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此刻，我們在歷史中書寫歷史。
這幾代人，有著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幸福時光。二戰結束70多年來，人類沒有發生過嚴重災難，相反，科技推動著全人類大步向前。與二戰結束時相比，如今抽水馬桶遍佈世界許多國家，移動互聯網覆蓋地球大部分角落，物質比以往任何時代都豐富，人類登上過月球，如今又在瞄向火星甚至更深處的宇宙，研究清楚了DNA的分子結構，種種進步推動著人類壽命大幅度延長。二戰結束時，中國有4億人，平均壽命35歲；如今中國有14億人，平均壽命70多歲。我們隔海相望的鄰居日本，人均壽命已經到了80多歲，成為世界各國追趕的對象。我們的香港，人均壽命比日本還高，世界第一。
我們對災難沒有真正的心理準備。甚至當災難來臨時，還會有僥倖心理。此時武漢人再看春節前一條流行的微博，可能覺得像夢一場——
世界覺得中國是“疫區”，中國覺得武漢是“疫區”，武漢覺得漢口是“疫區”，但是漢口人都正在開心的辦年貨，趕吃年飯，開心的不想搭理你們！轉個段子樂一樂，漢口都不緊張，你們緊張個啥？！”
無需過度指責武漢人，當疫情走向全世界，人們發現在僥倖這個維度上早已天下大同。在歐美國家，人們一度堅決奔向馬拉松、音樂節和不同的聚會，不戴口罩，不保持社交距離，不居家。意大利一位市長氣得錄視頻開罵市民：“天天出去遛狗，你的狗有前列腺炎嗎？”
人類是這樣的動物，即便擁有這個星球上最高的智慧，也有與之匹配的愚蠢。動物不會在危險來臨時裝作一切都沒發生，而是四散逃跑。從某種意義上說，智慧是愚蠢的另一面，思考是智慧生物的麻醉劑。缺陷從我等直立為人開始，只是一點點修復，卻永無止境。
低等生物病毒，一次次印證了這一點。
二
在《病毒來襲》裡，擁有豐富一線經驗的內森·沃爾夫博士，寫了這麼一個邏輯線，我大致簡化一下。
人類跟黑猩猩等同胞在森林中分道揚鑣後，走向了大草原。此後，因為生物多樣性等原因，人類面對的微生物數量大幅下降，還經歷過人口數量銳減，進一步減少了人類攜帶的微生物數量。再後來，人學會了生火煮飯，減少了從食物中獲得的微生物。再後來，人學會了馴養動物、種植作物，基本告別了跟野生動物的聯繫。人類經歷了微生物淨化。
這個過程，看上去躲避了病毒，暗地裡卻增加了危險。
一條線是，人類始終與黑猩猩基因高度相似，因此而具有了相似的免疫系統、生理機能、細胞類型和行為，對病毒來說，人類和黑猩猩作為宿主的區別不大。人類是走出森林，經歷了數以萬年計的文明瞭，黑猩猩身上微生物卻像從前那樣複雜，替人類儲存了難以計數的病毒。所以一旦人類接觸黑猩猩，致命的病毒就來到了我們中間。艾滋病是這麼來的，兩種猴子身上的病毒，在黑猩猩的狩獵中，集中在了一個黑猩猩身上，合成新的病毒，然後等來了人類。瘧疾也是這麼來的，脊髓灰質炎也是這麼來的……
另一條線是，病毒在不同的哺乳動物間穿梭、變異，探索著不同的可能性。讀過《自私的基因》的朋友可能瞭解，任何基因的最終追求，便是為達生存目的不擇手段。病毒儘可能擴大著自己的生存範圍，於是從蝙蝠身上，它們可能把自己留在啃過的果實上，然後傳染給家豬，最終來到人群中間。這便是尼帕病毒的傳播路徑，也幾乎是SARS的傳播路徑。
