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出來，印妥，命，就隨它了。落在誰手，境遇自有不同。愛之者，視若珍寶；遇上個虐書的，撕巴撕巴，要麼糊了牆，要麼扔入茅廁，直接就墜入了“悲慘世界”。
當然，這，也許只是傖夫鄙婦之所為，書香門第，持禮之家，對書，總是“待若上賓”的，也正因如此，古來才闢有書房，建起了書樓。
但，一人惜書，全家護書，也不過就是螻蟻之力，許能避得了火，避得了水，卻難避鐵腕鐵蹄。回望史上，書籍毀於燭火，溺於洪流者，有，但到底只是個別。反倒是國如暴秦者，號稱水德，卻又舉火焚書，如此這般“水深火熱”，書，豈能靠一人、一門之力得以保全？對此，凡親歷過“破四舊”的人，無不深知，也深恨。所以說，政令之災，遠甚於家火、野水，即如乾隆朝，以編撰《四庫全書》為號，徵集天下書籍，然後，依照官家尺度，從中分出全毀、抽毀、禁絕、違礙四類。到全書編成，計有3457種，79070卷，而被銷燬的，則為三千餘種，六七萬卷，幾與《四庫全書》相等。此種“平和有序”的毀滅方式，真可謂前無古人。
這，便是書厄了。
創“書厄”一說者，隋代牛弘。其人《隋書》有傳，所錄《請開獻書之路表》中，列有“書籍五厄”：秦皇焚書，一時“先王墳籍，掃地皆盡”；王莽禍患，致使“宮室圖書，並從焚燼”；董卓為害，獻帝移都，“圖書縑帛，皆取為帷囊”；永嘉南渡，“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周師入郢，七萬餘捲圖書，“悉焚之於外城”。後有明代學者胡應麟，又續上五厄：隋末戰亂、安史之亂、黃巢之亂、靖康之難、蒙元劫掠，前後一共“十厄”。但察之不難發現，此“十厄”所毀之書，除秦朝以外，皆為國家庫藏。
其實，私家藏書，照樣不能倖免。一遇戰亂，那些書畫碑刻，躲，無處躲，藏，無處藏，頃刻間，便會陷入劫難！古時兵災匪患，常常接踵而至，百姓苦不堪言。偏那藏書人家，又大多殷實，就更易遭劫，所以，自古毀於戰亂匪患的書畫，不可勝數。宋代詞人周密，在其《齊東野語》中，就有《書籍之厄》一節，記之曰：“吾家三世積累，先君子尤酷嗜，至鬻負郭之田以供筆扎之用。冥搜極討，不憚勞費，凡有書四萬二千餘卷，及三代以來金石之刻一千五百餘種，庋置書種、志雅二堂，日事校讎，居然籯金之富。”但其先祖時運不濟，遭逢金兵入侵，無奈，只好隨高宗南渡，家中藏書，遂無人護，大多散失殆盡。後來，周密深以為痛，自責說：“餘小子遭時多故，不善保藏，善和之書，一旦掃地。因考今昔，有感斯文，為之流涕。因書以識吾過，且以示子孫雲。”自責歸自責，當時兵荒馬亂，性命尚且難保，何況書籍！同在齊地，李清照、趙明誠，逃難時，也是如此，不得不割捨許多珍藏。為了保護那些典籍卷軸、金石古器，易安不僅受盡顛沛之苦，甚至忍辱蒙羞。元代學者袁桷，其曾祖便開始藏書，到他這，已歷四代，以其富藏，“甲於浙東”。袁桷在《袁氏舊書目序》中說：“己丑之災（元軍鎮壓義軍），偕家人渡江以逃。袁氏之書，一夕而盡。”積攢需四代，毀損只一刻，豈不令人扼腕長嘆！至有明清鼎革，散文家張岱，也因家藏盡毀，一直恨恨不已：“餘自垂髫聚書四十年，不下三萬卷。乙酉避兵入剡，略攜數篦隨行，而所存者為方兵所據，日裂以吹煙，並舁至江干，籍甲內擋箭彈，四十年所積，亦一日盡失。”（《陶庵夢憶》）那些兵卒，竟然拿書頁引火，用冊籍擋箭矢，其愚氓暴戾，實在讓人痛恨！此時的書籍，真就如災民一般，同赴了國難。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
