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陶勇來說，他的日常就是穿梭於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一個是醫學的、邏輯的，用實驗、數據和理性構築的純淨世界，他朝著他的珠穆朗瑪峰努力便可。
另一個世界是現實的、非邏輯的，他常常要面對混亂、失序、非理性，和一雙雙將人生的全部希望賭在他這裡的眼睛。
文｜盧美慧
圖｜受訪者供圖（除署名外）
山峰
對陶勇來說，人類的眼睛裡面，藏著他想要征服的山峰。
人的眼睛是個近似的球形，成年人的眼睛前後直徑通常在24到25mm之間，體積大約是6.5毫升，重量大約7.5克。功能不同的纖維膜和透明內容物分置其中，再與豐富的神經末梢產生複雜的連接，最終形成了我們的視覺。
眼睛體現著造物的神奇。這兩顆小小的、不規則的球體，幾乎掌管著人類認知世界的通道，人類所能獲取的信息裡面，眼睛佔80%。顏色，形狀，紋理，還有祖先留在我們基因裡覺察危險的方式，比如恐高和害怕蛇，花花萬物，通常是先被看到，然後才能形成判斷和認知。
在北大醫學部學習期間，陶勇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眼科。他對眼科的認知有非常詩意和浪漫的一面：可以幫助患者抵禦黑暗的吞噬。因為相比單純身體的疼痛，如果一個見識過世間風景的人突然看不到的話，「相當於整個世界對他關上了，很可怕。」
1月20號之前，作為一名眼科醫生，陶勇安靜地追著他的山峰，他主攻的葡萄膜炎是眼科疾病中絕對的小眾領域，一本六七百頁的《眼科學》，提及葡萄膜炎的大概只有20幾頁。這種病病因複雜，診斷難度大，誤診率高，是很多患者人生的災難。
在原本的人生軌跡上，陶勇鐵了心跟葡萄膜炎死磕，他的世界一度非常簡單，診治疾病，總結經驗，發表論文，跟國際國內同行交流眼科學界最前沿的研究和技術，陶勇的經歷符合人們對「天之驕子」的一切想象，他1980年生人，28歲北京大學醫學部醫學博士畢業，師從我國「眼科四把刀」之首、中國現代玻璃體手術開拓者之一的黎曉新教授，35歲就成了主任醫師，37歲擔任博士生導師。他發表的SCI論文有98篇，發表在中文核心期刊的論文有26篇，還主持著多項國內外科研基金。
在眼科領域，他是同齡人中絕對的佼佼者，而對很多被失去光明的恐懼折磨著的患者而言，「去朝陽醫院找陶勇大夫看看」幾乎是命運作出最終宣判前，他們所能做的最後的嘗試。
這一切被一場意外突然阻遏。1月20號，陶勇在出門診期間被患者持菜刀砍傷，造成其左手骨折、神經肌肉血管斷裂、顱腦外傷、枕骨骨折，失血1500ml，在ICU接受了整整兩週治療才脫離生命危險。
事發當天一小段視頻曾被廣泛傳播，診室內，走廊裡，血在地上滴得到處都是。這是很多人的血。混亂中，陶勇被人群中迸發的勇氣和善良救了一命，兇手衝他而來，但當天朝陽醫院眼科的一位醫生、護士、患者家屬以及現場一位志願者均在阻擋行兇的過程中被砍傷，從而為陶勇贏得了寶貴的逃生時間。
另一張被廣泛傳播的是陶勇受傷前在醫院內很隨意的一張照片，照片中他穿著白大褂，肩上掛著他自學生時代就很喜歡背的雙肩包，目光清澈。他馬上要40歲了，但依然滿是學生氣。
陶勇
很多患者自發為陶勇發聲，他們中有白血病骨髓移植後病毒感染的眼病患者，傾家蕩產看病，而陶勇從來都是能給患者省一點是一點；他也數不清自己給病人墊過多少次錢了，有病人的朋友怯怯地問，只有兩萬塊錢，「要不讓他治一個眼睛？」陶勇沒答應，自己貼錢給病人做了雙眼手術，理由是「總不能眼睜睜看著他瞎」；被很多醫院拒收的艾滋病病人、疑難眼病病人，到了陶勇這裡至少能得到體面的對待，有時候各種辦法都試了還是不行，他也會跟對方說，等未來科技進步了，有辦法了，一定第一時間告知。
陶勇是個對世界充滿信任的人，他相信人性本善，相信醫學的本質在於通過技術和知識去抵禦人世的無常和生命的脆弱，他還告訴《人物》，自己是一名共產黨員，相信人類在未來能夠最終消滅貧窮消滅階級差異，人類最終會從剝削和紛爭中解放。同樣，他也相信自己把一個醫生該做的都做了，病人肯定能感知到。
接診後來對他行兇的那位患者時，陶勇拿出的也是自己已經成為習慣的信任。令很多人憤然的是，行兇的患者此前做過兩次眼部手術，術後伴有嚴重的併發症，幾乎失明。他最終找到了陶勇，經過再次手術和治療，視力才恢復了一部分。
所以雖然受傷之後對外界更多展現出的是豁達和樂觀，但想到對方完全無視自己的努力，包括自己其實為兇手省了好多錢，包括做手術的時候其實自己也有腰傷在身、背上釘著六顆釘子，也包括對方完全不相信醫生其實跟他一樣，用盡所有努力想治好他的眼睛，「委屈和難過，那肯定會有，你想想你已經做得仁至義盡了，你為這個患者又省錢了，手術還給他做成功了，中間他的複查你還沒收人家錢。但是這種的委屈可能也未必是對他覺得委屈，而可能是對老天的委屈，會覺得老天爺怎麼對我這樣啊。」