新冠病毒從何而來，經由何種路徑，最終來到人類中間，目前還不得而知。但它在人類中間的傳播方式已然非常明晰。像這等規模浩大的疫情，其實不需要病毒本身非常高的致死性，比起SARS、MERS、埃博拉，新冠病毒致死率非常低，但比起流感，它又非常高。這是它的狡猾之處。如果感染即死，新冠早被消滅了，因為來不及傳播。這便是埃博拉病毒每次出現都很恐怖，卻會迅速消失的原因。對人類世界而言的恐慌，對病毒來說是一次近乎完美的平衡。
有了這個邏輯基礎，想必很容易理解，為何食用野生動物，是在與全人類為敵。因為這些貪吃客把我們祖先走出叢林，立地為人，馴化動物，種植作物，耕耘文明數千年的所有努力，用一口貪慾就破壞了。其所作為，不像智人。
三
在歷史的另一面，病毒造成的社會影響一點都不微觀。至今，我們還不知新冠最終會迎來何種結局，到它結束的那一天，世界會被破壞成什麼樣。
目前已知的事實是，新冠威力已經冠絕21世紀。如果它最終能與人類歷史上讓人聞風喪膽的瘟疫相提並論，那麼我們正在迎來的是人類的轉折點。那些大瘟疫是，天花、黑死病、黃熱病、肺結核、瘧疾、西班牙流感……
歷史應當在我們的社會中，扮演著恰如其分的警鐘。我們未曾經歷那些瘟疫，所以身上沒有傷疤。但作為一個物種的人類，卻被那些瘟疫永遠改變過。
資料早已多如牛毛。
黑死病曾橫掃歐洲，在上千年的時間裡三次大流行，甚至被當成戰爭武器用過。當年蒙古金帳汗國圍攻卡法城，久攻不下之際，鼠疫開始蔓延。蒙古人居然將死者用投石機扔入城內，造成疫情傳播。最終，蒙古人沒贏，鼠疫卻席捲了歐洲與中東。有統計顯示，1400年歐洲人口的平均壽命，從黑死病爆發前的30歲，下降到了20歲。數千萬人命喪其中。
最終，鼠疫徹底衝擊了歐洲。人們開始不那麼信上帝，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就此開端。人們減少了勞動力，只能寄希望於提高生產力，間接導致工業革命誕生。而我們今天用的隔離病毒方式，就是被世界衛生組織專家稱作“古老”的方式，可以一直追溯到那個年代。
還記得嗎？去年有幾個內蒙古農民患鼠疫，最終轉來北京治療。那病毒從未遠去，始終沒有徹底消滅，但人類已有足夠多辦法對付它。只是不但代價高昂，時間長度也讓人驚歎，佔到了整個文明史幾分之一的長度，也帶來了人類社會真正的轉折。
天花則可追溯到3000年前，橫掃過整個世界，堪稱人類歷史第一大殺手，其中不乏沙皇彼得二世、法國國王路易十五、英國女王瑪麗二世、清朝順治帝、奧地利約瑟夫一世等君王。羅馬十字軍東征中，因天花而幾乎全軍覆沒，倖存的士兵又把這種病帶回了歐洲。歐洲殖民者曾帶著這個病毒前往南美洲，前往澳洲，最終以天花殺死的土著人，遠遠超過戰爭。皮薩羅率領168個人征服印加帝國之前，天花早已殺死了皇帝和繼承人，帝國已內亂叢生。
說來有趣，世界上第一種預防天花的疫苗來自中國。那時，醫生從天花患者的傷疤上蹭點東西下來，或者研磨成粉，塗到健康人皮膚切口上，或者直接蘸入鼻孔。這種方式依然有2%的死亡率，但比起天花高達30%的死亡率，孰優孰劣一目瞭然。於是，沿著絲綢之路，這種被稱作“人痘”的方法一直傳到了歐洲。
