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楊福泉老師主編的《當代雲南納西族簡史》，2012年由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中共雲南省委宣傳部、雲南省民委、雲南省社會科學院、當代雲南編輯委員會發起編纂的“當代雲南少數民族簡史叢書”系列叢書之一，所敘述的歷史時間跨度從 1949年至 2011 年（點擊藍字瞭解簡介、後記、目錄）。納西話賨從今天起連載本書，本期為緒論。
《當代雲南納西族簡史》
緒 論
一
據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全國納西族人口為308839人，其中雲南省295464人，絕大部分居住在滇西北地區，其中以麗江地區[1]居多，其餘分佈在雲南省其他縣市和四川省鹽源、鹽邊、木裡、德榮等縣，也有少數分佈在西藏自治區芒康縣。原麗江納西族自治縣（2002年分設麗江市古城區和玉龍納西族自治縣）有201066人，佔全縣總人口的58%，佔全國納西族總人口的68.5%。四川省納西族有8725人，主要分佈在涼山彝族自治州、攀枝花市和甘孜藏族自治州。
納西族居住在滇、川、藏交界的橫斷山脈地區，背靠青藏高原，面向雲貴高原。境內有怒江、瀾滄江、金沙江、玉龍雪山、哈巴雪山、梅里雪山、白芒雪山、貢嘎山等名山大川，山體與峽谷並列，頂峰海拔常在5000米以上，個別甚至超過6000米，峽谷深切，相對高差極大。納西族居住區平均海拔2700米，獨特的地貌因素，使得氣候、植被、土壤乃至整個自然綜合體都呈明顯的垂直變化，氣候有寒、溫、熱3種類型。高寒山區平均氣溫為5.4℃，金沙江河谷為14.5℃，麗江壩區和瀘沽湖盆地為12.6℃；年降雨量為800毫米～1034毫米。
納西族地區多名山大川，山區密佈雲南松、紅松、華山松、雲杉、冷杉、紅杉、鐵杉等優質用材林，是我國西南的著名林區。納西族聚居區麗江市是中國著名的植物保護基地之一，在麗江市古城區和玉龍縣境內，僅種子植物就多達2998種，單是杜鵑花就有40多種，熱帶、溫帶、寒帶植物在全市均有分佈。全市鳥獸類資源也十分豐富，據統計，共有獸類8目，21科，83種，佔雲南獸類總數的29.6%，其中資源獸類近40種；共有鳥類17目，46科，290種，佔雲南鳥類總數的37.6%，其中資源鳥類230多種。珍稀鳥獸的種類較多，屬國家一級保護動物的有黑頸鶴、滇金絲猴等。納西族居住地區雖然交通不便，但由於地處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滇中高原過渡地帶，因此成為滇川藏幾省區各民族彼此交往的通道。
納西族有多種自稱：居住在雲南省麗江市玉龍納西族自治縣、古城區、維西傈僳族自治縣、永勝縣和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縣、俄亞、鹽源縣達住等地的納西人自稱“納西”（naq xi）[2]；居住在雲南省寧蒗縣永寧、翠依和四川省鹽源縣、木裡縣的雅礱江流域和瀘沽湖畔的納西人自稱為“納”（naq）或“納日”（naq ssee，或音譯為“納汝”）；居住在寧蒗縣北渠壩和永勝縣獐子旦的自稱“納恆”（naq hi）；居住在雲南省香格里拉縣三壩鄉的納西人自稱“納罕”（naq hail，或譯為“納汗”）；此外，還有少數自稱為“瑪麗瑪沙”（ma lil ma sa，居住在維西縣）、“路路”（lvl lv，又音譯為“魯魯”，居住在麗江塔城、魯甸等地）。在上述自稱中，以納西、納日、納罕、納恆幾種稱謂居多，特別是自稱納西的人佔納西族總人口的六分之五，因此，根據本民族意願，經國務院批准，於1954年正式定族稱為納西族。“納”一詞有“大”“宏偉”“浩大”“黑”“黑森森”“黑壓壓”等意思，“西”“日”“罕”等皆意為“人”。
在漢文古籍中，納西族的他稱有“麼些”（“些”讀如so）、“摩沙”“摩挲”“摩娑”等，近現代漢族民間亦曾流行以“麼些”（摩梭）稱納西人。英文、法文將“麼些”譯為moso或mosso。方國瑜教授認為“麼”或“摩”都是“旄牛夷”之“旄”一詞的音變，“些”（so）是“人”一詞之古稱。由於歷史上的這一他稱比較普遍，直至族稱正式定為“納西”之前，各地納西人填族別時填“麼些”或“摩西”。藏族則稱納西族為“姜（Hjang），《格薩爾·姜嶺大戰之部》中的“姜”即指納西族。“姜”是“羌”的音變。白族自古稱納西族為“摩梭”（麼些），但通用的他稱仍為“摩梭”（麼些）。主要居住在中甸縣（現為香格里拉縣）東南部東壩等地的部分納西人（自稱“納西”或“納罕”）被稱為“阮可”（又音譯為“若喀”）。
納西語屬於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彝語支，近年來，也有學者認為納西族語言處於羌語支和彝語支分界點上，與這兩種語言具有雙向相似性。納西語分化為以麗江壩區為代表的西部方言和以寧蒗永寧為代表的東部方言。西部方言主要通行於麗江、香格里拉、維西、永勝等市縣。此外，鶴慶、劍川、蘭坪、德欽、寧蒗、永寧壩皮匠村和四川省木裡縣的俄亞、鹽源縣的大咀、冷九主和西藏芒康縣的鹽井等地也使用西部方言。東部方言主要通行於寧蒗、鹽源、木裡、鹽邊等縣。
納西族有祭司東巴用來書寫經書的兩種文字，一種是圖畫象形文字，納西語稱之為“斯究魯究”（ser jel lv jel），意思是“木石上的痕記”（又譯為“木石之標記”或“木石之記錄”），絕大多數的東巴經用這種文字寫成。東巴圖畫象形文字始於何時，學術界尚無定論，有殷商之前說、唐代說、宋代說、明代說等。從其文字性質看，它是一種兼備表意和表音成分的文字，由象形符號、表音符號和附加符號構成，並以象形符號為主。在象形符號中，包括象形字、會意字、合體字、轉意字等字符。這些字符的讀音、意義和形體已開始基本固定，並同納西語中的具體詞語有了大體固定的聯繫，這使它同原始記事的圖畫字有著明顯的本質區別。而形聲和假借的表音符號在東巴象形文字中的大量運用也是與原始記事的圖畫字相區別的重要標誌。然而，東巴象形文中也同時保留了很多完整的圖畫字，不少動物字往往一字二體，一體表全身，一體表局部（局部往往是頭部）。這正是文字從象全體到象局部的發展的反映。從文字形態看，東巴象形文是一種正從圖畫字向象形字過渡的文字，在文字發展史上代表一個特殊的階段。由於至今還有人能識讀和運用這種文字，因此在國際學術界有“世界上唯一保留完整的活著的象形文字”之譽。
東巴所使用的另一種文字稱“格巴”（ggeq bbaq），它是一種表詞的音節文字，當文字記錄語言時嚴格保持字和詞相對應。一個字代表一個音節。格巴文中有些字是獨立創制的，有的從東巴象形文字蛻變而來，另有一部分則來源於漢字，有的是借漢字形和字義，有的是借漢字的字形和讀音，有的只借漢字的字形而無音義聯繫。格巴文流行的範圍小，能識讀它的東巴也不多，用它寫成的東巴經很少，目前在國內收集到的只有二三百冊。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中央人民政府根據有關民族語文方面的政策和納西族人民的意願和要求，1956年6月始，選定西部方言為基礎方言，以大研鎮土語為標準音，設計了一套拉丁字母形式的《納西文字方案》（草案），並提交1957年3月在昆明召開的雲南少數民族語文科學討論會，這一“草案”在會上獲得通過後，提交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批准試驗推行。1981年，相關部門對《納西文字方案》（草案）組織修改後，在小學進行雙語教學中使用。
陽春三月的麗江古城
二
納西族的族源，學者多認為源於遠古時期居住在我國西北河（黃河）湟（湟水）地帶的古羌人，以後向南遷徙至岷江上游，又向西南方向遷徙至雅礱江流域，再西遷至金沙江上游東西地帶。隨著納西族分佈地區考古實物的不斷髮現，一些學者提出了納西族是南遷的古羌人與現居住地土著融合而形成的觀點。考古工作者首先在麗江壩東南的木家橋發現了古生物化石和人類股骨化石、頭蓋骨化石和舊石器，經科學鑑定，木家橋所發現的古人類化石距今10萬年左右，考古學上稱之為“麗江人”。而後在瀘沽湖地區發現了新石器遺址和細繩紋陶器、鐵器、銅器、鐵器等。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康定、雅江、新龍、巴塘等縣，涼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縣、攀枝花市鹽邊縣，西藏自治區貢覺、芒康縣，雲南省德欽、麗江、永勝等縣又相繼發現了石棺葬文化，這些地區基本上都屬於歷史上納西族的活動範圍。有的學者認為川西南及滇西北的石棺葬文化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包括納西族在內的部分古代氐羌部族的文化習俗。