興奮
從ICU轉出後，陶勇轉入積水潭醫院進行康復治療，因為疫情原因，《人物》與陶勇的交談只能通過電話進行。他的傷勢還需要一段的時間恢復，這對於常年像陀螺一樣高速運轉的他來說，人生好像突然被狠狠按下了暫停鍵。但是電話那頭傳來的聲音，卻沒有半點兒焦慮和苦悶，這甚至是他睡眠狀況最好的一段時間，之前每天接診六七十個病人，天天都累到不想說話，有時候病人還追著他吵架。受傷後外界都替他冤枉、可惜、憤憤不平，風暴中心的他反而平靜得很，「至少可以睡個好覺，不用做噩夢了。」
在陶勇過往的人生字典中，並不太有「怨天尤人」幾個字。這次也一樣。
恢復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其他地方還好，最嚴重的是他的左手，因為刀傷，手部一些組織粘連到一塊兒，骨頭和神經的恢復也需要漫長的時間，對一位眼科醫生來說，手就是大腦的延伸，眼球24到25mm的大小意味著眼科手術對精確度的苛刻要求，目前陶勇也不知道，他的手究竟能不能完全恢復——至少目前情況不算是太樂觀，受傷後最難熬的，是每天要忍著鑽心的疼做康復訓練。
陶勇恢復中的左手
但是關於受傷事件本身，陶勇聊得不多。
他恢復意識後做的頭等重要的事，是單手在病床上敲了《眼內液檢測臨床應用》一書的後記，眼內液檢測是指，「通過對眼球內包括房水和玻璃體液在內的眼內液中病原微生物的核酸、抗體和細胞因子進行檢測，」可以臨床提供眼內局部病原和免疫信息，相比於常規的血清檢測，速度更快，準確率更高，有助於對疾病作出快速診斷。
多年來，陶勇結合自己對葡萄膜炎的診治經驗，一直致力於眼內液檢測的研究和推廣，普通人對疾病的認知通常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但造成眼部疾病的病因有很多，可能是病毒，可能是細菌，也可能是惡性腫瘤。通過抽取眼內約0.1毫升的液體進行檢測，可以迅速鎖定病因——電話那頭的陶勇說起這項很可能在未來豐富和改寫人類疾病診斷方式的技術，聲音裡有難以掩飾的興奮，「國際上其實對於這個檢測都是非常認可的，但是一直沒有形成體系，往往是國際上這個中心針對這個病的這個檢測有經驗，而那個中心針對那個病的那個檢測有經驗。但是我們等於是把這些不同的中心的檢測，還有我們自己開發的新的檢測手段一起應用進來，形成一個標準，填補這個空白，形成一個體系。」
外人恐怕很難體會其中的興奮。
2017年下半年，邢麗帶媽媽找陶勇看病。邢麗居住在北京，媽媽平常在哈爾濱，當時眼睛感覺不適，在哈爾濱兩家醫院診斷，一家醫院診斷為視網膜脫落，另一家醫院診斷的是葡萄膜炎。
後來邢麗把媽媽接到北京，在北京同仁醫院的診斷也是葡萄膜炎。當時家人商量，既然兩家醫院的診斷都是葡萄膜炎，媽媽還是先回哈爾濱治療，但兩個療程以後，媽媽的視力突然急速下降，「她老感覺眼前是有東西擋著，特別害怕當時，哈爾濱那邊的大夫就覺得治了兩個療程，突然出現這種狀況，就推薦說你們去朝陽醫院找一找，有一位陶勇大夫。」
陶勇當時先是給老太太比較嚴重的右眼做了眼內液檢測，結果嚇了邢麗和家人一大跳：眼內淋巴瘤。因為之前一直只是當眼病對待，聽到「淋巴瘤」幾個字的邢麗立馬懵了，她對自己當時的驚惶記憶猶新，「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經歷過這種感受，那個當下在醫院的時候，真的心就跳得不行。」之後陶勇建議左眼也做了檢測，結果也是眼內淋巴瘤。
陶勇告訴邢麗，從醫學的角度說，淋巴瘤大概率不會原發在眼睛，他建議邢麗儘快帶媽媽到專門的腫瘤科去做進一步的檢測，「他就給了我們一個時間限制，說你最快兩週，儘快把檢測做了。」
那之後邢麗帶媽媽到北京腫瘤醫院，託了很多人幫忙，掛了一個特別貴、在淋巴瘤方面特別知名的專家號，「掛了，但是去了以後，那個大夫跟我們聊也就五六分鐘，他就根據我們的病歷及症狀說你不是腫瘤。」
結束了這次典型的「中國式看病」，邢麗也迷惑了，家人並沒有腫瘤病史，這位專家又表現得很篤定，但是這個時候邢麗突然想起來陶勇之前的叮囑，「他跟我們說，你們儘量去找中樞神經系統方向的淋巴瘤專科醫院的大夫。」邢麗相信，陶勇一定是專門查詢了相關的資料才會這麼明確地給出一個方向。
最初的慌亂平息後，邢麗和家人選擇用理性應對，他們按照陶勇給出的方向，最終找到了天壇醫院的劉元波醫生，劉元波是我國原發性中樞神經系統淋巴瘤方面的專家。這其中還有一段小插曲，按照流程，邢麗的媽媽當時不能馬上入院，後來得知此事的陶勇讓邢麗找到劉元波的辦公室電話，他直接打去了電話，兩個醫生此前並不認識，「陶大夫就把他所有的診療的依據，包括他的判斷的角度，跟劉主任進行了一個交流。因為他們都是醫生嘛，可能交流起來也互相都能夠明白對方在說什麼。」