在歐洲，這辦法最大的敵人，是篤信上帝的人。他們認為，上帝決定誰生誰死。於是一場公開實驗開始了。這是現代醫學大型雙盲臨床試驗的前奏。一位波士頓的醫生，把幾百人身上進行了接種，最終一場天花來臨，這些人的生存率明顯高於普通人。
後來，這種方法被歐洲醫生改進為“種痘”，也就是牛痘接種。最終，牛痘技術在世界普及開來。用同樣的方法，很多其他疾病也得到了預防。最終，疫苗這個概念在這世界上誕生了。而天花，被疫苗消滅到，今時今日只在俄羅斯、美國極個別實驗室中留存。
人類就是這樣從瘟疫中走來的。不是天花造成數以億計的人死亡，今日可能都還沒有疫苗這東西。而我們，已經在期待新冠疫苗早日成功了。
這樣的例子，傳染病學家能徹夜講述。不同的傳染病，給人類社會帶來截然不同的改變。我們今天很多衛生習慣，都是在同傳染病的鬥爭中習來的。飲用健康水，接種疫苗，勤洗手，室內通風，學會打噴嚏和咳嗽時掩住口鼻，吃清潔的食物，甚至疾控系統的建立，普及抽水馬桶等等，都是瘟疫給人類的教訓。
有些教訓，不需要一再重來。
四
並不是每一種傳染病，最終都像天花那樣被戰勝了。今天，3月24日，是世界防治結核病日，這個已經出現100多年的傳染病，在至少奪去2億多人生命之後，依然沒有被完全戰勝，每年還有150萬人死於此病。
當我們談到面對新冠，其實在談的是一個巨大的未知。
比爾蓋茨說，新冠病毒不是一場巨大的災難，而是一個“偉大的糾正者”。的確，在面對災難時，不是災難本身便能決定未來，我們如何應對災難同樣重要。這些天，諸多有識之士都提到，這可能是人類一次轉折點。
可是，它要糾正什麼？每個人心中答案各不相同。
尤瓦爾·赫拉利的擔憂更為深遠，他呼籲人類做出選擇，是走全球團結的道路，還是繼續各據一方？“如果我們選擇全球團結，這將不僅是對抗冠狀病毒的勝利，也是抗擊可能在21世紀襲擊人類的所有未來流行病和危機的勝利。”
這話說得人心潮澎湃。生而為人，誰不希望看到整個物種走向更美好的明天，誰不希望看到人與自然真正和諧相處，來自叢林深處的病毒遠離人類，來自人類膨脹的慾望遠離野生動植物？對不起，真有人不想。這是70多億人難以達成的共識，如今的傷疤，還沒有痛在每個人身上，何況好了傷疤之後讓每個人記得痛。
讓人感到希望長存的是，科技進步一次又一次扮演著讓人期待的角色。歷次大瘟疫，都某種程度上刺激了科技進步。新冠尚未有此功效，但全球科技界這段時間同氣連枝，最頂尖的科學家們，以自己的語言進行著交流。最頂尖的製藥公司，日夜攻關疫苗與藥物。這是天花、霍亂、鼠疫、西班牙流感甚至SARS、MERS不曾有過的待遇。如今的合作模式，如今面對病毒的方式，一定會給後來者以啟發。這不會是人類最後一次面對大型傳染病。
東京奧運被推遲了，227年來紐交所第一次關停，全世界4萬多個航班停飛，頂級足球、籃球聯賽停擺，幾乎所有國境線都接近關閉，從亞洲到美洲、到歐洲，街道空蕩而無需，交通不再擁堵，人們憋在各自的房子裡，期待瘟疫過去。當世界第一次共同關起大門，才發現眼前的敵人不是從電影中經常提到的，外太空襲來的黑暗力量，而是分子結構並不複雜的病毒。
這像一場隱喻，想提醒人類點什麼，卻又不直接開口。
閱讀更多 who知道 的文章
