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間的共同利益是合作的基礎，利益的對立則是衝突的根源” 。國際社會中，各個國家之間的關係都是十分微妙的，但是追溯本源，各國都是以本國的利益為對外活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外交，當這個詞彙出現在大眾的視野中時，首先聯想到的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新聞發佈會上，鏗鏘有力地回答各國記者提問，表明中國態度、捍衛中國利益的場景。又或是記者盈屋、聚光燈下，兩國領導人的正式會晤。總之，外交給我們的感覺是非常遙遠、非常正式的，是“小人物”難以參與，大人物才能夠決定的重大事件。
歷史長河中，大人物之間富有智慧的“大外交”屢見不鮮，但是以“小人物”拋出橄欖枝，“小人物”為主角的“小外交”卻鳳毛麟角。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國國家乒乓球隊與美國國家乒乓球隊的互訪交流，就是廖若晨星的“小外交”典範。
抉擇：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
乒乓球作為中國的國球，無論是從獲得的榮譽，還是人才培養方面，都是全世界屈指可數的國家。但是此前，中國已經缺席第29屆、第30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至於定於1971年3月28日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的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中國是否報名參賽，還一直在討論之中。
首先，這次舉辦地離中國很近，如果報名參賽，路途通暢，可以速戰速決。其次，太久沒有把國家乒乓球隊拉出去練兵，訓練成果難以檢驗，也不利於乒乓球運動在中國的長期發展。再加上日本乒乓球協會會長後藤鉀二（Koji Goto)為了徹底打消中國的顧慮，率先拋出橄欖枝，表達了希望中國隊參賽並且願意簽署中日乒協間的
《會談紀要》，表明日方承認“一箇中國”原則，還要在即將召開的亞乒聯會議上主動提議開除臺灣的席位。 後藤鉀二就是“乒乓外交”的破冰者，也是第一位“小人物”。當時他正擔任亞乒聯主席一職，並且願意以自己職務為擔保，全力幫助中國大陸奪回臺灣非法侵佔的席位。這一條件十分誘人，周恩來總理被後藤鉀二的誠意打動，於是極力說服毛澤東主席批准中國國家乒乓球隊派代表隊出戰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
助推：工作人員富有政治頭腦
中國派出了代表團參加在日舉辦的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代表團的秘書長是有著多年革命、政治經驗的宋中同志，他是第二位“小人物”。在比賽期間，美代表團團長斯廷霍文（Graham Steenhoven)與宋中無意間坐到同一張桌子上，斯廷霍文隨口說道：“聽說中方已經邀請了南斯拉夫乒乓球隊訪華，如果美國選手能夠去一次中國，一定能學到不少技術。”
宋中同志立馬意識到，這是一個很明確的信號，他敏銳的洞察力已經大概猜到美國隊欲訪華的想法。他也不敢稍有遲疑，隨即將這一信號報告給了北京。其後，當最初北京決定拒絕美國的要求時，中國代表團團長趙正洪與宋中以帶有相當強的主觀性作出決定，不必把這一結果正式通知給美國代表隊。
除了宋中，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小人物”，那就是毛澤東主席身邊的護士長吳旭君 。毛澤東主席有一個“最高指示”：吃過安眠藥後說出的話不算數。但是在某夜吃過安眠藥後，毛澤東主席在昏昏欲睡之時脫口而出：“邀請美國隊訪華。”最初吳旭君嚴格遵照毛澤東主席的“最高指示”，直到毛澤東主席再三催促，吳旭君確定了這次是例外，於是迅速將這個指示快速地傳出了中南海，隨後這一指示傳到了還在日本的中國代表團那裡。
