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爾：德國大學在19世紀的發展
（本文節選自海德格爾1934年8月15-16日在弗萊堡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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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來追問德國大學的歷史。並且，我們的意圖乃是，把握大學的內在本質。或者，簡單地說，把握其精神。在此我們指的是大學提出並論證其使命的那種思想。“精神”指的是大學實現和辯護其使命的態度。現在，我們追問的是歷史，那麼我們就當撇開對當今大學的外在機構之產生史的陳述。之所以要撇開它，是因為這些機構有些可以追溯至中世紀。從那時起，這些機構就展現出了強大的持久力。因此也產生了下述重要事實，一些我們在評價大學時無法忽視的事實：大學的外在形式通常還是不變的，但精神卻已迥然不同。但也常有相反的情況：機構設立方面已經多番改變，而精神（抑或非精神）卻一如其舊。
我們問道：19世紀初期，新興精神是從何而來，又是如何進入德國大學的呢？過去的18世紀，我們稱之為啟蒙時代和法國革命的時代。從根本而言，這些精神潮流和政治運動的動力和方向源於現代精神的產生：一個新的時代（Neuzeit）。這個新時代有別於中世紀。現代精神的產生體現為人類在存在者整體中的位置之翻轉。確切而言，這一翻轉乃是人類從迄今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與此一道出現的是對人類的本己力量和能力的某種沉思。這一解放體現在三個主導方向上。
1 從基督教的超自然的生命秩序及教理的權威中脫離出來。人類將其行動與知識轉移到對陌生國度和地域的世界性的計算、發現、發明與征服之本己力量中。
2 人類從自然生長、生命和組織的束縛中脫離出來。一切自然本性皆轉化為可計算的機械之物和可控制的機器之物。
3 人類從共同體和原有的秩序中脫離出來。自身確定的個體成為新秩序的決定性元素和構成基礎。共同體演變為社會，亦即諸多個體基於理性約定和契約所組成的聯合體。國家奠基於契約。
解放、自由在這些多重含義中成了下一個世紀的魔咒和關鍵詞。
然而，在18與19世紀之交，德國人的確變得完全不同——只是仍舊沒有自由。古老的帝國分裂了，不再是統一的權力，它解體為一個沒有來源也沒有去路的諸侯國聯合體。那時唯一一個尚屬自行建立的德國國家普魯士，在1806-1807年被拿破崙及其同盟所打敗。但是，不論一切政治無能、國家分裂和民族苦難，仍舊存活著一個秘密的德國，並且它已經活躍起來。從最內在的急難中、在外來奴役的壓迫下，一種新的自由覺醒了。這意味著：自由的本質將重新得到把握，它植根於德國人的知識和意志之中。
在此，三股力量擰作一團：1.新興的德國詩歌（克洛普斯托克[Klopstock]、赫爾德、歌德、席勒和浪漫派），2.新興的德國哲學（康德、費希特、施萊爾馬赫、謝林和黑格爾），3.普魯士政治家與士兵所新興的德國政治意志（馮·施泰因男爵[Freiherr von Stein]、哈登堡[Hardenberg]、洪堡、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格奈森瑙[Gneisenau]和馮·克萊塞維茨[von Clausewitz]）。詩人與思想家創造了一個新的精神世界，在此自然的統治與歷史的權力統一於絕對者的本質之中而得到思考。
信仰與知識，語言與藝術，詩歌與教育的根基與尺度在於民族：這樣的意識覺醒了。規定了人類本質的，乃是民族精神的自然和歷史本質，它並非單純理智的規則，抑或某種自由漂浮的世界理性的計算。絕非偶然的是，那時也產生了民族性這個詞。這種新的知識和意願必然延伸至國家。國家不再被思考為盲目而片面的權力，通過暴力讓所有人服從的權力。毋寧說，國家被理解為某種活生生的秩序和規律，某種民族本身藉以獲得持續統一和穩定的秩序和規律。
