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佳駿：桑德斯之後，美國“進步”外交政策往何處走
作者：陳佳駿，上海市美國問題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來源：《世界知識》2020年第7期；世界知識
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的外交政策取向主要在兩條路線之間搖擺，一條是新保守主義，另一條是自由國際主義。新保守主義強調軍事優勢，主張用單邊軍事幹預的方法推進民主。自由國際主義則關注全球經濟的自由化、多邊人道主義干預以及在海外以政治方式推進人權。隨著美國數場對外戰爭的消耗以及民眾對戰爭厭倦情緒的加深，美國左翼政客開始登上外交政策辯論舞臺，提出更“進步”（progressive）的外交政策主張，此次在2020年大選民主黨初選中聲勢緊隨前副總統拜登之後居於第二位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便是代表人物。
2020年2月3日，美國民主黨總統競選人桑德斯在艾奧瓦州首府得梅因出席黨團投票日支持者集會。
桑德斯的“進步”外交政策
自稱“民主社會主義者”（Democratic Socialism）的佛蒙特州聯邦參議員桑德斯曾在2016年參選總統，但在民主黨初選中早早敗下陣來，外交政策是他的主要短板之一。四年之後第二次競選，桑德斯比其他民主黨競選人都更早地談論外交政策。並且，在去年2月宣佈參選之前，他已分別在2017年9月和2018年10月發表了兩場外交政策演講，概述了其“進步”願景。
第一，反對軍事幹預，但不反對以武力手段進行人道主義干預。桑德斯2017年9月在威斯敏斯特學院的演講中，用很長篇幅描述了美國20世紀數場災難性軍事幹預行動，認為“軍事幹預經常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造成無法估量的傷害”。他希望美國不要再追求全球霸權，轉而奉行基於“夥伴關係而非控制”的外交政策。他也呼籲將聯合國置於外交政策的核心位置。
不過，桑德斯曾支持1999年北約轟炸科索沃的行動，也曾在2011年支持北約干預利比亞，當時他在國會參議院與他人共同發起一項決議，譴責“利比亞嚴重和系統地侵犯人權”，要求在利比亞上空設立禁飛區以保護平民免受攻擊。去年10月，特朗普宣佈從敘利亞東北部撤軍，桑德斯批評稱，“你不能通過一條推文和與埃爾多安的一次討論，就拋棄一個在反恐戰爭中犧牲了1.1萬名士兵的盟友（注：指庫爾德人）。”
第二，主張對軍事預算進行削減和再分配。這一立場源於他始終如一的觀點：失控的軍費開支正扼殺美國國內投資。他對美國軍事預算削減的呼籲也是為了支撐其價值數萬億美元的社會福利計劃。他曾在參院提出過一項修正案，要求將軍事預算的0.1%用於美國與外國青少年的交換項目，理由是人與人的交流比武力能增進認識、消彌分歧。
第三，反對右翼威權主義，主張“強大的全球進步運動”。他2018年10月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演講說，“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新的‘威權軸心’的崛起”，敦促自由派不僅要捍衛冷戰後的現狀，還要“重新構思基於人類團結的全球秩序”。他的這一立場與其國內立場相呼應。他認為，“不平等、腐敗、寡頭和威權主義是密不可分的。必須將它們理解為同一體系的一部分，以同樣的方式進行鬥爭”。桑德斯嚮往只有“強大的全球進步運動”才能解決“導致威權主義的潛在經濟和政治因素”，不過至今他都沒能解釋將如何發動這場“運動”。
第四，推進應對氣候變化和應對其他跨國挑戰所需的國際合作。桑德斯認為，氣候變化和全球不平等是當今兩大全球性問題，強調美國應當與中國、俄羅斯、印度等國合作應對這些挑戰。為此，他呼籲在政府間夥伴關係之外也要重視建立“人民之間的夥伴關係”。他的這種國際合作設想暗含著他對國際關係的“後民族主義”理解。同時他也認為，美國需憑藉其強大實力在解決全球性挑戰問題時發揮主導作用。
“進步主義”外交政策的未來
