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土官制土民”的土司制度，是中國封建社會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特殊的地域實施的一種特殊的政治措施，以中國西南地區最為典型。西南地區的土司，以貴州水西安氏彝族土司最為典型。水西安氏彝族土司是貴州歷史上與思州田氏、播州楊氏、水東宋氏並駕齊名的四大土司之一，因明朝貴州宣慰司以水西安氏為宣慰使，其地位“位居諸土司之上”，其創建的政治制度和彝漢文化共融發展模式澤被後世，對貴州社會發展產生過較大的影響。
貴州鴨池河以西廣大地區，包括今畢節市除威寧、赫章縣以外的地域在明代被稱為水西。水西地區由安氏彝族土司世掌其土，世管其民，因地制宜，創立政治制度，推動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不斷髮展；以開放的思想，建立彝漢文化共融發展模式，歷史功績不可磨滅。
一、水西安氏彝族土司獨創的“家支制度”、“則溪制度”和“九扯九縱”等政治制度，對貴州水西地區的社會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水西安氏彝族土司的“家支制度”，是彝族古代社會的家族組織形式，水西安氏政權即是由“家支制度”發展而來的宗法政治制度。
家支制度其結構為十二宗親，四十八目（部），一百二十禡裔，一千二百奕續（夜所）。——《大定府志》
根據史料及水西安氏彝族內部的分封情況來分析，這是一種和周朝天子分封諸侯的情況相類似的，家支內部以親疏為原則進行裂土分封的一種政治管理制度，即由水西最大的統治者分封出十二宗親，十二宗親又根據親疏程度分封出十四八目，四十八目又根據親疏程度分封出一百二十禡裔，禡裔之下又分封出一千二百奕續（夜所），這樣用血緣關係作為紐帶來分割權利，以嫡長子繼承製來穩定製度和傳承政權的宗法政治制度，使水西彝族土司能夠代代相傳而成為著名的“千年土司”。
“則溪制度”是水西彝族最具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一種政治制度。水西彝族土司為了鞏固統治地位，對內加強管理，對外加強防禦，建立起一套行政功能和軍事功能兼而有之的“則溪制度”。
水西有13個則溪，“則溪”又作“宅溪”或“宅吉”，彝語的原意為“倉庫”。——彝文《水西制度》
土司將其屬地分為若干片區，每一片區設一中心地點駐兵屯糧，並建倉庫彝以徵錢糧，於是則溪就演變為行政區域，因此則溪其實是軍事、行政的合二為一。則溪建立的初衷一是“兵馬所出”，二是“錢糧所出”，負有掌管軍事和徵收賦稅的任務。則溪的統治者“上馬管軍，下馬管民”，一身兼有軍民長官二任，有行政長官和軍事長官兩種職能兩重身份，而則溪的平民也是農民和士兵兩種職能兩重身份，亦兵亦農，既要當兵也要納糧，平時則輸之粟，有急則助之兵。則溪之下，有部、禡裔、奕續，奕續為最基層的行政管理單位，隸屬禡裔，禡裔又分屬各部，以四十八部構成十三則溪，隸屬於水西安氏土司，形成一個嚴密的政治統治系統。
“九扯九縱”是源於彝族古代的政治軍事管理制度，由彝語演化而來，因此漢文史志記載語焉不詳。事實上它是明代水西彝族土司地方政權的一種特殊的官僚制度，屬於土官制度的範疇。九扯實際上是上下統屬的九個等級品秩，而九縱是水西政權所分設的九個辦事機構及其長官的統稱。
“九扯九縱”就是九種不同官職按其地位而有九個品級。水西的最高統治者稱為“苴穆”，明朝封為貴州宣慰司宣慰使。其下有九種官職，分別有不同等級，總理行政的長官叫“更苴”，品級最高；“魁穆”、“濯魁”輔助“更苴”，參與軍機大事，品級次之；“誠慕”掌祭祀，“白慕”掌喪葬，列為第三品級；“諾維”、“榪葩”執事左右，“慕史”司文書機要，是“苴穆”的近臣，列為第四品級；“罵初”、“罵寫”掌軍事，“弄餘”掌賓禮，“崇閒”掌農耕，列為第五品級；“濯苴”、“拜蘇”管接待，“釋項管門禁，“扯墨”管祭祀犧牲，又為一等；最低等一品為“一切服役之人”。——《貴州通史·明代》
九種官職，自上而下分為九個品級，便是所謂的“九扯九縱”。它具有彝族森嚴的等級制度特點，又有政權結構中職能分工明晰的官僚機構特徵，是水西彝族土司政權的一套獨有的政治制度。
水西彝族土司在政治建設中將“家支制度”、“則溪制度”和“九扯九縱”政治制度相互配合，形成較為完備成熟的政權結構模式，用來管理水西地區，使得水西地區長期穩定，使彝族歷史文化得到持續不斷的傳承和發展，既繼承了彝族遠古時期的政權模式，又根據社會的變遷作出適當的調整和改革，對水西地區的經濟政治發展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二、水西安氏彝族土司建立彝漢文化共融發展模式，促使貴州特別是水西地區文化呈現出以彝族傳統文化為主體，彝漢文化交流和共融發展的局面。