經過一番波折，媽媽在天壇醫院做了腋下活體檢測，等待結果的那段時間就像是等待宣判，漫長的煎熬過後，邢麗拿到了媽媽的檢測報告，陶勇的判斷沒錯，檢測結果是：中樞神經系統淋巴瘤四期。
沒被汙染的眼睛
在天壇醫院治療一個療程後，因為眼睛的問題還要找陶勇看，母女倆再次前往朝陽醫院。輪到他們的時候，因為陶勇剛剛看完上一個病人，「當時一抬頭一看，他就懵懵的，後面我就跟他說——因為我媽媽叫王琳瑛——然後說這是王琳瑛，他說哎呀，聲調一下子就變了，哎呀，老太太，我看到你可太高興了。」邢麗永遠也忘不了陶勇緩過神後那一瞬間的眼神，「可能之前還有點疲憊，然後眼睛一下子就亮了，他扭頭趕緊就跟助手說，他說你們快看，我又救了一命。」
後來邢麗很多次回憶媽媽看病的過程，都會被陶勇這個瞬間的眼神打動，邢麗做心理諮詢方面的工作，「那個眼神在我腦海裡面就出現，就是他沒有被汙染。不管是多大年紀，你能看到的就是非常純粹的一個人。」
邢麗跟先生討論過陶勇很多次，「不僅僅是萬里挑一的事了，他是千萬裡挑一。放在任何一個人身上我們都覺得，『站在人類的角度，推動醫學的進步』，這多遙遠的事情啊，跟我有什麼關係啊。但是實際上我們家差不多是經歷了生死，然後真的就遇到了這樣的人。」
《眼內液檢測臨床應用》全書超過13萬字，都是陶勇日常總結的一手診治病例。朝陽醫院的眼科醫生馮婧是這部書稿的首批讀者之一，她形容陶勇，是「那種優秀到讓你絕望的人」，陶勇受傷之後，她「憤怒、悲哀、特別想大喊」，但這些情緒還沒消化完，想起這個事還恨不得馬上哭一場的馮婧，第一時間收到了這本書的後記，「首先是心疼，你會覺得都傷成這樣了，你還不表現一點點自己的軟弱。但他可能真的就是那麼強大。」
寫後記的時候陶勇頭部還有積液，並沒有完全消腫，左手被綁成了粽子，傷得怎麼樣他自己其實也不大清楚。外界不知道的是，他的右手也被砍傷了，但不算嚴重，他安慰自己這是老天爺手下留情，留著右手讓他繼續做應該做的事情。
「醒了以後我就想趕快要寫這個後記，趕緊把這個書交給人民衛生出版社來進行後續的工作。因為說實話我是很著急的。」這本書是陶勇接近十年經驗總結和心血結晶，他當時傷勢未明，心裡有很多擔憂，甚至有了些出師未捷身先死的悲壯想法，「因為我總是很擔心我傷後萬一時間不多了呢，萬一後面併發症——因為當時顱內還有水腫，而且顱內還有出血，萬一出血有什麼不好的（情況），所以我就想不能留有遺憾，趕緊把那個寫完。」
在後記中，陶勇提到了他心中的山峰，「如果說我所熱愛的眼科，所熱愛的葡萄膜炎，已經達到了知識體系的珠穆朗瑪峰，再也沒有進步空間，那該是多麼恐怖的一件事，人生還有什麼意義？」他很堅定地寫下，「精準醫學的理念必將貫穿眼科，這就是我的信仰。」
有這個信仰支撐，讓陶勇在很多關鍵時刻，在光明與黑暗的臨界點，承擔了帶患者回到光明處的角色。唐山姑娘閆迎從13歲開始患眼病，找到陶勇的時候，她和家人已經為了自己的眼睛奔波了11個年頭，「陶醫生跟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他說你放心，我治療你是我最拿手的，你只要在我這兒乖乖聽話，好好聽我的醫囑，咱們以後一定沒有問題。」這樣普普通通的一句話讓當時幾乎已經絕望的閆迎重新有了盼頭，她的虹膜炎病因非常複雜，越到後來，就越沒有醫生跟她說「放心」兩個字，情況最差的時候，眼壓突然上來，原本清清楚楚的世界一下子就會模糊、變形，伴隨著一種很難用語言形容的眩暈和疼痛，最絕望的時候，這個如今語氣裡都是樂觀的姑娘說自己想到過一了百了，「是陶醫生把我從黑暗里拉一把拽出來的，可能不是真真正正經歷過那種絕望崩潰，心裡面的那種酸楚啊，別人真的是不理解的，可能只有陶醫生能夠理解說他這個患者心裡是多難。」
家在河南農村的孫興豪也是陶勇的老患者，2013年，他因為眼底黃斑病變經歷了在多家醫院的流浪，前前後後借錢看病花了快20萬，眼睛絲毫不見好轉。找到陶勇的時候，正值壯年的孫興豪也到了絕望的邊緣，家裡有五六張嘴等著吃飯，身處整個社會徹底的底層，得病後的孫興豪感受到的寒意遠比溫暖多，工作丟了，親戚們怕他借錢，慢慢都不再來往。陶勇知道他的情況以後，每次他都儘量給孫興豪加號，不收錢，做手術的時候費用也能免就免。患者多的時候，怕有其他患者鬧，陶勇會讓孫興豪掛一個別的普通號，讓他等到最後，有時候晚上九十點鐘最後一個給他看。
