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歷史掀開了偉大的一頁。七十年來中國畫教學與創作，從新中國初期的中國畫改造，到“雙百方針”出臺後逐步向傳統調整，再到“文革”時期的斷裂，一直在曲折之中摸索前進；直至改革開放以來，逐步走上了正規化的辦學道路，取得了諸多積極的成果；新世紀以降，在綜合國力提升的前提下，在文化多元化語境中，中國畫教學在更為寬廣與精深、包容與共生的方向上取得了長足發展。
新中國初期：改造語境中的建構
新中國初期的中國畫教學與創作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新中國伊始到1956年“雙百方針”出臺。這個階段主要是在中國畫改造思潮之下，對20世紀上半葉中國畫變革的一種延續。對內，繼承五四運動以來對傳統文化批判的主流意識；對外，則對資產階級文藝思想進行批判。同時推行徐悲鴻“素描是一切造型藝術基礎”的教學方針，移植蘇聯契斯恰科夫教學體系，對中國畫進行改造。“科學化”和“大眾化”成為改造的原則，改造中國畫的主要措施，一方面是以科學性的全因素素描體系來作為提高造型能力的基本保證，同時，對來自延安的以年畫創作為主要特徵的風格樣式進行借鑑與傳承。
齊白石為中央美術學院學生示範
學科設置方面，1953年，在江豐的倡導與推動下，中央美院等院校相繼成立了“彩墨畫”系。彩墨畫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強調中國畫材質的特殊性，而規避“中國畫”概念所固有的文化屬性，進而更好地為表現社會、表現工農兵服務。因此，新中國初期，在教學上主要提倡“以人物為主、寫生為主、工筆為主”的教學方針，開設有勾勒課、水彩課等專業課程，逐步打造中國畫“寫實性”話語體系。這一時期中國畫教學的突出成績在人物畫方面，重要藝術家有以素描改造中國畫的徐悲鴻、蔣兆和、李斛、楊之光等，以速寫入中國畫的葉淺予和黃胄等，以及受寫意畫影響的以方增先、周昌谷、李震堅為代表的新浙派人物畫。
雖然1953年就有了向傳統調整的苗頭，但真正意義上向這個方向傾斜，是在1956年“雙百方針”出臺後。“雙百方針”的出臺，“去蘇聯化模式，走中國式道路”成為新的方向，此時比較重要的舉措有，高等美術院校中，將“彩墨畫系”的名稱重新改回“中國畫系”，同時逐步加大山水畫、花鳥畫的課程結構。在其他方面如《中國畫》創刊、中國畫院的建立等。並且在理論方面開展了更為廣泛、更為激烈的關於中國畫特徵以及關於山水畫、花鳥畫的廣泛討論。與此同時，新中國初期“寫生山水”運動成果逐步顯現，此階段“毛澤東詩意山水”“革命聖地山水”正式興起。最主要的體現為李可染、張仃、羅銘的寫生山水創作，以傅抱石、錢松嵒等為代表的新金陵畫派，石魯、趙望雲為代表的長安畫派以及關山月、黎雄才為代表的嶺南畫派的山水創作。花鳥畫也受到了高度重視，以浙江的潘天壽、北京的郭味蕖等為代表。尤為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紀50年代末，浙江美術學院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中國畫教學體系，包括人物、山水、花鳥分科教學，以及書法篆刻科的建立等措施，對中國畫教學產生了深遠影響。
改革開放後：正規化的探索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步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期。首要是對“文革”的反思，在美術領域、中國畫教學方面，無論是人才的培養還是以往經驗的總結，都將教學秩序的恢復、對藝術本體發展規律的重視放在首位。多元化的文化生態，自由開放的政治氣候，都給中國畫壇帶來了多種可能性。國畫教學在20世紀80年代後逐步走向正規化。
潘天壽 給中國美術學院花鳥班學生上課1961年
