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晨所飾演的女性形象,讓我們看到了中國當代女性的獨立精神!

《送我上青雲》是一部由藤叢叢自編自導、姚晨監製並擔任主演的女性電影,雖然在豆瓣上褒貶不一,但依舊不失為一部十分真誠的女性主義電影,7分的評分已然是當下爛片橫行的電影市場裡相對較高的分數了,更何況這還是導演的處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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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講述了女主角盛男在面對女性枷鎖與死亡恐懼下實現了自我價值,以女性的視角作為切入點,通過平淡的敘述反映了當代女性的社會境遇,體現了對當代女性生活現狀的審視與關懷。我們凝望著盛男一步步解除社會賦予的女性枷鎖,在物慾橫流的社會譜寫女性自己的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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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含典故的片名

“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青雲”出自薛寶釵的《柳絮詞》,薛寶釵透過這首詩傳達出她希望憑藉外力來完成自己的價值理想,薛寶釵是男權壓迫下的一個犧牲品,作為封建氏族家庭的女子,她的命運似乎寫定。

在“女人是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的創始神話裡,女人身體的主權已然交付給了男性,生理性別的差異帶來的輻射效應長久地將女性禁錮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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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洛·龐蒂說:“我們是我們的身體,如果沒有身體,我們就不可能存在我們在我們的身體中發現我們的意識、經驗和身份,並且它們存在於我們身體的始終。”女性的身體與女性意識是無法分割的有機整體,這個片名暗喻著電影中的女性必然將掙脫女性身體的束縛,奪回自己身體的話語權,由“他者”置換為自由獨立的“個人”。

女性的生理命運

女人的生育職能註定使她在完成這項天然的使命時與社會產生一定的隔膜,而男性利用這一點將女性封閉了起來,在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中我們看到一個曾經獨立自主的女性在生育之後囿於家庭內部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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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枝在十九歲生下盛男,在此之前她是瓷器廠的學徒,在結婚生育之後梁美枝與社會是脫節的狀態,缺乏的社會經驗將梁美枝的心理年齡定格在了青春的年華,缺乏的女性意識一定程度來源於被男權社會牢牢固定在了家庭內部關係之中。當她被丈夫拋棄時,她得以從封閉的內部進入大環境,她開始意識到自己需要尋找“自我”,但她的自我依舊依託於男性。

命運給了她希冀——李老,又狠狠將她碾壓——李老的死亡,女性依靠於家庭內部生存的狀態再一次從她身上剝離,當她站在車輛喧囂的世界裡像嬰孩一般痛哭,就像是面對再次被捲入社會的洪流之中的徹悟,於是梁美枝留給我們最後的鏡頭是一個擁有堅定目光送女兒進手術室的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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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患卵巢癌必須失去自己生殖器官的盛男,她的生理命運以極端的方式從內部獲得解脫。德勒茲提出了“無器官身體”的概念,認為“無器官身體完全不站在器官的對立面,不與器官對立,而是與被固定的器官對立”。

卵巢作為女性特有的生物性特徵,生育能力與性慾的能指,失去它等於失去了生育能力要求女性因撫育職能而受困於家庭的道德問責,也等於失去了受制於男性慾來源,這使得她的身體擁有了無器官身體帶來的高度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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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在兩性性行為中,向來喜歡位於女性上方體位來顯示男性力量壓迫的男性四毛,被盛男置於身下,形成了權力的倒置,自慰的盛男也無疑體現出女性的身體慾望並非處於被動地位。

生理命運從側面揭露著社會對女性的道德枷鎖與性別刻板,當生理命運的消解將女性從身體中解放,她們從權威的權力關係中掙脫,我們看到女性的多種可能。然而這其實是另一種昭示,女性將自身撕裂的程度愈深,其實就是這個世界對女性桎梏有多牢固。

被物化的女性

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女權辯護》裡指出,女性的墮落在於她們迎合著男性所需求的女性形象,將自己包裝得楚楚可憐以從他們身上獲取名利,她們向男性認為女性是非理性的存在的偽命題而低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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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起的蓋茨比》向我們展示了消費時代下拜金主義的女性淪為資本的商品,女人們通過外形的塑造而明碼標價。男性審美下的女性成為視覺的產物,在電影中風韻猶存的梁美枝與不施粉黛的盛男形成了一組強烈的參照。

梁美枝對自己的外貌十分在意,豐唇針,時刻掏出來補妝的粉餅,吵嚷著要敷面膜,而盛男無疑是男權審美下的一個“異化”,這反映在身為女性的她女性氣質的缺失,波伏娃說:“所謂的女性氣質,也就是要表現得柔弱、無用和溫順”這是男權社會對女性的普遍要求。

當二人都出現在同一男性的視野之中,男性的目光顯然是聚焦在梁美枝身上的。梁美枝在過去的人生裡確實憑藉著外在條件獲取了優渥的環境,用盛男的話來說就是“年輕漂亮,還夠蠢”,但被當成一件精美瓷器的她並不能逃脫“商品市場”更新換代的命運,她最終被比她更年輕更漂亮的女性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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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男在梁美枝面前點燃了父親將要送給情人的包,宣誓著盛男對女性物化的審判。向物化了的女性身體“叛逃”的盛男,不懼男性審美的打壓,當了記者、考了博士,追尋著女性理性精神的完善,面對“剩女”的成見丟去了礦泉水瓶,面對李平的羞辱她敢於爭辯,面對劉光明的難境她站出來與階級對抗,我們彷彿看到去男性視角下真正女性應當有的形象——堅韌的、有尊嚴的。

女性身體解放

波伏娃在《第二性》裡提到:“基督徒相信她是塵世的誘惑,肉慾和魔鬼的化身。”只有女人才是肉體,而肉體有罪,但處女卻是超然於肉體外的聖潔的存在。宗教道德對女性肉體妖魔化的鼓吹,長此以往使得女性失去了自己身體的支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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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自由支配自己的身體便也限制了女性愛慾的表達。當盛男得知自己患有卵巢癌,即將再也享受不了性愛的時候,這迫使她開始正視自己女性身體的慾望,死亡的威脅成為她突破障礙的一個激勵事件,瓦爾達的電影《五至七時的克萊奧》中我們也看到一位女性在面對死亡恐懼時開始對自己被安排的女性命運作出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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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男的求愛行為並不是簡單的性衝動,在盛男對劉光明說出“我想跟你做愛”時,是基於“我想跟喜歡的人做一次”的先決條件之上的,當性行為的對象不再是泛指的男性,而是女性帶有主觀情感色彩所特指的對象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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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僅是對女人身體慾望的肯定,也指代女人有權支配自己身體與誰發生性關係,有權根據自己的自主意識選擇男性而非被男性任意挑選。在第二次與四毛的性愛裡,她與四毛並非相愛,而是純粹的肉慾,但她依舊能支配自己肉體行使它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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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裡說到:“創造的肉體為自己創造了精神,作為其意志的幫手。”尼采宣揚身體的智慧破除了千百年來女性肉體深切的罪惡感,女性無需受困於男性編造的神話當中,身體從不該承擔性別的歧視,肉慾更不該得到無理的壓制,當以身體的自由尋求意志的自由,女性身體的解放換取女性意識的迴歸。

姚晨所飾演的女性形象,讓我們看到了中國當代女性的獨立精神!

即便《送我上青雲》被部分影迷所詬病想表達的東西太多於是造成了電影表述的含混不清,但在當下浮華的電影市場之中,藤叢叢與姚晨並沒有選擇迎合商業市場,選擇了一種文藝片的形式來以女性的身份表達了女性的立場,這無疑是中國電影當下難得的正確價值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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