最差的時候，孫興豪雙眼視力只有0.02和0.03，幾近全盲，他原本是個電工，就是靠著眼睛吃飯。經過治療，他的雙眼視力恢復到0.1和0.6，眼看著要崩塌的生活慢慢又有了生機。為了方便複查，他在北京找了份工作，1月20號，孫興豪正在吃飯的時候看到抖音上陶勇被砍傷的新聞，他騎上電動車就去了朝陽醫院，他知道去了也沒用，但還是要去，到了七樓眼科，孫興豪看到警察正在拉警戒線，看到地上的血，「我真是好難過，那個兇手要是還在，我真的想殺了他。」
患者病情好轉之後給陶勇送了一面錦旗
「絢爛的艱難」
北京健宮醫院眼科主任陳莉坦言，「說句心裡話，我覺得那些病人如果放在一般的大夫，比如說就像我這樣的大夫或者一般醫院，沒有幾個大夫會收他那樣的病人。」
陳莉解釋，常年患眼病的病人大多都是走了全國各地的醫院，「都是太複雜，太疑難，而且是做完以後也沒什麼好的效果，說句直白的話就是（醫生）出力不討好，基本上就屬於這種病人，最後沒辦法到他這兒來，但是他等於是來者不拒，只要你來找我，我肯定會盡我所有的能力幫你去治。」
陶勇更讓陳莉欽佩的一點，從在北大人民醫院，陶勇就開始建立病人的檔案，每一個病人都有檔案，「到現在為止他可能至少已經建立了好幾千個病歷檔案……他能發那麼多的文章，其實就跟他這種積累是有很大很大關係。」平常大家會開玩笑說，陶勇就是個寶庫，「寶庫」也從不藏私，誰需要什麼數據什麼資料，他完全不保留。認識那麼久，陳莉覺得陶勇心中真的有一座山峰在吸引著他，「我覺得這個就是他一直能夠不斷努力，而不像我們大多數人一樣是被迫去努力，是被迫要去往上攀登的（笑），陶勇他是自覺的，這兩種動力完全不一樣。」
北京空港醫院院長、華潤醫療集團眼科事業部主任袁夢克小陶勇兩屆，兩人也是多年好友。袁夢克告訴《人物》，陶勇在北大醫學部的醫學生中間一直是個傳說式的存在。袁夢克對陶勇最初的印象是青澀和靦腆，跟後面光芒萬丈的樣子完全不同，「他是一個把自己包圍得很好的人，他會把自己的弱點啊，敏感的情緒啊，全部都包含在自己的外表裡面。表現出來很堅強。」所以這次受傷，雖然陶勇表現得很樂觀，但袁夢克相信，這更多是出自陶勇的習慣，「他只是習慣把不好的那些自己去消化，一直這樣。」
事實上最初到天子驕子們匯聚的北大醫學部時，陶勇並不是所有人中最拔尖的。袁夢克記得有次導師安排一個主題發言，陶勇上去聲音很小，結果導師當著所有人的面大發雷霆，「我們老師是一個性格非常嚴厲的人，就說你說話聲音跟蚊子一樣，聽不見。」
當時陶勇沒有說什麼，但是從那以後，袁夢克也搞不清楚陶勇自己回家是練過還是怎麼樣，他很快就把演講這個問題克服掉，慢慢地，演講甚至變成他的一個長項，「他會非常敏感地去吸取別人的意見，去改善自己，這背後的努力外人是看不到的。」
研究生期間，兩個人為了做實驗寫論文，搭伴養動物，陶勇養豬、袁夢克養猴兒，那時候白天他們要跟著老師出門診，然後跟著老師做手術，包括自己查房和寫病歷。實驗只能利用晚上的時間做。常常是夜裡十點、十一點，兩個人還得從阜成門北大人民醫院老院區趕到醫院的實驗中心，給豬和猴子換屎換尿，伺候它們生活，打麻藥做手術，經常弄得手上、身上、頭髮上、甚至臉上都是泔水和豬屎。那是一段非常狼狽、艱苦但又充實的日子，袁夢克相信陶勇是天生的醫生，「你看他多麼……沾滿了大糞啊，沾滿了這種狼狽的臭臭的頭髮下，那個眼神肯定是堅毅的，而且即使在那個時候，我們大部分人已經很疲憊了，已經半夜了，他依然會突然靈光一動，我覺得這個實驗應該怎麼做，我覺得我們是不是改良一下。」
石燕紅是陶勇的在讀博士生，她印象特別清楚，去年開始跟隨陶勇學習時，有次他跟她說起，「他說我當時選擇這個葡萄膜炎之前，白內障手術已經做了上千例了，他說我可以選擇白內障，白內障現在多好啊，手術風險又小，而且立竿見影，有些病人就說是手術檯上立馬眼睛視力就好了。所以這個不管從病人滿意程度，還是你一個醫生的成就感來說，都比那個葡萄膜炎要好。」
但陶勇選擇了一條更加困難，也人煙稀少的道路。北大人民醫院的眼科醫生侯婧也是陶勇的同門，研究方向也是葡萄膜炎，侯婧介紹，在眼科疾病中，「葡萄膜炎」幾乎就是所有難以診斷的疾病「最後的籮筐」，「基本上所有的眼科疾病最後診斷不明確的那部分，最後都能歸到葡萄膜炎這個專業裡......它的診斷、治療，目前都還存在著很多的問題，因為這個病的病因特別複雜，包括他為什麼痴迷眼內液的診斷，也是這麼多年他太想克服、征服這些困難。」
侯婧覺得，葡萄膜炎之所以吸引陶勇，就是因為那個「絢爛的艱難」，從學生時代至今，陶勇在侯婧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他對醫學本身的虔誠，「本質上他就是一個很乾淨很乾淨的人，他就是想做一個稱職的眼科醫生，然後不止技術要精益求精，他特別希望可以為眼科事業做一點原創性的貢獻，他很願意去找一些突破點，去推動醫學的一點點進步，然後為更多的病人帶來福利。」
