教化與休閒娛樂的社會文化活動，至今已有數千年曆史。投壺運動，就是把規定數目的箭或者其他桿狀物，在規定的距離之外，用各種方法將其投入壺內，以投入的多少決定勝負。據史料記載，投壺在中國古代曾十分盛行，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皆有所樂。在投壺歷代發展演變進程中，娛樂化是貫穿全程的一種趨勢，投壺育人和娛樂的選擇左右了投壺的歷史演變和興衰過程。
投壺遊戲以其優雅、輕鬆的形式，填補了刺激、高運動量以及智力遊戲之外的空間，為古人提供了休閒娛樂的又一選擇，豐富了古人的文化生活。此外，投壺遊戲還被當成道德教化手段。古人寓教於遊戲的傳統由來已久，許多遊戲形式如圍棋、彈棋、墩鞠等都被認為具有道德教化的作用。在古人眼中，投壺遊戲是仁義、中庸、哲理的載體。因此，投壺遊戲不僅僅是戲樂的方式，更加成為修身觀德的教化手段，受到古人的推崇。
古代投壺運動所用的壺大多以銅、鐵、金為主，投壺往往象徵或代表著主人的身份和社會地位，所以人們對投壺的設計製作非常重視和講究。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宴請賓客時的禮儀之一就是請客人射箭，主人請客人射箭，客人一般是不能推辭的。後來有的客人確實不會射箭，就用箭投酒壺代替，投壺就代替了射箭。春秋時期的投壺只是用它代替射禮，到戰國時期才正式成為士大夫的一種宴會娛樂活動，並形成了一套投壺規則，其玩法較為簡單，具體細則如下：
①被投的壺用席間的酒器代替，為了不讓投的箭躍出，壺中盛有小豆，壺由司射放在賓主前，室內距離座位五尺，堂上距離七尺、庭中距離九尺。②投壺的場所在室內、堂上或庭中，依時間的早晚和有無風塵而定。③投中時用“算”和“馬”計算，算是投壺時計數的器具，箭桿狀，插於盛器中。④盛器名為“中”，形狀像伏地的野獸。
從禮制上看，投壺幾乎是縮小版的“射禮”，“投壺，射之細也，射，謂燕射”。春秋戰國時代，人們在思想上衝破了西周禮制的束縛而得到解放，文士階層崛起後，由於不能行射的客觀條件，才敢於邁出簡化射禮的第一步。
由射禮改編而來的投壺禮，不僅繼承了射禮的德性教育功能，同時又突顯了能迎合士人休閒的娛樂功能。 兩漢時期，投壺進一步流行，並減少了揖讓之類的禮節，遊戲意味進一步增強。同時，適應娛樂化需要，投壺出現了新的玩法，其工具與技術也發生了根本性變革。漢以前，投壺主要求中，為了使矢不彈出，就在壺中裝些小豆。漢代投壺不僅不在壺中裝小豆，而且故意使竹矢入壺再反彈出來，然後接之又投，稱為“驍”。
至此，投壺出現了新舊兩種玩法。從技術上看，漢代新出現的這種“驍投”與先秦分賓主按乘矢（四支矢）輪流投矢的古投壺禮已完全不同。從性質上看，它可能更接近於漢代興起的百戲而不是先秦的投壺禮。此外，漢代飲酒之風盛行，投壺已融入酒樂文化。《後漢書·祭遵傳》記載：“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可見，投壺在這一時期開始成為一些儒士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酒樂文化。“驍投”的產生及投壺中酒樂文化的突顯使投壺的娛樂性進一步增強。
投壺運動原來是一種雅禮，屬於貴族的雅文化範圍，但是，當它道教化以後，便流播於民間成了俗文化，為民眾所知曉、信奉與喜聞樂見了。西漢以後的投壺運動開始融進喪葬文化裡，成為宗教信仰對吉祥隱喻的一種表達，在墓葬內漢代畫像磚和畫像石具有神聖儀式與宗教信仰的功能。投壺運動發展到魏晉南北朝時期成為道教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成為學道求仙的一項重要途徑和內容。
自漢代張鴦通西域以後，中華文化打破了原有的封閉狀態，投壺遊戲就在此時隨著對外交流，傳播到朝鮮、日本地區。投壺傳入朝鮮半島之後，成為貴族喜愛的遊戲形式，南北朝時己成為百濟的習俗，1983年韓國所發行的1000元面額新幣上，正面鈔票上的肖像是韓國著名的儒學大師李滉，旁邊擺的即是投壺瓶和投壺矢。