納西族的“送魂”習俗和東巴經所記載的送魂路線，各地納西族有關遷徙路線的傳說，也是追溯納西族遷徙歷史的重要資料。因為這一條送魂的路線，實際上即納西族先民的遷徙路線，送魂路線的很多路站名都與川滇藏納西族活動地區的古今地名相對應。很多地方的納西族都說他們是從北方一座叫居那什羅的神山上遷徙下來的，至今納西人仍以傳統母房中的中柱象徵此山。從各地納西族遷徙路線的記載看，納西族先民從甘青高原遷徙至現在分佈地區有多條路線。
秦漢至唐宋時期，納西族先民分佈在今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西南部、攀枝花市鹽邊縣、雅安地區和甘孜藏族自治州南部以及雲南省西北部地區。根據《後漢書》《三國志》《華陽國志》等史書記載，漢代時居住於越嶲郡的納西人稱為犛牛種；蜀漢時居住於漢嘉郡的納西人稱為旄牛夷；晉代居住於定笮（今四川省鹽源縣）的納西人稱為“摩沙夷”。至東漢時，納西先民與東漢王朝直接建立了政治關係。永平十七年（74年），川西南白狼夷向東漢王朝奉貢、獻詩三章，稱為《白狼王歌》，共44句176個字，其中有90多個字與現代納西語相同或相近，說明白狼夷可能是納西先民，清末民初漢文史籍和民間傳說中多說古白狼國即在今四川省巴塘。
漢晉時期，金沙江和雅礱江流域的納西族的政治、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
定笮一帶“摩沙夷”之地盛產鹽、鐵和漆，曾引發東漢朝廷派官兵爭奪定笮鹽鐵之利的戰爭。明代麗江木氏土司所修的《木氏宦譜》中對東漢及蜀漢時摩沙夷在鹽源的活動也有簡略記載。據《元一統志》記載，約在公元3世紀初期，“麼些蠻”酋長蒙醋醋，侵奪“濮盧二蠻”所居的巨津州（今麗江市玉龍縣巨甸）地區而“世襲居之”，傳至元初時已歷“三十九世”，發展成為“麼些大酋”。公元5世紀後期（南朝齊、梁之際），麼些酋長泥月烏率眾驅走原來定居於今寧蒗縣永寧的吐蕃而世代生息繁衍於此。公元6世紀的梁、陳之際，另一支納西先民經木裡無量河流域，南遷至金沙江上游今香格里拉縣東南部的三壩地帶。
到唐代，《蠻書》等史書多稱納西為“麼些”。此時各地納西族有了較大的發展，根據《蠻書》所載，東至今四川省西川地區，南至大理州賓川縣，西至瀾滄江邊的維西縣一帶，北至鐵橋上下的德欽、中甸縣一帶，都有納西人分佈。7世紀中期（唐高宗時期），納西族部落集團首領葉古年，奪取“濮獬蠻”所居住的“三賧”（或稱“樣渠頭”，元初設“通安州”，即今麗江壩）。7世紀末到8世紀初（唐麟德元年前後到開元年間），早就從鹽源地區南渡金沙江和從麗江遷徙到洱海以東的納西族形成大的部落，在今雲南賓川縣建立了“越析詔”（又稱麼些詔），為“六詔”之一。後其領地被得到唐王朝支持的南詔所吞併。“越析詔”的興旺前後約70年。在唐代，納西族所分佈的地區處在唐、南詔、吐蕃三個政權之間，有鐵橋之險和鹽、鐵之利，成為這三大力量的逐鹿中心。麼些部落在動盪多變的政治環境中，其依附關係因這三大力量在這一地區軍事力量的此消彼長而變更，與各方都有較多的經濟文化交流和矛盾紛爭。納西酋長還與南詔聯姻，唐代詩人白居易的《蠻子朝》一詩中曾提到：南詔王子到京城長安朝拜唐朝皇帝時，其嚮導是“摩沙”（納西）人。唐貞元十年（794年），南詔與唐王朝聯合，向吐蕃發動鐵橋戰役，吐蕃勢力向北敗退，南詔佔領鐵橋上下麼些區域，並將上萬戶麼些遷徙到滇池周圍地區居住，麼些人口和勢力受到削弱。唐時，納西族的畜牧業仍很發達，在鐵橋一帶進行大批的牛羊貿易，農業經濟也有發展。同時，冶煉技術達到較高水平，納西人所製造的兵器“鐸鞘”名震六詔，南詔《德化碑》中將其稱為“寶物”。
宋代，納西族地區屬大理國管轄，但不少地區的納西族土酋各佔一方發展勢力，大理國不能有效地控制納西族地區，北邊的吐蕃則長期內亂頻繁，無力南下。納西族地區處於相對安定的局面，人口、經濟和文化都得以發展。史載當時的納西土酋牟保阿琮（麥宗）創制“本方文字”（有的學者認為可能是象形文字，有的認為可能是音節文字“格巴文”）。
13世紀中葉的南宋寶祐元年（1253年），蒙古軍在忽必烈的率領下兵分三路南征大理國，經木裡（今四川省木裡縣）到永寧日月和（今雲南省寧縣永寧鄉境內）。忽必烈進入納西族地區後，對當地部落首領先後授以“茶罕章管民官”“茶罕章宣慰司”等官職，此為土司土官制度的雛形。1274年，元政權設置“麗江路軍民總管府”，“麗江”之名從此始。1285年改置“麗江軍民宣撫司”，宣撫司皆由麥良子孫承襲。從此，基本統一了“酋寨星列”的納西地區各部落，並正式納入了雲南行省的行政區轄，加強了同內地的聯繫。
從1253年忽必烈滅大理國到清朝雍正元年（1723年）實施“改土歸流”的470年間，元、明、清三朝直接在納西族地區推行中央王朝管轄下的世襲土司制度。
明代是納西族歷史上一個重要的發展時期。深得明王朝信任和倚重的麗江木氏土司採取較為開明的政策，不閉關自守，積極地引進中原漢族地區的生產技術和文化教育，廣攬人才，將一些醫生、教師、畫師、佛道教人士和開礦、冶煉、建築、銅業、銀業等方面的技術人才引進納西族地區。這些漢族同胞後來都多與納西族融合。木氏土司的開明政策促進了麗江納西族地區各方面的發展繁榮。在經濟生產方面，特別興盛的是開礦業，木氏在麗江、木裡、中甸、蘭坪、維西等地大辦銀礦、銅礦、金礦、鐵礦及鹽井等，木氏因此成為雲南省內最富有的一家大土司。《徐霞客遊記》中寫到木氏時說：“產礦獨盛，宜其富冠諸土郡”，《明史·雲南土司傳》稱讚“雲南諸土官，知詩書，好禮守義，以麗江木氏為首”。木氏土司還重視興修水利，促進了農業的發展；畜牧業也比較發達，出產名馬，常作貢品。此外，木氏土司還很重視本家族內的漢文化教育，出現了以木公、木增為代表的木氏漢文學作家群。漢傳佛教、藏傳佛教、道教先後在納西族地區得到傳播和發展，產生了著名的融多種宗教文化於一體的藝術傑作“白沙壁畫”等。
明代木氏土司有較強的軍事力量，不斷地為明王朝征戰效力，多次得到皇帝親賜的“輯寧邊境”“誠心報國”“西北藩籬”等嘉號。木氏也藉機向北擴張勢力，自天順六年（1462年）開始向藏區用兵，到明末，其勢力範圍達木裡、巴塘、理塘、康定及西藏昌都以南地區。木氏遷移大批納西人民到上述地區戍守，此後這些納西人大都融合於藏族中。木氏所發動的頻繁戰爭曾給藏、納西等族民眾帶來災難，但在這期間，兩族的經濟、文化交流也得到了長足發展，通過“茶馬古道”所進行的貿易日益繁榮。木氏土司在川、滇地區推動和弘揚藏傳佛教，特別是在推進噶瑪噶舉教派的傳播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在當地藏族民眾中贏得較高聲望。
明萬曆末年至天啟年間，知府木增用15年的時間，在麗江府主持刻印了藏文《大藏經》（史稱麗江一里塘版《甘珠爾》），成為滇藏政教關係史和納藏文化史上值得頌揚的重要人物。現在拉薩大昭寺裡還珍藏有木增奉獻給該導的《甘珠爾》朱印版共108卷，包括一千多篇文獻，是大昭寺的珍貴文物之一。麗江版《甘珠爾》大藏經是納西土司木氏家族和藏傳佛教噶瑪噶舉教派首領人物密切合作的成果，是滇西北以納西族為主的各族人民與西藏人民之間文化交流與傳播的歷史見證，被藏族學者稱為“滇藏政教關係史上空前絕後的創舉。”[3]
清朝雍正元年（1723年），麗江實行“改土歸流”，朝廷委派流官任知府，降木氏土知府為通判。“改土歸流”後，免除了土司的各種苛派，廢除莊奴500多戶、2000多人，建立了封建地主經濟。流官知府鼓勵人民開墾荒地，興修水利，使耕地面積大大增加。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得到較快的發展。“改土歸流”打破了木氏貴族壟斷漢文化教育的局面，大力鼓勵和支持民眾學習漢文化，在城鄉形成濃郁的學習漢文化的風氣，使納西族中產生了一批又批能詩善文、熟悉漢文化的知識分子。
三
納西族地區的壩區與河谷區是主要的產糧區，主產小麥、水稻、玉米、油菜、大麥，豆類有蠶豆、黃豆、豌豆、雞豆、白芸豆等；高山作物有蕎麥、燕麥、青稞、土豆、大麻等；河谷區有花生、甘蔗、棉花等；經濟林木有楸木、漆樹、核桃、板栗、桑樹、花椒、竹子等；水果品種有桃、李、梨、柿、蘋果、梅、杏、石榴、橘子、香櫞等，現烤煙種植也有較大發展。
畜牧業是納西族地區農村經濟的重要支柱，農戶都普遍飼養牛、馬、騾、豬、羊等，山區農戶的畜牧業比重大，各戶都有羊群。騾馬主要作為商品在“七月騾馬會”上出售，“麗江馬”以“質小而體健，上高山，履危徑，雖數十里不知湍汗”而蜚聲海內，被譽為雲南三寶之一。不少男子從事馬幫業，馬幫是各民族進行商品交換的主要運輸工具。
玉龍雪山腳下以蜂窩狀石塊砌牆形成獨特建築風格的玉湖村