指引陶勇走向「絢爛的艱難」的，是童年時媽媽經歷的病痛。陶勇的媽媽患有沙眼，他童年印象最深的是，媽媽總會說眼睛裡好像有什麼東西，磨得慌。從小，他就經常給媽媽上眼藥水，利福平眼藥水、斑馬眼藥水。沙眼有一定的傳染性，媽媽的沙眼是被她的奶奶傳上的，陶勇記得，媽媽的奶奶最後失明瞭。那個時候媽媽總會很害怕，怕陶勇也被傳染上，因為疼痛和恐懼的折磨，媽媽最終還是去南昌的大醫院做了手術，那是陶勇第一次看到專業眼科醫生的工作，他看著醫生一顆一顆地取出母親眼睛裡的結石，「當時拿那個東西嚇了我一跳，眼睛裡原來可以有那麼多、那麼大的白色的那個石頭。」
從媽媽眼睛裡取出一粒一粒硬邦邦的石頭，成了紮根在陶勇心底一粒一粒硬邦邦的種子，「所以這是一個種子，但是後來我覺得之所以能夠持續讓我這麼多年一直在這個醫生的領域裡頭，一直在眼科的領域裡頭持續去做，其實我覺得是因為持續的能感受到這個工作是有價值的。就是說你能夠幫助到很多一些可能都快絕望了的患者，你能把他治好，讓他重獲光明，他又能夠重新的生活、工作，養活他的家庭，我覺得這種價值感是持續地支撐我能夠堅持醫學的一個動力。」
陶勇的偶像是我國著名微生物學家、病毒學家湯飛凡和他的搭檔著名眼科專家張曉樓。湯飛凡是我國第一代醫學病毒專家，中國免疫學的奠基人。1920年代末從哈佛大學醫學院學成歸國之後，湯飛凡著手建立我國第一支防疫隊伍，把疫苗防疫的概念第一次向大眾層面普及，讓我們這個同瘟疫苦苦纏鬥上千年、大多數時候只能敬天祈神聽天由命的民族，第一次意識到科學防疫的重要。不僅如此，他研製的疫苗最終遏制了1950年華北地區大範圍鼠疫的爆發，拯救千萬國民於水火。
從青年時代開始，湯飛凡就夢想分離出沙眼病原體，這在當時的微生物學界，被視為一項不可完成的任務，國際上幾代科學家苦苦求索，始終無從突破。戰爭、饑荒、時局的動盪都沒有磨滅湯飛凡的赤誠，1950年代，經過種種困苦挫折，湯飛凡成功分離出沙眼病原體，他成為世界上發現重要病原體的第一個中國人。為保證實驗結果的準確性，湯飛凡讓助手將沙眼病原體注入了自己的眼睛，在接下來的40天中，湯飛凡眼部腫脹異常，出現了明顯的沙眼症狀，但他堅持不做任何治療，冒著失明的危險記錄下最寶貴的臨床數據。這些數據最終幫助後人找到了治療沙眼的準確藥物——在那之前，沙眼是世界範圍內流行的眼部疾病，中國的沙眼發病率甚至到了55%，更有農村地區高達80%以上，是那個年代致盲的首要病因。
因為他的開創性貢獻，他成為了世界醫學歷史上無法抹去的一個名字。1970年，國際眼科學界正式將沙眼病原體和其他幾種介於病毒和細菌之間微生物命名為衣原體，湯飛凡被認為是「衣原體之父」。
在他身後，跟他合作發現沙眼病原體的著名眼科專家張曉樓繼續在這一領域的研究，1990年張曉樓去世，他的遺囑是捐出自己的眼角膜，他也成為我國捐獻角膜的第一人。
湯飛凡和張曉樓在最艱苦的年代，都能做出醫學領域世界級的原創性貢獻，這是陶勇心目中驅動著他的真實力量。媽媽的沙眼落在他心裡那一粒一粒硬邦邦的種子，最終在這種力量的包裹下生根發芽，兀自生長，將陶勇引向醫學，引向葡萄膜炎，引向他心心念唸的那個「絢爛的艱難」。
陶勇的診室內，經常擠滿全國各地前來進修學習的醫生
兩個世界的戰場
一個在幼年目睹過親人病痛，之後又被自己認定的信念牽引的人，大概無法再忍受任何懈怠和平庸。
陶勇的口頭禪是，「我怎麼感受不到你對醫學的熱情呢？！」但凡跟陶勇接觸或學習過的青年醫生，幾乎都被這句口頭禪關照過，對他來說，人生最恐怖的浪費就是浪費時間，馮婧有時候覺得陶勇簡直像是個傳教士，醫學的唐僧，「我覺得是天生的，天生而來的一種使命感，會讓他覺得，當醫生就是他畢生的追求，我覺得我真的沒有見過有人像他那麼熱愛（醫學），而且光自己熱愛還不行，別人不愛他會在旁邊著急，其實說白了就是洗腦，但是他就用他的行為去洗腦。就是你看到他，你會覺得我好像不努力，我都覺得不太好意思，渾身不舒服。」
在馮婧看來，這種使命感或是英雄主義的東西始終讓陶勇保持著某種純真，也是在看到陶勇發來後記的時候，馮婧知道，「他沒事了，又開始嘮叨了，又開始爭分奪秒了。」
這是她熟悉的陶勇，從學生時代開始，陶勇就保持著高度的自覺，「他每天都背一個小書包嘛，到處跑。然後電腦隨身，所以時不時就會拿出來電腦看東西，搜文獻什麼的。所以你會覺得他感覺好像跟你沒有什麼距離感，但你又會覺得這個人，聰明到讓你覺得很絕望。一個這麼聰明的人，還那麼努力，就會讓你覺得特別地自慚形穢。」
這種努力持續至今，將近十年的時間裡，電腦幾乎成了陶勇身體的外接器官，通常醫生做完手術肯定是鬆一口氣，趕緊休息一下，陶勇的第一反應一定是掏出電腦總結病例，「他會把閒散時間利用得特別好。吃飯這些東西對他來講就沒有什麼興趣，覺得無所謂。」