三國時期，投壺所用的壺不像春秋戰國時期的普通酒器，而是有專門的工匠鑄造，並用金銀裝飾雕鏤，極盡豪華，《投壺賦》曾有記載：“植茲華壺，厥高二尺，飾以金銀，文以雕鏤”。這種專用壺全高二尺，長脖子大肚，較之戰國時的壺要高出八寸，所以三國稱此種壺為高壺，是專用於投壺的壺，壺的裝飾華麗，也說明了三國的投壺已進入貴族的娛樂圈子。
魏晉時期，戰亂頻仍，下層群眾溫飽尚且不易，此時的遊戲基本上侷限於上層社會。世襲的優越政治地位，以及重文輕武的社會風氣，造成上層社會普遍追求娛樂、崇尚高雅，高雅游戲倍受青睞而大行於世。與此同時，儒學地位下降，易、老、莊的三玄之學盛行於世，魏晉士人突破禮教的限制，追求自然，放浪形骸。思想上的解放使得投壺遊戲在這一時期徹底擺脫了禮儀的形式，玩法上更加多樣，娛樂性大大增強。
這一時期的投壺開始向多樣性與全面娛樂化方向發展，技藝愈見精巧和多樣化。從兩晉開始，投壺用的壺口兩旁各增加了一個直徑小於壺口的耳朵，稱壺的兩耳為“二帶”，投的壺添上兩耳，投的箭也增加，人各十二枝，這個制度直到清代沒有更改。當時比賽投壺計分叫計“算”，有耳朵的壺，投起來較難，每投一次，計“算”就多。這時還出現了新的投法，通常的做法是在壺前加置“校具”，充當障礙物，以增加投壺的難度。
唐代投壺重視技巧，出現了背坐反投的新玩法，女性開始大量參與投壺。唐以前，女性參與投壺只偶見文獻，進入盛唐，隨著投壺活動的廣泛開展及女性社會活動的增加，女性開始大量參與投壺活動，出現了“收卻投壺玉腕勞”等許多描寫女性投壺的詩句。至此，投壺用樂由“雅歌”演化出“淫綺”之樂，投壺用具與技法的多樣化發展及女性的廣泛參與使投壺擺脫了投壺古禮的束縛而全面走向娛樂化。
宋代投壺仍在士大夫中盛行，同時，隨著宋代市民階層的壯大，投壺的參與主體下移，出現通俗化與過度娛樂化特點。另一方面，宋明理學興起，投壺的過度娛樂化開始引起一些文士階層或統治者的擔憂。司馬光對投壺過度娛樂化而悖於古禮極為不滿，為使投壺迴歸禮制，他對投壺做了全面總結，把已經屬於娛樂範疇的投壺，重新納入“治心”、“修身”，“為國”之道的軌道，使投壺染上了政治色彩，並撰寫了一部投壺專著——《投壺新格》。
然而，在宋明娛樂活動大發展時期，廣大投壺愛好者並不買帳，甚至明代描繪朱宣宗投壺的“宣宗行樂圖”就出現了被司馬光《投壺新格》取消得分的“倚竿”技法。所以，這些使投壺迴歸古禮的努力均收效甚微。但也正是在宋明時期，投壺的過度娛樂化與文士階層或統治者試圖使其迴歸古禮的美好願望之間產生了難以調和的矛盾，投壺的育人與娛人兩種基本功能產生分離與對立。由此，娛樂性投壺逐漸失去了文化上的合法性。
而自明代開始，投壺招式的名稱多與科舉有關，如《投壺儀節》中的及第登科、雙桂連芳、獨佔春魁，《壺譜》中的獨佔鰲頭、折桂攀蟾、三元得意以及《壺史》中的一路功名、功名到手、三及第等等。這表明明代的科舉在社會上的影響擴大，同時也反映出士人對於科舉入仕的強烈願望。
進入清朝，入主中原後的愛新覺羅氏一方面繼承了宋明理學的治國之道，強調文治教化。另一方面，把北方的遊牧文化引入中原，以圖從文化上影響中原。在這種社會文化背景下，投壺的生存空間受到擠壓，其玩法已跳不出《投壺新格》和《投壺儀節》的限制。儘管文士階層有心重振投壺之禮，但投壺實已難現宋明之盛況。清朝中後期，投壺運動日趨衰落，隨著西方列強的入侵，西方新奇刺激的運動項目傳入我國，投壺的參與者越來越少，到了民國投壺運動更加沒落了。
時至今日，投壺的活動或時興時衰，但投壺的文化則從未淡出人們的視野。每當傳統文化陷入危機之時，人們總會懷念甚至試圖復興投壺這種治人的工具。現代的許多遊戲形式多變，娛樂性大大增強，但卻沒有文化底蘊與內涵，娛樂了感官，忽視了精神。在各地舉行的各種民俗活動中。常常可以見到投壺的身影，投壺這一傳統遊戲的迴歸，帶來了傳統文化繼承與發展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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