傳統觀點認為，桑德斯是一個經濟民族主義者，他的天然選民是特朗普非常重視的白人工薪階層，因此部分民主黨人相信他是最能從特朗普手中搶奪傳統支持者的那個人。但從桑德斯所宣示的上述外交政策特點看，他與特朗普沙文主義式的民族主義觀點存在明顯差異。“進步”外交政策絕不等同於孤立主義，而是希望在反對“美國例外論”的基礎上實現美國的全球領導力。
放眼美國政壇，桑德斯並非“孤軍奮戰”，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追隨他的腳步推動“進步”外交政策漸成氣候。在本屆美國國會中，主要有三個代表人物：
一個是46歲的民主黨參議員克里斯·墨菲（Chris Murphy），他很早就被視為美國“進步”外交政策的代言人之一。2017年3月，他在接受《大西洋月刊》採訪時系統闡述了他的外交政策觀點：積極主動的外交和經濟接觸；在充滿風險的地區推行新“馬歇爾計劃”；與俄羅斯和中國接觸，使兩國在接受當前國際規則框架的前提下實現各自抱負；維護美國的國際聲望，推進全球民主及人權。
第二個是46歲的印度裔民主黨眾議員羅·康納（Ro Khanna），他是桑德斯此次競選團隊的聯席主席之一，在國會同桑德斯保持很高的一致性。2019年，他同桑德斯領導了一項跨黨派兩院決議的提出，該決議有史以來第一次援引1973年《戰爭權力法案》，要求美國停止支持沙特在也門的戰爭。今年1月，他又與桑德斯一道，在美國刺殺伊朗將軍蘇萊曼尼之後，分別在眾參兩院提出立法，要求政府在沒有國會事先授權的情況下，禁止為伊朗境內或針對伊朗的任何進攻性軍事力量提供資金。
第三個是38歲的索馬里裔民主黨眾議員伊爾汗·奧馬爾（Ilhan Omar）。這位女性2018年在桑德斯的幫助下當選，去年10月宣佈支持桑德斯競選總統。作為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成員，她在今年2月提出了名為“和平之路”計劃（Pathway to PEACE）的一攬子七項“進步”外交政策立法。該計劃基本秉持了桑德斯的路線，要將人權、正義與和平作為美國參與世界事務的三大支柱，將軍事手段列為最後選項。
這三個人關注的領域各有側重，最值得我們重視的是墨菲，因為他已經有了比桑德斯還清晰的對華政策觀。去年9月，墨菲在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發表演講時提到，美國在與中俄等大國競爭時要能“以牙還牙”（fighting fire with fire）：一方面加大美國海外宣傳的力度，採用“反敘事”的方式打贏信息戰；另一方面迴歸國際貿易協定來保障美國經濟的增長，用更多的“全球經濟槓桿”應對來自中國的5G、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領域挑戰。
在3月的民主黨總統初選中，桑德斯遭遇了一連串的失利，與拜登的“承諾代表”票差距越來越大，現在看來成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希望似乎不大了，退選在即。但是，美國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打亂了兩黨初選原有的節奏。競選集會停止，數州推遲初選，中老年選民投票率可能下降，給桑德斯與拜登之間的競爭增添了不確定性。無論桑德斯此次競選成功與否，他的“進步主義”外交政策立場都會延續並被民主黨內新生代力量發揚，而這也必然會在潛移默化中參與對民主黨的外交政策形態的重塑。
數字經濟智庫
政治學與國際關係論壇
為了更好的服務數字中國建設，服務“一帶一路”建設，加強數字經濟建設過程中的理論交流、實踐交流。來自中國數字經濟以及“一帶一路”建設領域的專家學者們成立了數字經濟智庫，為數字中國的建設添磚加瓦。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擔任名譽院長，知名青年學者黃日涵、儲殷等領銜。政治學與國際關係論壇是數字經濟智庫旗下的專門平臺。
閱讀更多 黃日涵副教授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