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柳如是》畫面
1644年三月十九日（陰曆），絕望之中的明思宗朱由檢在煤山上吊自殺，李自成入紫禁城，拉開了甲申國難的坍塌序幕。
四月十三日，李自成親帥大軍討伐駐紮山海關的明總兵吳三桂；二十三日，李自成在吳清聯軍的打擊下敗潰；五月初一，清軍入北京。
1645年四月二十五日，揚州為清多鐸率部攻破，史可法殉難；五月十五日，清軍進入南京，魏國公徐文爵、保國公朱國弼、及尚書錢謙益等人剃髮降清；五月二十二日，忠於南明的靖國公黃得功戰死，其部將中軍田雄、馬得功等衝上御舟，劫持弘光帝獻予清軍。
在短短不到一年時間裡，龐大的漢人帝國如同泥足巨人，在外力的輕輕一擊下迅速崩解，勝利是如此輕而易舉，以至於清庭自身都感到的頭暈目炫。“由北向南，其行若速，恍若夢中矣！”而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亦不得不感嘆清朝“國初創業太易”。
南京歸降之《多鐸得勝圖軸》——畫幅上部題：“得勝圖。順治二年五月十五日，我大清兵定南京，大軍營城北總督京營忻城伯趙之龍奉表納款，勳戚自魏國公徐州爵、駙馬都尉齊贊元、靈壁侯湯國祚、安遠侯柳祚昌等，大臣自大學士王鐸、禮部尚書錢謙益等，文武數百員並城內官民迎降，高傑子元爵及廣昌伯劉良佐等亦於沿途歸附，得馬步兵二十三萬。沽上墨月瞿題。”下鈐“寧曰廷賢”印一。
如果《八旗通志》中記錄屬實，那麼入關的八旗精銳滿打滿算不過6萬人，而其所要征服的群體卻是一個擁有1億人口的龐然大物，即便戰力再強，然有限的實力絕難支撐持久的消耗。考慮到自身兵力的薄弱，多爾袞本人並不樂觀，並言“得地一寸則一寸，得地一尺則一尺。”
“剃髮令下，有言其不便者曰：‘南人剃髮，不得歸。遠近聞風驚畏，非一統之策也。’九王（即多爾袞）曰：‘何言一統？但得寸則寸，得尺則尺耳。’”——身在北京之張怡所記《搜聞續筆》
實際上，真正使得清王朝瞬息之間踏平中原征服江南的，並非軍事實力。從進入北京到平定南京弘光政權，清軍僅在潼關附近、太原和揚州有過較大規模的作戰行動。大部分清庭之敵，不論是前明還是李自成，只是望風逃跑或者投降，而這其中不乏實力強橫的地方政治軍事勢力。事實表明，是靈活多變而富有遠見的政治策略，而非軍事力量清庭的勝利中起了決定性作用。
山西姜瓖、山東謝升、河南徐定國與李際遇、九江左夢庚、淮北李成棟、李本深、劉良佐，以及福建鄭芝龍，皆不戰而降清。
當多爾袞在山海關擊敗李自成進入北京的時候，他實際上面臨著一個前所未有的複雜局面。
（陽曆4月的形勢，大順極盛）
（陽曆11月）大部分地區是清庭傳檄而定
一方面，李自成從北京敗潰逃亡西安後，稱強一時的大順政權迅速瓦解，從北京到淮河以北的廣大地區都實際上處於地方自治的狀態，誰能夠迅速收服這些地方力量，誰就能率先建立政治優勢。
如前明大同總兵姜瓖殺大順軍守將張天琳自治，山東前明官員謝升、趙繼鼎等殺大順州牧吳徵文自治，即華北大部分地區是由曾經投降大順的前明地方官所統治。在這種情況下，爭取這些地方官員的認可和歸順，儘可能不流血的征服中國北方，顯然成為此刻清庭的急務。
對於當時的形勢，多爾袞有著清醒的認知，他採取了一系列相當務實的政治策略，設法吸引這些舉足輕重的前明故臣效忠清庭。
首先，在入京初期，多爾袞儘可能地維護前明士紳的財產，並嚴明法度，建立了穩定的社會秩序。
順治元年七月，多爾袞下令:“故明勳戚贍田己業俱準照舊，乃朝廷特恩，不許官吏侵漁、土豪佔種，各勳衛官舍亦須仰體，毋得滋事擾民。”這一規定，得到了漢族地主士紳的歡迎，並使得很多厭憎滿清的漢族士大夫開始認可清朝，明清之際曾與清軍有血仇的“國朝六大家”宋琬即是如此。
