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哥華——42歲的邦妮·葉（Bonnie Ye，音）四年前離開中國，嫁給一個在中國相親網站上認識的溫哥華男人。沒過多久，她的丈夫就穿梭於中國和他們在溫哥華的兩處房產之間，留下她獨自照顧年幼的女兒。現在兩人離婚了。
19歲的瓦萊麗·吳（Valerie Ng，音）小時候，不願意父親離開溫哥華去香港工作，她咬住他的耳朵，直到咬出血。但後來她和母親開始害怕他偶爾回家：他是一個“喜歡大喊大叫的人”。瓦萊麗大學畢業後，母親希望回到香港，女兒則打算留在加拿大。
這只是眾多“太空人家庭”中的兩個，它們令溫哥華成為數萬名生活橫跨加中兩國者的全球聯絡中心。它們被稱為“太空人”是因為至少有一位家長——通常是父親——在空中花費大量時間，為了養家往返於中國大陸、香港或臺灣。
這些跨國移民被加拿大的教育體系、子女護照，以及在威權主義的中國之外為資金與親人提供庇護所吸引，他們正在改變溫哥華的社會結構，為當地經濟注入數十億美元，同時也為身處兩大洲、兩種文化之間的家庭帶來挑戰。
“在亞洲的父親們會變得孤獨，婚姻受到威脅；妻子們獨自面對管理家庭的壓力；金錢和汽車用來彌補父母的缺席，孩子們也被寵壞，”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地理學榮休教授戴維·雷(David Ley)說，他的《百萬富翁移民》(Millionaire Migrants)一書談的就是這個問題。
瓦萊麗·吳是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一名學生，小時候父親離開溫哥華去香港時，她很不開心，但現在開始欣賞自己的獨立了。 JACKIE DIVE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現在因為冠狀病毒疫情，政府告訴加拿大人不要出國旅行，生活在加拿大和中國之間就變得更加令人擔憂和困難。
移民倡導者說，這種冠狀病毒從中國爆發，可能會助長溫哥華大量歧視華人的行為。
溫哥華的“太空人家庭”現象始於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當時正值香港迴歸中國前夕，香港人紛紛湧向溫哥華。還有大批“太空人家庭”來自臺灣和中國大陸，他們的富裕程度足以支撐這種全球化的生活方式。
到2007年，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華人歷史學會(Chinese Canadian Historical Socie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一項研究發現，從香港移民加拿大的25歲至44歲男性中，有三分之二在加拿大以外生活和工作。
這些擁有多本護照和高收入的國際移民湧入，創造了一個為“太空人”生活方式服務的家庭產業。
有的求助熱線為女性單親撫養孩子提供建議，有的心理學家為有遭到遺棄感覺的青少年提供諮詢，有人為空置房屋提供監控服務，每個月改變房子的外部裝潢、修剪樹籬，甚至在門口放上鞋子，讓它看起來像有人住的樣子。
溫哥華也成了北美擁有價值15萬美元以上的超級豪車的中心，銷售的驅動在一定程度上來自中國的財富新貴。還有隨時出面為“太空人青少年”違法超速駕駛辯護的律師。
溫哥華的律師克里斯·約翰遜(Chris Johnson)回憶，一位年輕的客戶不停地撞壞他的黃色蘭博基尼，他建議這位客戶處理掉他那輛華而不實的汽車。然而這位20多歲的客戶——他父親居住在中國——將其折舊換成了一輛灰色蘭博基尼。
炫富以及年輕人超速駕駛帶來的危險，已經成為溫哥華的一個爭議點，但對於這個執迷於房地產的城市，人們對房價飛漲的抱怨仍然更加強烈，外國房主被指責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房價。
溫哥華的唐人街。所謂的“太空人家庭”讓這座城市成為了數萬名生活橫跨加中兩國者的全球聯絡中心。 JACKIE DIVE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溫哥華西蒙·弗雷澤大學(Simon Fraser University)的城市規劃師安迪·閆（Andy Yan，音）表示，溫哥華已成為北美最貴的城市之一，引發人們對該市“太空人”移民的不滿。
