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深閨自娛到引領風尚,晚明女性繪畫是如何突破男性藝術的重圍

談到中國古代的繪畫,大家會想到《清明上河圖》的畫家張擇端,也會想到東晉創作《洛神賦圖》的顧愷之,又或者是清朝宮廷畫師郎世寧。我們可以發現,這些歷史上聞名後世的畫家大多數都是男性。

而在明朝晚期之時,女性畫家開始在畫壇中展現出其獨特的地位,強有力的在男性主導的畫史下書寫下屬於自己的一頁。

從深閨自娛到引領風尚,晚明女性繪畫是如何突破男性藝術的重圍

晚明其實是一個新舊交戰的時代。一方面,勤儉、貞潔、道德等傳統價值被大力的倡導;而另一方面,則享樂、人慾、個性解放等新思想的蔓延。明朝保守的道德體系及社會組織已經開始瓦解,新的社會文化業也逐漸形成。所以,在晚明這個撕裂的兩極間,女性繪畫迎來了它登上歷史舞臺的契機。

因此,今天我們就來聊聊在女性藝術“隱而弗彰”的中國古代社會,明朝晚期的女性繪畫是為何能夠突破男性藝術“重圍”及其背後的推動因素。

明朝晚期傳統價值的瓦解

女性繪畫藝術的彰顯,離不開社會經濟的推動力。從明朝中期開始,經濟發展和賦稅減少使得社會財富不斷累積,達到了“明朝後期每年流入中國的白銀達數百萬兩”的盛況。特別是“天下財賦,出於東南,而金陵為其會”,這為江南地區的文化藝術發展提供了非常雄厚的經濟基礎。從明代女性畫家大部分都集中於吳越地區來說,晚明女性繪畫的興盛肯定是因為此地有著富足的經濟條件。

而明朝晚期商品經濟的發達,以小農經濟為代表的男耕女織式的自然經濟必然會受到強烈衝擊,加上君主不問朝政、朝臣黨爭,以及明末民變、滿清叩關所造成的社會動盪,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傳統價值體系逐漸崩潰、瓦解。當然,作為傳統價值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女性道德,也必然會受到影響而出現新的時代風貌。

從深閨自娛到引領風尚,晚明女性繪畫是如何突破男性藝術的重圍

我們可以從服飾的僭越現象,來觀察傳統價值體系是如何瓦解的。明初對於人們的服色都有著嚴格的規定:

“國朝士女服飾,皆有定製。洪武時律令嚴明,人遵畫一之法”。

到了晚明,人們都尊崇富貴奢侈的生活狀態,無視國家明令的服飾品級制度。比如出門赴宴的人會身穿一條繡有蟒龍和鑲嵌了美玉的腰帶,又比如在婦女出門時,“莫不首帶珠箍,身被文繡,一切白澤麒麟飛魚坐蟒,糜不有之。”晚明人們對服飾制度的僭越,可以看出傳統價值體系不斷在瓦解。

在這個陳腐破敗與生機盎然並存的時代,人們對於傳統價值充滿質疑。李贄寫道:“彼以為周、程、張、朱者皆口談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鉅富;既已得高官鉅富矣,仍講道德,說仁義自若也。”而依附於這個日漸瓦解的系統中的諸多意識形態也必然隨之瓦解和轉變。晚明繪畫以“支離破碎或異類雜沓的風格”來表現晚明混亂現象。以董其昌而言,他的努力在於力求恢復藝術的秩序感,並將紛亂的藝術風格和大眾文化屏蔽在外,捍衛精英文化的精神純粹性,但他的作品又不可避免的表達了一種難以言喻的紛擾不安感,一種瀰漫在既有制度中的無理性、無秩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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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 《仿古山水冊頁》之仿梅花道人山水 局部

在傳統價值不斷瓦解的晚明時代,女性繪畫在斷裂的縫隙中迎來了蛻變,陳舊的女性道德就不可能繼續桎梏它的發展了。

新女性觀的出現

明末小說曾寫“自古道:有志婦人,勝如男子”,準確表達出了明朝晚期新女性觀的流傳之廣、大眾接受之迅速。

我們從女性的服飾風尚更易來看新女性觀的流行。萬曆以前女性服飾都極為樸實謹嚴,“官戴忠靜冠,士戴方巾而已”。但隨著消費主義的瀰漫,女性開始追逐時尚流行的服飾搭配,無論是翡翠珠冠、龍鳳服飾還是紵絲綾羅、緞絹金珠無不在其中。值得玩味的是,青樓女子成為了當時女性時尚的引領者,比如南方女性皆用“團扇”,唯獨煙花柳巷的女子用“撒扇”。晚明物質消費與時尚娛樂的風氣,也讓大眾逐漸意識到勤儉克己等傳統價值並不是唯一一個能夠通向道德世界的途徑,追求物質享樂的人也不會對其道德有所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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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女性觀的形成,離不開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教育日益普及,自由的思想越來越大膽”是對其最好的表述。晚明女性識字率的提高,使她們可以閱讀更多的書籍,由文字來打開視野。明末清初人鄒樞在《十美詞紀》中記載巧蝴蝶與如意二侍女,通曉文墨、能寫詩能繪畫。巧蝴蝶十二歲之時,就能“詩詞寓目,三遍即熟”,“閒則研硃砂濾青花粉,買白箋描畫蝴蝶”。如意不僅能讀懂《西廂》與《花間集》,還能提出自己的想法。可見僅僅只是兩個侍女的文化藝術修養都能如此高,更不用說其他人了。