入京之後，八旗軍隊在多爾袞的嚴令下一改抄掠無度的習性，並謹守法度。據劉尚友的《定思小記》所言，清軍中的蒙古兵在城上守衛巡邏時，皆收弓束矢，說：“恐驚百姓也。”還說：“中華佛國也，我輩來作踐佛地，罪過！罪過！”徐應芬的《遇變紀略》則談到，當時北京長安市上有諸多無賴刁民向清庭兜售竊取自宮中的錦緞彩織，多爾袞為此不惜付出兩月軍餉。總之，清庭的表現迅速收攬了普通百姓和士紳之心，並被戰亂中渴望安寧的士民認為是能夠安邦定國的“仁義之師”。
漢·司馬遷《史記·高祖本紀》（這也是劉邦出陳倉後，降者無數，並迅速掃蕩關中直逼徐州的原因。後來楚漢爭霸在劉邦統治下，秦地民眾壯年皆死，老弱苦於輾轉）
其次，多爾袞對前明故臣和大順官員，採取了一貫收納的政策，這使得清庭的勢力範圍迅速向河北、山東、山西蔓延，並建立了相對穩固的統治秩序。
入京第二天，多爾袞即下令：“各衙門官員俱照舊錄用，可速將職名開報，如虛飾假冒者罪之。其避賊回籍隱居山林者亦具以聞，仍以原官錄用。”（《清世祖實錄》）甚至許諾只要剃髮歸順，地方官即可各升一級。第二天，就有沈惟炳、王鰲永、金之俊等十幾位前明遺臣報到，多爾袞立刻親自接見，並懇請對方：“汝曹勿畏，我不殺一人，令各官照舊供職。”（李天根《爝火錄》）不久，前明山東布政使司參議兼按察使司僉事霸州道劉芳久、布政使司參議天津道孫肇興、山西按察使司僉事昌平道孟良允，按察使司僉事易州道黃圖安，皆來入仕，多爾袞皆使之“俱仍為原官”（《清世祖實錄》）。即便是於是李自成帶來的官員，多爾袞也一概予以任命，針對柳寅東的反對意見，多爾袞則表示，“經綸之始，治理需人，歸順官員既經推用，不可苛求”。於是，“諸名公巨卿，甫除賊籍，又紛紛舞蹈矣。”（張怡《搜聞續筆》）
歸順者大多熟悉民情政務，具有相當的經驗和威望，能夠以最快的速度穩定地方。前明順天巡撫宋權宣佈降清，多爾袞讓他繼續擔任順天巡撫。宋權徵稅賦、兵役、慰農耕，薦行地方人事，皆得其能，而該地區的形勢也迅速安定下來。
多爾袞在這些人的幫助下，不但迅速穩定了入京後的地方形勢，還通過此輩的聲望招攬了更多的前明地方勢力效忠。山東官員王鰲永受命招撫山東、河南，通過其人脈關係，迅速幫助清朝收攬了整個山東；沈惟炳則擬定了一份包含北方各省的重要前明故臣的引薦名單，通過對這些人任命，清庭很快穩定了在北方的統治。
事實上，多爾袞之所以能夠迅速收服前大順統治區官員的人心，還得益於南明弘光政權決策者的愚蠢。
清庭入京後，前明官員出於對異族的恐慌，大量南逃，歸順南明。前明翰林院官楊士聰在書信中寫道，清軍佔領北京後，大量官紳浮海南走，“泛海諸臣，漂沒者七十餘艘”；這種情況出現之多，以至到順治元年七月，沈惟炳亦懷憂上書道：“大清入來……京官南去不返，似懷避地之心”。
不過，在沈惟炳憂慮的同時，南明卻因北方官員曾經投賊的失節，而大動干戈，對這些南投的北方官員進行激烈的排擠甚至迫害。
根據周時雍的《興朝治略》，南明禮部尚書內閣大學士史可法就曾上疏主張，必須處決曾效忠大順的“偽官”，銷燬其印綬，以明涇渭。對那些渡河逃入其轄區的原大順官員，史可法皆依例將其斬首；曾經與大順合作過的楊汝成和項煜在蘇州的家宅則遭到當地暴徒的焚掠。
南明朝廷甚至規定，曾任大順政權三品以上官職者、所有投降過大順的督撫和總兵、所有主動助賊的翰林院和科道官員，皆受“磔”刑（顧炎武《聖安本紀》）這種政治舉措絲毫不考慮絕大部分北方官員和軍人都曾歸順過李自成的現實，斬斷了這些關鍵力量投靠南明的退路，也使得曾經南投的官員被迫重新投清，比如清庭順治年間的吏部尚書陳名夏即是如此。
實際上，對於亂世之中士大夫而言，其最關心的並非用來忽悠民眾的“捨生報國”（謝升就打出了這樣的旗號），而是自身的政治地位和財產安全。就像兩漢之間的豪紳耿純勸諫光武帝時所說的那樣，“士大夫們之所以拋親眷離家鄉，隨大王拼搏於刀箭之中，不過是為了升官發財罷了。如果大王不能給他們這樣的盼頭，臣恐部眾離散就為期不遠了。”（《後漢書》卷一上、光武帝紀第一）
