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漁在《閒情偶寄.頤養部》寫道：“養生之法，而以行樂先之。”不知道“行樂 ”，則不可以談養生 。只要你願意， 無論貴賤貧富, 人人可以行樂；無論居家還是道途，處處可以行樂；無論春夏秋冬，時時可以行樂；無論坐臥行飲，事事可以行樂。在“隨時即景就事行樂之法”篇中寫道：“行樂之事多端，未可執一而論。如睡有睡之樂，坐有坐之樂…處之得宜，亦各有其樂。”飲酒有飲酒的快樂，但也須“處之得宜”方可。李漁稱之為“飲酒之樂，備於‘五貴’、‘五好’之中”。
宴會上喝酒，要想喝得適情快意，需要有五個條件，即“五貴”：
“飲量無論寬窄，貴在能好；飲伴無論多寡，貴在善談；飲具無論豐嗇，貴在可繼；飲政無論寬猛，貴在可行；飲候無論短長，貴在能止。備此五貴，始可與言飲酒之樂。”
首先，酒量不論大小，貴在能喝好。“喝好”即每人都能盡興，使客人乘興而來，盡興而歸。盡興不是過量，如果喝酒太過，美酒反成傷害身體的毒藥 ，甚至令人喪失理智，成為敗興、傷人的“昏狂之藥”。即如果不能“處之得宜”，則事與願違。
其次，飲伴不論多少，貴在善於交談。飲伴言談詼諧有趣，賓主相談甚歡，才能氣氛活躍，開心熱鬧。如果飲伴言語無味或話不投機，喝酒就沒有樂趣。對李漁而言，酒與吟詩作對、談古論今等活動密不可分，在酒桌上李漁 “常援古喻今”，他也希望宴飲之時，“一席擁多賢，詩賦翩翩。歌停舞罷始分箋，不為衡才妨樂事，酒在詩先。狂興發當筵，漏盡無眠。不神仙也是神仙” 。
第三，酒具不在豐儉，貴在夠用。關於酒具，一般人都會覺得醇酒還需好酒具，李漁則認為，盛酒之具夠用即可，應樸實無華，不可顯山露水以炫富。 “酒具用金銀，猶妝奩之用珠翠，皆不得已而為之，非宴集時所應有也。 富貴之家，犀則不妨常設，以其在珍寶之列，而無炫耀之形…美酒入犀杯，另是一種香氣。唐句雲：‘玉碗盛來琥珀光。’玉能顯色，犀能助香，二物之於酒，皆功臣也。至尚雅素之風，則磁杯當首重已。舊磁可愛，人盡知之，無如價值之昂，… 但可作古董收藏，難充飲器。何也？酒後擎杯，不能保無墜落，十損其一， 則如雁行中斷，不復成群。”金銀不合適作為酒具，而玉既能增加酒的色彩之美，又不浮奢，適合盛酒。犀無炫麗的外觀，且有助於酒氣散發，李漁認為，犀與玉是最為合適的酒具。特別貴重之物，如舊磁杯，就不適合作為飲具，因為難保酒宴上飲者萬無一失，一旦失手損毀纖毫，就會大大影響其價值。所以，宴飲之時，酒具也要用得適當，既可以彰顯主人的品位，又能使飲者盡享酒之色香味。
第四，飲政不論寬嚴，貴在可行。“飲政”即酒令。酒令是古代宴飲時必不可少的助興取樂的遊戲，目的是為了勸酒和活躍氣氛。據《晉書》記載，石崇金谷園宴賓，行令作詩，客人即席賦詩，不成則罰酒三杯。酒令使飲酒成為一種藝術，在滿足口腹之慾的同時得到審美的薰陶。
最後，喝酒的時間不在長短，貴在能停下來。飲酒賦詩在李漁看來是一 種名士風度，寄寓著李漁對灑脫豪邁的理想人格與生活方式的認同 ，因此，李漁反對縱慾式飲酒。不認同貪杯之人飲酒不分晝夜、醉生夢死的生活方式。