納西族的居住習俗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發生了很大的變遷。納西族在古代曾有過“穴居”之習俗，之後又有過與遊牧生活相適應的羊毛氈制帳篷居住的習俗。納西族隨著由“隨畜遷徙”的遊牧民族演變為以農耕為主的民族後，居住方式也產生了變化，開始建造較固定的木結構民居，從而出現了井榦式的木楞房。傳統的木楞房直接以圓木為材料，建造時先平齊木料，在兩端砍出接口，然後將圓木首尾相嵌，大小頭均齊，構成四面圍牆，然後架起檁條直接鋪上長形木瓦，用石頭緊壓木板，圓木間抹上牛糞或泥，以避風寒。瀘沽湖畔摩梭人的木楞房絕大多數由四個房屋組成大小不等的四合院，一幢是正房，左面是經堂，右為畜圈，正房對面一坊為兩層樓。正房為全家就餐、主婦休息及儲存糧食雜物的地方；對面的樓房上分為許多小間，是“阿夏”情人偶居的地方；院內房間佈局較為複雜，有主室、上室、下室、後室、倉庫等。
納西族將正房稱為“吉美”，直譯意為“母房”“大房”。祖房是整個家庭住宅的中心。祖房內神龕下設平臺型單火塘或雙火塘灶，火塘中央埋一個盛有金銀、五穀及海貝等物的土碗或陶罐，象徵火塘灶的心臟。火塘是人們日常生活和精神文化的一箇中心，火塘邊的座位與人們的性別角色和家族、家庭的尊卑長幼序列密切相關。麗江、香格里拉等地納西人火塘邊東西兩端靠近神龕的座位最尊，分別屬於家庭男女家長。火塘邊供奉灶神、祖先神等。有不準將水潑於火塘，不準跨越火塘，不準用腳踩鐵三腳架等的種種禁忌。納西人的人生禮儀和多種東巴教儀式都在火塘邊舉行。部分麗江山區的納西族除了保留火塘灶外，還普遍在正房中砌有鍋臺灶。壩區則已普遍實行單獨的廚房和鍋臺灶烹飪方式。
自明代始，在麗江納西族中已建蓋有宏偉壯觀的瓦房，但大都是土司和頭目的住宅及寺觀廟宇。
從清代起，隨著文化交流的增多和納西族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漢、白、藏等族的建築技術不斷為納西族所吸收，被稱為“三坊一照壁”和“四合五天井”的土木或磚木結構瓦房建築在麗江城鎮和壩區、河谷區農村普遍流行起來，併產生了極有特色的民居庭院。門前即渠，屋後水巷，跨河築樓，麗江古城和不少鄉鎮民居“家家有院，戶戶養花”。庭院是民居平面構圖的中心，其地板通常用塊石、瓦渣、卵石等簡易材料，按民間風格鋪砌成有象徵意義的圖案，如“四蝠（福）鬧壽”“麒麟望月”“八仙過海”等，體現了多民族建築藝術的融合。農村“三坊一照壁”樓瓦房的西房北房為房臥室，南房作畜圈。
中國歷史文化名城——麗江大研古城典型地反映了納西族博採眾長而形成的高超的建築藝術，是中國建築史上的一個奇觀。古城坐落在玉龍雪山下海拔2400米的高原臺地上，始建於宋末元初（一說建於唐代，即當時的“三賧城”），總面積3.8平方公里。四方街是古城中心，四條幹道呈經絡狀向四周延伸。“城依水存，水隨城在”是古城的一大特色。位於城北的黑龍潭為古城主要水源。潭水由北向南蜿蜒而下，至雙石橋處被分為東、中、西3條支流，各支流再分為無數溪流，入牆繞戶，穿場走院，形成主街傍河、小巷臨水、跨水築樓的景象。四方街西側的西河上設有活動閘門，居民利用西河與東河的高差沖洗街面。眾多大小水流之上，造型各異的古老石橋、木橋多達354座，使大研古城的橋樑密度居中國之冠。古城的街巷全部用紅色角礫岩石（民間稱為五花石）鋪成，晴不揚塵，雨不積水。
木氏土司的府第巍峨壯觀，模仿中原王者氣度，又沒有落入中原皇宮帝苑“居中為尊”、一切其他建築皆須圍繞王宮而建的俗套，它僻處城南一隅，而作為全城中心的則是商賈雲集的四方街，如蛛網般縱橫交錯的街道像星光般從四方街這一最明亮的商貿中心向四方八面輻射。從中可看出古城最初形成於鄉村集市，最終也因商業貿易而繁榮。這與古城千百年來作為“茶馬古道”重鎮的歷史密切相關。
清末至民國初年之後，隨著地主經濟的發展，麗江納西族地區產生了資本主義工商業。在地主經濟不斷髮展的前提下，商業資本也開始得到相應的發展。特別在抗日戰爭期間，東南沿海對外貿易中斷，中緬交通被日本封鎖，中印貿易空前活躍，麗江遂成為印、藏與內地貿易的樞紐。麗江城出現了擁有上百萬元資金的納西族商業資本家。在納西族居住的地主經濟區的手工業特別是大研鎮（今屬古城區）的手工業比較發達，有銅、鐵、木、皮、紡織、染業、泥瓦等10多種行業。1949年以前，麗江古城80%以上的人口，主要依靠手工業和商業謀生，在20世紀40年代曾有過獨立的手工業者2500多人。
四
在麗江等地父系制納西族社會，傳統的生產組織是一夫一妻制的核心家庭；在寧蒗永寧母系制納西族社區中，母系大家庭則是基本的生產單位。此外，納西族民間還有傳統的農業生產互助組織“合心組”等，通常由相處融洽、關係密切的鄰居或親戚朋友自發組成，一般規模較小，多則十來戶，少則四五戶，是在農忙季節臨時性組成的互助生產組織。還有互助性放牧組織“路補”，幾戶人家的牛羊在一起放牧，由各戶輪流出人放牧。
從雲南維西縣納西崇拜的神山達摩祖師洞鳥瞰金沙江
麗江納西族的父系家庭，大多由三四代人組成。子女從父姓，財產由父親傳給兒子，實行父系繼承製。分家時，傳統習慣是由兒子們均分田地、房屋和大牲畜，而幼子有優先權得到最好的一份田地產。分房子也一般是由幼子佔祖房，其他兒子另外擇地建房。有女無子的或無子女的家庭，可過繼兄弟的兒子繼嗣。假如要為女兒招贅，必須取得兄弟們的同意，贅婿才能取得繼承權。絕嗣家庭的財產，由本族近親繼承。
在受儒家封建禮教影響較深的麗江納西族中，婦女過去在家庭和社會上的地位低下，一般無財產繼承權。還有其他許多重男輕女的習俗。但在保留傳統文化較多的香格里拉縣三壩等地納西族中，雖然同樣是父系制社會結構，但婦女在家庭中仍然有比較大的權力。如兒女的婚事，決定權不在父親而在母親；女子出嫁時，可以帶走平時自己積累的一切個人財物，甚至還可以帶走一塊田地；家中無男兒時，女兒可以繼承父母的全部財產，族裡的長輩無權干涉她的繼承權利。
納西族主要聚居區實行一夫一妻制，結婚一般都要經過訂親、請新娘、舉行婚禮的程序。過去有少數“搶婚”和“兄亡納嫂”的“轉房”婚俗，同姓不同宗的人可以通婚，但同一“崇窩”之間禁止通婚；姑舅表和姨表優先婚是過去比較流行的習俗。
納西族的傳統婚禮稱為“素字”（svl zeel），意為“迎接生命神”。納西人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命神“素”，新娘是外來的新的家庭成員，因此要把她的生命神迎進新郎的家庭，與新郎家庭其他成員的生命神結為一個集合體。整個婚禮過程大體有如下內容：新郎家請東巴擇吉日準備生命神之箭、樁、竹簍、塔、橋、梯、石、線等物；接新娘；新娘告別祖靈、孃家親人及火塘灶；新娘進新郎家後行洗頭禮；進母房（祖房）拜火塘灶邊的祖靈和神靈；東巴主持舉行祭生命神，拴生命線的儀式，這是婚禮的核心內容。屆時在新郎面前放一把木杆秤，新娘前放一把銅鎖和木升，有的則是新郎手持生命神之木樁，新娘手持生命神之木塔。東巴邊詠誦經書，邊在新郎新娘的額頭抹酥油祝吉，繼而一一抹酥油於母房的擎天柱、神龕、火塘中的鐵三腳架、火塘邊的男女床、弓、箭、砍刀、糧櫃、銅鎖、木升等上並詠誦相應的祈福語。其整個過程與東巴教密不可分。清代“改土歸流”後，流官在麗江納西族地區“以夏變夷”，大力推行漢族婚俗，訂婚按周禮的六禮，即問名、納采、會親（在麗江稱之為親家會）、過門（麗江稱請媳婦）、送禮柬、迎親。在接親、宴客、分大小、回門等婚禮程序上也大量融進了漢式習俗。而當代的婚姻習俗隨著時代和人們觀念的變遷，過去的很多繁冗禮節已經大大簡化。
瀘沽湖地區的納人（摩梭人）中同時存在著母系家庭、母系父系並存家庭和父系家庭3種形式，但母系家庭是主要的家庭形式。母系家庭所有成員的世系皆從母，男女成員系由一個或幾個始祖母的後裔組成，母系血緣是維繫家庭的基礎，財產按母系繼承，由母親傳給子女，舅傳給甥和甥女。男子在家中的身份是舅祖、舅舅、兄弟、母親的兒子或舅舅的外甥。每個母系家庭有一個家長，通常由年長或能幹的婦女擔任。舅掌禮儀、母掌財產是家庭權利和分工的形式。母系家庭的傳統觀念認為：女子是根種，缺了就斷根。如果某個家庭一旦沒有女繼承人，便要過繼養女。一個母系家庭的成員一般都在10人以上，多的達30～40多人。由於這種家庭的全部成員都是母系血親關係，屬於一個親族，不存在父子、婆媳、翁婿、姑嫂、妯娌等關係，沒有外姓，關係單純，財產屬於大家庭所有，很少發生鬧財產、鬧分家的糾紛。
與母系家庭相應的婚姻形式是現在人們熟知的“阿夏”婚。“阿夏”是摩梭男子稱呼女情人的稱謂；而女子稱呼男情人是“阿都”。現在一般用“阿夏婚”來指稱這種“走婚”形式，並不十分妥帖。“阿夏”婚的基本形式是男不娶女不嫁，相戀鍾情者互送信物定情。情侶雙方都終身生活在母親家裡，男子在夜間到情侶家過偶居生活，次日黎明即返回自己的母親家裡。男女締結“阿夏”關係要遵守傳統習俗，只有不屬於同一母系血緣的成年男女才能建立這種關係；“阿夏”所生的子女隨母，血統也依母系計算。
