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蕭西之水
回到日本以後，嘉納治五郎迅速在12月7日召開會議，與東京市、大日本體育協會等各方面人員聚集於帝國飯店，而這次會議中還有一位當時非常敏感的人士，即陸軍次官梅津美治郎。
之所以說敏感，不僅是因為他代表著軍部，更是因為前一年他剛剛在中國華北前線處理了中日兩國軍隊的摩擦 （即簽署“何梅協定”），他的到來也意味著戰爭陰雲已經開始籠罩在剛生雛形的1940年東京奧運會頭上。
會議上，梅津美治郎不甚關注奧林匹克精神中和平與友誼的一面，上來就提出：“我認為最重點在於努力讓世界知悉日本精神之精華，奧運會不應單純是慶典活動，應戒輕佻浮誇，辦質實剛健之大會。”很明顯，剛剛看到納粹德國利用1936年奧運會機會宣傳本國形象，梅津美治郎也想讓這場盛會作為1940年“建國兩千六百年”紀念活動之一，成為日本帝國政治宣傳的一部分。
需要注意，雖然嘉納治五郎在大河劇 《韋馱天》中一直以和藹可親的老爺爺形象出現，但他在歷史中也深諳政治之道。之所以能在日本聚集起申奧力量，他本身也調動了許多重視“建國兩千六百年”這個年份的日本激進派人士，讓大家共同把日本神話與申奧綁定一處。然而申奧成功以後，這種做法的反噬也在這場會議中瞬間來襲：既然陸軍一開始就是衝著政治目的援助申奧，那麼自然也要把奧運會辦成符合他們預期的政治盛典。
那陸軍的預期是什麼呢？“二二六事變”結束後，日本陸軍對內部組織結構進行一次大調整，並趁機開始宣傳所謂“廣義國防”概念。意即全國上下一切組織與活動都要統籌到“國防”高度去實行，與軍需有關的工業產品生產、國內外貿易、人力資源的動員全部都要納入國家管制範疇中。主辦奧運會自然被定為“強化集體精神”“訓練青少年身心”的一次運動會。這種“廣義國防”一開始讓申奧獲得支持，同樣也毀掉了1940年奧運會。
12月24日，日本奧林匹克組委會正式成立，會長為原貴族院院長德川家達公爵，梅津美治郎與嘉納治五郎一道成為委員，以軍部為代表的極端保守力量已經逐步滲透到奧運會的組織過程中，這意味著1940年東京奧運會的樁樁件件都要受到日本政治的影響。
1938 年5 月4 日，就在嘉納治五郎從開羅回國途中，因感染肺炎去世
1937年2月，東京奧組委確定將明治神宮外苑競技場進行擴建，但隨即遭到內務省神社局的反對，認為該競技場距離明治神宮很近，乃是“國民之淨財所造之紀念物”，有著崇高的宗教含義，反對東京奧組委對其改修擴建。這件事讓東京奧組委的工作受到阻礙，也讓國際奧委會有所懷疑，拉祖爾伯爵專門發電報給日本，要求迅速確定主會場擴建事宜並招聘專業技術顧問。
應該說，拉祖爾伯爵一直在替日本承擔著壓力。畢竟東京奪得主辦權讓許多來自小國的奧委會委員心生不滿，而他又是力挺日本主辦奧運會之人，所以更需要日本奧組委有著強力保障才能讓他更有底氣。事實上就在當年8月召開的國際奧委會華沙大會上，拉祖爾伯爵繼續力挺日本，將1940年冬季奧運會主辦權也按慣例交給日本札幌（當時承辦夏季奧運會之前要先召開冬奧會）。考慮到日本已經在當年7月悍然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可以想見拉祖爾伯爵是頂著何種壓力在支持日本。
然而隨著日本走向“舉國一致”體制，各項資源與勞動力都向戰爭聚集而去，旨在鼓動國民支持戰爭的“精神總動員”甚囂塵上，那麼奧運會這個以業餘選手為主、倡導 “自由散漫風氣”的運動會就從香餑餑變成雞肋，甚至成為鼓動日本國民支持戰爭的阻礙。
1937年8月26日，陸軍省發表“馬術準備中止”公告，意即要求戰爭時期，陸軍軍人不能再出席任何馬術比賽，這就意味著1932年洛杉磯奧運會冠軍西竹一男爵不可能出席東京奧運會；9月6日，政治家河野一郎出席眾議院預算委員會會議時，詰問政府 “軍人都已經停止馬術準備，國民也必須停止一切運動，此乃日本國民之精華所在，為什麼（政府）沒有這種認識？”於是在當日深夜，日本內閣書記官長風見章不得不向媒體記者吐露 “東京奧運會之主辦已是很困難”。
也就在這年9月，現代奧運會發起人顧拜旦去世。他在臨終前曾留下這樣的話語：“日本的使命比任何其他國家都重要。東京奧運會將把古歐洲文明的發源地希臘文化與最為燦爛的亞洲藝術和文化相結合。”然而他卻沒想到，自己期待的這次“東西結合”，卻沒辦法在3年後如期到來，而是要拖到自己死後27年之後才姍姍來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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