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嚴峻，更要命的是，因為疫情引發的各種經濟、政治、文化和思想意識方面的危機和衝突，似乎已成為當下整個世界的主旋律。

某種程度上，疫情是一種催化劑，把掩蓋在我們這個社會“承平日久”表象下的深層次矛盾以極端的方式展現出來了。

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生病了。不僅是身體上的病，更有精神上的病。

事實上，早在半個多世紀前，就有學者對此提出了深刻見解。比如，20世紀著名的人本主義哲學家和“精神分析社會學”奠基人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早在50年代就在代表作《健全的社會》中指出：

我們發現，最民主、最和平、最繁榮的歐洲國家，以及世界上最昌盛的美國，顯示出了最嚴重的精神障礙症的症狀。西方世界的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目標是舒適的物質生活，相對平均的財富分配，穩定的民主和持久的和平；但是，正是最接近這個目標的國家表現出了最嚴重的心理不平衡的症狀！

重溫先賢的思想，是當下處在焦慮和憂心中的每個人都可以立刻做的事

弗洛姆是國際知名的美籍德國猶太人本主義哲學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學家。畢生致力於修訂和完善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以切合發生兩次世界大戰後的西方人精神處境，被尊為“精神分析社會學”的奠基人。

弗洛姆最為人稱道的作品，就是《愛的藝術》和《逃避自由》。在前一本書中，弗洛姆認為，愛情不是一種只需投入身心的感情，而是需要努力發展自己的全部個性，以此形成一種創造傾向，否則，一切愛的嘗試都是會失敗的。如果沒有愛他人的能力，不能謙恭、勇敢、真誠、自制地愛他人，就不可能得到滿意的愛。而在後一本書中，弗洛姆探討了極權主義的社會心理根源，被譽為精神分析運用在社會學的不朽名著。

我們精神健全嗎？

• 01

生活在20世紀西方世界的人精神十分健全。這是一種再普通不過的觀念了。雖然事實上我們之中很多人患了或輕或重的心理疾病，但是，這並沒有使我們懷疑我們精神健康的整體標準。我們深信，通過引入一些更好的心理衛生方法，我們就能進一步改善我們的精神健康狀況。至於個人的精神障礙症，我們則僅僅視之為個別事件。也許我們會感到驚訝，在據稱是健全的文化中，怎麼會發生這麼多這類事情。

我們有把握說我們不是在自欺欺人嗎？許多住在精神病院的病人都確信，除了自己，人人都是瘋子。眾多的嚴重神經症患者認為，自己的強迫性行為或歇斯底里的發作，都是對多少有點不正常的環境作出的正常反應。我們自己的情形又是怎樣的呢？

讓我們以研究精神病的方式來看看事實吧。過去一百年來，我們在西方世界創造了比人類歷史上任何社會都多的物質財富。但是，我們卻以 “戰爭”的方式，殺戮了數百萬人。除了小規模戰爭之外，在1870年、1914年以及1939年，都曾發生過大規模的戰爭。在這些戰爭中，每一個參戰者都堅信，他是為自衛而戰，為榮譽而戰，再不然就是得到了上帝的支持。而敵對的一方則常常被視作殘酷的、喪失了理性的惡魔，為了將世界從罪惡中拯救出來，必須擊敗他們。但是，不到幾年工夫，在相互殘殺事過境遷之後，昔日的敵人便成了我們的朋友，而昨天的朋友卻成了我們的敵人。我們又在一本正經地重新劃分敵友了。

在1955年的今天，我們又在準備一場大屠殺了。如果這場屠殺實現的話，將超過人類歷史上安排的任何一次殺戮。自然科學領域的最重要的發現之一將被用作這一目的。大家都懷著混雜著自信與惶恐的心情，指望各國的“政治家”能“成功地避免戰爭”。如果他們能做到這一點，大家就會讚頌他們。不過，人們常常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

• 02

我們的經濟方向很難令人振奮。我們生活在這樣一種經濟制度之中：一個特別好的收成常常意味著經濟上的災難；我們限制農業生產力，以便 “穩定市場”，儘管世界上千千萬萬人所匱乏的急需品，正是我們所限制的東西。目前，我們的經濟制度運轉良好，因為除了其它原因之外，我們每年花費了數以十億計的美元來製造武器。企業家們擔心我們停止生產武器的時間會到來；而那種認為國家不應生產武器、應該建造房屋，以及生產其它有用的東西的想法，卻很容易招致危害自由、損傷個人創造力的罪名。

我們的人民百分之九十都識字。我們有廣播、電視、電影，人人每天都有報紙可看。但是，這些傳播媒介並沒有給我們介紹古往今來的優秀的文學作品和音樂，而是在廣告的作用下，用缺乏真實感的低級趣味的東西、虐待狂的幻想，來充塞人們的心靈。即便是沒有充分文化修養的人偶然想娛樂一下，見到這些東西也會覺得難堪。一方面，不論老少，每個人的心靈都收到了毒害，另一方面，我們卻高興地注意到，銀幕上沒有 “不道德”的東西。如果有人主張，政府應該資助電影和廣播節目的製作，以便產生一些啟迪人們心靈的節目，大家必定以自由和理想主義的名義加以斥責。

