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3日下午，陝甘寧邊區政府召開的縣長聯席會議在楊家嶺參議會小禮堂舉行。期間，突然發生雷擊禮堂事件，參會的延川縣代縣長李彩雲不幸被雷擊身亡。禍不單行，當天固臨縣有位農民在趕集時，幫他拉貨的一頭毛驢也遭雷劈死，他便當街大罵：“這瞎了眼的老天爺，為甚不讓雷公劈死毛澤東，偏要打死李縣長、打死我的毛驢！”
當地幹部聞言後，說：“這還了得，這不是反對毛主席嗎？必須予以嚴懲。”並很快抓起那位罵毛澤東的農民，要送中央保衛部門處理。
毛澤東知曉後，並沒像一般人那樣怒髮衝冠，而是冷靜地說：“罵人又不犯法，罵人也是提意見的一種方式嘛！老鄉這樣罵我，說明我們工作中存在錯誤和問題，需要查清改正。”並一再強調：要想想我們做了什麼錯事引起了群眾的反感。
毛澤東當即指示有關人員將罵他的農民放掉。後經調查，原來是當地徵糧太重了，這位農民心裡有冤氣，偏偏毛驢又死了，所以才借罵“雷”出氣。
無獨有偶，時隔不久陝甘寧邊區清澗縣農婦伍蘭花的丈夫在山上犁地時突遇雷斃命。她一邊痛哭一邊辱罵共產黨，詛咒毛澤東。當地幹部同樣將她抓起來並報告中央社會部。當時的中央社會部接報後派人把她拘押到延安。保衛部門建議判處死刑，呈報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審判和中央審批。
毛澤東從社會部送呈的《情況彙報》中閱知後陷入深思：為什麼這幾個遭雷擊的群眾都罵我毛澤東和共產黨？雷擊是因為天不好，在陝甘寧邊區共產黨就是老百姓頭上的天，我毛澤東又是共產黨的主席，這說明我們黨的有些政策不好，我這個主席也沒當好。他當即對社會部負責人說：“你們如果不做調查，就這樣隨便抓人、殺人，那跟國民黨有什麼兩樣？我不同意你們這樣做！”
毛澤東立即讓中央軍委總部保衛部部長錢益民把伍蘭花帶來詳細詢問其中原因。經過交談才瞭解到，她家70歲的婆婆是個癱瘓病人，3個孩子最大的才10歲，全家6口人僅靠丈夫一人養著。中央紅軍來陝北後給她家分了5畝地，起初還過了幾年好日子。但這幾年因公糧任務太重，又逢三年旱災，不少百姓交不起公糧，尤其是她家，除了種子已無顆粒存糧。可當地幹部不止多要公糧，自己還多吃多佔。她丈夫這一死，家裡的生活更沒指望了，她一時氣急就將怨氣撒到了毛主席和共產黨身上。
毛澤東聽後不僅沒有責怪她，反而安慰說：“我們共產黨跟老百姓是一家人，你家裡有困難我們會幫助你克服，你以後有意見還可以提，我叫他們放了你。”自以為會被槍斃的伍蘭花聽後熱淚盈眶，要跪下來請罪，毛澤東將她扶起並叫錢益民馬上放掉她，派專人護送回家，並帶公文向當地政府講清楚，她沒什麼罪過，是個敢講真話的老實人，當地政府要幫助她克服困難。對於當地群眾交公糧負擔過重的問題，邊區政府要認真調查研究，該免的要免，該減的要減，決不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臨行前，毛澤東還把自己的口糧送給她，以解她家的燃眉之急。她回村後逢人就講：“毛主席胸懷坦蕩，是咱老百姓的大救星，是個不怕雷轟的英明領袖。”
黨中央在以上數例的基礎上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後發現，由於徵糧過多，農民負擔太重，已引起了農民的不滿情緒與意見。黨中央、毛澤東從實際出發，及時糾正錯誤：在陝甘寧邊區開展減徵公糧、軍民大生產運動，自己動手，扭轉缺衣少食的困難。根據地老百姓的生活隨即有了明顯好轉。
幾年以後，毛澤東還一直記著此事。僅1945年4月至5月一個多月時間，毛澤東就趁黨的“七大”召開的機會，從不同的角度4次“檢討”了這個問題，自省的同時更教育了全黨幹部。
第一次是1945年4月20日，毛澤東對《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作說明，在講到領導幹部要樂於聽“閒話”以便從中發現和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時說：“1941年邊區老百姓中有人說雷公咋不打死毛澤東，這就引起我的警覺，分析原因，發現是徵糧太重了，於是就發展大生產運動。”第二次是1945年4月24日，在黨的“七大”作口頭政治報告時，毛澤東又為這件事講了一段話。第三次是1945年5月31日，在黨的“七大”上所作結論中，他說：我有個經驗，即許多話就是從閒話中聽到的。例如說，雷公為什麼不打死毛澤東？當時我聽到這個話是很吃驚的。說這個話的時間是1941年，地方是邊區，那年邊區公糧徵收20萬石，還要運公鹽6萬馱，這一下把老百姓搞得相當苦，怨聲載道，天怒人怨，這些事還不是毛澤東搞的？這就迫使我們研究財政經濟問題，下決心搞大生產運動，1942年、1943年公糧減少了，這就解決了問題。第四次是在同一個報告中，在講到發展經濟的重要性時，毛澤東又再次表示歉意：“說雷公為什麼不打死我，我不怪說這個話的人，而怪我們自己徵了20萬石公糧，因此我們是有責任的。於是，我們就研究財政經濟問題，只有從這方面才能解決問題，不然有一天雷公就真會打死我了。”
共產黨人正是有了這樣“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至上、勇於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而善於糾錯的正確態度，才有了革命勝利的那一天。
出自：史志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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