如果宋中同志害怕政治風險、吳旭君同志機械地執行“最高指示”，那麼這場外交活動也會很快地被扼殺在搖籃之中。因為在當時，時間是最寶貴的東西，正式給美國代表隊發出邀請，僅僅是在美代表團決定起身回國前一天。可想而知，如果沒有這些“小人物”的推波助瀾，“乒乓外交”可能就化為泡沫，甚至中美關係緩和進程都可能延緩。
機緣：中美運動員之間的接觸
在促成這場“乒乓外交”的過程中，還有兩位“小人物”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是中國乒乓球運動員莊則棟和美國乒乓球運動員科恩（Glenn Cowan)。
說來也真是機緣巧合，科恩“誤乘”載滿中國隊隊員的大轎車，結果上車後無人開口，場面一度陷入尷尬的地步。這時候，莊則棟率先打破這一僵局，主動與科恩聊天，並且送給了科恩一塊繡有黃山的織錦做禮物。下車後，兩人滿臉笑容，一起從大轎車裡面走出來，一瞬間，所有記者的鏡頭都對準了這兩個本不該有任何接觸的中、美籍運動員。
這短短的幾分鐘車程，打破了長期以來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封閉狀態。兩位運動員的初次接觸，成為了此次世錦賽新聞報道的頭版頭條，連毛澤東主席都連讀刊登在《參考資料》的關於兩人接觸的新聞兩次。兩位“小人物”成為了促成這場“乒乓外交”的重要一環，讓世界的目光聚焦到中美關係破冰與緩和上，也為北京方面決策層同意邀請美國隊訪華提供了支持。
果斷：外交規則的創新
當北京方面同意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消息傳到在日的中國代表隊後，宋中同志立即將這一正式邀請傳達給了美國代表團副團長哈里森（Rufford Harrison）。由於當時哈里森短時間內也無法找到團長，但是時間緊急，哈里森電告美國駐日大使，但是很不巧的是，大使也不在，只有政治處一等秘書坎寧安（Willian Cunningham）在崗。
坎寧安是這場“乒乓外交”的最後一道關卡，而且是最急切的一個關卡。在遇到這麼重大的事件時，僅僅一個秘書，按照外交規則來講，是無法擅作主張作出反應的。但是當時事件發生緊迫，翌日，美國隊就會乘機返回美國，那麼這場邀請也就不得而終。作為一位政治經驗豐富的大使館工作人員，坎寧安認為這件事情非同小可，於是他當機立斷，明確表示：美國隊訪華與美國的外交政策不相牴觸。
這是典型的不按外交規則出牌的舉措，但是他考慮到了如果他拒絕邀請，那麼這可能就是他政治生涯中的最大“敗筆”。甚至他十分驚訝，難以想象北京方面會同意接待美國隊。這一外交規則的創新，是坎寧安在最緊急的時刻作出的最英明的決定，他本人也在之後的採訪中表示，他其實也一定程度上遵循了中國道家“無為”思想，他能夠很篤定地判斷，如果不當機立斷，接受邀請，那麼絕對是一場政治失誤。
在這場“小人物”拋出橄欖枝，“小人物”推波助瀾直到促成的外交活動中，“小人物”摒棄了固有的政治“成見”，沒有顧慮、遲疑，火速判斷並行動，使這場“乒乓外交”能夠順利實現。
如果後藤鉀二沒有力邀中國隊參賽，向中國表達最大的誠意，中國隊可能不會來參加這次世錦賽，那麼也不會有宋中和斯廷霍文的接觸；如果宋中保持政治立場，在與斯廷霍文的交談中將他拋出的橄欖枝置之不顧，那麼也不會有正式的邀請傳達給美國方面；如果吳旭君嚴格遵守“最高指示”，將毛澤東主席的決策以“睡夢中”的決策不算數為由而壓下去，那麼也不會有北決策迅速傳到日本的可能；如果莊則棟和科恩在車上各自為營，不敢有任何接觸，那麼也不會有全世界對兩國接觸的極大關注；如果坎寧安循規蹈矩，按正規外交規則出牌，那麼這份邀請就不能及時奏效，貽誤戰機。
大人物外交司空見慣，談笑間收穫的是“願結友”；“小人物”外交貼近大眾，不經意間會產生意想不到的結果，“乒乓外交”就是“公共外交”、“國民外交”。
這一場“乒乓外交”打破了中美兩國之間長期以來的封閉狀態，為後來基辛格、尼克松訪華，中美正式建交打下了堅實基礎。這是一場成功的外交活動，也是小球推動大球，“小人物”推動大外交的成功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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