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的雅典被認為是民主制度的起源之地，作為古希臘兩大著名的城邦之一，雅典以他獨特的政治生態文明，在世界歷史的長河中留下了一抹鮮亮的色彩。 事實上作為一個奴隸制城邦，雅典具備那個時代一系列的社會通病，即便是在這樣一個民主制度下，貴族與平民之間的矛盾始終不曾中斷過，而雅典為了維護社會穩定，也曾進行了一系列社會改革。
古希臘雅典時代開創了民主制度的先河
在雅典社會改革的過程中，梭倫是一個不能忽視的人物。他通過改革提高了公民大會的權力，使他成為雅典時代城邦的權力機構，極大的限制了貴族的權力，奠定了民主制度，使得雅典一躍而成為古希臘城邦之首，並長期居於霸主地位。直至馬其頓王國興起以後，才逐漸衰落，後於公元前146年被羅馬吞併。
公民大會是雅典時代權力機構，每人擁有一個票權，少數服從對數為原則
貴族與平民的矛盾是古代社會最常見的矛盾之一，雖然歷代的統治階層為了調和這些矛盾，制定了豐富的政策，但由於本身具有時代的侷限性，貴族與平民間的矛盾不僅僅沒有被消除，反而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放大，社會階層的矛盾使得國家始終處於一個不穩定狀態，雅典不同的歷史時期也經歷過動盪，他們又是如何通過改革來維護自身穩定的呢？
雅典民主改革
雅典作為共和制度下的一抹亮色，其制度並非是一天形成的，從王政時代過渡到奴隸制社會初期的時候。雅典一度也是貴族寡頭式政治，國家政權都掌握在部分貴族的手中，平民沒有話語權，而雅典從貴族政治過渡到民主政治，前後歷經四次改革。
梭倫是古雅典時期執政官，由於其巨大的聲望，因此差點被人推舉為“僭主（獨裁者）”
（1）梭倫改革
梭倫改革是雅典奴隸社會時期最重要的改革，他開啟了雅典的民主時代。梭倫本身是一個沒落貴族出身，但在改革過程中，他並沒有偏幫貴族，也沒有偏向於平民，而是致力於建造一個二者都能滿意的政治制度。
雅典時代梭倫改革的公民等級制度，奠定了古希臘時代民主制度的基礎
劃分公民等級，按照公民現有的財產等級，劃分為四個層次，並規定了這四個層次的公民，分別有不同的權利和義務。同時規定這些人都擁有參與公民大會對國家管理的權力，並廢除了德拉古時代嚴酷的法律，無論是貴族和平民都置於法律的管轄下。有關梭倫改革，其具體的改革統統都是圍繞公民等級做出的，而這個基礎也奠定了雅典未來的政治制度。
（2）庇西特拉圖時代
梭倫改革極大的促進了雅典的民主政治，使得梭倫一度擁有很高的權力，當時大部分的貴族和平民都擁護梭倫成為“僭主”，即獨裁者。但梭倫堅持改革民主政治，其不為名不為利的思想讓人欽佩，但自梭倫時代結束以後，貴族為了爭奪執政官領導地位繼續爭鬥。庇西特拉圖是梭倫的侄子，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庇西特拉圖是破壞民主政治的“僭主”。
庇西特拉圖是雅典時代的“僭主”，卻無形中維護了民主制度
他在雅典爭奪權力的諸多派別中，創建了“山地派”，並奪取了雅典的大權，由此成為古雅典時代最出名的獨裁者，一直到他去世。庇西特拉圖竭力維護梭倫時代改革的，大力扶持小農經濟，堅決的貫徹和維護法制，打擊貴族在地方司法中專制，使得位於下層的公民地位得以大大提升。 亞里士多德評價庇西特拉圖“以獨裁的方式貫徹了民主制度”。不過也留下了一個弊端，其獨裁的統治延續到齊子孫後，逐漸不得人心，最終雅典人民放逐了庇西特拉圖之子。
（3）克里斯提尼改革