馮婧一直記得剛剛認識陶勇時他說的一句話，「他就說，你不要想著你做出來什麼東西能驚天動地，一下改變這個世界，改變這個地球，不會的。你就踏踏實實地做一個小的東西，哪怕它是一個沒有結果的東西，你做就是了。」
《眼內液檢測臨床應用》全是陶勇擠閒散時間寫的，馮婧記得前兩年陶勇好不容易帶妻子女兒去美國玩兒一趟，結果有天美國時間凌晨4點陶勇給她發信息交代事情，大概是覺得馮婧又有點鬆懈，陶勇在大洋彼岸叨叨「青春不是用來浪費的」，然後發來一張文檔截圖，「他說你看美國時間凌晨4點我在這兒寫書。」馮婧當時「真的崩潰了」，有種你再怎麼努力他還能比你更努力的絕望。後來陶勇的妻子告訴馮婧，在美國，除了在黃石公園的兩天因為沒有網絡幹不了活兒，其他時間他都在酒店抱著電腦幹活兒，「然後嫂子她就覺得，朋友一起嘛，就說什麼，說你好不容易出來度個假，就一個禮拜，你也不好好玩一玩，他就說你在你們的物質世界遨遊，我在我的精神世界裡面遨遊跟你們是一樣的，會收穫同樣的快樂。所以你沒有辦法，他就是這麼一個人。」
醫生和疾病之間，通常是一組戰鬥關係。陶勇的旺盛讓他痴迷於他的戰場，一般來說，病人的視力能夠恢復或保持，最差哪怕能保留一點點光感，而不是徹底和永遠地墜入黑暗之中，就是勝利。
當然也有失敗的時候，用盡所有方法還是沒有辦法挽回，黑暗的閘門死死墜下、扣緊，「80%的世界」被黑暗徹底吞噬。更嚴重的情況裡，為了防止疾病的惡化，要把眼球摘除，對眼科醫生來講，那是最殘忍和鬱悶的手術，戰鬥失敗，連戰場也要一併消失，一切都失去意義。
還有一種情況同樣挫敗和鬱悶，陶勇說起，幾年前他接診了一位白塞氏病的患者，白塞氏病是一種慢性的免疫系統疾病，治療難度大，愈後效果也很差，這種疾病往往會引發各個器官的問題，很多患者會因此失明。
陶勇記得來找他的這位患者老家在河南，家裡條件不好，「視力非常差，一個眼睛可能就視力表也看不見，模模糊糊能看人影。另外一個眼睛也差不多。」
這個病人之前都是妻子陪他來，但那次是自己一個人，當時這位病人接近全盲，陶勇就問他是怎麼過來的，這個病人跟他說，自己一個人從老家坐火車，伸著手比劃，「他說就這麼摸過來的。」
這位病人後來告訴他，自己的老婆在酒店幫人洗床單和被罩，不小心把手伸到洗衣機裡，手被絞了，所以不能陪他一起。
陶勇當時想的是，怎麼這麼苦，他自己拿了一千塊錢給這位病人，讓他把號退了，然後開了能夠維持他視力一段時間的藥。
那個病人後來就消失了，再也沒有出現過。陶勇猜測他大概是自己瞎在了家裡。這是通常會讓陶勇覺得無力的時刻，「你沒有更好的辦法，因為這是一個社會問題，我也沒有能力說把他養在北京，所以這就是矛盾啊。因為對於我來說我個人的影響力啊和能力啊就在那兒侷限了，你一個人無法解決他所有的困難。」
現實中陶勇無法解決的事情有很多，他受傷後社交媒體無限放大了他的耐心和溫和，「但人不可能沒有脾氣啊，哪有沒有脾氣的人？」
如果每應對一項疾病都是一場戰鬥的話，每個週一的門診差不多都是一場小型戰爭。
陶勇知道找到他的人，各有各的苦處，他不限號，別的門診五六點下班，他到八九點是經常事，馮婧和團隊其他夥伴已經習慣了這種場面，有好幾次到了晚上十一二點，整棟樓的燈都熄了，只有陶勇那裡還有一盞小燈，說起來還真像傳道的樣子，「病人和他還會在那兒，他就掰開了揉碎了用最通俗的語言，會讓你知道你為什麼得這個病。得了這個病之後會變成什麼樣，如果治療會是什麼樣。」
陶勇覺得這些辛苦都沒問題，他最吃不消的是出門診的時候，病人普遍不願意遵守規則，總會有人插隊，各種各樣的理由，人群中經常爆發這樣那樣的爭吵。醫生看病需要精神的高度集中，這樣的混亂常常讓他難以招架，「就像你高考，你這邊集中精力去做卷子，做題，那邊老有人騷擾你，你這題還做得好嗎？」
陶勇說，有時候他真的會覺得煩，早前還專門想了辦法，找了北京林業大學勤工儉學的學生來門診幫忙維持秩序，「但最後人家受不了了，不來了。」
描述他人遭遇的不公，陶勇提高了自己的音調，「人家為什麼走，就有病人欺負人孩子。真的是張嘴就罵。」電話那頭，他的模仿病人和志願者的語氣，聲音在刻薄和無奈間切換——
「怎麼還沒輪著我呢，我都等了半天了。」
「奶奶，別急，您快了，號在後面呢。」
「誰是你奶奶啊！我還沒你這孫子呢！」
對陶勇來說，他的日常就是穿梭於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一個是醫學的、邏輯的，用實驗、數據和理性構築的純淨世界，他朝著他的珠穆朗瑪峰努力便可。
另一個世界是現實的、非邏輯的，他常常要面對混亂、失序、非理性，和一雙雙將人生的全部希望賭在他這裡的眼睛。