而李自成之所以迅速崩潰，並非其軍隊數量不足，而是其對於爭先恐後投降他的明臣，不但吝予官職，還拷掠太甚。在爭奪士心的關鍵時刻，南明同樣犯了類似的錯誤，以大義名分迫使親附者遠離（當史可法去招攬山東謝升的時候，卻遭到當地士紳的冷遇。）。只有多爾袞正確認知了時局，並作出了恰當其時的決定。
當李自成在北京抄掠財物的消息傳到瀋陽時，多爾袞的謀臣范文程欣喜若狂，斷定李自成不過盜寇之輩，必不能久，並建議多爾袞做好準備南下徵明。
從多爾袞入京到南京陷落期間的降清官員
先附李自成，後降清的明朝文官：
姓 名 明官職 省 籍
陳名夏 給事中 江 蘇
黨崇雅 侍 郎 陝 西
梁清標 翰林學士 北直隸
衛周祚 郎 中 山 西
戴名說 給事中 北直隸
劉 昌 給事中 河 南
柳寅東 御 史 四 川
陳之龍 分守道丞 江 西
張若琪 侍 郎 山 東
方大猷 分守道丞 浙 江
高爾儼 翰林學士 北直隸
張 忻 刑部尚書 山 東
張 端 翰林學士 山 東
張縉彥 兵部尚書 河 南
劉餘祐 兵部侍郎 北直隸
龔鼎孳 給事中 安 徽
孫承澤 給事中 北直隸
薛所蘊 國子監司業 河 南
傅景星 御 史 河 南
李元鼎 太常寺少卿 江 西
熊文舉 吏部郎中 江 西
葉初春 工部侍郎 江 西
在北京降於多爾袞的明朝文官：
姓 名 明官職 省 籍
王正志 戶部侍郎 北直隸
續表
姓 名 明官職 省 籍
徐一範 吏部郎中 江 蘇
王宏祚 戶部郎中 雲 南
衛周允 御 史 山 西
曹 溶 御 史 浙 江
胡世安 少詹事 四 川
吳惟華 主 事 北直隸
李若琳 翰林學士 山 東
王鰲永
1
戶部侍郎 山 東
金之俊
1
兵部侍郎 江 蘇
沈惟炳
1
吏部侍郎 河 北
馮 銓
2
大學士 北直隸
在地方投誠，接受赦免，或順治以後薦至北京的明文官：
姓 名 明官職 省 籍
李化熙 兵部侍郎 山 東
宋 權 順天巡撫 河 南
任 濬 兵部侍郎 山 東
張 煊 御 史 山 西
李 鑑 宣化巡撫 四 川
謝 升 吏部尚書 山 東
田維嘉 吏部尚書 北直隸
黃圖安 分守道丞 山 東
房可壯 副都御史 山 東
劉漢儒 四川巡撫 北直隸
苗胙土 鄖陽巡撫 山 西
陳之遴 編 修 浙 江
劉正宗 翰林學士 山 東
續表
姓 名 明官職 省 籍
謝啟光 兵部侍郎 山 東
孫之獬 翰林學士 山 東
李魯生 國子監司業 山 東
魏 琯 御 史 山 東
潘士良 刑部侍郎 山 東
霍 達 江蘇巡撫 陝 西
吳偉業 少詹事 江 蘇
南京陷落時及以後降清的明朝文官：
姓 名 明官職 省 籍
周亮工 御 史 河 南（南京居民）
劉應賓 吏部郎中 山 東
張鳳翔
3
工部尚書 山 東
錢謙益 禮部尚書 江 蘇
資料來源：孫甄陶《清史述論》，第21—25頁，以及《貳臣傳》。
上表注：1.受過李自成人馬的拷掠，納款獲釋；2.致仕，由多爾袞信邀出仕；3.受過李自成人馬的拷掠。
從另外一方面來看，早在李自成攻入北京之前，隨著明朝財政破產和部分軍隊的軍餉自給，以及精銳部隊的私人化，明朝部分軍隊實際上已經出現了軍閥化的轉變，而崇禎之死和四鎮定位削弱了中央權威，進一步加劇了明軍地方軍隊的軍閥特性。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收攬這些明軍為己所用成為清庭的重中之重。
由於明廷財政的破產和軍隊規模的擴大，不得不靠諸將自謀養兵之法。孫傳庭在關中墾田養兵，左良玉在湖廣靠劫掠養兵。而常年的作戰巨大消耗，迫使將官自行延攬軍人，左良玉在汝南招兵數萬，高傑在河南招兵萬餘，孫傳庭在陝西招兵，皆自作主張之舉，這些都使得明軍內部的人事自成一體。在這種情況下，軍隊的軍閥化是不可避免的，在與李自成軍隊的多次大戰中，崇禎的詔令多次被左良玉等軍頭們無視，而北京的失陷，則使得軍閥化的趨勢進一步惡化。