有了這五種可貴的地方，才能談到飲酒的快樂。“不則麴櫱賓朋，皆鑿性斧身之具也。”“麴櫱”即釀酒之酒母，代指酒。如果在酒席上不能滿足這五個條件，那麼，酒和酒友都成了傷害身體和心性的東西了。
古人云：“還童妙藥無過酒，醉後人人似少年。”人在開心時，酒可作“釣詩鉤”，人在煩悶時，酒可當“掃愁帚”，但也有人因為酗酒而作出傷風敗俗之事，敗德招禍，令世人側目。而飲酒之利與弊的分界就在於是否“合度”“得宜”。
李漁追求生活的樂趣，注重生活質量，不僅體現在宴飲取樂之“五貴”上，即對飲酒的人和環境的高標準嚴要求上，還體現在他的五個愛好和五個不好上：
即“不好酒而好客；不好食而好談；不好長夜之歡，而好與明月相隨而不忍別；不好為苛刻之令，而好受罰者欲辯無辭；不好使酒罵坐之人，而好其於酒後盡露肝膈。”
李漁說，我生平有五種愛好，又有五種不好。兩者雖然是相反的，但又並行不悖。不好酒卻好客；不好吃卻好談； 李漁曾說 “當世耳目, 為我一新, 使數十年來無一湖上笠翁, 不知為世人減幾許談鋒, 增多少磕 睡” 。不好長夜喝酒，卻好賞月不忍離去；不好設置苛刻的酒令，卻好讓受罰的人無法反駁甘願受罰喝酒；不好借酒使性的人，卻好在酒後吐露真情的人。
“坐此五好、五不好，是以飲量不勝蕉葉，而日與酒人為徒。近日又增一種癖好、癖惡：癖好音樂，每聽必至忘歸；而又癖惡座客多言，與竹肉之音相亂。”因為有這五種愛好和五種不好，所以酒量不高卻整天跟酒徒在一起。“飲量不勝蕉葉”即酒量很小的意思。蕉葉即蕉葉杯，酒杯是葉子形，葉子平展，淺淺彎成弧形，略足盞意。蘇軾也多次說過自己酒量很小：“吾兄子明，飲酒三蕉葉。吾少時望見酒盞而醉，今亦能三蕉葉矣。”可見蕉葉杯小，是人們公認的。人們因此以“不勝蕉葉”，形容自己的酒量之小。在現實生活中，李漁並不善於飲酒，他說“予系茗客而非酒人”。但由於飲酒能夠體現出瀟灑曠達的人格色彩，所以不善飲酒的李漁在生活中也常常顯出好酒的姿態。李漁在《中秋看月歌》中寫道：
中秋月色不平鋪，鄰家有月儂家無。
攜酒鄰家借月看，月光又照儂家院。
月來月去非離群，只因天際多浮雲。
一年能得幾今夕，東蒙西翳何紛紛。
浮雲不獨天邊有，人事違心常八九。
明宵明月照誰家，酩酊莫辭今夜酒。
他從月亮的陰晴圓缺想到人間的不平與人生的坎坷，感嘆人生的快樂正如這皎潔的月色一樣罕有難遇而值得備加珍惜，何不趁這明月清風 、天空地淨之時，飲酒作樂，以求凡心頓解， 塵慮齊除。
“不好長夜之歡，而好與明月相隨”，可見“賞月”在李漁的生活中佔有重要的地位。賞月使他發思古之幽情，看淡了人間的世情百態，更覺飲酒之意味無窮。李漁所向往的花前月下飲酒之事是這樣的：“昨與二三同調，聯袂朱門，飛觴綺席， 聆清歌、觀妙舞，固閒中一適也。”李漁將交友與飲酒相提並論，認為一人獨飲無趣，呼朋引類共飲才不負良辰美酒。有《喜友至》詩云：“獨酌易生嘆，……君來破我幽，且慢出詩篇。同去豆棚閒坐，再向花間小 飲，口耳莫教閒。我聽君談鬼，君聽我談天。……酒得友而更美，友得酒而愈樂，無事即神仙。”《飲梨花下》又云：“一樹梨花半輪月， 今日是花明日雪。與君執盞傲東風，風能造愁我造悅。”在梨花樹下飲酒賞月，就算無情風雨使今日一樹繁花成為明日之飛雪，也阻礙不了迷人勝景所帶來的喜悅之情，緣在飲酒之人可以忘卻世事，神與物遊，擁有隨時即景就事皆可行樂的曠達灑脫的心境。