家族組織普遍存在於納西族中。家族由幾戶至若干戶共尊一個始祖的血緣親屬組成。在麗江、維西、中甸等實行一夫一妻制的納西族地區，家族依照父系血統而組成。麗江納西族的家族關係有這樣一些稱呼：“丁吉”“丁支”“丁化”和“崇窩”。納西人把父系親族視為“骨”，母系親族視為肉”。“崇窩”之“窩”即來自父系親族“窩闊”之“窩”，即父系親族的根骨，“崇窩”即由一個男性遠祖後裔組成的有血緣親屬關係的家族組織。在當代，由於社區的變遷發展和人口遷徙等原因，“崇窩”這一社會組織結構已變得鬆弛分散，一個“崇窩”一般分佈在不同地區的村落中，已看不到一個崇窩”的所有後裔集中在一個村的情況。由於“崇窩”繁衍發展後居住分散，很多成為遠親，相互間的關係紐帶並不是那麼緊密，因此現在很少有整個“崇窩”的共同活動。
現在納西族家族組織中聯繫比較密切，有共同活動和起一些作用的是“丁支”，即由“崇窩”分衍出來的一個祖先的若干後裔構成的一個家戶群，各個“支”或同一“支”家戶之親疏相距三四代至10多代不等，其親密關係程度以住同一個村或近鄰村為條件，他們共尊一個近親始祖，過去有共同的公地和山林，有由“崇窩”中委派的護林員。“丁支”還有共同的墓地，有的由“丁支”又依遠近親疏關係分衍為若干家戶群，亦各有自己的墓地，在同一天掃墓祭祖。過去，“丁支”有共同的祭天場（如果人多，可以分為若干祭天場），在一起祭天。有婚喪、起房蓋屋等事時“丁支”成員互相幫忙，內部糾紛自行調解，涉外事情公推有威信的長者聯繫解決。族中公認的有威望長者可以主持祭天、祭祖、調解糾紛、主持分家等。
在古代，麗江納西族曾有“梅”“禾”“束”“尤”4個氏族，東部方言區的納西族多數屬納西古氏族“梅”“禾”兩支後裔，西部方言區的納西族多數屬納西古氏族“束”“尤”兩支後裔。在麗江、維西等地的納西族中，家族之上的氏族組織早已消失。
瀘沽湖地區納日人的親族組織保持著比較古老的特徵，家族有共同的始祖和家族名稱；有共同的祭祖活動和公共墓地；有少量共有的家族公地；有類似家族長的人物——斯日俄米，個別家族的“斯日俄米”已成為世襲者，保留著同一家族聚居的血緣村落殘餘等。納日人有母系家族組織“斯日”，後來母系家族逐漸分裂演變為母系家庭。到20世紀50年代前，“斯日”內部各家之間的經濟聯繫已經不多。納日人把母系氏族叫做“爾”，直至20世紀60年代，永寧納日人的絕大多數家戶還能說出自己分別屬於“西”“牙”“胡”“俄”4個母系氏族中的哪一個。
五
明代納西族木氏土司是自明太祖時起封授的世襲“土官知府”，實行嫡長子繼承製。世代佔有當地土地和民眾，有很多莊園。民眾則分為百姓和莊奴兩種。百姓有人身自由，但要服各種勞役、兵役；莊奴則直接在木氏莊園中勞動。木氏土司以“官姓木，民姓和”來區分貴族和平民。土司府設“大把事”（分文武兩種）、把事和通事等職，有稱為“五虎十四彪”的大小頭人。
明《太祖實錄》中稱納西土司有“聚則為兵，散則為民”的軍事制度。納西土司在廣大鄉村和佔領區實行一種軍政合一的“拇瓜”（兵管）制度。按納西語原意，“拇瓜”可譯為“兵管”。“拇”（muq）在納西族古語中是“兵”的意思，在寧蒗縣永寧等納西語東部方言中，也有這個古詞。歷史上，納西族的東西部方言區都實行過這種“拇瓜”軍管制度。直到民國時期，永寧納人土司機構中所設置的“謀（拇）瓜”，其職能與木氏土司的“木瓜”制度是相似的，主要負責戰事，是進行軍事管理的官員。這種“木瓜”制度是一種農村軍政合一的政權組織機構，在軍事上相當於“百夫長”，成為土司之下世襲的農村地區軍政合一的首領。
納西族摩梭人的聚居地——瀘沽湖
1949年以前，永寧納人（摩梭人）社會中存在著“斯沛”（漢稱貴族）、“責卡”（漢稱百姓）、“俄”（漢稱俾子，即奴婢）3個等級。
斯沛等級是從土司家族分裂出來的貴族集團。土司把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分給斯沛等級佔有，並允許他們佔有水源、草場和山林，以及數量不等的“俄”和大量的畜群。斯沛等級對其佔有的土地和牧場有穩固的佔有權，可以世襲、轉贈和出租，也可以在本等級內部買賣，但不得賣出斯沛等級之外，最高所有權仍屬於土司。斯沛可以擔任土司政權中的各種官職，享有很多特權，不論政治地位、經濟狀況如何變化，其貴族身份是世代不變的。當權的斯沛，還有審理案件、調解糾紛、進行超經濟剝削的特權。一般的斯沛，也享有建住瓦房，穿綢緞和黃、紅、藍色衣服，不服勞役，不交錢糧雜派等優待。
責卡等級是由氏族公社成員演變而來的封建農奴。他們被束縛在封建份地上，世世代代在人身上依附於封建領主，向領主服勞役和交納實物貢賦。責卡有內外之分，土司直接控制的稱內責卡，由各個管人管理的稱外責卡。內責卡以服勞役為主，外責卡以交納實物貢賦為主。內責卡又有黑、花、白之分：凡在土司自營地中的八至十二塊土地上服役的，稱黑責卡；在二至七塊地上服役的，稱花責卡；在一塊土地上服役的，稱白責卡。外責卡除交納實物外，一般服勞役數天，內外責卡的這份勞役，土司不準用錢贖取，只能僱人代役。
俄等級是由家庭奴隸、罪犯、外來民族和等級下降的責卡構成的。他們大部分屬於土司、總管、堪布等當權斯沛佔有，少數屬於責卡等級中的頭人和個別富裕的俄。俄等級的身份是世襲的。根據服役情況的不同，又分為白、花、黑3種。擔任土司的基層官職的，稱白俾子；一家之內只有男子或女子服役的，稱花俾子；全家男女都服役的，稱黑俾子。俄是按性別世襲的，即男子為俄的家庭，其後代男子全都是俄；女子為俄的家庭，後代女子全都是俄；男女均系俄的家庭，則後代所有男女一律是俄。但不服役的男子或女子，實際上還是主子的俄，主子需要時，仍可抽調他們去短期服役。個別俄經主子允許，可用錢贖免自身的勞役，然而既不能延及子女，更不能改變整個家庭的等級地位，其子女成年後，必須承襲服役，仍然是主子的俄。
除少數單身俄外，俄等級有自己的家庭和少量的財產，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和權利。他們一般佔有主子給予的一架左右耕食地（架，是寧蒗、鹽源一帶納西族計算土地面積的單位，實際面積相當於二至四畝。新中國成立後，有的地區每架以二畝計算，有的地區以二點五畝計算），多的不超過三架，納西語稱“厚垮魯布”，意為“一碗稀飯的土地”。但大多數俄通過抵押、租佃等方式另外獲得了土地，並佔有房屋和數量不等的牲畜、農具。俄除非絕嗣或犯重罪，主子一般不能侵佔他們的財產。主子有權將俄轉贈、陪嫁、交換和出賣，卻不能任意殺戮。蒗蕖土司較永寧土司更暴戾，曾殺害過逃跑和反抗他的百姓與俄。俄在服完規定的勞役之後，可以到外地趕馬經商，若得到土司的信任，還能擔任基層官職。由此可見，俄等級具有半奴隸半農奴的性質。
寧蒗納西族3個等級之間，有比較森嚴的界限。斯沛等級享有永遠保持等級身份的特權，再窮都是斯沛。責卡和俄等級，只能下降，不能上升。責卡再富也不能升為斯沛；俄即使發了財，做了官，仍不能晉升為百姓等級。
永寧納人的土司一職實行世襲制，由長子承襲。而堪布和總管兩職，則由土司的兄弟或土司的血緣近親擔任，分別行使宗教和日常行政權力。土司的最高權力機構為土知府，土知府之下設總管一名，把事數名。
六
1723年“改土歸流”後，素以勤勉樸實和有進取精神著稱的納西族擺脫了土司禁人民接受漢學的文化壟斷政策，他們以極大的熱情努力學習漢文化，很快在城鄉形成濃郁的學習風氣，出現了一大批能詩善文、熟悉漢文化的知識分子。據光緒《麗江府志》記載，自改流開科到清末共180年間，麗江納西族中產生了翰林2人、進士7人、舉人60多人（其中有武舉數人），還有副榜10多人、優貢3人，拔貢20多人，其他貢生110多人。[4]有詩文傳世者50多人。其中有的詩文被收進《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等全國性類書和叢書。
人才的增多不斷促進著納西族社會的學習風氣，有些在京師及大江南北省內省外應試和從仕的納西人，在返回故里時，常常從各地帶回先進的文化和技術，促進了納西族和漢族之間的文化交流。這種廣泛深入地吸收外民族的先進文化、博採眾家之長為我所用的開放風氣造就了一代代的納西英才，極大地促進了麗江納西族社會和經濟的發展。當雲南省不少民族還處在刀耕火種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時，麗江已發展成為文化和經濟都相當繁榮的滇西北重鎮。
“改土歸流”促進了麗江納西族地區的經濟和漢文化教育的發展，但另一方面，清廷以滿漢的生活方式和儒家文化的倫理道德觀衡量納西族的社會生活和風土民情，強制性地在納西族地區實行移風易俗，如廢火葬、改革服裝、強化封建家長制、包辦婚姻制等，導致納西族地區發生了重大的社會矛盾和文化變遷，加劇了納西族傳統文化的衰落。
