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鼓樓東的交道口大街上，北有北鑼鼓巷，南有南鑼鼓巷。
“本市交道口北鑼鼓巷六十三號仇煥香先生啟”，因為寫信，這地址記得很清。我也登過門，進鑼鼓巷南口不遠，路東一小門，門前有幾級臺階。進門是一狹長小院，仇先生就在一排北房裡見我，是不是還有後院我沒注意。
看門牌已不是“北鑼鼓巷六十三號”，而是七十二號；看臺階我認出這是仇先生家的舊時門牆。
仇先生家在順義，有房子有地。所以他能上北京大學，直到畢業，到匯文中學教書。一九四五年秋我進匯文念初一，教室在西樓北頭的半地下室裡，聽他揮灑自如地講國文課。他不是照本宣科一板一眼地講什麼“段落大意”，而是從課文放射開去，講社會，講歷史，講作者，使我們豁然開朗，大開眼界，也懂得了領略文學描寫的細微妙處。自然有不少在當時或今天教學中都會認為出格之處，比方講魯迅的《雪》中說南方的雪“如處子的皮膚”，他就以“豆腐腦”和“老豆腐”分別比擬南方和北方的女性；又從中國古典審美推崇“櫻桃小口”說到好萊塢欣賞大嘴的女明星……仇先生把我們當作他的同輩似的。有時還說起一些跟課文無關的話題，無論關於時事，關於個人，都讓我們格外感到他對學生平等相待，不擺出一本正經的架子。循規蹈矩的課堂秩序中來的孩子，欣喜於他的親切，可以親近，不像一開始見他戴著墨鏡，看不到眼神，神秘莫測，心存幾分畏懼；他看出大家的疑慮，主動說明有隻眼睛怕光，所以戴眼鏡，就使得師生距離拉近了。
但第一次作文卷子發下來，卻給我一個下馬威。仇先生在後面以極俊逸的書法批道：“……非率爾操觚者可比，是從何處抄來？”
下課時我走上講臺，對他解釋，我就是自己寫的，沒有抄襲。他沒說什麼，心裡總是不信吧。第二次作文，他大概留意我當堂作業，相信我自出機杼。由此我們成了忘年之交。
一九四五年，我十二三歲，他二十七八歲，加起來一共四十歲，九十年代我到西郊雙榆樹南里訪他，我們兩人的年齡相加就是一百四十歲了。
一九四六年初寒假前，仇先生拿給我一本油印的毛澤東《論聯合政府》。而寒假後他離開了匯文中學。這樣，為了還書，我到他家去，師母王書珍在市立二中教國文，也是仇先生的北大同學。我住東南城，他住北城，相距較遠，一兩年間也常寫信給他，他見信必復。我一度學他的字體，但總也學不像。
一九四九年初，北平守軍傅作義部接受和平改編，城頭易幟。有一天仇先生忽然遠路迢迢騎車到我家，他說猜我準備“參加革命”了，我說正是，早就不想再留在學校讀書，有些同學已經到基層工作，分到區委和派出所；組織上號召我們投考華大、革大，準備隨軍南下解放全中國。仇先生一反平時對我都是鼓勵的口氣，說，我看你還是繼續上學的好。你不是立志學文學嗎，那還是要多讀書，打好基礎。又說，除了毛澤東、周恩來，黨內還有一個理論家劉少奇，最近寫了《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批判鐵托。參加到裡面去，文學的事業就做不成了。我答應再想一想，他大概看出他的意見我沒聽進去，又匆匆騎車走了。
我在關鍵時刻，人生的一個轉折點上，沒有聽他的話。但許多年後回顧，即使一時聽了他的話，我也不大可能像他設想的那樣踏實讀書，做成“文學的事業”。形勢比人強，何況我的性格絕不是特立獨行，能夠卓然而立的。
仇先生去世後，我去看望師母。她拿出一個雙安商場手提袋，裡面裝著兩瓶酒，說：“他臨去醫院以前，還囑咐說，這兩瓶酒給你留著。他不能喝了，知道你還能喝一點。”我道謝接過來。
想找些話安慰一下老人，說起當年我到北鑼鼓巷，還吃過您包的雞蛋韭菜餡餃子呢。師母說：是嗎？她已經忘記了。
我還記得，半個多世紀前仇先生風姿倜儻，音容宛在。歷覽滄桑後，願您安息。（摘自邵燕祥《衚衕裡的江湖》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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