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王別姬》是一個關於藝術與權力的故事——確切地說，一個藝術偶爾被權力撩撥、大部分時候被權力蹂躪的故事。
「社會段」和「瘋魔程」
段小樓是一個很「社會」的人。
1924年的開場，他還是個孩子，就知道用板磚砸頭來安撫鬧事的觀眾。
他會去逛窯子、喝花酒，面對纏著菊仙的一幫潑皮，能立刻想到假裝與菊仙訂婚，助其脫險。
可以說，這是個身處亂世有辦法、生存能力很強的人。
可同時，他又是個頭上長反骨的混不吝的主兒，而且專撿個兒大的得罪：袁四爺、日軍、國軍，他都懟過，甚至在解放軍進城時，還說了句逞強吹牛的話。
這幾番怒懟，無一例外都讓他付出了代價：
- 袁四爺一直記著他的仇，終於在被央求搭救程蝶衣時抓住機會狠狠奚落了他一番；
- 日軍囚禁了他；
- 國軍造成了妻子菊仙的流產；
- 而他說過的那句逞強吹牛的話，在許多年後被人告了密。
程蝶衣不一樣，他沒做過一件世俗意義上「正確」的事情，就像菊仙說的：也不知道是這世道跟他找彆扭，還是他跟這世道找彆扭。你如果問他，戲和生活哪個更重要，他肯定說戲。
早在他與小賴子從戲班逃跑，偶然遇到名角演出的《霸王別姬》時，我們就能從小豆子的反打鏡頭裡看到，他的眼裡沒有虞姬，只有霸王——此時他已經入戲了，所以他又拉著小賴子回了戲班。
他與段小樓（包括菊仙）的主要矛盾，就在戲重要還是生活重要——他們倆第一次鬧翻，段小樓甩下了一句：我是假霸王，你是真虞姬。
家國大義也不如戲重要，他願意給日本人表演，初始是為了救師哥，可後來，是因為「青木也是個懂戲的」。
被當成漢奸庭審的時候，只要說一句，為日本人表演，是被逼的，就能脫罪救命，硬是不願意。
這是個人戲不分的戲痴，又生逢亂世，其命運可想而知。
五個三角關係
段小樓、程蝶衣在不同時期不斷地處於各種三角關係之中（三角關係不是三角戀），對於第三者不同的愛憎，構成了重要的戲劇衝突，按照時間順序如下：
- 段小樓、程蝶衣和張公公；
- 段小樓、程蝶衣和袁四爺；
- 段小樓、程蝶衣和青木；
- 段小樓、程蝶衣和小四。
張公公、袁四爺、青木和小四在各自的時期都是某種程度上的權力的代表：
- 張公公是舊時代的遺老，腐朽、變態；
- 袁四爺是北洋新貴，有品位，懂享受；
- 青木著墨不多，大概只是個遙遠異國的知音；
- 小四是新人，有著強大又完整的話語體系，足以顛覆一切傳統。
張公公、袁四爺和青木，無一例外，都在新舊時代交替時被毀滅，而小四，以為自己是個徹頭徹尾的新人，卻在更大的風暴來臨時，發現了自己心裡的「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如果我們歷數一下這部史詩作品涉及的時期：北洋、日統，國統、解放，就會發現，似乎國統時期少了一位「第三者」——其實是有的，就是那位在法庭上如奇蹟般救下程蝶衣的國民黨高官——陳凱歌大概是覺得，此人與青木的人設雷同，均是「權力上層的藝術愛好者」，所以略過不表了。
在這一次次藝術與權力眉來眼去的過程中，藝術每每展現出神奇的力量，足以救命，卻又在大多數時候逃不過被侮辱、被蹂躪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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