我為什麼還要繼續描繪這幅人人都熟悉的圖畫呢？如果一個人以這種方式生活，我們肯定會懷疑他神智是否健全；要是他還聲稱自己沒有什麼毛病，言行也完全合乎常理，那麼，我們診斷的正確性就更是毋庸置疑了。

可是，對於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可能缺乏健全的精神這一觀點，很多精神病學家和心理家卻拒絕接受。他們認為，在一個社會中，精神健康的難題只涉及某些個別的 “不適應者”，而不涉及文化本身可能存在的不適宜的問題。我要討論正是這後一個問題，即，不是研究個別的病理，而是研究常態的病理，尤其是當今西方社會的病理。在討論社會病理這個複雜概念之前，讓我們先看看一些有關西方文化中的個別病理範圍的資料，這些資料本身就說明了很多問題。

• 03

西方各國精神病的發生情況是怎樣的呢？關於這個問題，居然沒有什麼資料可查，真令人感到十分驚訝。儘管在物質資源、就業情況、出生率和死亡率諸方面，我們都有比較確切的統計數字，但我們卻沒有有關心理疾病的充分資料。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國家，比如美國和瑞典，我們有它們的一些確切資料。可是，這些資料也只是記載著精神病患者的入院情況，並無助於估計心理疾病的相對發生率。涉及精神病護理及設備的改善情況，以及精神病發病率增加的程度的數據，也少得可憐。美國所有醫院的大半病床都用來安置精神病患者，在他們身上我們每年花費了十多億美元。這一事實並不能表明精神病增加了，只能說明護理加強了。不過，其它數字卻較好地說明了較嚴重的心理障礙症的發生情況。如果上次戰爭中美國所有免徵入伍的人員有17.7%是因為精神病的原因的話，那麼，即使無法比較過去的以及其它國家的情況，這個事實也確實說明了心理障礙的高發比例。

我們可得到的有關心理健康的粗略情況的比較資料，僅僅涉及自殺、殺人和酒精中毒。毫無疑問，自殺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其原因不能說只有一個。但是，即使我們不馬上討論自殺問題，我們也可以有把握地做出這樣一種假設：一個國家的自殺率高，便表明這個國家的人民精神不夠健康、穩定。所有數據都清楚證明了，這種情況並不是物質貧乏的必然結果。最貧窮的國家自殺率卻最低；而在歐洲，日益增長的物質繁榮卻帶來了不斷增加的自殺人數。至於酒精中毒，毫無疑問，這也是精神和情緒不穩定的症狀。

殺人的動機大概不能像自殺動機一樣表明病理問題。雖然在殺人率高的國家自殺率低，但如果把這兩者加在一起，我們就可得出一個有趣的結論。如果我們把殺人和自殺都視作 “破壞性行為”，那麼兩者相加的比率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4.24%與35.76%之間浮動。這與弗洛伊德的假設發生了矛盾。弗洛伊德設想，破壞性行為是比較恆定的，而這個設想是他的死亡本能理論的基礎。表上所列的比率說明，那種認為破壞性保持著不變的比率、破壞性只是在針對自身以及針對外在世界這兩個方面有些不同的說法，是錯誤的。

我們只要略微調查一下就會發現一個明顯的現象：丹麥、瑞士、芬蘭、瑞典和美國的自殺率以及與殺人率二者相加起來的比率最高，而西班牙、意大利、北愛爾蘭及其愛爾蘭共和國的自殺率和殺人率最低。有關酒精中毒的數字顯示，這些自殺率高的國家（美國、瑞士、瑞典以及丹麥）酒精中毒率也高，不同的只是美國高居首位，法國從第六位躍到第二位。

這些數字確實令人震驚，發人深省。縱然我們會懷疑，單是自殺率高是否就足以表明一個國家的人精神不夠健康，但自殺和酒精中毒的數字大體一致的事實似乎說明，我們在此抓住了精神不平衡的症狀。

於是我們發現，最民主、最和平、最繁榮的歐洲國家，以及世界上最昌盛的美國，顯示出了最嚴重的精神障礙症的症狀。西方世界的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目標是舒適的物質生活，相對平均的財富分配，穩定的民主和持久的和平；但是，正是最接近這個目標的國家表現出了最嚴重的心理不平衡的症狀！

當然，這些數字本身並沒有證明什麼，但至少它們是令人吃驚的。雖然我們對整個問題還未作詳細討論，但是這些資料卻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奮鬥的目標，難道沒有根本性的錯誤嗎？

是否中產階級富裕的生活在滿足我們的物質需要的同時給我們帶來了強烈的厭煩之感，而自殺及嗜酒則是逃避這種厭煩的病態方式？這些數字是否有力地說明了這樣的真理：“人不單靠食物而生活？”這些資料是否表明，現代文明沒有滿足人的內心需要？如果真是這樣，那麼，這些需要又是什麼呢？

我撰寫《健全的社會》便試圖回答這個問題，並試圖就當代西方文化對生活在我們這個制度下的人們的精神健康和健全的影響情況作一番批判性的估價。

圖: Joseph Lorus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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