首先產生重要影響的是寫實性水墨人物畫的發展。在經歷“文革”之後，大家更傾注於真情實感的注入，並且在繪畫中帶有某種批判性，另外一個重要方向就是對筆墨情趣的追求。與此同時，表現性、實驗性水墨也逐步興起，其中一個重要的背景是文化熱、方法熱的討論以及85新潮美術的興起，這也從另一方面刺激了國人對於中國文化價值觀念體系的重新思考，因而老莊、禪宗、儒家思想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美術界對中國傳統繪畫的回應則主要從“危機論”與“生機說”兩方面展開，關於中國畫的前途與發展成為討論的聚焦點。中國畫家開始進入東西方文化的對比性思考中，並且逐步聚焦於國家民族更為深厚的文化傳統當中，這種現象在1990年代初期得到更進一步的深化。對傳統研究的深入在90年代後更表現為與全球化時代的自我身份認同、自我身份定位的關聯。新的地域畫風、多元化的風格樣式也逐步在這種語境中形成。而另一個重要信號則是藝術市場的建立，消費文化、都市文化的興起所帶來的對中國畫的影響。這一段時期，實驗水墨、新文人畫、都市水墨以及水墨裝置等層出不窮，表現出巨大的活力。
許勇帶領魯迅美術學院中國畫58級學生創作 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1960年
總之，嚮往學術、注重藝術規律成為方向性指標。在這種語境下，藝術院校逐步走向正規化建設，具體體現為畫室制度的建立、調整與完善。比如中央美術學院先後經歷了畫室制度改革，新增教研室以及實行教授冠名工作室等制度，不過總體而言中國畫系的教學指導思想就是“立足傳統，緊跟時代，吞吐古今，涉獵中外，鼓勵獨創”，並且強調“傳統、生活、創作三結合的教學原則”，以及“臨摹、寫生、創作三位一體”的教學方法。這一模式在某種意義上也通行於全國院校。
新世紀：包容與共生
新世紀以來，對中華文明傳統的傳承與發揚已經成為美術界的廣泛自覺。中國傳統文化資源在何種層面、何種程度上能夠參與到當下的文化建構中；中國當代文化、本土文化，如何能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在全球化語境下，實現自身的價值；以及由此引申出的各種文化思想如何能在相互包容、多元化的情境中互相建構、相融共生。
中國畫領域，有如下幾個方面的特點。其一，延續自’85新潮美術以來，一直貫穿於整個上世紀90年代的多元價值觀。在某種意義上，西化思潮的衝擊，一方面導致了多元化、多樣化藝術生態的出現，另一方面，也反過來促進了對文化身份的認同與討論。這都是在新世紀作為突出問題呈現出來的。其二，是所謂的消費文化、城市化、都市化的興起所帶來的深刻變化。從城市到都市，從工業化到後工業化，信息化時代的來臨、圖像化的泛濫……尤其在新世紀，隨著科技的發展，智能化時代的到來，在思想觀念、生活習慣、交往方式等各個層面都產生了巨大影響。那麼，如何用中國水墨來表現當代人的生活環境、生活方式以及藝術思考？其三，是在全球化的視野下對本土化問題的重新反思，在多元文化的語境中，對中國畫文脈傳承的思考與推動，如何在一種共時性、空間性的語境中而非歷時性的、線性的脈絡中展開探討，是急需面對的生態問題。
左起：詹庚西、趙寧安、郭怡孮、黃潤華、葉淺予、許繼莊、萬青力、李可染等人在課堂教學中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新世紀以來的中國畫發展，從宏觀上面臨著多元化、多樣化的局面——媒介技法的實驗、中國畫的邊界問題的模糊化以及對傳統重新反思的巨大的歷史張力。以上種種思潮，直接反映到中國畫教學當中。因此，我們不難發現，此階段的中國畫教學，其重點並不完全在於表現當下人的現實生活，也不在於外延式的強調媒介材質性的觀念性實驗，恰恰在某種意義上，更加趨向於將對這些因素的思考與吸收傳統的思想資源、筆墨語言，同時運用傳統的文化內涵進行的內在式的當下延伸。當然，這種延伸仍是建立在多元發展，相融共生的基礎之上。
重新審視七十年來中國畫的發展，不難發現，其實質是建立一個既不同於古代也不同於西方的、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現代教學體系，強調文化格局、文化自信，注重藝術本體的發展規律，以此為文化復興事業注入新的增長點。
（作者為中央美術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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