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訓的東西都是通俗易懂的，心理治療技術也不是晦澀難懂或者誇誇其談。”武漢精神衛生中心前業務院長童俊說，“這個時候講大道理沒有用，要允許（逝者家屬）負面情緒表達，他們內心甚至是有憤怒的，我們要去承受這些，讓他們慢慢地去接受這個喪失，因為（它）已經發生了。”
作者丨鍾堅 特約撰稿丨張旦珺 編輯丨崔世海
阮小文接到社區通知，讓他去領父親的骨灰。
但直到現在，他還接受不了父親已去世的事實，每天一遍遍地追悔，“真不該將老爸接到武漢看病”。
阮的父親76歲，去年底舊疾發作，阮將他從外地接到武漢醫治，不幸染上新冠。老父親臨走，他都沒能看上一眼，送上最後一程。
自父親被確診以來，阮小文每夜輾轉難眠，走不出自己的內心，甚至有點排斥社區幹部的幫扶。
“這些人就是社區幹部工作的重點，我們要教社區幹部識別哪些是心理風險高危人群，他們有哪些表現？”在武漢衛健委示教室，武漢精神衛生中心前業務院長童俊等心理專家主導的針對社區工作人員的專業培訓已進行了多輪。
兩個星期前，童俊團隊受命通過網課等形式培訓全武漢市的社區幹部如何識別存在心理危機的高危人群，適時進行心理干預和相應診療。
新冠肺炎逝者家屬正是精神衛生專家眼裡的高心理風險對象，也是這次社工培訓服務的重點。一場災難過後，很多影響無法迅速“清零”，對逝者家屬、一線醫護人員及受疫情影響的志願者等群體，進行適時心理撫慰和幫扶，是打贏疫情這場勝仗的重要組成部分。
“要允許負面情緒表達”
“培訓的東西都是通俗易懂的，心理治療技術也不是晦澀難懂或者誇誇其談。”童俊說，“這個時候講大道理沒有用，要允許（逝者家屬）負面情緒表達，他們內心甚至是有憤怒的，我們要去承受這些，讓他們慢慢地去接受這個喪失，因為（它）已經發生了。”
培訓社工的作用是，在後續處理事宜中發現心理風險高危人群，及時上報衛生系統，有專人對他們進行一對一的心理幫扶。培訓的關鍵前提是，社區要主動靠上去，根據他們的需要，針對不同的人群，選擇不同的方法。
在童俊看來，從廣義上說，武漢整個城市都是高心理風險地區，而在這個城市裡，誰是最需要關注的高風險群體？“第一個肯定是喪親家庭。”武漢目前這樣的群體有幾千人。
與疫情相關的高危心理群體還有，治癒或等待康復的新冠患者的家庭，他們經歷了長達五六十天的隔離，經受了多重煎熬；還有新冠失獨的孤寡家庭，經過這場磨難，老人留下來了，但是孩子沒了。
此外，就是精神創傷易感人群，比如社會支持系統較差的人群，這往往指向獨居老人。武漢是一座人口老齡化成度較高的城市，根據武漢衛健委的報告，截至2019年，武漢市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21.43%；同時80歲以上高齡老人佔武漢市老年人總數的比例超過了10%，即每10名老人中就有1名高齡老人。
社工沈洋所在的小區共有九人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逝者全都是老人。其中有一對老夫婦，分別是79歲和73歲，社區的資料顯示，他們於2月初死於武漢兩家不同的醫院。
沈洋說，老夫婦的兩個女兒都不在武漢。社區每次與家屬聯繫，接聽電話的都是小女婿，說話十分客氣，表示將兩位老人的喪事全權委託社區處理。
家屬們表現得意外冷靜。沈洋一次在辦公室見到了一位逝者的女兒，“很有文化的樣子，神情特別平靜。”對方沒有提出特別的安葬要求，很快填寫完相關的表格，第二天就在社區另一名志願者的陪同下去陵園選墓地。
麻木式的平靜，異樣的沉默，努力迴避剋制，這是沈洋等幾個社工這幾天接觸逝者家屬的共同感受。在精神衛生專家許毅看來，這是創傷後應激障礙的典型症狀之一。PTSD患者多數表現是高喚起，特別容易激惹情緒，總是很容易發脾氣、失控、歇斯底里。再就是噩夢、失眠、睡不好，還有就是抑鬱障礙和麻木迴避現實等。
按照內地精神衛生醫學專家的專業科學統計，一場地震、水災等其他自然災難後，PTSD患病率大致都在10%左右，低者9%，最高12%，汶川地震後的調查數據也在這個範疇內。
基於新冠疫情發生以來的種種複雜的社會因素，包括上海精神衛生中心專家在內的諸多專家對武漢疫情後PTSD預估的總人數應該在20%以上。
“安眠藥儘管吃，回來想辦法把它拿掉！”