兩個世界交叉重疊，時而互相支撐，時而互相撕裂。與《人物》談到此處，陶勇很認真地說起，從他受傷開始，媒體和網友逐漸把他理想化、菩薩化，但這世界既沒有萬能的醫學，也沒有完美的人，外界一股兒腦兒的追捧讓他有些擔憂，「我真的沒有菩薩的法力，我也是一個正常人，醫生他就是一個人，他的能力也有限的。」
手術中的陶勇
選擇題
1月20號陶勇出事以後，袁夢克第一時間趕到了朝陽醫院，當時陶勇還在搶救，生死未卜，市裡公安系統、衛生系統的領導都在，袁夢克看到陶勇的父親跟領導們說，「我沒別的要求，我也不能決定你們怎麼嚴懲兇手，但是公安局局長不是在嗎？我就要求朝陽醫院要設立安檢，醫院應該設立安檢。」老爺子說得激動，袁夢克聽得特別難受，「楊文醫生遇害的時候，陶勇還發了微博，結果才仨禮拜，你聽老爺子在那邊問『設立一個安檢這麼難嗎？』真的非常不是滋味。」
分級診療制度也是每次傷醫事件之後醫學界普遍呼籲的，袁夢克認為，在更理想的醫療資源配置體系中，陶勇這個級別的醫生，理論上除了特別危重的情況，一般患者應該是看不到的。但現實是，本應該在社區醫院、地方醫院消化的病人，一股腦兒地都湧到陶勇那裡。
北京大學國際醫院眼科副主任醫師潘中婷與陶勇相識多年，她也提到了分級診療制度，「不需要什麼都到大醫院，在小診所就能解決，或者你需要的話，診所幫你往上預約的話，你有這個通道也會很快能夠轉上去。」
包括在北大國際醫院，患者相對一般三甲醫院會少很多，這樣醫生也會有比較長的時間跟患者溝通，所以醫患之間通常都非常融洽。但是這樣的條件，陶勇並不具備，有時候潘中婷會覺得陶勇在有意識地過一種苦行僧的日子，或者說在公立醫院，他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各種各樣的病人，「可能看很容易的病，沒有挑戰的話，又比較不像他。」
走上管理崗位後，袁夢克親歷了幾輪醫療改革，但改來改去，醫生和患者非但沒成為同一個戰壕裡對抗疾病的戰友，反而成了醫療制度結構性矛盾的最終承受者。拿分級診療來說，醫生們喊破喉嚨，但在現實層面，公立三甲醫院的醫生們，還是要面對天南地北湧到一起的病人，從病人的角度，恨不能一個白內障手術都要找大醫院的主任醫師。而這背後更深層的原因，在於我國長期醫療投入方面的不足，社區和鄉鎮醫療常年缺乏投入，難以吸引高水平的醫生，公立醫院苦苦支撐，「就我所知，一個公立醫院的運行95%-99%全靠醫院自負盈虧。在一些縣市級醫院，四五月份、最多到八九月份全年的醫保就用完了，這些病人怎麼辦？」
但在袁夢克眼裡，陶勇又有跟他人不同的一面。
在他看來，陶勇身上真的有一副「我不入地獄誰不入地獄」的架勢，「對於大部分醫生來講，我覺得可能是我們還沒到陶勇這個境界，為什麼？除了拯救世界以外，我們得讓自己的家人能好好活著，我說的活著不是說掙錢，最起碼的，我的孩子得有父親。」在他看來，越是這樣，陶勇被傷害越是荒誕，「就那麼一個願意下地獄的，還差點給交代了。核心的問題，是我們擁有這麼好的醫生，我們該給他提供怎樣的環境？」
關於朋友們的擔心，關於制度的漏洞，陶勇自己反應很平靜，「我覺得其實選擇吧，沒有標準答案，選擇就是各自有各自的考慮，身邊很多人選擇不學醫也好，選擇去私立高端醫院也好，是有他的道理。但就是選擇在公立醫院繼續從事一些疑難和費勁的病的這種治療，也有他的考慮，我覺得真的人一輩子其實就看你想要什麼，你最終其實還是為你自己想要的做出了選擇。」
被問到動力的問題，陶勇說起很多年前他看過的一個病人。那是個大年初一，他在北大人民醫院值班，當時有個媽媽帶著女兒來看病，小姑娘只有六七歲，剛剛做完白血病骨髓移植手術，但因為免疫力低下，雙眼失明瞭。這位母親告訴他，她們已經跑遍了全北京各大醫院眼科，都拒絕給她治療，那個小女孩特別瘦，頭髮也掉得稀稀拉拉的，這個年齡的孩子皮膚應該水水的，陶勇看到的卻是一張像老人一樣的、乾巴巴的臉。
「是病毒引起的視網膜炎，其實也不是說不能治，我相信在她跑過的北京各大醫院有些眼科大夫其實也不是說不可以治，但是我相信他們不給她治，是有他們的顧慮的。」那時候陶勇只有三十三四歲，擺在他面前的是兩個選擇，同行們的擔心他也有——白血病患兒的家庭本身就已經被病耗得千瘡百孔，恨不得一分錢掰成兩半兒花。治，一支藥好幾百塊，中間如果出血感染，出些什麼事，會不會訛上醫生，這些都是未知，「你等於給自己挖了一個雷，就可能會在你身上炸開。」
不治，陶勇也能說服自己，他只是跟大多數人一樣，做了一個雖然有些冷血、但是更理性的決定。當時陶勇非常痛苦，他告訴《人物》，什麼義無反顧不假思索都是假的，輿論給他貼的很多金他不敢承受，真實的情況是煎熬、猶豫、左右為難。
權衡再三，陶勇最終決定收治這個小女孩，他給自己的理由是，「你如果拒絕了她，你可能內心會內疚一輩子，因為你放棄了一個本來就有可能是有希望救好的眼睛。」