而晚明出版業的興盛使得閱讀成為閨閣女性的日常消遣,如《燕閒清賞箋》《唐詩畫譜》等

文化消費書大量湧現,才子佳人式的浪漫愛情傳奇通過書籍來傳播,會激起閨閣女性對於情慾的想象與思考。最後,晚明女性已不滿足於對文藝作品的抄寫或描摹了,而是開始對於藝術創作躍躍欲試。據統計,漢至明末的女作者有三百餘人,生活在萬曆至崇禎年間的女性作者有一百多人左右,所佔比例竟達到了三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晚明女性的著作呈現了文人化、名士化的傾向,如崇禎年間的揚州名妓沈隱,所作的《幽憤言》,很容易能讓讀者聯想到魏晉名士嵇康的《幽憤詩》。

因此,在新女性觀的廣大流傳下,大眾對女性從事繪畫創作更加抱有開放的態度,再加上像吳娟、李因等女畫家通過賣自己的繪畫作品來維持生活,能夠取代男性一部分的社會倫理責任,所以女性繪畫能得以突破男性藝術的重圍而璀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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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淑禧 晚明 《茶花幽禽圖》

晚明藝術品市場對女性繪畫的需求

明朝以前的女性繪畫大多是為了閨房內消遣,元代李夫人“聊以備閨房之玩”,南唐童氏亦不過“縉紳家婦女,往往求寫照”而已。在明代之前,作為倫理道德空間的內室是女性畫家難以逾越的界限,不但作品不能夠給人展示,連自己的名字都不能出現在畫作上,更別說進入藝術品市場了。

當明代傳統價值體系逐漸瓦解之後,身處時代文化鉅變的女性繪畫已經不僅僅是閨閣中的消遣雅事,而是真正成為藝術商品進入流通環節,在書畫市場中也日漸形成了對特定女性繪畫的需求,這是晚明女性繪畫進入黃金髮展時代的前提。晚明莫是龍“曾置李易安《墨竹》一副”,明末張醜曾購買宋代豔豔山水卷,而且“命工重裝,以備藝林一種雅緻”。對元代管道昇繪畫的收藏更是在明末清初的各種書畫著錄中頻繁出現。晚明社會對歷代著名女性畫家作品的收藏已超越了“豈婦人女子事乎”的傳統觀念,吸引了書畫消費群體的關注。

從深閨自娛到引領風尚,晚明女性繪畫是如何突破男性藝術的重圍

《草蟲花蝶圖卷》局部 豔豔

晚明的藝術品消費也由購買收藏曆代名家作品,進而發展到對“當代”繪畫的追逐。不但有收藏家經常尋找“當代”女性繪畫,而且也有文人名士予以題跋來褒揚女性繪畫作品,藝術品市場形成了對女性繪畫的消費風尚。錢謙益謂之“本朝獨絕”的文淑,她的繪畫作品受市場歡迎達到了“遠近購者填塞”的程度,“尺幅片紙,人爭寶之。”不但藝術品市場對女性繪畫趨之若鶩,連奢靡成風的晚明富貴豪紳人士也願意為女性繪畫一擲千金。《婦人集》曾記載:江陰女子周淑禧“工畫花鳥,在徐熙、黃筌間,好事者爭以餅金購之”。清初名士王士禎也曾收藏其繪畫的“詩意士女”,並委託江陰知縣陸次雲訪購。

藝術品市場對女性繪畫作品的強烈需求,加上晚明日益大眾化的文人文化氛圍,為晚明女性繪畫的蓬勃發展提供了寬廣的社會空間,女性繪畫也從深閨自娛逐漸蛻變為廣受歡迎的藝術消費品,從而女性繪畫得以大放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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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淑禧 畫鳥的繪畫作品

在繁榮的商品經濟、盛行的消費主義、浮華的世俗文化衝擊之下,瓦解的舊傳統已無力抗衡蓬勃興起的新社會文化。而作為“閨中末技”的女性繪畫能夠在晚明迎來發展的黃金時代,見微知著地印證了時代的變革,能讓我們從舊傳統的背影之後看到近代文明的一絲曙光;另一方面,晚明女性繪畫所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質,重新詮釋了中國古代女性繪畫,在中國古代女性繪畫史中有著開創性意義,對清初、民國以及近代女性繪畫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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