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是在許多年以前了。在那以前，我讀過汪榮祖的《陳寅恪評傳》。來自先生的精神、治學與為人，對我似有一種引力，此後，我陸續閱讀了許多關於寅恪先生的書和資料，徜徉在先生無涯岸之可望、無轍跡之可尋的博大精深的境界裡。
讀過陳寅恪，有時不知不覺中就會聯想到錢鍾書。關於錢鍾書的傳記也有不少，翻讀過孔慶茂的《錢鍾書傳》、愛默的《錢鍾書傳稿》和張文江的《營造巴比倫塔的智者：錢鍾書傳》。二位先生先後離世，若干年後，無數人都認同他們都是近代最“當紅”的兩位學者，所以很自然地會將他們作些比較。
陳寅恪死於一九六九年，所謂“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其實講的就是一九四九年以後的陳寅恪。一九四九年以後，陳寅恪一直是中山大學（原嶺南大學）教授，期間最重大的事件發生在一九五三年。當年中國科學院準備設立三個歷史研究所，擬請陳任第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長，專門讓陳原來的學生汪筏南下勸行。過去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援引的材料說陳以“貪戀廣州暖和，又從來怕做行政領導工作”為由婉拒），並薦陳垣替代。但陸鍵東新著卻披露，陳當時提出兩個條件：一、允許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二、請毛澤東或劉少奇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朋友勸他不必如此，陳答：“我要為學術爭自由。我自從作王國維紀念碑文，即持學術自由之宗旨，歷二十餘年而不變。”陳的思想和精神決定了他的所為，也決定了他以後的命運，決定了他“廿載都成腸斷史”的悲劇。
那麼，一九四九年以後的錢鍾書又如何呢？
一九五〇年初，當時任記者的黃裳採訪錢鍾書及夫人楊絳，晤談甚歡。過後錢專門寫信給黃說：“如有報道，於弟乞稍留餘地。兄筆挾風雷，可愛亦復可畏（如開會多、學生於文學少興趣等語請略）。”黃後來回憶：“開會太多之類，算得了什麼呢？有什麼可避忌的呢？”由此正可見當時錢的謹慎小心。在肅反運動中，傳聞錢的朋友溫德（原是美國左派，後留華任教）是反革命，錢夫婦不得不與他劃清界限，後來知道溫其家排無問題，卻仍然不敢與他交往。
一九五七年春，知識分子們“大鳴大放”正值高潮，錢卻寫了這樣一首七雛。“駐車清曠小徘徊，隱隱遙空輾薄雷。脫葉猶飛風不定，啼鳩忽噤雨將來。”——不久“反右”就開始了，楊絳後來解釋此詩正是寄寓了錢對當時政治形勢的感受，並說：“他自信還有寫作之才，卻只能從事研究和評論工作，從此不但口“噤”，而且不興此唸了。”錢本兼具創作和研究之才，但此後他就徹底放棄創作，專事學術，“瞥觀疏記，識小積多”（《管錐篇》序），終於成就一部《管錐篇》。
錢鍾書字默存，他確是因“默”而“存”了。陳卻反其道而行。陳本是治純學術的，素乏創作才能，但他一九四九年以後不僅大寫“欠砍頭”的舊詩（他一九五六年有詩“晚歲為詩欠砍頭”，一九八〇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寒柳堂集 ·寅恪先生詩存》錄此詩時還故意以“口”隱去“砍”字），而且寫《論再生緣》，寫《柳如是別傳》，借“頌紅妝”以存自己的“所南心史”，將“家國興亡哀痛之情感”寄寓其中，並以“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由陳和錢，不禁想到楚辭的《漁父）。陳寅恪就是那個不願“蒙世俗之塵埃”的三間大夫，而錢鍾書就是那個“與世推移”的無名漁父。陳生於一八九O年，錢生於一九一O年，相差整整二十年。他們兩人似乎並無直接的交往。不過，他們應當是見過面的。
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好友——就是吳宓，其時亦教於清華。吳是陳留學美國時認識的知交，對陳推舉備至，對朋友說“閤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吳與錢也關係極深，曾稱賞錢“才情學識誰兼具，新舊中西子竟通”。吳與學生聊天時還將陳、錢兩人並舉：“
當今文史方面的傑出人才，在老一輩中要推陳寅恪先生，在年輕一輩中要推錢鍾書，他們都是人中之龍，其餘如你我，不過爾爾！”——在近年談錢的文字中，這則軼事恐怕是最為人所豔稱的了。
儘管如此，錢當時對陳卻未必很敬服。據說錢曾拒絕進入國學研究院深造，並說：“整個清華，沒有一個教授有資格充當錢某人的導師！” 錢是一九二九年秋入學清華的，當時國學研究院的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三巨頭，梁已於年初病逝，王早於兩年前自沉昆明湖，陳是碩果僅存的大師級人物，則錢有可能就是針對陳而言的，至少也是包括了陳的。錢在清華時已頗露頭角，少年氣盛，有此豪言也屬情理之中，他的一位校友回憶，錢在大學二年級就已“敢挑剔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和哲學系主任馮友蘭的學問”。不過，說錢拒絕進國學研究院則顯然不確，因為研究院在錢入學以前就已停辦了。
陳不贊同共產制度，但他何以又不離開大陸呢？即使他不去國民黨的臺灣，他為什麼不像錢穆那樣去香港，或者像胡適那樣去美國呢？也許最主要是因為陳目盲體衰，已不堪流離失所，海外飄零；也許他以為廣州僻處南疆，山高皇帝遠，政治的鐵幕未必那麼密不透風；又有傳聞說他的長女思想左傾，不讓他走……總之他是永遠留在廣州了。
對於留在大陸，據說錢後來表示不悔。在他最艱難的時候，楊絳曾問他：“你悔不悔當初留下不走？”錢答：“時光倒流，我還是照老樣。”這也許是真的。
一九三二年，錢還是清華學生時，就說過：“
革命在事實上的成功，就是革命在理論上的失敗。”幾年後又寫道：“世界上的大罪惡、大殘忍大多是真有道德理想的人乾的。沒有道德的人犯罪，自己明白是罪；真有道德的人害了人，他還覺得是道德應有的代價。上帝要懲罰人類，有時來一個荒年，有時來一次瘟疫或戰爭，有時產生一個道德家。”這些話都極有洞見。閱讀更多 素履草堂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