清末到民國年間，麗江大興新學教育，改良私塾。改良以前，麗江的教育如納西族教育家和志堅所言：“誠以一切私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專以四書五經等舊書為教材，不本國家之教育宗旨，不顧潮流之傾向，是宜專造宜古不宜今之人才，是即專造不合用於國家社會之人才。”“麗江風氣閉塞，舊學勢力，勝過新學，教授四書五經古文之私塾超過公立初小校數。”[5]通過採取改良私塾為私立初級小學校等措施，推動了麗江的新學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舊儒學的很多弊端和對納西族社會的不良影響，培養出新一代思想開明、具備近代科學文化知識、視野廣闊的新型知識分子。麗江不少有識之士積極倡導新學，吸收外來的科學文化。一些納西族學子到北師大、燕京、清華、中山等著名大學學習新文化和科技知識。有的則遠涉重洋，到國外留學，如光緒三十一年到日本學師範教育的周冠南，民國初年到法國攻讀法律的李汝哲，到日本帝國大學學習的李耀商和到日本學軍事的李汝炯等。
學生們在麗江的新學堂裡接受新教育，兼習中西學，系統學習理、化、動、植、礦、史地、音樂、圖畫等課程。以《新青年》雜誌創刊為代表的新文化啟蒙運動的思潮和1919年爆發的“五四”反封建文化、提倡科學與民主的新文化運動對麗江納西族的新文化教育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麗江先後出現了陳可軒、方國瑜、和志鈞、和志堅、範義田等優秀知識分子，他們在麗江提倡反舊思想舊道德，改良風俗，破除迷信，主張男女平等，大力推行新教育，創立新學校，提倡白話文，把地方文化教育逐步引入新的軌道，為以後抗戰時期麗江地方文化教育的繁榮奠定了較好的基礎。五四運動前後，麗江各大村子都已創建小學校，計有公立初、高小91所。在學校教育中，大力提倡新文化，反對舊文化，提倡白話文，反對八股文。1929年到1937年間，麗江納西族的新式教育有了很大的發展，僅縣屬初、高小學校就增加到230多所。在這一時期，不少納西族青年學生考入北師大、燕京、清華、中山等大學學習。
抗日戰爭爆發後，由於內地和東南沿海先後淪陷，全國一些著名大學（如北大、清華、南開、中法等）遷滇，為雲南教育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條件。當時，以納西族著名教育家和志堅為校長的省立麗江中學聘請了一批西南聯大、雲南大學和其他大學畢業的、有真才實學和新思想的青年教師和經驗豐富的外地老、中年教師任教，對提高教學質量起了重要的作用。麗江中學跨進了被後人稱譽的“極盛時期”，教學質量達到相當高的水平，雖為一所邊地中學，在全省歷屆畢業會考中一直名列前茅。
1941年，教育家汪懋祖到麗江開辦麗江國立師範學校，它很快成為一所兼有各民族而以少數民族為主的小學教師人才培養中心，不僅為滇西北14個縣、設治局培養了大批教師，為滇西北小學教育的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而且，對納西族的古文化、民情風俗、東巴文化也作了大量的收集整理工作。學校設有北平圖書館麗江納西東巴文辦公室，由納西族研究東巴文化的先驅周汝誠主持，聘請東巴做收集整理、注音翻譯等工作，保存了不少納西東巴古籍。這可以說是國內首次有計劃地組織翻譯整理東巴文化古籍。作為納西族傳統文化的東巴文化在過去是被歷代封建王朝統治者所鄙視和壓制的，因此，當時的這一項工作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除國立師範外，麗江縣還成立了縣立中學和私立幼稚園，大多數鄉（相當於現在的區）都設有高等小學校；縣鎮所在地建立了“群眾教育館”“群學所”“努力讀書社”等組織。直到20世紀40年代末，麗江共有各類學校247所，在校學生13800多人，教師440多人。該地教育有了一定的規模和基礎[6]。
隨著漢文化教育在麗江納西族地區的不斷髮展，在納西族社會中逐漸培養起越來越濃的學習風氣和孜孜不倦的學習進取精神。重視教育、尊重教師、重視培養人才也成為納西族一個突出的傳統美德，在社會上形成以培養子女讀書成材為榮的良好風氣。民國年間，在麗江城區和郊區農村有許多市民、農民靠賣苦力、賣涼粉、磨豆腐等小本經營謀生，但他們還是省吃儉用地供子女上學讀書。在農村，不少貧苦人家靠賣柴賣草供子女上學讀書。納西族還普遍有兄嫂供弟妹讀書，或幾個兄弟姐妹供一個兄弟讀書的傳統。有的甚至不惜賣田賣地也要供子女上學讀書。有些寡婦含辛茹苦地把子女養大並供他們讀完大學。
麗江納西族以開放的態度接受和學習漢文化，特別是20世紀以來的近代和現代科學文化知識促進了麗江的近現代文明，產生了不少有成就的學者、專家和大批具有現代文化知識的新型知識分子。僅民國初年到新中國成立之前，麗江納西族曾在北大、燕京、清華、中山等大學就讀，或赴日、法、美、蘇等國留學的就有幾百人。
七
卷帙浩繁的東巴經不僅是納西先民古代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也是集納西族古典文學大成的寶庫。納西族琳琅滿目的古老神話、史詩、傳說、故事、謠諺，都被東巴們用象形文字記錄在東巴經中。東巴經文學的詠唱有特定的地點，即在東巴教的各種祭儀上，這些祭儀大都是宗教與民俗活動的組合形式。東巴經文學是詩體文學，所有的作品都是由奇數音節的詩句組成，三、五、七、九、十一、十三等奇數詩句錯落使用，長短相間，比較自由。其中以五七言詩句為多。也有少數晚期的作品用純五言詩句寫成。所有的作品都由東巴用特定的樂調吟詠唱誦。東巴經文學包括自然神話、洪水神話、始祖神話、戰爭史詩、愛情長詩、鎮鬼神話以及大量故事謠諺。代表作如神話史詩《創世記》《黑白之戰》《哈斯之戰》《俄都奴殺猛鬼》《許瓦增古盜火》《祭天古歌》等，突出地反映了納西族頑強堅韌、崇勇尚武、認同心重、凝聚力強的民族精神。《魯般魯饒》《初布遊布》等作品，以浪漫瑰麗而悽婉的筆調講述了納西族青年男女重感情、講信義、不惜以死殉情的動人故事。
納西族的民間歌謠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大調”，它是相對於短小歌謠而言個概念，特指廣泛流行於民間的口傳敘事長詩。其代表作有《遊悲》（殉情之歌）《獵歌》《趕馬》《伐箏》《魚水相會》《蜂花相會》《雪柏相會》等。在表現形式上，它們是入樂入調的演唱，而且，每類作品都有相對固定的曲調。
納西族除了有博大豐厚的本土傳統文學外，從明代起出了不少以漢文寫作的作家，明代土司階層的“木氏六公”有大量的詩文傳世。木公、木增等人的詩集選入了《雲南叢書集部》及《古今圖書集成》等書中。《四庫全書》還收入了木增所著的《雲薖淡墨》六卷。
繪畫與雕塑是納西東巴宗教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東巴繪畫可分為木牌畫、竹筆畫、紙牌畫和卷軸畫。木牌畫分尖頭形和平頭形兩種。尖頭木牌畫一般繪神靈和被認為是善的大自然精靈“署”，著色；平頭形木牌畫各種鬼怪，不著色。納西木牌畫與我國西北地區出土的漢代人面形木牌有傳承關係，木牌上畫鬼神再插於地上祭祀之俗，原是古羌人的古俗。竹筆畫主要是指用書寫東巴經的尖頭竹筆所繪的圖畫，包括經書封面裝幀、經書扉頁畫、題圖、插圖等，有白描也有彩色。紙牌畫指畫在多層厚紙黏合而成的硬牌上的繪畫分為占卜紙牌畫、自然神“署”之畫以及東巴的五幅冠等。卷軸畫是畫在布質卷軸畫上的各種神像畫，東巴舉行儀式時掛在臨時設置的經堂上。卷軸畫中的傑作是“神路圖”，該畫長15～20米，上繪鬼神人三界，有近400個人神鬼獸形象，該畫用於喪禮和超度亡靈儀式。東巴雕塑有面塑、泥塑、木雕。東巴繪畫和雕塑具有粗獷率直、自然渾樸的風格。
納西族對諸種宗教文化兼收幷蓄的開放精神不僅促進了社會和經濟的發展，也促成了藝術的繁榮。著名的麗江白沙壁畫即是明代麗江納西族社會大開放的產物。白沙壁畫最為突出的特點是表現在題材上的多種宗教和同種宗教中的各教派內容相互融合並存，以及多民族的繪畫技法揉為一體的現象。該壁畫的內容包含佛教顯宗、密宗和道教內容，突出地反映了納西族在歷史上善於吸納多元的外來文化，不執迷於一種宗教文化的特點。壁畫所在地大寶積宮的一些繪飾亦體現了這種多元文化相融合的特點。大寶積宮頂部中心為道教的八卦，八卦中心是藏傳佛教的六字真言，八卦外緣則是佛教的象徵物——蓮花。白沙壁畫的藝術表現手法也反映了這種開放的民族文化精神。壁畫的作者群來自不同民族，經受了不同民族的文化薰陶。他們中有納西東巴畫家，有來自西藏和四川的藏族僧人畫家、江南漢族畫家馬肖仙和中原道家畫家張道士等，因此，在繪畫藝術上就表現出中原地區的傳統技法與藏畫風格、東巴畫風格之糅合，獨樹一幟。