從武漢回來一週多了，陳志明還沉浸在援助武漢疫情的場景裡，神經無法鬆弛。回來隔離的幾天裡，這位昔日援助武漢醫療隊的領隊還丟不下每天吃安眠藥入睡的習慣，難得睡下，有時又會突然驚醒。隔離的同伴們，有的也會這樣。
剛去武漢那天，已經封城，機票和高鐵全部停運，一行人坐了幾天幾夜火車才到達。他們對口援助武漢人民醫院不久，局面迅速得以扭轉，“在和死神的搏鬥中，我們佔了上峰，但形勢依然嚴峻。”到武漢一個月後，他在朋友圈記下寥寥幾句，“心情異常沉重，來武漢一個月了，見證了很多，救回了一些，也送走了……”
他的團隊負責救治的都是新冠重症病人，經過一段時間的診治，成績看起來還不錯：16個危重病人，救回6個，死亡4個，剩餘的還在和死神的爭奪中。陳志明剛當醫生那會兒就在急救中心，每天看慣了生生死死，但在武漢的這段日子裡，耳聞目睹種種，都是以往所罕見的。
重症搶救室的醫生除了進病房，有時還要值班。有一天在武大人民醫院值班，接到電話，有幾個明星想過來慰問，他冷冷地回答：很忙，拜託，別添亂了，行嗎？事後，陳志明很奇怪自己的反應，有點麻木不仁，“以前我可不是這樣的。”
作為早期到武漢的醫護人員，他自覺已經有了一系列的應激心理創傷，需要別人勸慰和關注，同伴們不知不覺地養成了每天吃安眠藥的習慣。
心理諮詢師汪博文接的諮詢電話中，有10%來自一線醫護，這一比例遠高於全國醫護佔總人口比重。
從一線醫生處撥打過來的電話，往往真實勾勒出疫情最前沿的面貌。一位醫生曾對汪博文說，因為醫院裡缺乏某種呼吸機設備，他看著病人死在他眼前。據那位醫生介紹，那種儀器十分珍貴，一個醫院可能就幾臺，把機器給了這個病人用，那個病人就用不了了。有時候病人的病情類似，把機器給誰用，就成為醫生極其艱難的抉擇。
在後方的精神衛生科專家許毅也經常接到派駐武漢同事的來電，說是晚上睡不著怎麼辦，想從他這裡尋求心理安慰。
從專業醫生的角度來說，許毅知道對焦慮緊張的人說，服用精神鎮定類藥物只是權宜之計，易成癮，還有一定副作用，但他很難給千里之外的同事們解困。只好違心對在一線的人說，“安眠藥，你先儘管吃，等你回來，我再單獨幫你紓解，想辦法把這個藥拿掉。
“有一些一線醫護人員一言不合就動怒，也有相互打架的，有時並不是因為工作上的矛盾，甚至什麼理由都沒有。”許毅說，每天一睜開眼，他們都直面死亡。
童俊所在的武漢精神衛生中心就有好幾個同事或家屬罹患新冠肺炎，醫院同時還要接納從光谷院區等其他地方轉來的有精神疾患的新冠病人，醫生的精神高度緊張，幾乎到了極點。“一線醫護人員，比如麻醉科、急診科以及重症監護室的醫護人員，也是心理救助的高風險人群。”童俊能理解她的同事，他們在搶救病人時，目睹了接二連三的死亡，也有同行倒下後不再醒來，心理難免會產生種種負面情緒。
心理諮詢師受到情緒衝擊，忍不住哭了
疫情期間，童俊團隊開通了一條心理熱線，點對點接受心理諮詢。有些病人抑鬱，鬧著要自殺的，他們就進行1對1的危機干預，他們先後干預了60多起公共危機事件。
這位武漢本土精神衛生專家的動作遠遠快過後來分批進駐的醫生。2月初，上海東方醫院組建的中國國際應急醫療隊馳援武漢，其中包括一批心理醫生。而在各省市醫療援鄂隊到達之前，國家衛健委精神衛生處專家也到了武漢，隨行成員主要是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北京安定醫院的一些專家。
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馬宏教授是此次新冠疫情的國家衛健委專家組成員。她組建了一個心理干預研判組，用於討論疫情中重要心理需求的解決方案，如方艙醫院中人群的心理引導。
專家組回京後不久，國家衛健委先後分兩批次每批150人，共300多位專家趕赴湖北，對症治療，“都是從各省抽調的專業精神衛生醫生，他們當中有一些是雙棲的，既是精神科醫生，也是接受過很好訓練的心理治療師。”到武漢的精神衛生專家幾乎都會跟武漢精神衛生中心聯繫，取得後者在藥物等方面的各種支持。
這些精神衛生醫生被分佈到各個醫院和方艙醫院開展工作，很快發揮作用。比如針對方艙內輕症患者，為了消除他們的恐慌，增強身體免疫力，方艙醫院內的精神衛生醫生自創編導了一些健身操，帶著患者每天一起做操運動，成為武漢疫情時期的一道風景線。