安迪·閆說：“種族、階級和收入的不平等，正在與溫哥華超富裕的‘太空人家庭’的激增結合在一起。”
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當局對房價問題表示了關注，已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對外國房主和散佈在富人區的空置房屋徵稅。
這些舉措，加上中國為限制資金出境的努力，一直在幫助減緩溫哥華房價的上漲，並緩解了一些城市居民的不滿。
許多“太空人家庭”居住在列治文市(Richmond)，這是在溫哥華機場附近的一座城市，居住著大量講華語的人，有一排排的大房子，到處可見帶有中文標識的購物中心。
不久前的某個下午，在一個美食廣場裡，與丈夫離了婚的葉女士遺憾地說著太空人式生活給她和6歲的女兒莉莉（Lily，音）帶來的犧牲。一旁，莉莉安靜地在塗色本上畫著畫。
她於2013年在中國生下莉莉後，丈夫做擔保把她和女兒移民到了加拿大。但是她說，事情很快就變味了，丈夫經常不在身邊。在中國的時候，他把幾套房產租出去，變得有錢了，並在溫哥華購買了兩套房產。
她說，儘管他有錢，但他在溫哥華期間，從事的是侍應生或在超市打工的低端工作，賺取僅夠維持永久居留身份的收入。當一家之主找不到更賺錢的工作時，從事低技能工作來保持居留身份在“太空人家庭”並不罕見。
在丈夫抱怨她沒生個兒子之後，兩人離婚了。她沒有長期留在溫哥華的打算。
“我留在加拿大的唯一原因是為了我的女兒。她獲得加拿大國籍後，我就回中國。”她說。
溫哥華的社會服務組織Success為包括許多來自中國的新移民提供幫助，其首席執行官奎妮·周（Queenie Choo，音）表示，這種跨國生活方式帶來了不安全感，使被大洋分隔的家庭失去了親密感。
奎妮·周說：“丈夫住在中國，就像為家人尋找食物而遷徙的企鵝一樣。”
奎妮·周說，除了孤獨，留守加拿大的妻子也會因為他們正值青春期的兒女背棄中國文化或違抗父母權威而遭遇文化衝擊。
然而，戴維·雷說，也有一些女性表示找到了一種解放的感覺，特別是那些來自父權家庭的女性。
他說：“當你問‘是什麼給你帶來壓力？’時，有的人回答是丈夫從中國回來的時候。”
奎妮·周經營著一家社會服務組織，幫助新來的移民，其中包括許多“太空人家庭”。 JACKIE DIVE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也有家庭發現這種分離實在難以承受，因此放棄了太空人的生活方式。
現年46歲的伊遜·曾（Eson Zeng）表示，在與妻子和孩子分開的4年中，他感到孤獨，在持續分居的幾個月裡，他們僅通過中國的社交軟件微信進行互動。現在，他在溫哥華的一箇中國小吃店每天工作12個小時。
對於“太空人家庭”的子女來說，這種生活方式既有挑戰，也有很多好處。
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商科學生威廉·侯（William Hou，音）在列治文市長大，他的父親在北京經營汽車配件生意，每年有半年在溫哥華度過。
楊玉平的丈夫伊遜·曾搬到溫哥華長住，但現在他每天要在他們的小吃店工作12個小時。 JACKIE DIVE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溫哥華時，如果他說英語，他的父親就拒絕回答他。當時，他對此很反感。“我會說，‘我是加拿大人，為什麼要說普通話？’”威廉·侯回憶道。“但是我父親說，‘你一定不能忘記你從哪裡來的。’”
但是，成績優異的威廉·侯開始喜歡做一個多語言者。他對於他的家庭狀況為他提供了經濟機會、強烈的獨立意識以及在兩個不同世界中舒適生活的能力，給予了肯定。
“我在加拿大和中國都能感到自如，”他說，“這是一個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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