著名的“麗江古樂”也是多元文化相融匯的藝術結晶。“麗江古樂”由“白沙細樂”和麗江洞經音樂、皇經音樂組成（皇經音樂今已失傳）。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很多音樂史家對“白沙細樂”這套組曲進行了研究，認為它是我國屈指可數的幾部大型古典管絃樂之一，除歷史悠久之外，其珍貴之處在於它是絲竹合奏，分章節（尚存八首歌、舞、樂結合而成的套曲），其旋律與和聲的獨特是全國所僅見的。它在我國乃至世界音樂學研究領域裡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麗江洞經音樂”自明清以來就從中原逐漸引進並植根於納西族的文化土壤中。它是道教“經腔”系從四川梓潼縣傳來的“大洞仙經”。“麗江洞經音樂”是區別於我國各地道樂體系的藝術珍品。有的學者認為，其所以珍貴，是因該樂還保留了一部分在中原早已失傳了的辭、曲音樂。如盛唐的《浪淘沙》《紫微八卦舞（曲）》，元代的“北曲”等。現在，由教師、學生、工匠、農夫、職員、屠戶等組成的“大研古樂隊”已經成為一個蜚聲海內外的民間樂團，迄今已應邀赴20多個國家演出，其中有不少成員是年逾古稀的老人，因此又有“納西壽星樂團”之譽。
納西族的很多傳統古典樂舞保存在東巴教中。東巴經中有被譽為國寶的東巴舞譜《蹉姆》，用圖畫象形文字記錄了東巴舉行儀式時所跳的各種納西族古代舞蹈。它不僅是國內少數民族古文字中迄今僅見的舞蹈專著，也是世界上用文字記錄的最早舞譜之一。東巴舞主要的舞蹈種類是動物舞、神舞、戰爭舞、器物舞等，有上百種不同名目的舞蹈。此外，流行於麗江塔城等地的“勒巴舞”，原是藏族歌舞形式，但融進了納西東巴舞、民間舞的風格和內容後，更顯得別具一格。此外，還有廣泛流傳於麗江民間的傳統歌舞“阿默達”“阿仁仁”，流行於中甸白地的“呀哈里”，或唱傳統民歌或即興編詞，眾人邊唱邊跳，是集詩、歌、舞三位一體的歌舞形式。以笛子和葫蘆笙伴奏的“打跳”、20世紀50年代後興起的新歌舞“阿麗麗”，都是人們喜愛的歌舞形式。納西民間樂曲也十分豐富，如廣泛流傳於麗江納西族中的“谷氣”、“喂喂調”等，可個人獨吟，也可二人對唱。
玉龍雪山下的古鎮
納西族節慶名目繁多，主要的節日習俗有以下一些：
祭天 祭天是納西族東巴教最大的儀式之一，也是納西族民間最大的傳統節日，在正月間舉行。過去，納西族把祭天作為是否是納西族成員的標誌之一，如俗語所說“納西祭天人”。祭天最初是納西族遠古自然崇拜的形式，後來便與民族的母系遠祖和父系祖先崇拜聯繫起來。當代，只有在比較邊遠的鄉村還保留了這一盛大節慶。
新年 農曆正月的過年在納西語中叫“由本吉正”，又叫“庫市”，意為新年。在過節期間，納西民間要舉行一系列傳統的辭舊迎新活動。這個節日在當代納西族中依然十分隆重。
“棒棒會” 農曆正月十五，是納西族的一個別開生面的傳統節日，民間稱之為“棒棒會”。這天，四鄉村民一大早就來到麗江古城，古城從四方街到關（官）門口一帶，人如潮湧，摩肩接踵，街道上擺滿了竹、木、鐵農具和各種果樹苗木、花卉 “棒棒會”標誌著春節節慶的結束，春耕生產的開始。現在，這個節日依然存在，但節慶的場所已改在古城附近舉行。
三多節 “三多”是納西全民族信仰的民族保護神，又稱為“阿普三多”，意為“祖先（或爺爺）三多”。相傳他屬羊，是個戰神。每年農曆二月八日和八月羊日，四鄉民眾到三多閣來燒香拜神。過去，納西人凡出遠門都要到三多閣祭拜，求三多神保佑，出征的戰士更是要祭拜三多神，各地納西人在每年大年初一祭祀三多神。從1987年起，每年農曆二月八日的“三多節”成為法定的納西族民族節日。
火把節 農曆六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是納西族傳統的火把節。納西族的火把節歷史悠久，最初起源於藉助火抵制各種天災。納西語稱此節為“川美生恩”。現在這個節日過得最熱鬧的是麗江古城的民眾，屆時家家扎大火把立於門前，上面綴飾各種鮮花和水果。入夜，滿城一片火光。
“七月騾馬會” 這是麗江納西族的節慶活動，在農曆七月中下旬舉辦，為期一至二週，以騾馬、牛等大牲畜交易為主，因此又叫“七月騾馬會”。
“燒包”節 農曆七月初一至十四，古城人過“燒包”節（即中元節），納西語稱這節日為“三美波計”，各家各戶接祖先回家，與家人一起相聚。十四日，人們舉行送祖儀式，在古城河流中燒包，放河燈，人們敲鑼打鼓，姑娘們穿戴一新，提著花籃，花籃中盛著送祖先上路的食品，將食品投放河中，讓它隨水流飄去。現在這個節日一般過三天。
其他地方的納西族還有諸多節慶習俗，諸如香格里拉三壩鄉的“白水臺會”、永寧納人（摩梭人）的祭幹木女神山等。
八
納西族是個信仰多種宗教的民族，既信仰本民族的本土宗教——東巴教，也信仰藏傳佛教、漢傳佛教和道教，各種宗教相容共存，各行其道，都有各自的信眾，但在鄉村，信眾最多的是東巴教。
東巴教對納西族的社會生活、民族精神、文化習俗有重大影響，是納西族多元宗教信仰中的主幹，是在納西族處於氏族和部落聯盟時期的原始信仰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其後，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逐漸吸收了藏族的本教、藏傳佛教等的一些內容，形成了一種獨具特色的民族宗教形態。它有自己的儀式系統、龐大的鬼神體系、與各種儀式相配套的經典。泛靈信仰、大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重卜以及“大自然和人是兄弟”的基本理念，是東巴教的主要特徵。
納西族祭祀大自然神的神泉
東巴教是以納西族的傳統文化為主幹，又吸收了多種文化因素而形成的一種獨特的原始宗教形態，它與藏族的本教有著特別密切的關係。東巴教與本教的相同因素既源於納西先民活動於西藏東北部和青海河（黃河）湟（湟水）流域時其原始宗教與古代本教的相互影響，也源於公元7世紀後期本教——雍仲本教的影響。在後期本教的影響下，本教祖師東巴先饒經東巴的改造，演變成東巴教祖師丁巴世羅。公元7世紀後，西藏揚佛滅本，很多本教徒逃到納西族地區，納西族原始宗教進一步受到本教的深刻影響。一些國際著名的藏學家認為，由於本教後來受佛教的排擠和影響，其教義融進了大量佛教內容，其原生形態的東西大都已湮沒喪失，而東巴教中的本教文化因素則保持著原初風貌。
在當代納西族社會中，東巴教的信仰和各種祭儀一般保留在比較邊遠的鄉村裡。雖然東巴教文化在當代已經成為一種聞名遐邇的文化產業，但東巴教已經不再是過去那樣全民信仰的本土宗教。
東巴是東巴教的祭司，東巴的古稱是“本補”（biu bu）或“本”（biuq，“本”亦有祭祀、誦經之意），民間稱之為“東巴”（do bbaq）。“東巴”意為“智者”、“上師”、“大師”。從東巴經所記載的神話、史詩中看，東巴的政治和社會地位在古代是很高的，他們是神人媒介，是部落酋長的軍師參謀，東巴教中有許多被神化了的東巴。東巴平時從事耕稼樵牧，是不脫產的農牧民，只是在受人所請時才舉行法事，略得實物或現金報酬，但家庭收入主要是靠生產勞動。東巴沒有自己的宗教組織—教會，無統一的教規教義，相互間沒有統屬和被統屬的關係。學識淵博、精通眾藝的東巴被尊稱為大東巴，出類拔萃者被尊稱為東巴王，但這僅僅是一種尊號，與諸如藏傳佛教中的教徒等級制不同。
東巴全是男子，其傳承主要是家庭或親族世襲制，父傳子，子傳孫，無子則傳於侄。也有一些東巴是無東巴家世而投師學藝的。東巴生活在民眾中，既受東巴教文化藝術的薰陶，也深受民間文化藝術的影響，因此博通東巴教典籍，也熟諳民情風俗、故事謠諺，有的還懂草醫。
納西東部方言區本土宗教專家被稱為“達巴”，“達巴”是“東巴”的異讀。達巴無象形文字經書和如東巴那樣有體系龐大而內容精細的祭儀，其性質更接近於“薩滿”（Shaman，巫師）。達巴的口誦經很多。多數達巴認為他們的祖師是“丁巴沙拉”（東巴教祖師丁巴世羅之異讀），少數講他們的祖師是“阿巴篤”（與納西東巴教中的創物神和人類始祖神美利董阿普相似）。達巴的大多數儀式都在野外舉行。
桑尼”（sai niq）是納西民間對巫師的稱謂，在有些地方又稱“桑尼帕（sai niq paq）或“桑帕”（sai paq），“帕”意為占卜打卦和行使巫技。古代的桑尼多為女性，後來才逐漸由男性取而代之。直至近現代，在納西族民間還有少數能行巫儀的女桑尼。桑尼與東巴的不同之處是他（她）們沒有用文字寫成的經書，也不是像東巴一樣地實行父傳子的世襲制。但桑尼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擔任的角色，要經過特定的“巫師神授”儀式而成為桑尼。桑尼一直沿襲了專司占卜的古規，很多地方在舉行東巴教儀式前都要首先請桑尼卜出事因病因，撈油鍋、咬燒紅的犁等巫技是桑尼常用的驅鬼手段。他們主要供奉的保護神是納西族民族保護神“三多”（三朵）。
藏傳佛教是從元末開始，由西藏經川西傳入納西族地區的。自明代中葉以來，隨著納西族木氏土司勢力的向北擴張，加強了和藏傳佛教的聯繫。木氏家族與噶瑪噶舉黑帽系活佛關係密切。明成化九年（1473年），土司木嶔贈厚禮給噶瑪噶舉派黑帽系七世活佛曲扎嘉措。木定任土司時（1508～1526年），八世黑帽系活佛彌覺多傑（1507～1554年）在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應邀到麗江訪問。噶瑪噶舉派陳拉居南嘉（1456～1539年）的兩個弟子強西年和俄闊瓊繞南嘉曾出任木氏土司的宗教大師。