國破，固致書毀，家門不幸，同樣也會殃及書籍。古來的官吏，多由文人充任。就算他不嗜圖書、不作詩文，家中總還是有些書的。而在朝為官者，自謂“待罪”——也就是說，時刻等待著皇帝的懲處，可見，獲罪，也只早晚的事。而一旦獲罪，或砍頭，或流放，家產要麼查抄，要麼籍沒，妻子兒女一時淪為官奴，此刻，她們自身尚且難保，哪裡還顧得上老爺的那些書呢？就如清朝戴名世，五十三歲前，皆居鄉耕讀，以授徒為生，以著述為業，家中，免不了存有一些書。但到了五十七歲，得授翰林編修，兩年之後，便因所著《南山集》一書問斬。這真個是：其因讀書而得官，其因寫書而獲罪。試想想，書主殞命，那些所讀之書，焉能存續？更有甚者，當屬方孝孺。他曾以“遜志”名其書齋，又在朝為官多年，家中自有所藏。但因其頂撞朱棣，竟被夷滅“十族”，連其門生也一併處死，那些藏書，再由何人代為保管呢？這便是書運隨著人命了。倒是大文豪蘇軾，讀書而不藏書。故而終其一生，有字“子澹”，有號“東坡”，人稱“學士”，上諡“文思”，獨獨不聞他有齋名。這對那些書沒幾本，名不出里巷，卻要題匾弄額，高冠齋名者，無疑是個辛辣的諷刺！
縱觀史上，一世藏書如何留存，在文人，始終心心念念。即便今日，也不乏其人。揚之水曾講：某人藏書甚豐，其中不乏珍稀善本，但他身患重病，不久人世，臨終囑咐：書萬不可賣，萬不可借。黃裳聽聞，就說：“那便燒掉！”黃公生氣，不無道理：書籍藏而不用，等於世上無此書。但也需體會，那位先生大約淘書不易，唯恐死後散失、損壞，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之故，文人大都有詩書傳家之願，希望後世子孫讀書、用書、珍惜書。“耕讀莫懶，起家之本”，“字紙莫棄，世間之寶”，此乃范仲淹《訓子弟語》中的話。但司馬光卻看得透，他說：“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盡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盡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為子孫無窮之計。”作為史學大家，他雖看得明白，行，卻並不得法——為後代積陰德，到底靈也不靈？卻是件誰都說不清的事。
自古以來，有詩書傳家夢者，不可謂不多。但與此同時，祖傳之書，被子孫瓜分豆剖者也不勝枚舉。宋代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就錄有濡須秦氏“宅舍及文籍不許子孫分割”的遺囑，但後來如何，卻不得而知。能夠像天一閣始建者範欽，對藏書處理那般妥恰者，實在鳳毛麟角。據說，範欽為官時，無論到哪，都留心收集典籍。致仕歸裡後，便在宅院東側，建閣一處，名為“天一”，藏書七萬餘卷。他將天一閣，作為單列之財，留予後人，以保藏書體系不變。全祖望曾記之曰：“吾聞侍郎（範欽）二子方析產時，以為書不可分，乃別出萬金，欲書者受書，否則受金。其次子欣然受金而去，今金已盡，而書尚存，其優劣何如也。”其長子放棄金錢，繼承了藏書。範氏一族已綿延十幾代，讀書者薪火相繼。據載，科舉廢止前，“登進士者二人，舉人四人，貢生七人，監生十四人，諸生二十八人”，可謂代不乏人。
如今國內承平，既無兵災，亦無匪亂，按理，書，可無毀損之虞了，但忽有一物，名為“電子”，其橫空出世，一掃紙版。我想，也許數十年後，紙書便不復存在了，到了那時，我們還談什麼書的命運呢？
作者簡介：李漢君，自幼喜書，但讀得多，寫得少。及長，不過數年知青，數年醫生，數年編輯，隨波而逐流，漂忽兮不定。轉任文吏，縫裁嫁衣，方坐得幾年小吉普，轉眼又成田舍翁。於是復又埋首書堆，重操楮墨；煮字煉詞心繾綣，紙上談兵意沛然，無他，性本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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