克里斯提尼是雅典民眾推翻“僭主”以後，選舉的雅典首席執政官，由於“僭主”時代嚴重破壞了雅典的民主政治，民眾放逐了“僭主”，克里斯提尼被選為執政官後，深深瞭解到貴族與平民的矛盾衝突加劇。梭倫改革雖然促進了雅典民主進程，但是並未打破以血脈為主的氏族貴族掌控權勢的一步，由此也釀成了僭主時代的到來。克里斯提尼在原有梭倫改革的基礎上，做出了進一步的改革。
克里斯蒂尼的五百人大會打破了氏族貴族的血緣關係，鼓勵了更多人參與到城邦的事物管理中去
取消了梭倫設立的“四百人大會（公民大會常設機構）”，代之以五百人大會。而五百人大會的基礎，是建立在打破原有氏族貴族血緣關係。將原來的部落重新劃分區域，劃分區域的方式與原先地域的方式不同，而是分隔開城市、沿海、內陸，每個部落都有著三個區的一部分，而在這三大區的下面，各自設立了不同數量的小區，使得每個區的人都可以公平的參與公民大會。克里斯提尼改革打破了原始部落時代血緣關係為主導的政治生態，使得梭倫時代所設立的民主政治制度得以強化。而梭倫時代加強對公民的教育，使得有更多人都越來越熱衷於參與對國家的管理，因此形成了較為良好的循環。
（4）厄菲阿爾特和伯里克利
雅典幾代人的改革，使得民主制度觀念深入人心，但由於本身貴族掌握十分巨大的權利，由王政時代傳承下來的
戰神山議事會。一直都有貴族所把持，是典型的貴族政治產物，一度決定雅典大大小小的各種事務。梭倫以及幾代人的改革，雖然加強了公民大會以及五百人會議制度，但由於雅典改革本身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戰神山議事會仍具有相當的權力。戰神山議事會全部都由卸任的執政官組成，在雅典具體事務中仍佔有相當的比重，但同時由於派系眾多，其內部腐敗的情況佔據絕大多數，引起民眾的不滿。
伯利克里
厄菲阿爾特和伯里克利聯手對雅典政治改革，取消了戰神山議事會，將其權力下放到了公民大會和五百人會議，標誌著雅典民主時代真正到來。不過厄菲阿爾特和伯里克利本身屬於激進派，由於貴族具有固有的政治地位，厄菲阿爾特最終被貴族反對派暗殺，伯里克利在危難關頭繼承厄菲阿爾特繼續推行改革，並在原來基礎上做出改變，公民從此以後不再受限於等級制度，任何成年的男性，都有權利參與到國家機構的任職中，並推行了工薪制度，極大的刺激了平民參與國家管理的熱情。
被“裹挾”的平民意志
古希臘城邦文明時期，雅典的民主制度是一個異類。他和同樣古希臘城邦文明的斯巴達不同，雖然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斯巴達建立起霸權，但這份霸權並未維持多久。 很顯然，在當時古希臘文明的城邦中，只有雅典的政治制度，才是適合作為那個時代霸權統治的代表。雅典民主制度並非沒有遭到挑釁，除了本身城邦內部貴族勢力不斷的抬頭以外，外部因素也佔有很大的比重。
雅典時代的民主只是面向於公民，佔據大多數的人的平民沒有包含在內
尤其是伯羅奔尼撒戰爭戰敗以後，雅典進入
“三十僭主”時代，但雅典人民從來沒有屈服，隨著內部的自我調節，使得其民主制度又重新恢復。不過也有歷史學家認為，雅典的民主政治其實並不能算是真正的民主，原因在於他是在奴隸制社會下建立起來的。所謂改革也只是自上而下式，平民只是被裹挾到其中，因為只有少部分公民才可以參加公民大會，而大部分社會底層，如奴隸、女人等等都不包含在內。而且貴族雖然在不斷的改革中被削弱，但仍然比平民享受的權利更多，每個時代的改革，最多隻是緩解貴族與平民之間的關係。二者之間的矛盾也未根本消除。閱讀更多 大俠路仲遠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