明萬曆末年至天啟年間，知府木增在麗江府主持刻印藏文《大藏經》，成為滇藏政教關係史和納藏文化史上值得頌揚的重要人物。這一套《大藏經》（史稱麗江一里塘版《甘珠爾》）從刻印到完成歷時15年，噶瑪噶舉紅帽系六世活佛卻吉旺秋和大司徒曲吉堅參等高僧參與了這套共108卷，包括1000多篇文獻的藏傳佛教權威經典鉅著的編撰工作。這是在藏區正式第一次雕版的《甘珠爾》，稱為麗江版《甘珠爾》。現在拉薩大昭寺裡還珍藏有木增奉獻給該寺的《甘珠爾》朱印版共108卷，是大昭寺的珍貴文物之一。
萬曆四十六年（1616年），在與格魯巴（黃教）的鬥爭中失敗的噶舉派（白教）黑帽系十世活佛卻英多吉逃難到麗江，土司木增待之如上賓。十世活佛與木增及其繼任土司木懿在其轄區內弘揚噶舉派教義。土司木懿曾在藏傳佛教黃、白二教在滇藏間的鬥爭中扮演了“扶白壓黃”的重要角色。木氏土司為在西藏地區受壓的噶瑪噶舉教派在康滇川地區的傳播和弘揚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木氏土司中雖有木懿等人實行過“扶白壓黃”的政策，但總的來說，木氏土司並沒有忘記審時度勢地調整與藏傳佛教不同教派的關係。16世紀中葉，經過“宗教革新”的格魯派（黃教）的發展已在西藏諸教派之上。是時，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1543～1588年）應蒙古俺達汗的邀請將黃教傳播到了青海、蒙古地區。當時的土司木旺不失時機地積極去迎請三世達賴來康區，木旺蒞臨理塘發起集會，且出巨資迎請三世達賴到康區講經傳法，請達賴三世主持理塘寺的佛殿、院落開光奠基儀式。理塘寺的建成，標誌著黃教由此傳入康區。因木氏土司參與主持供奉並作盛大布施建立理塘寺，傳播黃教，在歷史上，木氏土司與三世達賴享有共譽，名聲遠揚。
藏傳佛教於清初以後，在麗江、維西納西族地區得到較快的發展。麗江、維西兩地的納西族在明代就與藏傳佛教有密切的來往，但真正在當地建立寺廟，大批發展教徒，則是在清代初年之後。從康熙到道光年間的180多年中，先後建起了有相當宗教勢力和經濟實力的噶瑪噶舉派（白教）13大寺。
在清代，漢傳佛教在麗江地區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又增建了60多個大小寺廟，分佈在城鄉各地。到20世紀50年代前，麗江縣屬的比較大的村寨幾乎都有一個或幾個寺廟，有的大寺有不少田產。寺廟中的和尚也多是納西人。
道教在明代傳到麗江，木氏土司從內地請來道士到麗江傳播道教。清雍正元年（1723年）麗江“改土歸流”後，道教在麗江得到進一步的發展。除了明代所建的道教宮觀外，清代又在麗江各地增建了不少道觀，文昌宮和村寨宮觀與日俱增。道教信徒還組織了洞經會，以文昌宮為活動地點，將自己供奉的道教神仙編為神牌，學習洞經音樂，談演洞經。
九
納西族素有愛國內聚的優良傳統。元代，納西酋長麥良迎南征大理國的忽必烈軍隊於金沙江口，誠心內附，為使雲南正式成為中央政府管轄下的一個行省作出了重要貢獻。明太祖洪武年間，明大軍進軍雲南後，納西首領阿得“率眾首先歸附”，明王朝特賜其“木”姓，以示麗江木氏為天子的骨肉臣民，世守邊陲，以為王朝之根基。近代以後，隨著列強的不斷侵略，內憂外患，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無數納西兒女身處邊陲，心思報國，紛紛奔赴前線，奮勇殺敵，為國家前赴後繼。在1883年至1885年的中法戰爭中，數百名納西官兵為國捐軀。
1915年12月25日，“反袁護國戰爭”在雲南首先打響，在蔡鍔、唐繼堯等將領的倡議號召下，麗江納西族人民為大義所昭，積極參加護國運動，向護國軍輸送了多達3420名青年，為反對復辟帝制奮戰疆場，很多納西戰士血染沙場。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成百上千的納西健兒隨滇軍戰鬥在抗戰最前線，納西族子弟隨滇軍奔赴抗日前線，參加了臺兒莊、中條山等重大戰役，奮勇殺敵，視死如歸。僅在臺兒莊戰役中，就有280多名納西族官兵壯烈殉國。
1941年，為了支持長久的抗日戰爭，麗江納西族人民在沒有任何現代工程機械的條件下，用人力修成了麗江附近的白沙飛機場。1943年，為了運抗日物資的中印“駝峰航線”順利通行，美軍“飛虎隊”在麗江設立“航空指揮站”，納西族人民也全力以赴，用實際行動支持了盟軍的抗日鬥爭。
1936年4月，由任弼時、賀龍率領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的一支部隊北上抗日，到達麗江後受到納西民眾的熱烈歡迎。1948年，在中共雲南地下黨組織領導下，納西族人民在農村建立了“農民抗敵協會”等組織。1948年底到1949年初，中國人民解放軍取得了遼瀋、平津、淮海等戰役的勝利，殲滅了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其勢如秋風掃落葉一般向大西南挺進。在革命形勢日益發展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滇西北地區游擊隊也取得了重大的勝利。1949年4月2日，游擊隊解放劍川，建立了滇西北的第一個根據地，劍川的解放，給納西族人民以極大的鼓舞，進一步激發了革命人民的鬥爭情緒。禛西北中共地下黨不失時機地加緊統戰工作，爭取了納西族習自誠等一批國民黨軍政上層；又積極發展革命武裝，秘密進行軍事演習，迅速控制了麗江及其附近一帶地區。與此同時，麗江地下縣委與國民黨麗江專員習自誠等進行談判，由於大勢所趨，習自誠等接受了和平解放麗江的條件。1949年6月中旬，黨接管了政權和軍隊，成立了麗江政務委員會和麗江人民自衛隊。7月1日，麗江各族各界群眾5萬餘人召開了慶祝大會，正式宣佈麗江和平解放。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國民黨雲南地方當局被迫於12月9日宣佈和平起義。1950年3月1日，滇西北地委向各族人民發出了“迎接解放大軍進麗江”的號召。3月24日，麗江的納西族和各族人民，召開了盛況空前的迎軍大會。1950年前後，雲南中甸，四川木裡、巴塘、鹽邊，西藏鹽井等納西族分佈區也先後和平解放，建立了各級人民政權，和麗江的納西族一起邁入了新中國，開始了共同繁榮發展的新紀元。
【參考文獻及註釋】
[1]2000年時麗江市尚稱之為“麗江地區”。
[2]本書中所用納西語音譯採用1957年設計、1981年修訂的拉丁字母形式拼音文字《納西文字方案》。
[3]馮智：《明清滇藏政教關係管窺》，載《中甸縣誌通訊》1990年第3期。
[4]李世宗執筆：《納西族地區第一所中學的創立和發展》，載《納西族社會歷史調查》（三），雲南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64頁。
[5]和志堅：《麗江縣教育小史資料》，載《麗江志苑》第三期，麗江縣縣誌辦公室1986年編。
[6]參看張大群《略論麗江納西族的學校教育》，載《雲南民族教育研究》，雲南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曾廣鑫：《抗戰時期麗江教育文化紀略》，載《麗江文史資料》（五），麗江縣政協編。
楊福泉，納西族，1955年出生於麗江大研鎮，博士生導師、研究員。雲南省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民族學學會副會長，中國西南民族學會副會長，雲南納西學研究會會長。曾任雲南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雲南社會科學》主編等。主要致力於人類學、民族學、納西學研究。在國內外出版個人專著34種,發表250多篇學術論文，主持4項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和多項國際合作學術項目。
楊傑宏，納西族，雲南麗江人，人類學博士，中國社科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南方史詩與神話，在東巴神話方面著力較多。
楊俊生，納西族，雲南麗江古城人，原麗江市古城區史志辦主任。曾主編《麗江縣誌》《續志》，主編麗江縣年鑑、古城區年鑑、古城區雜誌《古城春秋》，總纂世界文化遺產《麗江古城志》。