至此，德國人的自由具有了新的意義。自由意味著：維繫於民族精神的規律，以詩人、思想家、政治家的作品為典範，規律才得以產生出來。自由意味著：如此維繫的對於國家意志的義務。自由：對民族命運的責任。
這種精神覺醒了，並在那時為德國人提出了那種歷史使命。要實現這一使命，路漫漫而修遠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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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現在我們問道：新興的德國大學又是如何通過這種新興的自由精神、並且根據這種精神而產生的？自由意味著：維繫於整體的規律。這一維繫發生於對整體及其規律的知識與意願。知識與意願必須被喚醒、被引導、被確定並且持續更新。而這就是教育的意義和使命。在新的自由之為維繫的覺醒中，乃是對某種新興教育的內在要求。以知識為目的的教育發生在學校中。以最高知識（關於規律與民族的整體此在領域）為目的的教育，則要求最高等級的學校。因此產生了建立新大學的計劃。而新大學必須建在彼時對新興自由的知識與意願所聚集的地方，即柏林。那時，威廉·馮·洪堡被普魯士國王任命為教育部主事。在任職的短短時間內（4-5年），他於1810年實現了這個由哲學家們所設想的計劃，建立了柏林大學。
這一大學的開端標誌著四個事實：
1.這是某種全新的創造；也就是說，全新的使命不再被交付給某所現存的大學，按照其固化的方針與習慣而加以實施。新的創建不再受制於古老和老化的事物。
2.重點不會放在組織上，而在於召喚最有能力的人、具有創造性的思想家和模範教師，將他們整合在一起。那時，洪堡堅決地寫道：“我們召喚同樣能幹的人們，從而讓新的大學逐漸地形成規範（encadrieren）。”
3.新興大學的主導中心是哲學學院。對知識的教育由全面的哲學定位所引導，旨在發掘知識的一切本質領域及其相關方法之間的內在關聯。
4.這一創建沒有被思考為某種特殊的普魯士事務，而是得到強烈的支持，它被當作典範性高校，旨在喚醒和創造性地構建德意志精神。因此，國家的影響將盡可能地得到限制。基於其偉大的使命，大學擁有教與學的自由。
新興大學不是為了實用-技術教育的目的而成立的，不是為了改善職業。同樣也不是為了改變課程以及各門科學。毋寧說，伴隨著這一創建，國家表明了其意志，亦即通過大學，根據民族的歷史性精神，教育民族，將其帶入本己的本質之中，將其維繫於本己的規律之中，這就是說，解放民族，將其帶入統一。
這一國家意志使得大學本身成為一個自由的教育場所，給予大學以最高的召喚。
這是一項龐大的使命。德國大學在19世紀是如何實現這一使命的呢？它們在何種程度上能夠維持這一使命？國家本身又是以何種方式忠於它最初的意志的呢？
在此，我們僅僅能大致地回答這些問題。為此，我們把19世紀的大學歷史進一步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830年到1860-1870年。第二階段從俾斯麥第二帝國的建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
在第一階段，大學的新使命富有成效地展開，並且發生於某個特定的視野：一方面，歷史精神科學全面建立；同時，在自然科學領域，建立了研究所，並立即由此產生了重要的研究者和教師。歷史科學和自然科學的這一全盛期的真正決定性原因在於，其追問和思想方式受到了德意志觀念論這一偉大哲學的影響。即便哲學體系和學說已經失去了直接的影響力，然而，其間接的影響力卻更為持久。這體現在對語言構造的歷史性研究中，體現在偉大詩歌創造的形式中，體現在對活生生的自然的把握中。諸科學仍舊承載於對可知者整體的哲學知識；科學問題分別涉及諸領域的本質關聯與規律。“科學”這個詞、這個概念，仍然具有某種必然朝向整體的知識之意義，因而也必然本身就是哲學的。