他的冒險最終有個非常溫暖的結局，小女孩經過治療，視力得到恢復，後來參加一個繪畫比賽，她畫了一幅名叫「我的世界」的畫，畫的內容是，別人小孩可以在遊樂場裡玩，她的世界只能在醫院裡，小女孩把護士給她扎針、輸液，大夫給她拿聽診器，包括陶勇往她的眼睛上扎針，都畫到了畫裡。
評委們覺得，苦難和傷痛之後，小女孩能坦然面對一切，最終給了這幅畫第一名。第一名有5000塊獎金，小女孩拿出1000塊錢給了陶勇的另一個病人，是個小男孩，那個孩子因為惡性腫瘤導致雙眼球摘除，爸爸帶著他在北京邊流浪邊看病，無依無靠，在北京住在火車站，住在教堂提供的房子，一待就是十年。
講完這個故事，陶勇再次拜託，「我希望你們《人物》一定不要去迎合大家說，哎呀，菩薩心腸，一定要客觀和真實的，我哪有那麼偉大，沒有。你也猶豫了，你也害怕過，提防過。」這個小女孩最終給陶勇的啟發是，人的一生通常會面臨很多選擇，而一個醫生的選擇，有時候真的會決定病人的人生，他很高興因為自己的選擇，一個家庭的悲劇得以挽回，而她們又用自己的善良去撫慰了其他身處絕望的人。「如果當初選擇不治，內疚什麼的放在一邊，後面的一切，就不會發生。」
說到這裡，陶勇說起，醫生本質上是見識世界上最多絕望的職業，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反而比他想的樂觀，包括這對流浪的父子，「每次來檢查，都很客氣，不會說命運都對我這樣了，我就要怎麼怎麼。」
那一天與陶勇的談話臨近結束，話題還是不可避免地回到了他的受傷事件，關於兇手，陶勇反覆提到外界的誤解，「大家說你怎麼不恨他啊，說你真是菩薩心腸，這其實是特別大的誤解，你在路邊被一個大石頭絆倒了，說你去對著那塊大石頭猛踢它幾腳，就會更好嗎？」
很多人好奇這種不可思議的通達究竟來自何處，陶勇回答，他很喜歡的兩本書，一個是餘華的《活著》，一個是季羨林的《牛棚雜憶》，「這兩本書都描述的是苦難，絕望，但是你讀完之後，你仍然還能感受到絕望的沙漠裡頭能開出花來。」他提到了澳大利亞的山火，「燒死了好多動物，好多樹也燒焦了，但是攝影家現在進去看，發現慢慢地草又冒芽了，有的樹又開始長出新芽來。我特別喜歡讀這種就是說在特別大的近乎絕望的這種災難面前，還是去表現出人性的堅強。保持樂觀，然後去面對生活的苦難，去改變。」
沒過幾天，如陶勇所說，萬物復甦，草木萌發，春天來了。傷後第50天，左手依然被鋼筋鐵骨拉拽支撐的情況下，在一個陽光熾烈的正午，他用右手敲下了一篇文章，文章最後，陶勇向社會各界呼籲，「一而再，再而三的傷醫事件，希望到我這裡，可以畫上句號。」
但是最終，陶勇的樂觀和善念還是被辜負，這封信發出後的第11天，內蒙古鄂爾多斯中心醫院血透室醫生湯萌被病人持刀捅成重傷，陶勇草草在微博寫下：內心無比哀痛，遠甚於我自己受傷。
稍稍安慰的是，醫生們一次次的流血終於得到了應有的回聲：3月26日，北京市十五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對《北京市醫院安全秩序管理規定（草案）》進行一審。《草案》提出，醫院將建立安檢制度，高風險人員就診可安排治安保衛人員陪診監督。受到暴力威脅時，醫務人員可迴避診療。
陶勇個人的征程還要繼續。他不大閒得住，康復中陸續參加了幾次眼科學界的線上視頻討論。3月28日一天，他一口氣參與了四場直播，最後一場，他把口罩摘了。這是受傷後人們第一次看到他的臉，人好像瘦了一些，因為手術剃掉的頭髮也重新長了起來。
這場直播的主題很簡單，當了兩個月的「患者」，他想跟所有人嘮叨一下怎麼當患者這件事。
最重要的是信任，還有樂觀，以及面對疾病和生命時一顆坦然的心。他講起在北大人民醫院時有次下鄉參與健康快車活動，就是組織北京的醫生給邊遠地區的人們提供醫療幫助。
其中有個老太太，見到他們時，身上已經有個很大的腫瘤，時日無多。當時老太太已經瞎了很久，眼部的情況也非常複雜。老太太的丈夫早年死於癌症，後來兒子也因為礦難去世，她臨終前的願望是不要瞎著眼睛離開人世，她想在另一個世界找到家人。擺在陶勇面前的又是一道選擇題，最終手術做了，成功了。
直播中陶勇平靜地望著鏡頭，說這個阿婆給了他和同伴很多力量，這大概是隻有醫生有機會察覺的幸福。因為腫瘤的原因，七天之後，老太太還是去世了。手術做了，人也沒了，但一切不是毫無意義。這個以死亡為終點的故事有一個並不悲哀的結局：後來當地的工作人員告訴陶勇，在這七天里老太太給自己縫了一套壽衣，很高興，走得很坦然。
直播中的陶勇圖源直播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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