木基元，納西族，雲南麗江人。西南林業大學社會科學管理辦公室主任、教授，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貼專家。1983年畢業於雲南民族學院歷史系，致力於民族學、文化遺產的保護與研究，已出版專著6部，發表論文100餘篇，2017年主持一項國家社科基金，先後主持完成省(部)級項目6項，獲列“百人百部叢書”，兩次獲省社科成果獎。
周智生，納西族，雲南麗江人，歷史學博士，雲南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社科重大項目負責人，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霍英東全國高校青年教師獎獲得者，雲嶺學者，雲南省有突出貢獻專家二等獎獲得者，雲南省學術和技術帶頭人。主要從事西南邊疆民族社會經濟發展研究。
本書的撰稿分工是（按篇章順序）：
緒論：楊福泉
第一章：楊傑宏
第二章：楊俊生
第三章：木基元
第四章：楊傑宏
第五章第二節、第六章第二、三節：周智生
第五章第一節、第六章第一節，楊福泉
第七章：楊福泉、周智生
大事紀要：楊福泉、木基元輯錄
楊福泉對全書進行了統稿和修訂。
《當代雲南納西族簡史》目錄
緒論
第一章 雲南納西族地區的民主改革
第一節 人民政權的建立和鞏固
一、雲南納西族土改前社會經濟發展狀況
二、人民政權的建立
三、人民政權的鞏固
第二節 中央訪問團在納西族地區的訪問調查活動
一、中央訪問團來到西南
二、中央訪問團在麗江專區的活動
三、中央訪問團在麗江訪問活動的影響
第三節 清匪反霸、減租退押
一、清匪反霸
二、減租退押
第四節 雲南納西族地區的土地改革
一、麗江納西族地區的土地改革概述
二、迪慶納西族地區的土地改革
三、納西族摩梭人聚居地寧蒗縣的土地改革
四、納西族地區土地改革的經驗和意義
第五節 雲南納西族地區城鎮的民主改革和“三反”“五反”運動
一、雲南納西族地區城鎮的民主改革
二、“三反”“五反”運動
第六節 雲南納西族人民積極參加民主改革運動
一、雲南納西族地區民主改革運動概述
二、雲南納西族人民積極參加民主改革運動
三、雲南納西族地區土地改革的歷史意義與啟示
第二章雲南納西族地區的社會主義改造
第一節 雲南納西族地區的農業合作化運動
一、互助組和初級農業合作社
二、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
第二節雲南納西族地區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一、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三、教育、醫療、郵電等服務機構的建設
第三節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納西族地區政治文化建設的推進
一、雲南納西族地區基層政治建設情況
二、民族識別與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係的建立
三、新中國建國後納西族地區的基層文化建設
第三章雲南納西族地區社會主義建設的曲折發展
第一節 雲南納西族地區的反右運動及批判地方民族主義和民族上層人士整風 一、 反右運動
二、 批判地方民族主義和民族上層人士整風
第二節 雲南納西族地區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
一、“大躍進”運動
二、人民公社化運動
三、“四清”運動
第三節 黨和國家民族政策在雲南納西族地區的貫徹執行
一、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實施
二、民族幹部的培養和使用
三、民族宗教工作的曲折發展
四、發展民族經濟的政策措施
第四節 納西族傳統文化的保護與搶救
一、納西族繪畫藝術的發展與弘揚
二、積極搶救東巴文化遺產
三、納西族傳統音樂文化的搶救性保護
四、納西族民間傳統建築的保護
五、各項社會文化事業的全面發展
第四章 雲南納西族地區的“文化大革命”時期
第一節 “文化大革命”在雲南納西族地區的發動和開展
一、在學校組織開展“文化革命”運動
二、 “四清”運動的延續和“鬥批改”
三、 破“四舊”立“四新”運動
四、 大串連、大批鬥和造反派組織的成立及奪權、武鬥
五、“三支兩軍”和武鬥
第二節 “文化大革命”的延續與結束
一、各級革命委員會的成立
二、貫徹“五·七”指示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三、整黨建黨
四、“整風運動”
五、“農業學大寨”運動
六、“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七、“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和揭批“四人幫”罪行
第三節 雲南納西族地區文化教育戰線遭受嚴重破壞…
一、“文化大革命”對文化教育戰線造成的破壞
二、“文革”時期的“麗江林學院”
第四節 雲南納西族地區民族工作、經濟發展遭受嚴重挫折和破壞
一、民族工作遭受嚴重破壞
二、經濟建設遭受嚴重破壞
第五節 納西族人民對“四人幫”極“左”路線的抵制和反抗
一 .對“四人幫”極“左”路線的抵制、反抗
二.雲南納西族抵制“文化大革命”干擾破壞取得的社會建設成就
三、“文化大革命”時期雲南納西族地區的黨委和行政領導機構
第五章 雲南納西族地區改革開放以來的政治和經濟建設
第一節雲南納西族地區的撥亂反正和黨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貫徹落實
一．納西族宗教信仰、文化習俗得到尊重
二、黨和政府對納西族自治縣和民族鄉鎮的政策傾斜和扶持
第二節 20世紀80年代以來納西族地區社會經濟迅速恢復和快速發展
一、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和農村經濟發展
二、從“木頭經濟區”到長江流域“生態屏障區”
三、以旅遊業和文化產業為龍頭的新興特色產業的崛起和發展
四、城鎮建設與交通通達能力的提高
五、納西族人民的經濟收入和生活水平顯著提高
第六章雲南納西族地區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建設
第一節 20世紀80年代以來納西族地區社會文化建設事業的蓬勃發展
一、 納西族文化事業蓬勃發展
二、 在國內外有廣泛影響的納西學研究
三、 文化遺產、民族文化的保護與傳承
四、 步入正軌的民族宗教事務管理與逐漸恢復的民族宗教生活
五、 前進中的教育、科技、衛生和計劃生育工作
第二節 納西族地區改革開放以來納西族人口的變化與流動
一、改革開放以來納西族人口及其構成的演變
二、改革開放以後納西族民族人口的流動擴散與交融
第三節 納西族與周邊民族關係的調適與發展
一、納西族與漢族
二、納西族與白族
三、納西族與普米族
四、納西族與傈僳族
第七章 新中國成立以來納西族的發展啟示與展望
第一節 新中國建國以來納西族發展的歷史經驗與啟示
一、以維護國家統一穩定和民族團結作為整個民族的最高利益，始終堅守不移
二、民族文化遺產傳承保護與文化產業化發展間有機整合中的麗江方式
三、城市建設中“新舊城雙核模式”間有效銜接中的麗江方式
四、主動選擇切合自身優勢資源產業化開發的麗江方式
五、重視文化教育與民族文化人才隊伍的培育
第二節 當代納西族面臨的發展困難和挑戰
一．傑出的文化傳人和民間藝術家的培養迫在眉睫
二．麗江古城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發展創新任重道遠
三．麗江古城原住民外遷和本土文化保護的問題亟待解決
第三節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中納西族的發展趨向與展望
一、促進納西族地區發展的幾點思考
二、發揮麗江在“大香格里拉”旅遊圈中的獨特作用
結語
附錄
1：大事記要
2：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執行主編 和志菊 責任編輯 石劉棟 楊傑宏
圖片來源 原書插圖
◇第290期◇
免責聲明：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立場，與本號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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