李漁寫自己曾經對一次宴飲的體驗很不好，因為席上“曲不成曲，席不成席，而使佳客一夜無眠，欠伸萬狀，是不得杯酒之娛，反受聲音之厄矣”。飲酒的環境嘈雜而喧鬧，大概飲者不乏粗鄙之人，所以令李漁等人頗感掃興。
宴飲是中國人生活的一個重要場合，人們多把它視為擇朋交友的地方。 它可以移樽就教，彰顯禮儀，還可以折衝樽俎、劍拔弩張。與李漁同時代的文學家蒲松齡對於飲酒也有同樣的看法，他在著名的《酒人賦》中，描繪、諷刺了飲酒無度之人的醜態。他說，飲酒當在“雨宵雪夜，月旦花晨，風定塵短”之時，歌女曼聲吟唱，賓朋慢斟淺酌，忽然清商古曲一奏，席間瞬時寂靜得就像無人一般。這樣，“總陶然而大醉，亦魂清而夢真”。而最為可恨的是席上之人“嘈雜不韻，俚詞並進；坐起歡譁，呶呶成陣”。有些人喝起酒來，嘈嘈雜雜，粗話連篇；忽站忽坐，高聲喧鬧，呶呶不休，勢同爭戰。勸酒的涓滴都要計較，似乎不喝就要拔刀相向；喝酒的伸著脖子皺著眉，如同端著一杯毒藥；…像這樣情況的人，根本就不如不飲。還有的人酒喝得離咽喉不到一寸，嘮嘮叨叨還在譏諷主人吝嗇；坐在那裡不說不走，喝又實在喝不下去…還有更惡劣的，有的人喝了酒就像喝了瘋藥，喘氣變粗，眼睛暴突，鬍鬚豎起，舞動著兩臂，跳躍著雙足。“塵濛濛兮滿面，哇浪浪兮沾裾”，滿臉全是汗漬汙垢，衣襟上沾滿嘔吐出來的食物…對待這些無可救藥的“酒兇”，應該像殺豬一樣捆上他的手腳，用棍棒狠狠捶他一百多棍，他才會一下子就會醒悟。表達了對這類慣於使酒罵座、借酒使性之人借酒發瘋、放肆無禮的極端厭惡之情。這類“酒兇”的人際關係一般都比較惡劣，親戚朋黨皆避之唯恐不及。和這樣的人喝酒能有什麼快樂？所以，喝酒要選擇舉止高雅的飲伴，選擇“飲候無論短長，貴在能止”的朋友。
李漁說，我自己最近又增加了一種癖好、一種癖惡：癖好就是愛聽音樂，經常聽到忘記回家；而癖惡是討厭聽曲席上客人多話，擾亂樂曲美好的聲音。
“飲酒之樂，備於五貴、五好之中，此皆為宴集賓朋而設。”
可見，酒易得，而飲酒的樂趣、雅趣卻十分難得，需要這“五貴”、“五好”方能實現。也就是說，獲得生活的快樂，並不能簡單地藉助於物質，它來自對生活的熱愛。因為熱愛，則無事不樂，無時不樂，無境不樂。這一點是最值得現代人借鑑並反思自身的地方。
李漁認為，養生最重要的就是有樂觀的心態，因此，在《閒情偶寄》的“頤養部”裡，他將“行樂”列為第一。林語堂讚賞李漁的《閒情偶寄》:“ 專門研究生活樂趣, 尋求樂趣的方法，是中國人生活藝術的袖珍指南” 。李漁被後人稱為 “日常生活美學大師”，因為他的全部學說, 無不關乎美化日常生活, 正是對日常生活的美學追求, 讓人的庸常生活藝術起來。就飲酒之樂的“五貴”“五好”來看，不僅是李漁的文人情趣的體現，更是對生命意義的領悟與生活價值的發現，其美學見解獨具隻眼, 可鑑可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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