精神衛生專家疫情早期的心理援助原則是，安撫情緒，幫助民眾平復恐慌心情，使其儘快能夠安靜下來。疫區中心之外，還有一支龐大的民間心理諮詢志願隊，兩者互為呼應。此次疫情期間，民間與官方對於心理援助的跟進十分迅速。
據國家衛健委的數據，疫情期間，全國共開通了613條心理熱線，其中，為一線醫務人員開設11條心理援助專線。
1月26日，國家衛健委發佈《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緊急心理危機干預指導原則》，其中提到應培訓和支持社會組織開展心理健康服務。此後，內地陸續上線多個疫情心理援助小組，如藍天聯盟心理援助熱線、武漢社工組織、簡單心理平臺等。
電話那頭什麼情況都有可能發生，有時候面對高濃度負面信息，心理諮詢師們儘管接受過專業的心理培訓，依舊無法避免產生耗竭感。
2月1日，心理諮詢師劉智勍清楚地記得這個日子，那天他接到一通電話，來電者憤怒地向他表達對各種所聞的不滿，比如“紅十字會物資分配有問題”“有人故意用藥物壓低體溫”……接聽過程中，劉智勍突然受到情緒衝擊，忍不住哭了。
“很抱歉，我心裡有和你類似的東西，恐怕不能為你服務。“劉智勍建議來電者多打一次電話，尋求其他志願者幫助。掛掉電話後，他直接下了線，休整了幾天，才重新回到志願者崗位。
1991年出生的汪博文自詡不是一名典型的心理諮詢師，“我沒其他心理諮詢師那麼‘佛’，我能打遊戲，能罵街，坐下來還能寫代碼。”而接聽熱線汪博文同樣也有心緒大動的時刻，他曾接觸的一位來電者說，自己已經有了類似新冠病毒肺炎的症狀，但為了出去工作，在申請健康碼時隱瞞了這個情況。來電者直接對汪博文說：“我有一種愧疚感，請你們幫我處理它。”
擔任諮詢師志願者以來，汪博文共接過四十多次電話諮詢，每天的工作量視情況而定，“就像在醫院，有時候做一臺大手術，醫生一天就廢了。”
很多諮詢師說接了一個電話之後兩天緩不過來，這就需要專業的心理督導。“心理諮詢師龔建芬與林聰仁等四人組成了一個危機干預後備小組，在熱線援助之外，她還為熱線志願者提供危機干預建議。
龔建芬說，“諮詢師的自身感受會與來訪者產生共鳴，當不知道痛苦怎麼疏解時，就會產生一種無力感，諮詢師就會被擊倒。“通過對案例特點或者諮詢師個人特質的探討，督導可以幫助諮詢師分析痛苦的源頭，尋找解決方案。
要對高危人群進行危機干預
童俊最近接到的熱線電話，很多家庭都一直瞞著家裡的另外一個親人，瞞著老人或者孩子，說（逝者）還在治療，編造一些善意的謊言，希望把事實隱藏好，或者一直拖下去，不敢告訴真相。現在社區通知可以申領骨灰了，對方問童俊怎麼辦，還瞞不瞞？她一時無言以對。
國內疫情漸趨穩定，治病救人之外，心理治療也要循序漸進。“早期的心理諮詢是避免觸碰創傷，起到心理撫慰的作用，但到了後期，需要對心理風險高危人群進行危機干預，這與正常的心理諮詢有很大不同，危機干預需要主動發現問題、干預問題。”
童俊認為，將來封城解禁後，有大量心理創傷援助工作要做，900多萬被封閉已久的城市居民，500多萬在外面流離失所的人，還有逝去的數千居民涉及到成千上萬個家庭，以及那麼多的重病人，累計起來人群數量是巨大的，“怎樣讓他們獲得心理安全感，需要一批專業的心理援助隊伍，進行專門的危機干預。”
“武漢疫情後，即將迎來第一個清明節，逝者家屬們怎麼過？”童俊認為，心理專家要做的是，怎樣教家屬去上墳、如何去祭奠和哀悼、寄託哀思，通過這些本土民族傳統的方式，引導高危群體排遣內心的鬱結。這被認為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心理危機干預方式。
童俊透說：“我與國家衛健委的幾位精神衛生專家近期已多次上書，建議國家或湖北武漢市層面舉行公祭儀式。不只是心理專家，還有很多領域的人都在呼籲，呼聲還是很大的。”
公共衛生事件之後，“創傷干預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汶川地震後曾有一些專業心理治療團隊在災區堅持數年之久。童俊希望，除了號召心理援助之外，國家還要為災後長時間的心理救治提供財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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