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很多皇帝都是特別能敗家的主兒，遠的不說，近的像理宗、度宗，簡直像兩臺超大號的燒錢機器，把已經見底的國庫給造得老鼠屎都不剩。加上賈似道等擅權的奸臣在花錢方面也不含糊，就更使得南宋財政面臨嚴峻的形勢。
因為中國古代歷來有“再窮不能窮幹部，再苦不能苦領導”的思想，所以為了讓官老爺的福利待遇不降低，以賈似道為首的當權者，就採用“買公田”和無限制地印發紙幣的辦法，肆無忌憚地榨取民脂民膏。
買公田是從宋理宗景定二年（1261）開始的。所謂買公田，即朝廷向有田者購買田地作為公田，以公田的收益充作軍餉。
是不是感覺有點繞？舉例來說吧，比如你家按規定可以擁有兩百畝土地，但實際擁有五百畝土地，超出規定三百畝。那麼朝廷就把超出規定的這部分土地給買回來，算作國家的，然後再租給佃戶耕種，收取租稅。這樣的好處是，沒有中間商賺差價，收益全歸政府所有，增加了財政收入。剛開始，朝廷購買的對象主要是官戶，後來範圍不斷擴大，無論官民，只要擁有的土地超過一百畝，均要收購三分之一。
當然了，這裡面有個問題，就是朝廷因為沒錢才實行“買公田”，而“買公田”卻需要花很多錢，怎麼辦？辦法是通過會子等空頭支票來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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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子也稱“便錢會子”，是南宋一種取錢的憑證，有人說是貨幣，也有人說是支票，與大家熟悉的交子差不多。按照教科書的說法，交子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紙幣，因用堅韌耐磨的楮紙印刷，所以通稱為楮幣。但不管是會子還是交子，其代表的價值都是建立在金屬貨幣的基礎上。由於紙幣本身沒有價值，因此在金屬貨幣總量額定的情況下，
紙幣發行量越大，代表的價值就越小，購買力就越弱。如果不進行控制的話，就會很容易引發通貨膨脹及金融風險。賈似道沒有學過經濟學，即使學了估計也不會當回事，所以他選擇了一種飲鴆止渴的做法，瘋狂濫發紙幣，把社會經濟拖向崩潰的深淵。
除了買公田和濫發紙幣，賈似道還在景定年間批行所謂“推排法”，下令全國各地根據田產變化情況，推算、清查土地，以重新確定田畝的賦稅。結果，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無論是地主還是農民，都受到極大的騷擾。當時有人就寫詩嘲諷道：
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河寸寸量。
縱使一丘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
賈似道在專權期間的各種無下限行徑，使得南宋王朝的朝政“萬事不理”，政權機構近於癱瘓，社會經濟完全崩潰，人民怨聲載道，連王朝的統治基礎地主階級都對朝廷離心離德。如此，南宋王朝雖然因四川釣魚山之捷獲得了一次苟延殘喘的機會，卻不僅未能利用這次機會稍微改善一下危局，反而陷入了滅亡的絕境。
03
然後鏡頭切換到忽必烈身上。前文已經講到，忽必烈因蒙哥陣亡，無暇繼續攻打宋朝，就答應了賈似道的私自議和請求，北返爭奪汗位去了。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春，忽必烈在開平（今內蒙古正藍旗東）正式繼承汗位。不過由於這時蒙古統治集團內部還不穩定，忽必烈沒工夫南侵，於是派郝經為使臣到南宋，準備把自己即位之事通告南宋，同時敦促南宋趕緊履行先前簽訂的議和條款。
郝經使宋，宋理宗認為應該好好接待一下，但賈似道害怕自己私訂屈辱和議的事敗露，居然秘密將郝經一行拘留在軍營改建的使館中，時間長達16年之久。其間，蒙古曾多次派人尋訪郝經的行蹤，賈似道均不予理睬。這就給之後蒙古再次大規模南侵提供了口實。
而雪上加霜的是，在南宋內部，這時又發生了一起高級將領投降蒙古的事件。
投降的高級將領名叫劉整。劉整原是金人，金末時投奔南宋，在抗蒙鬥爭中屢立戰功。賈似道當時雖然獨擅朝政，但並沒有完全控制軍隊，所以他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勢，就發明了一個“打算法”，即審理各個將領的軍費開支，追交賬款，以清洗那些不依附自己的將領。於是上行下效，一些與劉整有矛盾的宋將就藉著這股東風，趁機整治劉整。劉整心裡那叫一個苦啊，便四處上訪，申訴冤屈，無果。後來他聽說有人居然被“打算法”給整死了，心生恐懼，乾脆以瀘州等十五州郡投降蒙古。
劉整投降蒙古後，積極出謀劃策，使得蒙古對南宋國情虛實完全瞭解，忽必烈也因此下定了消滅南宋的決心。只是這時還有一部分蒙古貴族同忽必烈作對，蒙古陷入長達數年的內訌，以及在山東的軍閥李璮[tǎn]又在此刻起兵反蒙，忽必烈騰不出手幹別的，就只好接受劉整的提議，用玉帶賄賂宋朝大將呂文德，以設置榷場互市為名，秘密修築城堡，建立了進攻襄漢的前哨據點，不時出兵抄掠，威脅襄陽。
景定五年（1264），忽必烈在擺平蒙古貴族和李璮叛亂後，把都城遷到燕京（今北京），重新把注意力放在了南宋身上，又聽從劉整建議，決定先取襄陽，由漢水入長江，再沿江而下直取南宋都城臨安。
然後又經過幾年準備，到了度宗鹹淳四年（1268），蒙古大將阿術與劉整開始率軍包圍襄樊（襄陽與樊城合稱），並繼續在要害處修築城堡。襄陽守將幾次率軍出擊，試圖打破敵人的包圍，均未成功。宋朝各路援軍對蒙軍的進攻也沒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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