水西彝族土司打開貴州對外開放大門，建立彝漢文化共融發展模式，引進科學技術，吸收外來文化。明初水西土司奢香攝政期間，倡導修建了包括永寧宣撫司九姓長官儒學、赤水宣撫司儒學、烏撒軍民府儒學以及義學等地方性的漢文化教育學校，使這些地區的漢文化教育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培養出很多有識之士。如明朝正統四年（公元1439年），終於培養出了貴州教育史上的第一個進士張諫。
明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王陽明因得罪宦官而被貶至貴州龍場驛當驛臣，貴州宣慰使安貴榮對王陽明十分敬重，與王陽明互通三次書信，促使王陽明創辦龍場書院，進行“講學化夷”。後來王陽明又到貴陽書院講學，首倡“知行合一”，悟出了“心即理也”，開闢了王學，成為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和軍事家，陸王心學的集大成者，中國歷史上罕見地的大儒，他的成功與水西彝族土司建立的彝漢文化共融發展模式有很大的關係。水西彝族土司奢香夫人、安國泰等帶頭學習漢文化，並有漢文詩歌傳世，奢香還派兒子安的到南京國子監學習漢文化。
水西彝族土司在水西地區宣揚儒家思想，開設宣慰司學，從此水西地區漢學勃興。水西彝族土司主動學習先進文化的開放精神，促使了水西地區乃至整個貴州的進步和發展，使水西彝族土司在中央王朝不斷改朝換代的情況下，一直延續到清代的改土歸流。彝漢文化共融發展模式的推動下，明代成為水西文化發展的關鍵時期和鼎盛階段，也是水西文明成果積累最多的時代。出現了彝文典籍中集大成的鉅著《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西南彝志》記敘了彝族先民對宇宙和人類起源的認識，描述了彝族各部落的古代社會面貌，反映了彝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源流，作者將水西地區彝族的政治、經濟、文化、哲學、歷史等內容用文學的語言，形象生動地表達出來，在對彝族先民的宇宙認識論中，巧妙地運用了中國古代文化中道家的五方說進行對象的對比描述，首開了文化對比的先河。
彝漢文化共融發展模式促使這一時期還出現了彝漢雙文、雙語並行的局面。如今存《成化鍾銘》、《水西大渡河建橋碑記》、《千歲衢碑記》等都是彝漢文合璧的珍貴文物，水西《十二則溪制度》也是極其珍貴的歷史文獻資料。明代朝廷還編纂了漢文和彝文對照的工具書《華夷譯語》。水西文化呈現出以彝族傳統文化為主體，彝漢文化交流和共融發展的生動局面，這種共融是差異性的共融，也是對彝族文化的傳承，對今天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尊重差異，包容多樣”都是很好的註解。
水西彝族土司始於元代，完善於明代，終於清初的改土歸流。其獨創的“家支制度”、“則溪制度”和“九扯九縱”等政治制度和彝漢文化共融發展模式，對貴州特別是黔西北地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特別在如何處理中央和少數民族地方的關係、少數民族地區的政權如何有效運轉、如何實現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交流與共融發展等方面取得顯著成效，也為我們今天發展少數民族地區政治、經濟和文化，處理好漢族與少數民族的關係，實現中華民族的共同繁榮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史料。
[1] 黃宅中（主修），鄒漢勳（總纂），貴州省畢節地區地方誌編纂委員會（點校）.大定府志[M]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6月.
[2] 張廷玉等，明史[Z]北京：中華書局，1980.
原出處：黔客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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