因此，歷史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提問方式仍具有強大的影響力。歷史思想通過尼布爾（Niebuhr）、特別是薩維格尼（Savigny）而進入了法學和政治學。藉此，法學和政治學被要求對民族精神、法權構成與國家等諸問題作出活生生的透徹思考。薩維格尼指出，法權並不僅僅、也非主要來源於立法的形式上的法律思想，毋寧說，和語言一樣，它源自各民族的民族精神、信仰與習俗。薩維格尼進一步指出，與國家的本質相關，政治自由與不自由並非取決於國家形式，而首要地取決於國家權力是否植根於民族的本性與歷史之中，或者僅僅侷限於個別掌權者和政府的任意妄為。
在自然科學領域，亞歷山大·馮·洪堡超出了哲學思辨，而達到了某種對自然的全面充分的視角。在自然科學和歷史科學的邊界上，卡爾·裡特（Karl Ritter）提出了比較地理學。自然科學又推動了醫學的發展。因而，哲學學院的兩個主要領域（歷史和自然）的科學精神影響了法學和醫學學院。但自然和歷史本身就被認為是絕對精神的主要表現形式，而絕對精神要在哲學中加以把握。在這段時間裡，哲學是所有科學的內核。即便是神學也在其歷史學科（教會史與詮釋）和思辨學科（教理與道德學說）中被哲學學院的活生生的精神所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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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科學的這種繁榮之下，同樣也隱藏著某種危機。知識領域一再擴張，可知者的材料也一再多樣化。研究者越來越侷限於個別領域。與其它知識領域的關聯被打破了；在個別科學本身之中，整體越來越被忽視。活生生的哲學動力從諸科學中退回。更有甚者——各門科學越獨立，如今它們甚至就越堅決地撤離哲學。科學要成為真正的科學，只有越來越發展成為獨立的個別科學，並且從哲學的根基中脫離。科學的這種孤立和失去根基的傾向，由於技術和技術思想的產生而得到了加強。程式和方法獲得了霸權，它們優先於一向通過方法而達到的東西（Was）。
技術促進了工業化和無產階級的產生，從而將民族分解為階級和黨派。
缺少的是某種原始統一的整合性的精神力量。世界觀成了個體、群體和黨派立場的事情。自由的原初意義，亦即維繫於民族精神的規律，被顛倒了：自由成了隨意的個別觀點和意見。
國家本身越來越把大學看作是為培養公職人員而建立的實用-技術性的教育機構。各個學院成了目的機構，成了職業學校。這樣，我們在1870年左右所遭遇的德國大學的精神狀況就有苗頭了。接下去的一個階段，亦即到世界大戰的階段，是對這種在大學中已經活躍的趨勢的進一步延伸。科學的進步——一個又一個的發現，直到無法通觀，還有各門科學的逐步國際化。這成了某種文化價值本身。為了研究而研究，不論研究什麼，這成了基本原理。
顯而易見，各門科學之間不再有理解可言。關於事物的文獻變得比事物本身更加重要。而文獻馬上又成了出版商及其生意活動的事務。
大學的各個學院不斷地變成了自我封閉的專業高校。每一所高校都在自身中展開某種富有成效的大事業。現在，各門科學在其專業領域的國際會議中尋找其統一性，它們還在通過國際會議不斷擴大其傳播範圍。每門科學都不再追求知識的原始統一性。大學失去了其精神上的完整性。各個學院仍然被外在、貧乏地湊在一起，只是通過公共的管理和空洞的意識，亦即為推動某種根本上是漫無目的、而卻標榜為文化本身的東西而合作。
但是，最大的錯誤在於，這樣的大學在考慮到其歷史來源時竟然認為，它實現了一度為自己設定的使命。然而，依據這一使命，19世紀德國大學的歷史，無論多麼風光、有多少進步，仍舊是誤入歧途，是某種內在的沉淪。
文章來源：海德格爾，《講話與生平證詞》，孫周興等譯，德文版第289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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