面對這種情況，當多爾袞入京之時，他不但需要延攬前明官員穩定形勢，招降納叛，更需要能夠吸引前明軍閥歸附，從而充實自己的力量。對此，他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據《皇清開國方略》記載，在山海關之戰以後，投降清庭的吳三桂當即被多爾袞封為平西王，得到一條玉帶及其他賞賜，並保證吳將裂土以封，世襲罔替；清肅清王豪格南進黃河過程中，在多爾袞的支使下，曉示南明和闖軍諸將，倘若投降，則清庭“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前明將領姜瓖率軍投降，隨即被多爾袞委任管理整個宣大地區的行政和軍務；前闖軍和前明將領唐通要求清庭承認其對寶德的控制，多爾袞即可應允，並封之以定西侯。
慷慨的爵位賞賜和裂土分封，迅速吸引了廣大前明和闖軍將領對清庭的效忠。畢竟，對於亂世之中的軍人而言，作戰的目的在於爵位和封地，而多爾袞對於降將遠比前明對待忠臣更加慷慨——相比於清朝裂省而封吳三桂的平西王，南明僅封平西伯。
這種策略在亂世之中並不罕見。早在楚漢相爭期間，真正的野心家就清楚地意識到慷慨的爵位和土地在亂世之中爭取軍閥支持的重要性。韓信曾向劉邦進言道，“用敵人的土地和爵位去收買天下的英雄，那麼士眾就會附之如水，君王就能天下無敵。”（《史記 淮陰侯列傳》）同樣，在固陵之戰失敗後，面對諸侯的作壁上觀，張良向劉邦進言道：“諸侯在意的不過是土地和爵位，漢王只需裂土以封，那麼諸侯之兵就會立即趕到。”（《史記 高祖本紀》）
因此，在1644年以後的混亂時期，只有多爾袞清楚地意識到該如何收買玩弄闖軍和南明的桀驁軍人，他賜給這些兇殘的武人以夢想，哄騙他們倒戈投誠，然後驅動他們效死力以擊敵。姜瓖懷著割據一方的美夢投降清朝，併為清庭出兵出力；李成棟試圖像吳三桂般裂土封王，玩命般地向南突擊，連擒隆武、邵武二天子；金聲桓、王得仁則不惜死力絞殺南明，橫掃兩湖；鄭芝龍澤懷著永鎮粵廣的幻想，獻上了整個隆武朝廷。
通過這些叛臣和叛將的倒戈與幫助，多爾袞輕而易舉地掃蕩了大順、南明的抵抗。不過，當這位攝政王意識到大局已定的時候，就開始逐步收回自己的承諾。
多爾袞進京當月曾宣佈，“自茲以後，天下臣民照舊束髮，悉從其便”，但是一旦南京被攻克，此令立刻被廢止，並強令中國民眾剃髮易服；曾經被多爾袞“照舊厚養”或者“一概錄用”的前明王爺和大臣，不是被殺戮，就是悉數打入冷宮；曾經多爾袞被嚴令保證的前朝士紳土地，則在後來以“無主之地”為由，成為八旗武士的跑馬之田。
到了1648年，隨著全國大部分被平定，多爾袞開始逐步剝奪前明將領的政治軍事權力。毫無功勳的旗人佟養甲被清庭封為廣東巡撫兼兩廣總督，李成棟僅得兩廣提督之職，地位卑下；平定江西的金聲桓、王得仁僅得總兵官之職務；1648年十一月，多爾袞派阿濟格、博洛等領兵戍守大同，醞釀著剝奪姜瓖的軍事政治權力。儘管，這些隨即釀成了李成棟、金聲桓、王得仁、劉澤清及姜瓖等人的叛亂，但通過一系列征剿，最終鞏固了清庭佔領區的統治。
1649年五月，被清庭賦閒北京的前明軍閥劉澤清斷定“清國不會用人，國運不久了”，勾結部下發動叛亂。
毫無疑問，甲申國難是一場真正的歷史悲劇。但是，後人反思這場悲劇時，都往往歸之以僥倖，卻往往忽視了政治本身的殘酷所在。真正的事實就是，在300多年前的大規模征服行動中，是清庭決策者非凡的政治遠見而非軍事冒險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滿洲人無情的利用了自己的敵人和盟友，他的最終勝利不過是水到渠成的結果，更是馬基雅維利政治的真正典範。多爾袞踐行了權謀的要義——“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這聽起來相當苦澀，但對1644年的清庭來說，則是毫不誇張的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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